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邓小平教育理论中的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试论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P.118）一定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2]（P.356）邓小平始终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关系，形成在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与未来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创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正确处理教育同经济的关系。邓小平高度重视发展经济。他明确指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全党的大局；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1992年他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3]（P.375）同时，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他在1985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4]（P.121）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出现了全党全国重视教育、各行各业支持教育、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新局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重视教育对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推动作用，提出了“素质教育”、“终身教育”的口号，把教育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说到底是教育的竞争。对此，邓小平进行了辩证的历史的战略的分析：“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4]（P.120）事实已经证明：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导力量。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将由国民素质的高低、人才的数量质量以及知识创新的能力来决定。正是由于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使我国已经或正在一方面促进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促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教育体制，树立教育是立国之本、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真正实行教育同经济相结合。
第二、正确处理教育同科技的关系。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邓小平从生产力的高度上概括现代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强调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对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同时，邓小平提出教育关系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到科技人才的培养，阐述了教育对科学技术发展的促进作用。在对教育同科技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以后，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了教育和科技对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战略作用。1977年，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5]（P.48）这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1995年5月6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首次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曾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国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
第三、正确分析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邓小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强烈历史责任感和求实精神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批判了十年动乱时期提出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态度鲜明地指出：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进一步号召：“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6]（P.40），要求各行各业为知识分子改善政治地位、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邓小平对中国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严肃的科学态度推翻“两个凡是”和“两个估计”，迎来了中国教育界的春天，极大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我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也有力地证明了邓小平肯定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科学论断的正确性。
第四、正确处理改革同发展的关系。邓小平始终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的地位，用发展教育来促进经济增长、科技跨越和社会进步，促进全民族素质提高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他指出：“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7]（P.107）邓小平遵循事物发展的量变质变规律，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水平”的目标，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步骤，与此相适应，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到20世纪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同时，邓小平又强调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改革。他指出：“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8]（P.109）在邓小平对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关系进行辨证分析的基础上，我国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他还进一步阐明了教育改革的一些具体方面。如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专业结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教育手段等要改革。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为主的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加大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力度。我国高等学校的专业结构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并在实施《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手段正在加速实现现代化，高等学校实现了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建立了“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同国际“因特网”相连接，实现了远程网络教学。通过教育管理体制、教育运行机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优化了教育资源配置，提高了办学水平和经济效益，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五、正确处理开门办学同自主办学的关系。在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必须划清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的界限，划清吸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抵制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界限。邓小平针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思想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9]（P.9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出国留学、引进外智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认真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回国服务；引智工作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文化和文明成果，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同时，邓小平又坚持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原则，坚决抵制资本主义一切腐朽的东西。他在会见第三世界朋友时介绍：“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立更生为主。”[10]（P.406）在邓小平自主办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教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克服右的错误思想干扰。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开门办学同自主办学的关系，我国教育既大胆吸收和借鉴了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同时又有效地抵制了资本主义一切腐朽的东西，达到了吸收他人长处发展自己的目的。
第六、正确处理普及同提高的关系。早在1958年，邓小平就对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普及同提高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述：“目前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适应国家各方面的需要。”[11]（P.280）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很不平衡。如果不注意教育的普及，那末就很难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也就没法消除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如果不注意教育的提高，那末就很难缩短和世界工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辩证地处理好普及同提高的关系，才能很好地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以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教育普及工作的重中之重；同时，实行“211”工程，创办世界一流大学，取得了重大进展。
第七、正确处理文化教育同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学生一定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培养自己成为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学好科学文化知识，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率，把我国建设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就是无产阶级政治。同时，学校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树立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学生的政治觉悟，能够有力地促进学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因此，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通过文化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使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他还极有远见地指出：学生负担不要过重，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负担过重。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江泽民在关于教育问题的一次谈话中也指出：“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水平，不仅要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且要切实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品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
第八、正确处理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的关系。邓小平辩证地分析了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认为只有实行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我国教育才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大批人才。他指出：“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5]（P.53）因为基础科学侧重于研究物质结构及其运动形态，处于学科发展的前沿。基础科学的重大发现往往带来生产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产生许多新的产业。整个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同基础科学相比较，应用科学与生产技术的联系更为直接、更为紧密、更能迅速地将科技成果产业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强应用科学的研究也是一个相当紧迫的任务。在基础科学中，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以尖端科学为主攻方向。为了使我国高科技能走上迅速发展的轨道，1986年，他亲自批准我国的《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1991年，他又为“863”计划工作会议作了重要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号召全党全国全军投入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工作。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正确地实行了基础科学同应用科学相结合，出现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特别是尖端科学迅速发展的新局面。
第九、正确处理继承同创新的关系。邓小平一贯强调要继承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他指出：“任何一项科学研究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5]（P.57）他强调指出，要敢于继承，还要善于继承，把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水平放在首位。对“四人帮”的反对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的谬论，邓小平大力进行拨乱反正。同时，邓小平十分注意创新，指出：“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12]（P.51）通过创新，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对知识资源进行继承和增值。江泽民也高度重视创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加强以创新为主的素质教育的号召，积极探索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同时，为了搞好创新工作，提出要密切注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及时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作为发展的起点；还要发挥自主创新能力，形成更为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
第十、正确处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要求学校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要求进步的风尚，培养学生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为了搞好学校教育，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改进工作作风，成为学生的朋友，把好风气带起来。同时，学校教育要注意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培养政治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学校的风气要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家庭和社会的风气要有助于学校培育好的风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同社会教育要在培养合格人才的基础上辩证地统一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学生产生某些问题时，要从社会、家庭和学校等方面寻找原因，共同做好教育工作。邓小平这些论述为我们搞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指明了方向，江泽民同志指出：“切实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一定要重视和改进家庭教育，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邓小平教育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并贯彻在认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全过程中，提出一系列重要观点，形成完整、系统的教育思想，为发展教育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