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陆的台湾诗学”的论争——诗评家的邪路——读《两岸文学交流不应存在“敌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邪路论文,诗学论文,台湾论文,不应论文,敌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台湾向明先生刊出《不朦胧，也朦胧——评古远清的〈台湾朦胧诗赏析〉》（原载《台湾诗学季刊》1993年第1期，本报总第73、74期转载）之后，古远清先生在同一刊物上发表《两岸文学交流不应存在“敌意”——兼评向明先生的〈不朦胧，也朦胧〉》（1993年第2期）。向明先生在致《华夏诗报》主编的信中说：“古远清也评了我的文章，我一字未动的登在季刊上，请大家来公评。”我们是很欣赏向明先生的气量的。细读古先生的反批评文论，却又感到立论不那么公允了。
三段“史实”的失误
文艺批评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不然就会走到邪路上去了。
其一：古先生说：“比如他开头大段引用的一篇文章的作者，恰好是连续在大陆写耸人听闻批余光中先生文章的作者，把‘朦胧诗’看作‘精神污染’和大批‘朦胧诗’的作者。”
——不知古先生说这话时有什么事实依据？
查古先生那篇文章说的“开头大段引用的一篇文章的作者”，正是“南乡子”也！
古先生在寄给《华夏诗报》的同一篇文章，即曾经在海内外散发并要求《华夏诗报》“一字不改”发表的第一个版本，说“南乡子”就是“陈绍伟”，对陈进行“无情的挞伐”，把他说成“好斗”、“有‘大批判’情结”，甚至把《华夏诗报》对余光中文章的正常的批评，说成是陈“把大批判的靶子指向台湾的余光中先生”等等。老实说，“南乡子”或陈绍伟，对余光中先生文章的讨论，都没有参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过。而古远清先生却无中生有，凭主观臆测，就恣意捏造，指名道姓，棍棒横飞，这同造谣诽谤有何二致？一个评论家居然靠造谣诽谤过日子，这是评论家的堕落。而现在刊登的古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二版本，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他仍然在引伸这一个似是而非的“罪名”！在这之前，《华夏诗报》的一个编辑在接到古先生的那第一个版本时，就曾正式去信指出过他这不应有的错误的猜测，然而，古先生却仍然坚持张冠李戴。真不知古先生意欲何为？不妨直说，《在港台热的背后》，是广州几位诗友集体讨论、集体修改而成的。此文早在1990年初写出初稿，后来反复征求广东及外地（包括香港）诗人、诗评家的意见，才在1991年7月刊出。《华夏诗报》在发表此短文时，态度是严肃的。发表后，效果也不错，因此文毕竟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万万没有想到古先生对此文如此不满。其实，“背后”一文，并没有特指古先生，而古先生却如此敏感，自己主动对号入座，甚至作一大串无谓的引伸。更奇怪的是，不知古先生在何处发现过“南乡子”发表的“批余光中先生文章”？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那只好套用古先生的一句话，是“‘无中生有’，瞎说一气”了！
参加写作《在“港台热”的背后》的几位作者，是关注诗坛现状的，也写过一些涉及“朦胧诗”的文章，就在那一些极其有限的评论中，也从未把“朦胧诗”打成什么“精神污染”；倒是较早就曾经指出，对“朦胧诗”“要鼓励，也要引导”。我们当中的诗友确实写了不少批评大陆《诗歌报》前几年搞的所谓“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及所谓“后新诗潮”之类的诗作的评论。那些“诗”，是不是“朦胧诗”？作为诗评家的古先生本来是心中有数的，现又为什么以“看作‘精神污染’”来个一风吹？
说到批评余光中先生在《名作欣赏》所发表的评论及《名作欣赏》所持的编辑态度，南乡子也可直言，（虽然在这之前我们从未写过文章评说），从总体上说，是赞同《华夏诗报》所发表的反批评文章的基本观点的，古先生对此又不满，认为那是“耸人听闻”！既然余光中先生对中国新诗的评价问题，大陆“许多读者”（《文艺报》1993年7月10日刊发的编者按）有不同意见，难道“许多读者”只能沉默不言，否则就如古先生说的那样是“耸人听闻”了？你古先生对余光中先生及《名作欣赏》推崇备至也好，五体投地也好，尽可保留自己的见解，却不能不准别人说不同的意见。口口声声说“不应存在‘敌意’”的人，自己首先就存在“敌意”。中国人待人处世有句话：听其言，观其行。古先生何不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行”呢？
其二：古先生说：“至于‘古怪’云云，那是向明先生开头引文章的作者的看法”。
——这一回，古先生又把鄙人南乡子扯到“鸡与兔同笼”中去了。古先生对此不是很反感？怎么一执笔又顾左右而言他？向明先生是在批评古先生认为覃子豪的《梦话》是朦胧诗，你尽可以坚持认为它就是朦胧诗，古先生却虚晃一枪，用心何在？南乡子并没有说过《梦话》“古怪”呵！就算南乡子说有的朦胧诗“古怪”（那不是南乡子的专利权），一帮不了你反驳向明先生批评的忙，二也是如古先生讲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能判何罪？
其三：古先生说：“我出版了两本赏析台湾‘朦胧诗’的书后，被大陆一些‘左派’人士打成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标本，甚至要查封、禁止发行。”
对大陆诗坛和出版界情况还算了解的人，对这一披露，不只前所未闻，而且简直骇人听闻了。果真如此，那还了得？不但应该为古先生彻底平反，还应该给古先生记功了。为此笔者向花城出版社及新华书店了解，《台湾朦胧诗赏析》以及其它类似的台湾新诗赏析专集，从未有被查封、禁止发行的事！对于这一点，是必须以正视听的。如果古先生真是遭此横祸，在这几年时间还能源源不断地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奔走香港作学术交流？
究其实，古先生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古往今来，就不乏有趣的事例，即苦肉计也。把别人贬成极“左派”，把自己打扮成极“左派”的受害者，以此争取海外同情，引起“轰动效应”，但这种无中生有的拙劣做法，肯定是事与愿违了。
何来台湾朦胧诗
如果不是玩弄文字游戏的话，朦胧诗已是大陆诗坛特指的诗歌创作现象，你怎么界定“朦胧诗”也好，总不会把它无限地延伸到一切较含蓄、较费解的诗中去。不知出于何种动机，大陆有些人却一窝蜂地编起“中国古代朦胧诗”、“外国朦胧诗”、“台湾朦胧诗”来，仿佛一夜之间朦胧诗成了古已有之，外国有之，港台有之的庞然大物！这里无非有几种心态：好心人者为朦胧诗认宗认祖，以求正名；求财者为编书畅销，别出心裁，吃朦胧诗饭；不求甚解者乱编一气。
这些做法，只会造成诗歌流派研究的混乱！我们的后人要研究“朦胧诗”，真的会被弄到昏头转向了。
古先生喜欢研究、评价台湾诗歌，是用心良苦的。当中对某些诗作的赏析虽有疏漏，也不应大惊小怪，但是，就“台湾朦胧诗”这一命题而言，又有多少科学依据：向明先生指出古先生是“离弦走板”，不无道理吧，这里哪有什么“满含敌意”呢？
古先生为反驳向明先生，说洛夫先生是“台湾朦胧诗”的“首创者”。但是，古先生并没有引用洛夫先生的全句原话，只是说洛夫先生认为“大陆的‘朦胧诗’，宜正名为‘现代诗’。”古先生对这段话未加引号，不知是不是原文，就算是原文，也不能断定为洛夫认定有“台湾朦胧诗”。对大陆的“朦胧诗”，古先生可认为“没有统一的界说”，但对其应有特指，总应该承认吧，怎么说是“谁都可以借用”？连约定俗成了的都不承认，就很难自圆其说了。当然，古先生仍认为可“借用”，那么天下什么都可“借用”，学术讨论就失去了共同的基点。莫非我们现在还要来一次“朦胧诗”概念的争论？这是学术界的倒退。
诗的诠释及其它
向明先生对古先生在《台湾朦胧诗赏析》中的某些诠释提出质疑，古先生不作正面回答，指出向明先生的质疑有什么不正确，却是又在引伸开去，空洞地议论诗诠释的“解释权”问题。这似乎是颇有原则性，但又难以令人信服。
无疑，文艺鉴赏是读者参与的、有强烈主观意识的艺术思维。但是，并非诠释者可以天马行空，脱离作品提供的现实基础任意发挥。诠释者发现了作者在作品中深悟的内涵，是常有的事（这正是评论者的高明之处），然而，这一切是必须与原作吻合的。在这里，古先生转换了一个概念，但又是强加于人。向明先生在文中只就古先生“赏析”的几首诗提出不符合原诗内涵的异议——全是从诗的内涵出发提出的质疑，没有说过一句“解释一定要吻合作者的原意才算是正确”的话。的确，“作者的原意”与作品的原意是会有距离的，评论者需要了解作者的原意，但更应尊重作品所体现的原意。古先生恰恰有时并不那么尊重作品的原意。人家批评你的是不尊重作品的原意，你却转换为“要吻合作者的原意”，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正确鉴赏诗作无益。古先生进而还强调：“作者不能垄断它的解释权”。天呵，谁在“垄断它的解释权”呢？向明先生没有，覃子豪先生作古了，不可能有；周梦蝶、郑愁予、痖弦等先生也没有，倒是古先生自己有点这种味道。只要你对他的诠释一提出不同看法，他就可以用“不能垄断它的解释权”来堵住你的嘴巴。这算是哪一家的文艺批评？这是不是属“以居高临下的口吻和法官判决式的语言写作”？南乡子对此不好下结论了，只好留请读者判断了。
有一点“联想”倒是想提出来的（古先生在文中先联想了，南乡子作为回应才再联想），现时确是有一种不大好的文艺批评风气。——只许发表一家之言。最突出例子莫过于《名作欣赏》所持的编辑态度了。余光中先生对大陆一批著名作家、诗人有什么意见都有发表的权利，那怕是“耸人听闻”的也不妨，但是，应该允许对其观点的反批评。把一切反批评意见都视作“耸人听闻”，哪还有什么学术讨论？诚如古先生说的那样——“在大陆，早已不是‘文革’前的‘舆论一律’”。我们对那种“舆论一律”是深恶痛绝的。但是，重要的是不要只要求别人对自己别“舆论一律”，自己对别人又施以“舆论一律”。动辄把一顶顶“左派”、“极左”的帽子扣到对方的头上，这连批评家的半点气量都失去了，也不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大声疾呼“最好不要从文学扯到政治上去”、“最好要实事求是，而不要胡乱上纲上线”的古先生，看来自己是不准备恪守这一信条的。要不，古先生的文中会埋下那么多的伏笔，扣那么多帽子，喷射出那么多的火药味？左耶？右耶？请读者一辨！
本文对古先生的答辩提出一些看法，会不会被古先生再戴上“极左”的帽子？南乡子的态度只能是：由他说去，公道自在人心。
两岸文学交流还是刚刚起步，在交往中、相互评介中，难免有不周之处。评论家不是圣人，也难免有大大小小的失误。只要坚持正确的批评态度和方式，就能促进两岸文学交流的健康发展。
（原载《台湾诗学季刊》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