“六朝”风调与“花间”词统——论《花间集》与词体文学特征的历史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征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花间论文,词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词体文学特征是指词作为与诗、曲相对应的单独文体所具有风格上的美学规定。唐宋时期，词体实践提供了三大风格典型：《花间集》的婉丽；苏、辛的豪旷；姜、张的清空。三者均可成为规约词体文学特征的备选，然历史最终选择了《花间集》的婉丽作为词体文学风格的主导特征，并形成词学中“诗庄词媚”、“词为艳科”等基本认识。故四库馆臣曰：“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一派。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故至今日尚与花间一派并行而不能偏废。”① 四库馆臣以晚唐五代特别是以《花间集》作为逻辑起点来考察，认定词的文学特征为清切婉丽。然夏承焘对此产生异议：“词之初体，出自民间，本与诗无别；文士之作，若刘禹锡、白居易之浪淘沙、杨柳枝、竹枝，以及张志和、颜真卿之渔父词，亦近唐绝，非必以婉丽为主。至晚唐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始一以梁陈宫体、桃叶、团扇之辞当之。若寻源溯流，词之别格，实是温而非苏；提要之论，适得其反。”② 夏承焘将词发生的时间起点向前推移，主张以历史产生的先后来建构词体文学特征。今天也有学者通过对“两万一千多首宋词作品的题材类型以及形成题材类型结构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多方面的考察，深刻地认识到，词体与其他文学体裁一样是一个开放性的载体，适用于各种题材；题材多样化正是词体发展、壮大和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问题的解决为我们最终辩正传统词学关于‘诗言志，词言情’、‘诗庄词媚’、‘词为艳科’、词‘别是一家’等片面观点。”③ 诚然，宋词实践无论从题材还是风格方面，均显示了词体的丰富性，但词体文学特征是一本质性的规定，是在绎出不同于诗歌要素之后的理论概括，必须表明其与诗体的美学区别，否则容易导致诗、词两种文体体性的迷失。
词从民间起源发展到文人创作，如果说早期词人挟唐诗之结习进入词领域，词如诗，那么到温庭筠则开始出现质的变化，词的身段、声情已经完全自具面目、自具风采，因此以《花间集》作为建构词体文学特征的逻辑起点，应没有什么疑义。当然这还只是依据结论的预设，如要确证词体文学特征的建构的确与《花间集》有关，势必回到词学历史本身，对《花间集》与词体文学特征的关系作一番考索。
宋、元时期词体文学特征建构之考察
唐、宋时期，词体在创作形态方面得到充分展开，形成了多样风格。偏好不同的词人对于词表达了属于个人的理解，然这种理解多停留于具体的作品论评上，因此他们对于词体文学特征的建构处于暂时的不确定状态。这一点甚符合古代文学批评家理论活动的共性：“大致辨识由具体的作品论评上升到艺术哲学的轨迹。”④ 就词体文学特征建构而言，唐宋元时代多处于具体的作品评论阶段。即使出现了能够上升到艺术哲学层次的思考契机：诗词之辨，然因缺乏鲜明的经典示范，词体文学特征的建构是不成功的。苏轼主张词乃诗之余，如“微词宛转，盖诗之裔”⑤，后此词论家承接这种建构模式，如胡寅“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古乐府者，诗之旁流也。诗出于离骚、楚词”⑥，这种认识模式无非要伸张苏轼的词学风格，让词接续上诗歌的传统。坚持词本位的词论家所倚靠的不是传统力量，而是现实鲜活的存在土壤。郭英德说：“中国古代文体的生成大都基于与特定场合相关的‘言说’这种行为方式”⑦，对于词而言，两宋几乎都保存着晚唐五代以来的特定场合与“言说”方式：在歌楼绮席等宴享环境中由朱唇皓齿发其要妙之声，故现代词学家胡云翼认为：“宋代的词学背景……既是国家平靖，人民竞趋于享乐。词为艳科，故遭时尚。”⑧ 得到俗世时尚承认的“词为艳科”却遭到传统力量的强大掣肘，主张苏轼词学观点的认为：“夫镂玉雕琼，裁花剪叶，唐末词人非不美也，然粉泽之工，反累正气”⑨；即使是坚持词本位的词家，对“词为艳科”也难以极力伸扬，对此他们采取雅化措施，代表如张炎：“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于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⑩；元代的陆辅之：“夫词亦难言矣，正取近雅，而又不远俗。”(11)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在宋元时期，关于词体文学特征的理论认识是没有定型的，对其讨论仍然处在进行中。
宋元时期词体文学特征的讨论彰显着如下基本事实：被俗世精神浸染的词体，不断地受到持传统文学观念文人的修正，形成一方面词体实践持续地开疆拓域；另一方面由于宋代缺乏正视词体的理论自觉，造成关于词体文学特征认识的不定型。此种语境之下，《花间集》在建构词体文学特征的认识方面则没有机会。持诗学观念的文人，《花间集》成为反面典型，如胡寅则认为苏轼词的出现使得“花间为皂隶”(12)；宋末林景熙认为“唐人《花间集》，不过香奁组织之辞，词家争慕效之，粉泽相高，不知其靡”(13)。不过林景熙的批评中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词体实践中效慕花间习气的依然大有人在，然此时效慕的花间习气我们不能理解为就是《花间集》本身，而是后期花间习气的内部变体，是对早期花间习气的雅化结果，因为坚持词本位的词论家虽然不是特别激烈地反对《花间集》，甚至在有些场合还发表了对《花间集》的欣赏，但对《花间集》造成的影响保持警惕，如张炎：“古之乐章、乐府、乐歌、乐曲，皆出于雅正。粤自隋、唐以来，声诗间为长短句。至唐人则有尊前、花间集”(14)，论述中首先鲜明地阐明雅正观点，然后叙述词史，对于尊前、花间集则一笔带过，直到周邦彦；从张炎整个词学思想来看，其以周邦彦为宗是很清晰的；虽然周邦彦属于花间流脉，但其已经脱离花间的俗性而趋雅正。持正统诗学观念的词学家与持词本位观念的词学家在词必须回归雅正的认识上达成共识，从而将《花间集》搁置于词体文学特征的观照之外。然宋代在这两派主流声音之外，对于词体与《花间集》的关系出现了预示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如宋陈善《扪虱新话》中云：“予故尝以唐《花间集》为长短句之宗”(15)，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语《花间集》为“近世倚声填词之祖。”(16) 他们思考的立足点无疑是俗世的，因此这种思考不可能得到雅文化力量依然很强时的文人支持。
由此可见，《花间集》与词体的关系如能得到正本清源的认识，其必有待俗世精神复兴的社会土壤。明朝中后期，俗世精神得到张扬，同时随着六朝文学的兴盛以及明人对文体特征的高度关注，词体文学特征开始出现理论上的自觉。在此背景之下，《花间集》进入词学视野，直到清代依旧作为词学的统绪资源而存在，成为建构词体文学特征的标准典范。
明代“花”“草”流行趋势比较与“花间”词统
当代学者总是通过明末词人徐士俊：“《草堂》之草，岁岁吹青；《花间》之花，年年逞艳。”(17) 以及清王昶《明词综序》：“永乐以后……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18) 等的陈述来理解与印证明代的词学渊源，并由此得出《花间集》与《草堂诗馀》在明代联镳并辔之印象。其实《花间集》经历宋后相当长时期的沉寂后，于明代中后期突然走红，且有压倒先期流行《草堂诗馀》的趋势，成为清人将批评集矢于《草堂诗馀》的苗头。
有两则典型事件反映了《草堂诗馀》与《花间集》各自在明代前、中后期的升沉异趋。陈铎，明代弘治、正德间人，曾遍和《草堂诗馀》并结集为《草堂余意》。陈霆《渚山堂词话》云：“江东陈铎大声，尝和《草堂诗馀》，几及其半，辄复刊布江湖间。论者谓其以一人心力，而欲追袭群贤之华妙，徒负不自量之讥。”(19) 很显然，无论是陈铎还是陈铎的同时人，《草堂诗馀》均被视为词学经典。历史发展中饶有兴趣的是，明代前期词人的狂热追捧、遍和《草堂诗馀》被后期词人和《花间集》、自称《续花间集》所代替。《古今词话·词品上卷》：“沈际飞曰：‘张杞和《花间集》，凡四百八十篇，篇篇押韵……字字求新’”(20)；《词苑丛谈·品藻三》：“范文光《续花间集》皆画船歌席题赠之作。”(21) 关于张杞遍和《花间集》，明卓人月《词统》这样评说道：“西蜀、南唐而下，独开北宋之垒，又转为南宋之派，《花间》致语，几于尽矣。黄陂张迂公，词起而全和之，使人不流于庸滥之句，谓非其大力与？”(22) 我们对卓人月的言论别的不说，单单就其高度评价张杞和《花间集》的意义足以让我们明白，在当时词人的心目中，《花间集》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以致和《花间集》被视为“大力”之举。两则典型事例极端地说明了明前期词坛影响较深的词学选本是《草堂诗馀》，中后期影响较深的词学选本则是《花间集》。
固然明代现存于今的《花间集》本数量低于《草堂诗馀》。据统计，明代《草堂诗馀》或由《草堂诗馀》衍生的词学选本有39种，从最早的洪武二十五年（1392）的遵正书堂刻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馀》到明末经业堂刻本《类编草堂诗馀》，几乎和这个朝代相始终(23)。《花间集》明代留存现今最早出现的版本为明正统年间，其后陆续出现各种本子有19种(24)，但事实上，明代中后期词坛通过对《草堂诗馀》与《花间集》的互相融合，并在理论意识上开始批评《草堂诗馀》，正面张扬《花间集》的词学价值，如吴承恩编辑《花草新编》、陈文耀编辑《花草粹编》。吴承恩说：“选词众矣，唐则称花间集，宋则草堂诗馀，诗盛于唐，衰于晚叶，至于词调，独妙无伦，宋虽名家，间犹未逮也。宋而下，亦未有过宋人者也。然近代流传，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岂非宣情易惑而含思难谐乎？”(25) 以唐晚叶词之代表《花间集》为“独妙无伦”，而以“宋词”之《草堂诗馀》为“间犹未逮”，字里行间透露出近世词之弊端来源于“草堂大行，而花间不显”，《花间集》《草堂诗馀》之间褒贬自明。持同样观念的还有读书堂跋《花间》《草堂》合刊本：“今《草堂》集中祝寿、咏桂诸恶道语皆得广传，而《花间》刻无嗣响，譬彼采艳于江南，未睹邯郸之佳丽。惜哉。”(26) 钟人杰跋《花间》《草堂》合刊本：“《花间》无俗调，《草堂》人数阕而外悉恶道语，不耐检。想当时村学究所窜入。”(27) 顾梧芳《尊前集引》：“余素爱《花间集》胜《草堂诗馀》，欲传播之。曩岁客于吴兴，茅氏兼有附补。而余斯编第有类焉。”(28) 这里的茅氏指明茅贞叔，曾经编有《花间集补》(29)。以自己刊行的《尊前集》作为与《花间集》一类的作品看待，可见顾梧芳对《花间集》的赏爱程度。明末毛晋：“近来填词家辄效柳屯田作闺帷秽媟之语，……急梓斯集（指《花间集》），以为倚声填词之祖。”(30) 以一个出版家的身份指出词坛学习柳永的过处，认为改变这种境况的途径是以《花间集》来指导创作。因此，明代中后期，《花间集》在当时词学批评者心目中的地位是超过《草堂诗馀》的，并有希望用《花间集》代替《草堂诗馀》来改革词风。
另外，在《花间集》的影响之下，明代后期形成了崇尚《花间集》的词学潮流与词学流派。清沈曾植说：“自明季国初诸公，辨香《花间》者，……。邹水圣谛，大都演此。”(31) 明确地指出明末清初词学风尚与《花间集》之间的呼应关系。明清之际最大的词学流派云间词派也是宗法《花间集》，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四：“卧子之论词也，探源兰畹，滥觞花间，自余率不措意。”(32) 明末清初，宗法《花间集》是普遍大势，即便是清代开宗立派的朱彝尊、陈维崧也概莫能外，如陈维崧为《浙西六家词》所作的序言中这样评价这六家词：“玉玲珑山阁，滴粉搓酥；红菡萏湖庄，啼花怨鸟。更若公叔华宗，相君贵胄，常栖莲幕别署。竹垞杜紫微掌书记之日，艳体偏多；韩君平知制诰之年，宫词不少，醉卧凤凰桥下，曾翻十院琵琶。狂游鸡鹿塞边，惯听一军荜篥。书之粉壁，谱在罗裙。”(33) 这些表述让我们充分领受到早期浙西词人以“花间”为宗的词学风尚。同样，早年陈维崧也是“花间”词风的忠实追随者，如陈宗石：“伯兄少年……不无声华裙屐之好，多为旖旎语”(34)，邹祇谟也说到“其年之娇丽”(35)，无不在说明陈维崧早期是在步武“花间”。也许后来由于开宗立派的需要，对《花间集》的追崇有些淡化。到常州词派，《花间集》被其奉为极则，早期张惠言的“《词选》，欲推尊词体，故奉飞卿为大师”(36)，中期的周济也认为《花间集》“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37)，后期的陈廷焯称扬张惠言《词选》“可称精当……温、韦宗风，一灯不灭，赖有此耳。”(38)
总之，从明代中期开始到清代末期，《花间集》逐渐代替《草堂诗馀》，成为词坛摹习的对象，成为词学理论建构的经典参照，形成了理论意识中“温、韦宗风，一灯不灭”的历史景象。
词体观照：六朝风调与“花间”词统
这种历史景象的形成固然与明代崇尚俗情的社会思潮与审美心理有关，然仅局限于此，就很容易将“花间”现象等同于社会思潮与审美心理支持下稍纵即逝的流行风，当然也就无法解释对明人如此不屑的清人仍旧步趋崇尚《花间集》。明代中后期《花间集》的流行，实有深刻的学理根据。这段时期对词体的思考显然已经突破宋人“具体的作品论评”，贯穿了对词体本体“艺术哲学”的思考。
中国词学发展到明代，已经完全从先前附属于音乐的文艺样式变为一种纯粹诉诸视觉的文学样式。这种文学样式的基本特征，词学界必须认识且给出一些基本回答。回答词是何种文学体裁，明人采用了原始察终、寻源溯流的思维方式，且形成了几乎一致的“以六朝为源”的理念。下面选取几种典型性的观点徵明之：
李伯屿（1406—1473）字君美，上海人，宣德元年举人，尝辑《文翰类选》行世。《文翰类选》将词列为“词调类”，从编辑体例来看，有原始察终的意图。在“词调类”首出现陈代陈后主的《秋霁》。这种体例显示出词的起源在六朝的一种倾向。(39)
陈霆《渚山堂词话序》：“然则南词始于南北朝，转入隋而著，至唐宋昉制耳。”(40)
杨慎《词品序》：“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在六朝，若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填词之体已具矣。若唐人之七言律，即填词之瑞鹧鸪也。七言律之仄韵，即填词之玉楼春也。若韦应物之三台曲、调笑令，刘禹锡之竹枝词、浪淘沙，新声迭出，孟蜀之花间，南唐之南畹，则其体大备矣。岂非同源共工乎。”(41)
王世贞《艺苑卮言》：“词者，乐府之变也。……盖六朝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42)
词的风格类似于六朝，宋人已有论述，如《雪浪斋日记》记载：“晏叔原工于小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不愧六朝宫掖体”(43)，然多只是针对具体现象的偶一赏会之见。明人将词“以六朝为源”，不再是针对某一作家的特定风格，而是指向词体本身，词体则已脱离现象层面作为单独的关注对象，显示了明人用六朝风调来建构词体文学特征的理论旨趣。
六朝文学与词体联系起来，与明代有一股学习六朝文学的潮流相关，在六朝文学的温习过程中，发现了《花间集》。“弘治间，文明中天，古学焕日……嘉靖初，稍稍厌弃，更为六朝之调。”(44) 对此，李梦阳发过一段感慨：“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习、是尚，其在南都为尤盛。予所知者，顾华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习而尚之固宜，庭实，齐人也，亦不免，何也？”(45) 六朝风调不仅在南都、而且向北方流衍，连复古主义阵营也受其影响，如复古文学思潮的宗主李攀龙编辑《古今诗删》，在乐府诗以及古诗的选取方面特重六朝风味。大诗人杨慎更是“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丽靡之词”(46)，正是特别醉心六朝文学的杨慎，重新发现了《花间集》在重构词体文学方面的价值，于是大力推扬，《花间集》于是流行起来(47)。在杨慎看来，《花间集》与六朝文学之间具有天然的关系，所以其词既有六朝的影子，如王世贞就认为：“我朝以词名家者，……杨状元用修，好入六朝丽事”(48)；也有《花间集》的身段，如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用修小令，合者有五代人遗意”(49)，当今也有学者认为：“杨慎的词作，受《花间集》影响非常明显。”(50)
本来将《花间集》与六朝联系起来，自五代欧阳炯《花间集序》：“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就已经开始；后来陆游《花间集跋》认为：“适与六朝跌宕意气差近”(51)；之后宋人也有将《花间集》与六朝古都金陵联系起来，宋绍兴本晁谦之跋：“右《花间集》十卷，……建康旧有本。比得往年例卷，犹载郡将、监、司、僚幕之行，有《六朝实录》与《花间集》之赆”(52)，通过金陵官员的离任以《六朝实录》以及《花间集》作为赠礼的行为看，《花间集》已经作为六朝古都金陵的象征物而存在。虽然如此，他们同样缺乏词体的理论自觉。明人视野中《花间集》与六朝文学的关系则置身于词体的理论观照这个前提之下，在论述词的源流变化的时候总是将《花间集》纳入六朝文学之流，如：
汤显祖评《花间集》序：“尝考唐调所始，必以李太白菩萨蛮、忆秦娥及杨用修所传清平乐为开山；而陶弘景之寒夜怨、梁武帝之江南弄、陆琼之饮酒乐、隋炀帝之望江南又为太白开山。若唐宣宗所称‘牡丹带露珍珠颗’《菩萨蛮》一阙，又不知何许人，而其为《花间集》之先声，盖可知已。”(53)
顾梧芳《尊前集引》：“历考填词，举动按调，音律益严。则知古乐府触类于古诗，而填词抽绪于近体。然近体造端梁、陈，更唐天宝、开元，其格始纯，又况填词之精工哉。”(54)
董逢元《词原序》：“俞夫襄陵起于跳沫，干霄蘖于皲壤，厥惟久矣。予固不敢目古乐府为词也，而词则实乐府之流变也。是以泱莽于宝历（唐敬宗李湛年号）、开成（唐文宗李昂年号），涓芽于大同（南朝梁武帝萧衍年号）、天监（南朝梁武帝萧衍年号）。中间或为调防；或为名尸。虽其余动零膏，犹将以建温茅掩韦也。敢数典忘祖哉。”(55)
汤显祖开宗明义“唐调所始”，意欲寻溯词体，认为六朝文学是《花间集》之先声；顾梧芳认为填词来源于近体，而近体的造端在六朝梁、陈；董逢元更直接，认为词是乐府之流变，“涓芽于”梁武帝，“泱莽于”晚唐。在他们看来，词起源于六朝，体格纯净于晚唐五代，因此作为词体文学，六朝文学只是远祖参照，《花间集》才是近祖典范。正如徐师曾说：“按诗余者，古乐府之流别而后世歌曲之滥觞也。……赵崇祚辑为花间集，凡五百阕。此近代倚声填词之祖也。”(56) 成书于万历甲午年（1594）的由董逢元编辑的《唐词纪》，其序言中说：“夫词若宋富矣！而唐实振之，则其间藻之青黄，描之婉媚；吐之啁哳激烈，辄能令人热中。”(57) 书名唐词，实际多数为五代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编成于万历甲午，虽以唐词为名，而五季十国之作，居十之七”），而五代词正好以“花间”词为主体。《唐词纪序》中继续提出：“予盖虑引商刻羽之妙，与阳阿薤露之音，渺乎无分。故特采初葩，广摅镺蔓，以志缘起”，董逢元的一席话实在是道出了明人在迷失词体认识的情况下，希望以晚唐五代词作为自己祖习的范本，重现引商刻羽之妙与阳阿薤露之音。
透过上面我们对明人词学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明人基于鲜明的词体观照，以体现六朝风调的《花间集》作为建构的经典范本，由此开始了中国词学以《花间集》主导词体文学特征的历史。
“花间”词统与词体文学特征
词体文学特征是一本质话题，本质永远不及现象丰富，同时现象也会存在大量非本质的要素，因此那种仅仅以现象为据怀疑本质是值得商榷的。另外，将回归民间作为建构词体文学特征的逻辑起点，并且因此执著地认为词体等同于诗，进而不认同《花间集》所奠定词体文学特征的意义，这多少有些类似于类人猿进化成原始人之后，依然固执地认为人就是类人猿，否定原始人在人类进化史上质的转变意义。
明代中后期，俗世精神占据士林，以《花间集》为代表的词体文学特征得到其原初性认识；随着对士林俗世精神的批判以及清代儒学的全面复兴，《花间集》在建构词体文学特征的认识过程中杂糅进了传统诗教意识，因此从明代中后期到清代，《花间集》建构词体文学特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词体文学特征是“风华情致”。风华情致，作为词学中一个整体美学范畴，对词体文学特征第一次进行了充分地概括，最先由杨慎提出。杨慎《词品》卷之一：“大率六朝人诗，风华情致，若作长短句，即是词也。宋人长短句虽盛，而其下者，有曲诗、曲论之弊，终非词之本色。予谓填词必泝六朝，亦昔人穷探黄河源之意也。”(58) “风华情致”成为词体与六朝诗二者最近似的特征。“风华情致”包含呈现两个层次：其一是“风华”与“情”。所谓“风华”无非是词体外在的绮靡；所谓“情”无非是词体原初闺阁男女之情，如陈霆《渚山堂词话序》：“纤言丽语，大雅是病。然以东坡、六一之贤，累篇有作。晦庵朱子，世大儒也，江水浸云、晚朝飞画等调，曾不讳言。用是而观，大贤君子，类亦不浅矣。抑古有言，渥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之薇露，美动七情。”(59) 这段话中，陈霆借苏轼、欧阳修、朱熹等大贤君子为词体的“风华”与“情”张本。沈际飞则将这种“情”“文”关系推到极致，说：“情至也，情生文，文生情，何文非情，而以参差不齐之句，写郁勃难状之情，则尤至也……虽其镌镂脂粉，意专闺檐，安在乎好色而不淫？”(60) 其二则是在前两者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风致”。如陈霆提及瞿佑《望西湖》词“视宋人风致尚远”、陈铎冬雪词“有宋人风致”、高启不及杨基之“清便绮丽，颇近唐宋风致”(61) 等，可见陈霆也是将“风致”作为最高的审美准则。通过陈霆所举出的词进行比较，“风致”当是“风华”与“情”结合产生的摇曳多姿的美学韵味。这个阶段认识到的词体文学特征是直面词体本身的结果。
第二阶段，传统诗教内容逐渐渗入到词体文学特征的建构中来。虽然，明代中期俗世精神的高涨正面张扬了词体本来的文学特征，但是词体对传统文化的力量并不可能做到掉头不顾，即使持“诗余之传，非传诗也，传情也”的沈际飞也不得不抬出孔子，说：“我师尼氏删《国风》，逮《仲子》、《狡童》之作，则不忍抹去，曰：‘人之情，至男女乃极’。”(62) 明帝国后期，儒学精神重新在士林抬头，“风华情致”的词体文学特征无疑必须受到改造与扬弃。改造的途径则是保留外在的风华，另自攀诗教传统，将“情”转变成寄托之志。此种情势之下，词的文学特征的内在规定分为两个层面：意内与言外，如汤显祖评价温庭筠的词时说：“温如芙蕖浴碧，杨柳挹青，意中之意，言外之言，无不巧隽而妙入”(63)；清王士祯对于受《花间集》影响的云间词派的评价是：“词至云间《幽兰》、《湘真》诸集，意内言外，已无遗议。”(64) 所以明末周永年说：“士不深于比兴之义，音律之用，而但长短其诗句，以命之曰词，徒见其不知变耳。”(65) 清代朱彝尊评说陈维云的词：“原本《花间》，……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66)；陈维崧评说《乐府补题》说：“此则飞卿丽句，不过开元宫女之闲谈；至于崇祚新编，大都才老梦华之轶事也。”(67) 考察整个清代，对于词体文学特征的规定几乎沿袭这种“意内言外”的思路。张惠言认为词应以温庭筠为最高，因为其词“深美闳约”。无疑张惠言认为词体的文学特征乃是“深美闳约”，其解释的根底是中国诗骚中有将“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与“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视为同构的传统，词体擅长书写“风谣里巷男女哀乐”，很自然地其中能够寄载“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可见，张惠言开创的常州词派对于词体文学特征的认识只是在意内作功夫，而对于《花间集》影响的“言外”特征则不断强化，并认为这种特征最符合传统诗教精神。晚清陈廷焯的“沉郁顿挫”以及况周颐的“静穆”等继续着这种词体文学特征的建构，如陈廷焯在正面亮出“沉郁顿挫”之后，举例说明：“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68) 况周颐则认为：“词有穆之一境，静而兼厚、重、大也。淡而穆不易，浓而穆更难，知此，可以读《花间集》。”(69)
综上所述，词体文学特征是明清以来词学理论界自觉地以《花间集》作为参考标准的结果，它经历了“风华情致”到“深美闳约”等的认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词体文学特征始终要求保持《花间集》所特有的秾挚、婉丽；在这个过程中，才在理论意识上真正奠定词作为另一文体所必须具有的文学特征。
注释：
① 《四库全书总目·〈东坡词〉提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夏承焘《唐宋词论丛·四库全书词籍指要校议·东坡词》，夏承焘《夏承焘集》［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③ 许伯卿《论题材多样化、情志一体化与词体的成熟》，《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2期。
④ 陈良运、朱光甫《中国历代文学论著丛书总序》，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⑤ （宋）苏轼《祭张子野文》，苏轼《苏轼文集》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43页。
⑥(12) （宋）胡寅《酒边集序》，转引张惠民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 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⑧ 胡云翼《宋词研究》，胡云翼著、刘永翔、李露蕾编《胡云翼说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⑨ （宋）汤衡《于湖词序》，转引自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
⑩(14) （元）张炎《词源》，《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3页，第255页。
(11) （元）陆辅之《词旨》，《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1页。
(13) （宋）林景熙《胡汲古乐府序》，引张惠民编《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15) （宋）陈善《扪虱新话》，转引自施蛰存、陈如江辑录《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7页。
(16)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转引自施蛰存、陈如江辑录《宋元词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96页。
(17) （清）冯金伯《词苑萃编》［卷八］，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40页。
(18)(22) （明）王昶《明词综》，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9)(40)(59)(61) （明）陈霆《渚山堂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5页，第374页，第374页，第372页。
(20) （清）沈雄《古今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45页。
(21) （清）徐釚辑、王百里校笺《词苑丛谈校笺·品藻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7页。
(23) 刘军政《明代〈草堂诗馀〉批评论》，河南大学2003年硕士学位论文。
(24) 萧鹏《群体的选择——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25) （明）吴承恩《花草新编序》，蔡景康《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26)(27) 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赵山林教授指导，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28)(54)《花间集·花间集补·尊前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9) 陈良运《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
(30) （明）毛晋《花间集跋》，词苑英华本。
(31) （清）沈曾植《菌阁琐谈》，唐圭璋《词话丛编》［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05页。
(32) （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64页。
(33) （清）龚翔麟《浙西六家词》［十一］，清康熙龚氏玉玲珑阁刻本影印
(34) （清）陈宗石《迦陵词全集跋》，陈维崧《迦陵词全集》，清康熙二十八年陈宗石患立堂刻本。
(35) （清）邹祇谟《远志斋词衷》，唐圭璋《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9页。
(36) 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栩庄漫记》，转引自王兆鹏《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页。
(37) （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词话丛编》［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31页。
(38)(49)(68)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777页，第3824页，第3777—3778页。
(39) （明）李伯屿《文翰类选大成一百六十三卷》，明成化刻弘治嘉靖递修本。
(41)(58) （明）杨慎《词品》，唐圭璋《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8页，第425页。
(42)(48)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唐圭璋《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5页，第393页。
(43)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4) （明）杨慎《升庵诗话》［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74页。
(45) （明）李梦阳《章园饯会诗引》，李梦阳《空同集》［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 （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54页。
(47) 此说受到李一氓的怀疑（《校后记——关于花间集的版本源流》，见李一氓校《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今据汤显祖《花间集序》：“《花间集》久失其传。正德初杨用修游昭觉寺，寺故孟氏宣华宫故址，始得其本行于南方”以及杨慎《词品》卷二：“此集久不传。正德初，予得之于昭觉僧寺，乃孟氏宣华宫故址也。后传刻于南方”进行对照，认为杨慎与《花间集》的盛行有一定关系。
(50) 郭杨波、周啸天《论杨慎对花间词的沿袭与突破》，《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11期。
(51)(52) 李一氓《花间集校·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53) （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全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
(55)(57) （明）董逢元《唐词纪十六卷》，明万历二十二年刻本。
(56) （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六十一卷附录四卷》，明万历建阳游榕活字印本。
(60)(62) （明）沈际飞《草堂诗馀序》，明嘉靖刊本。
(63) （明）汤显祖《评花间集》卷一，王兆鹏《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64) （清）邹祇谟《远志斋词衷》，唐圭璋《词话丛编》［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1页。
(65) （明）周永年《艳雪集原序》，赵尊岳《明词汇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66) （清）朱彝尊《陈纬云〈红盐词〉序》，朱彝尊《曝书亭集》［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 （清）陈维崧《乐府补题序》，转引自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89页。
(69) 况周颐、屈兴国《蕙风词话辑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