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不平等论文,新进展论文,收入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相关的研究文献近年来更是大规模地增加。就收入不平等而言，存在两个层次，一是国家间人均收入的不平等，另一个是一国内部个人收入的不平等。前者尤其体现于经济增长理论之中，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更是试图解开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之谜。在此，我们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后者。对于一国内部个人收入的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会影响它的发展速度吗？与此相对应，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会影响它的收入分配状况吗？
最早就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库兹涅茨（1955），他利用一些小样本数据，得出了描绘人均收入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关系的“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他发现在人均收入低的国家中，相对富裕的国家收入分配较为不平等；而在人均收入高的国家中，相对贫穷的国家收入分配较为不平等。这一结论说明了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可能会随着这个国家的增长路径发生系统变化（赫尔普曼，2004）。“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假说此后便成为了经济学界争论的热点话题之一，虽然其结论受到了早期实证研究的支持，但随后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越来越多。这些学者不仅批评了由于其早期研究样本容量较小带来的误导性结论，而且指出其主要分析了不同国家间的收入差异，而没有对一国内部收入不平等状况进行动态的分析。相对而言，基于一国内部的收入分配状况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更具有研究价值，并且现有的许多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并不存在“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经验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所经历的不平等下降趋势在最近30年间发生了逆转，甚至表现为U字型曲线（王弟海、龚六堂，2007）。这里不得不说明的一点是“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仅是对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间接描述，这主要受制于当时的数据收集和不平等的测量技术。随着现代经济学的不断发展，经济学家们得以能够更为系统地实证检验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就此问题而言，现在远没有达成一个一致性的结论。
一、收入不平等的测量
对于收入不平等的测量存在诸多不同的方法，按照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测度指数的性质，可以将各种测度方法大致分成三大类：份额比例测度法、普遍离散系数测度法和收入集中度测度法（刘扬、纪宏等，2007）。但当前国内外学者大都以第三种方法来测度收入不平等。收入集中度测度法一般又包含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广义熵指数（泰尔指数和MLD指数）等，其中又以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中的泰尔指数最为常见。
泰尔指数可以将收入差距进行分组分析，可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因此可以很方便地找到收入差距变动的原因。经济学家们，如Bourguignon & Morrisson（2002）则采用泰尔指数的方法把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分解为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不平等，从而更便利于集中分析其中的一个方面。当然，对于不平等的测量方法还有很多，但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均以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为主要分析工具。
对于转型国家或者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收入不平等的测量方面还存在一个很棘手的难题，即统计数据的相对不足，特别是个体收入数据不仅样本范围有限，而且时间上多有中断。虽然组群数据的统计上较为完善，但由于采用了平均化处理，从而会大大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真实状况。Chotikapanich等人（2007）采用了广义β分布（generalized beta distribution）的方法部分地解决了上述难题。他们仍然使用发展中国家相对全面和连续的组群数据库，但由于广义β分布法更为一般化和具有弹性，并且它还放松了在五分位或者十分位数组群内不同个体具有相等收入分配水平的苛刻假设，同时该方法可以不用顾虑收入组的样本大小和具体类型，所以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地区（农村或者城镇）或者不同省份的收入分配水平的测量。因此使用这种最新的数理方法可以更为准确地计算出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
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经济学家似乎从这一问题的不同侧面发现了一些相互冲突的力量，这些力量共同决定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尔普曼（2004）总结出了三种力量：首先，从储蓄角度出发，因为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高于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或者高收入者的储蓄倾向高于低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所以倾向于利润收入者或高收入者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将会提高总储蓄额。此时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会增加储蓄，一国投资也会增加，GDP增长速度因此也会加快；其次，从信贷约束角度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一般都不完善，那些没有有形资产的个人因不能提供抵押物而无法贷款，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投资额会受到资产分布的影响。因为穷人无法投资于有利可图的项目，而富人即使充分利用其投资机会，巨大的资产分布的不平等也会降低社会总的投资额。此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投资额将越少，经济增长也因此越慢；再次，不平等通过政治程序会引起收入再分配。在民主的不平等社会中，中间投票人的偏好被认为可以决定投票的结果，而他们的收入一般均低于社会平均水平，所以他们往往倾向于选择税收或转移支付等提案将收入从高收入者手中转移到低收入者手中。Persson & Tabellini（1994）就认为这种收入的再分配一般具有一定的经济扭曲性，会降低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因此会减缓经济增长。
近年来关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开始关注人力资本。Grossmann（2008）强调了收入不平等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他认为，由于缺乏针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保险市场，家庭财富的最初分配可能在由人力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当不考虑信用约束（credit constraints）时，更大的不平等倾向于增加总的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均收入，这一结论得到了发达国家实证数据的支持；当考虑信用约束时，更大的不平等阻碍了贫穷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一结论说明了不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Castello- Climent & Domenech（2008）同样考虑的是收入不平等对人力资本的影响，但与Grossmann不同的是他们以个体的家庭条件影响下的人的预期寿命为出发点，认为个体初始的家庭条件决定了个体的预期寿命，寿命的长短决定了每个人在教育上的投资，从而可以认为不平等会降低人力资本投资，最终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作用。同时，他们还认为即使忽视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这往往容易出现在那些收入不平等的国家中），即个体没有在教育投资上的流动性约束，来自于家庭条件差的个人也可能由于预期寿命较短而不愿在教育上投资过多。从中可以获得的一大启示是家庭对教育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可以尝试着加入更多的因素到家庭中。例如，收入水平低的家庭其父母的教育水平一般也较低，家庭教育也因此相对较差，其子女人力资本水平也因此会相对较低，这一思路等于在扩展的人力资本概念（加入了家庭教育）上对人力资本差异的进一步发展。同时，我们可以预期父母受教育年限较少，其子女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也会减少，其原因可能是父母对待教育的态度和家庭环境不利于其子女接受更多的学校教育。
但预期寿命这个切入点不是没有问题，Acemoglu & Johnson（2007）使用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联和不同国家公共卫生健康的统计数据估计的死亡率作为工具变量，得出预期寿命1％的增加会导致人口数量1.7％—2％的增加，并且预期寿命对总的GDP具有很小的作用。因此可以认为没有证据表明预期寿命的快速增加会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按照这一结论可以得出即使收入不平等得到了改善，预期寿命因此而增加也不一定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增长。看来预期寿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目前尚不清楚，但Acemoglu & Johnson说明了两个潜在的原因可能会质疑其结论：一是他们考察了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性流行病传播，这一结果可能并不适应于当今世界。国际性的流行病传播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也许今天预期寿命的类似变化不会导致人口的增长，因此会对人均GDP有着更大的正效应；二是今天夺取贫困地区居民生命的疾病与60年前是不一样的，例如很多受到HIV／AIDS严重影响的地区20世纪40年代是没有的。作者关注的是对儿童有着极大影响的疾病，而HIV／AIDS则是对成年人有着极大的伤害，并因此对经济增长有着更大的负作用，所以HIV／AIDS的改善（预期寿命的增加）可能对经济增长会有更大的正效应。
当考虑到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时，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更具有非线性的特点。Galor& Moav（2004）就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物质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此时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会有利于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当人均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会取代物质资本起到主导性的作用，但收入的不平等将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所以此时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将不利于经济增长。Aslanidis（2004）更是认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一个阀值，当收入不平等超过这一阀值时，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会从一个机制转换到另一个机制。
也许正是由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决定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明确的结论，众多实证研究结果也往往不尽相同。Sukiassyan（2007）对2003年之前的实证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汇总性的表格，详见表1。
显然经济学家在实证研究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大都要借助于一些中间变量（如人力资本、储蓄、信贷约束、预期寿命等），而这些中间变量的多样性以及关系传导的复杂性就决定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不确定性。同时，已有文献还存在两大计量难题：测量误差（measurement error）和忽略变量偏误（omitted variable bias），当涉及到跨国经验研究时，上述问题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因此Sukiassyan（2007）建议采用转型国家的数据作为实证研究的基础，其理由是这些国家有着相似的起点，并且经历了发散式的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若同时考虑宏观、金融、社会和政治的特征以及自由化和市场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则可以有效地克服上述两大问题。
三、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造成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各学科有不同的看法，例如社会学一般认为是社会分层或者阶层化（stratification）引起了不平等（谢弗，2006）。即使在经济学中经济增长也仅仅是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一个因素，所以要从众多影响不平等的因素中分离出经济增长是相当困难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西方众多经济学家一般以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来代替收入不平等，这不仅是因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工资收入占总收入足够大的份额，从而可以决定居民的收入分配格局，而且还因为经济增长对工资的影响较为明显，便于分析。
Katz & Aator（1999）描述了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中，位于第10个百分位与第90个百分位的劳动者之间工资差距逐渐扩大。就这种工资不平等不断扩大的事实而言，赫尔普曼（2004）将其归结为两种竞争性的解释：贸易作用论和技术决定论。不可否认，贸易的发展和技术的变迁均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可以将它们看作是经济增长对工资不平等影响的中间机制。贸易作用论者Wood（1994）认为，不发达国家有相对较多的非技术工人供给，因此这些国家主要发展非技术工人相对密集的产业。当这些不发达国家不断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后，国际市场上低级产品的供给相对增多，这也就相应地减低了这些产品的相对价格。低级产品相对价格的降低使发达国家提高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因为发达国家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将会获得更多的利润（赫尔普曼，2004）。这一转变的结果是在发达国家中技术工人工资上升，而非技术工人工资下降。但这一观点受到了Krugman（1995）的批评，他认为，根据现有的数据信息估计出的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在生产中的替代弹性不足以解释高工资收入者和低工资收入者之间工资差距的大幅度扩大。近来关于贸易作用论的文献开始关注移民对工资收入差异的影响，一般认为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工人的重新配对（劳动再分工），进而造成了职业差别，提高了工资差异。技术决定论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技能型技术变迁（skill- 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如数控机床的应用、车间组织方式的变化以及计算机的广泛普及和计算机服务相对价格的快速下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增加了对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因此，技术工人的相对工资上升（赫尔普曼，2004）。目前的证据似乎更多地偏向于技术决定论。其中显著但并不直接的证据是不同国家、不同产业技术工人相对雇用量的变化。可以设想如果技术工人相对工资增加，在企业成本最小化的约束下，技术工人的使用量将减少，非技术工人使用量将增加，这样技术工人相对工资高的国家，如果不存在技能型技术变迁，我们将会看到技术工人相对数量的减少，而这一现象并没有出现。Steelman & Weinberg（2005）等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他们分别根据美国过去2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得出技能型技术变迁是美国工资收入不平等增加的重要因素。他们还认为劳动市场的国际化（移民和国际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信息技术进步的结果，从而更加坚定了技术决定论。
除了以上两种竞争性解释之外，赫尔普曼还提到了资本积累的扩大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因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与技术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较小，而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替代弹性则很大，所以当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扩大时，技术工人的边际产出会提高，而非技术工人的边际产出会下降，结果是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之间的相对工资差距被扩大。另外，Bresnahan（1999）、Autor（1998，2001）等还从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入手研究了工资不平等加剧的现象，认为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和工人岗位的搜寻匹配过程的变化也会引发工资差距的扩大。
虽然很多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迅速，特别是一些转型国家和亚洲国家，但经济增长却产生了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这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相对于发达国家更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些国家的不平等要么已经严重到超过国际警戒线，要么像很多转型国家那样在极短的时间内收入分配状况发生了急剧的恶化。但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在这些国家中，劳动收入（工资收入）可能并不占据重要地位，相反，资本、土地、矿产和能源等非劳动的要素收入显得非常重要，而这些要素所有权的分配也就决定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一般不缺乏劳动力，虽然可能会缺少技术性人才，但技术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国家并不具有优势，而非劳动要素则相对比较稀缺，并且这些要素市场可能因为不彻底的改革而存在严重的扭曲，进一步推动了这些要素价格的相对过高。关键的是这些要素的分配决不会按照绝对平均主义原则，而极有可能是依据市场竞价原则或行政权强行分配原则。市场竞价原则有利于这些要素集中于资源配置效率高的个体或组织，但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收入的不平等；行政权强行分配原则，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不仅会损害效率，引发腐败，更会带来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扩大。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学者对这种影响进行令人满意的实证分析。
四、简评
如前所述，虽然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然而结论却是不确定的。本文认为现有研究还有如下不足，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1.关于不平等的测量。与基尼系数对高收入者观测值比较敏感相对应，泰尔指数方法虽然便于进行分解，但却对低收入者的观测值很敏感，因此一旦低收入者的观察数据有偏差，则结果将十分不可靠。Shorrocks（2006）认为，此时较为理想的办法是使用不同的指标进行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并进行比较，以保证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目前在不平等分解方面较为先进的方法是夏普里（Sharply）分解技术，它是基于回归方程的不平等分解，从而使其拥有很多优势，如可应用于任何不平等指标，分解的结果也更加精确和可靠。当然这些不平等测量技术的目的是为建立更加完善的数据库提供技术支撑，而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数据缺损比较严重，特别是个体数据一般都要求长期的跟踪调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数据库的建立和更新。而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是实证研究的基础，所以，这方面的工作有待于学者们投入更多的精力。
2.关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目前的研究而言，并没有明确且一致性的结论。当考虑到经济发展的阶段时（以人均收入值为划分指标），一般认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非线性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平等有利于激励个体和组织的竞争意识，有利于资本积累，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当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时，收入不平等会在像第二部分分析的诸多因素影响下而制约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副作用较为显著。但是到目前为止，已有的研究还不能准确地说明这一影响的具体机制。
3.关于经济增长对不平等的影响。依现有文献来看，结果是不确定的。除了因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众多之外（不只是经济因素），单经济增长对不平等的影响也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框架，不过当只考虑短期影响时，基本上可以认为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一般都会引发暂时性的收入不平等（Garcia- Penalosa & Turnovsky，2006）。为了分解出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平等一般被简化为工资收入不平等，但这一简化也只适用于那些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绝对份额的国家和地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收入差距很可能并不仅仅体现在工资收入上，还体现在其他要素收入上，而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同时，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之后的收入分配方式决定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而收入分配的具体形式又体现于一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之中，所以如果考虑制度因素，可能会更加有利于理解经济增长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