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能力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能力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几个月，中国经济的增速呈现出放缓的趋势，一些观察者预测，中国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经历“硬着陆”。[1][2]确实，人们的忧虑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永远保持快速增长，许多矛盾和问题都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道路和转型策略的批评，以及对中国出现经济危机的预测就没有停止过，但中国经济依然在过去30年保持了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增长率，但是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则仅为2.9%(见图1)。①
图1 1978-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2011年数据)。
尽管一些对中国经济的评论是基于诸如新自由主义之类的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理论，另外一些评论确实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某些不可持续的趋势。但是这些研究的一个缺陷是没有考虑国家能力的重要性。
很多学者，主要是政治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国家能力。研究国家能力的经济学家不是很多，这是有原因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在过去的30多年里，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导了经济学和大众媒体。而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国家干预不利于经济发展，政府干预越少，经济发展越好。除了国防和司法部门之外，国家应该让市场自行其是，这样才会产生最好的结果。然而，现实却没有为这种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过去30年中，经济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效力性。也许，现在是向经济学界引入“国家能力”这个新名词的时候了。
在本篇文章中，我们将分析国家能力的变化和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在第一节中，我们会谈到在中国语境下的国家能力的定义和主要指标；第二节描述中国经济增长中几个不可持续的趋势；第三节会分析中国国家能力在过去30年中的变化；第四节，我们会讨论如何加强中国的国家能力来促进可持续经济的发展，并以此作为文章的结尾。
一、国家能力的定义和主要指标
正如我国的著名政治学家王绍光先生20年前指出的，“国家能力的概念确实需要整合”[3]。学者们对于国家能力的定义或多或少地有些相似之处。例如，斯科克波(Skocpol)认为，国家能力是一种政府有效地管理其领土范围内各种事务的能力。[4]而普赖斯-史密斯(Price-Smith)认为，国家能力是一个国家能够最大程度保持繁荣稳定的能力，对其领土行使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控制、保护它的国民免受侵略并且能应对各种危机的能力。[5]不难理解，他们对国家能力的定义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一些相似的元素。表1总结了6个有代表性的学者在定义国家能力时所包含的要素。这些定义都涉及一些相似的元素，例如财政汲取能力，即从社会中动员各种财政资源来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这是一种被很多分析者认为最核心的能力。当然，表1中所列举的所有能力可能对于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军事或国防能力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来说是举足轻重的。没有它，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同时，强大的经济能力可以促进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并且为国防能力的建设提供更多的资源。同样，国家的政治能力和经济能力之间也是相互支撑的。本文主要讨论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把它称为“国家经济能力”。
在本文中，笔者将国家能力定义为国家管理调控经济以使经济最大化地实现繁荣与稳定的能力，它包括议程设置能力、财政汲取能力、经济管理能力等。本文将重点讨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有制在银行和投资中的份额等指标，因为它们可能是一国管理经济和应对国内外冲击的最重要的几个指标。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趋势与国家能力
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重大的不可持续的趋势是广为人知的。例如，李民骐(2002)强调指出中国能源的密集使用的不可持续性；[10]朱安东和科兹(2011)强调了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问题。[11]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和不可持续的趋势。
(一)中国的出口和净出口增长的高速度是不可持续的
在1978年，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仅为97亿美元，净出口为负。在整个80年代，出口增速较为缓和，平均每年增长3%。而到了90年代，出口以每年约16%的速度迅速增加；2000年，中国的出口总量达到了2 492亿美元，相当于1978年水平的近25倍。同年，净出口额为241亿美元。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的出口增速更加迅猛，在2001-2010年间，达到每年19%。如果我们单看经济危机以前几年的情况，2001-2007年间，平均每年的增速为23%。在2007年和2010年，中国的出口额分别为1.2万亿美元和1.6万亿美元。同时，这两年的净出口额分别为2 640亿美元和1 820亿美元。
出口和净出口的快速增长确实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平均而言，2001-2007年间净出口占到了中国GDP的10%。在2005年，大约1/4的经济增长是由出口带动的②。然而，这也给中国带来了至少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太高。在2007年，这一比率达到了70%③，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受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很大。对于一个大国来说，这是相当危险的。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未来，世界上其他国家将无法接受中国如此快速的出口增长率。20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了，占据世界出口总量的10.3%。④从经济方面看，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约为每年3%，并且面临着下降的压力，如果中国出口继续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的话，世界其他国家恐怕无法消化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从政治方面看，尽管中国已经快速地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但与长期占据世界经济统治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有很大的不同。恐怕它们不会坐视中国出口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尤其是当它们面临如此多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时更是如此。
这两方面的问题必然会给中国出口增长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的出口增速可能会明显放缓，如果不是开始出现负增长的话。这意味着中国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发展。这就涉及我们将要讨论的中国经济中第二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势——高投资率。
(二)持续上升并保持在高位的投资率在未来是不可持续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大量投资来改善其工业基础和基础设施。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投资的快速增长。1978-2010年间，中国的投资以每年11.6%的速度增长⑤。同期，中国GDP增长中超过39%的部分是由投资贡献的。然而现在投资水平对中国来说可能已经太高，换句话说，中国经济发展可能过多地依赖于投资了。图2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在此期间保持了很高的投资率，一直都在30%以上。然而，近年来，它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水平。在2003年之前，只有3年(投资热潮在1993-1995年)投资率是超过40%的。2003年之后，投资率一直保持在40%以上，在2011年甚至达到了49.2%的最高水平。⑥因此，2012年的投资率必定会更高，但这种趋势不可能持续很久。在短期内，投资水平高对GDP的增长是有利的，但是高投资也同时意味着未来的生产能力的提升。尽管大量的投资是投入到中国的基础设施领域，但仍然有相当部分投资用于新工厂和设备的购置，提高了工业生产能力。随着如此高水平的投资，中国很多部门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例如，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技术部2011年的一份报告，包括重化工业在内的许多产业的过剩产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该部计划到2015年淘汰大量工业产能，其中包括7 000万吨的铁和600万吨的铁合金的产能。⑦产能过剩水平过高往往会带来低水平的利润率，从而给后续的投资带来各种障碍。同时，这会给企业在为其产品寻找市场方面施加巨大的压力。然而，如上所述，国际市场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提高国内的投资或消费。但是提高投资只在短期内解决问题，而且将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提高国内消费是最后的希望。
图2 中国的投资率(1978-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和2011年。
(三)家庭消费比例不应该停留在目前的低水平
按支出法计，国内生产总值(GDP)由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和家庭消费之和)、总投资和净出口组成。由于后两个要素不能维持它目前的趋势，最终消费也不能。事实上，正是由于最终消费尤其是家庭消费对中国经济的拖累，中国政府才采用了一系列鼓励出口和投资的政策。图3显示了过去30多年中国的家庭消费率(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情况。很容易看出，在1978-2010年间，除了少数几年，中国的消费率一直在下降。在此期间，政府消费或多或少是与经济同步增长的，因此它在GDP中所占份额是相对稳定的。最终消费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家庭消费的增长速度相对GDP增长速度缓慢所致。家庭消费率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了2010年的33.8%。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家庭消费所占比率过低。在有相关数据统计的175个国家中，按家庭消费率从高到低来排，中国在第173位。2009年，家庭消费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62%，美国为72%，而中国只有35%。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水平却是非同寻常的高。在177个有统计数据的国家，中国高居第四位。2009年世界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为20%，而中国则达到了46%。为了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一个对出口和投资保持相对合理的依赖基础上的可持续的模式，消费比率尤其是家庭消费率，必须要大幅度地增加。
图3 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百分比)(1978-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和2011年。
提高家庭消费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提高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消费率。中国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率已经很大了。众所周知的，中国的富人阶层已经在大量购买奢侈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奢侈品消费市场。近期一份市场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将达到1 800亿元人民币(270亿美元)，占全球份额的20%……即便在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时期，中国的奢侈消费市场依然增长了16%，大大高于许多其他的重要奢侈品消费市场。”[12]但是，相比较于以10万亿元计的家庭消费总量来说，1 800亿元的奢侈品消费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来说是不足为道的。而一个在经济学界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富人相较于穷人来说消费倾向更低。因此，要提高中国家庭的消费率，必须要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消费率。
对于家庭消费来说，有两种金融资源来促进消费增长，即收入和借贷。然而，在中国，由于消费信贷系统还不发达，很多低收入人群很难获得消费贷款。此外，现在的贷款要用未来的收入来偿还，如果不还，就会给银行和借款者带来很大麻烦，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中间阶层，尤其是低收入家庭通常没有太多的流动资金，他们必须依靠劳动的收入以支持其开支。因此，我们需要讨论中国经济中另外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趋向。
(四)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这样的低劳动收入水平也是不可持续的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大量素质较高而收入很低的劳动者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点，正是这一特点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国。但是对大多数雇佣工人来说，较低的收入意味着较小的有效消费需求。图4展示了1993-2010年间中国劳动收入、资本利润和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各自所占比重的变化情况。我们不难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收入份额持续降低，同时资本利润自1998年之后持续上升，尤其在21世纪初期，上升更为明显。不难理解，消费比率总是低于劳动收入份额并且一直随其变化而变化。因此，如果中国想要提高消费比率，就必须增加工薪阶层的收入以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所占比重。一些学者已经指出，中国将进入“刘易斯”拐点，即基于现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工业/城市若不提高工资，劳动力将不会离开农业/农村地区。这个论点是基于近几年来沿海地区出现了农民工的“用工荒”现象，并且这种现象正在向中国的内陆地区扩展。在此期间，农民工的工资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这个因素将有利于中低阶层收入的增加和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图4 中国的劳动力收入、资本利润与家庭消费占GDP中的比重(1993-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经济在其他方面还存在不可持续的趋向，如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以及环境破坏等。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因素彼此之间还存在相互关联，如果国家没有把其中一个问题处理好，其结果都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在过去30年里有所削弱，中国的国家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如果政策措施恰当，国家还有能力控制和扭转这些不利趋势。
三、中国国家能力在过去30年的变化
和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国家能力随着一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也会不断变化。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经济体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中国的国家能力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掌控着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并且有强大的国家能力。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私人部门，包括外资企业，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而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中国的国家能力日渐减弱，并且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面临着这种严峻的局面，中央政府扭转了一些趋势并开始加强国家能力。现在，尽管遭受削弱，但中国的国家能力依旧相对较强，在短期内完全可以应对各种经济问题。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涉及中国经济能力的几个重要因素的变化，包括议程设置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和经济管理能力。
(一)议程设置能力是国家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之一
政府应该准确地把握国情，明智地制定合适的政策，并且有效地实施它们。这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国家不能被国内或国外利益集团捕获。国家应该将整个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仅仅关注或者主要关注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第二，一个国家所采纳的理论和观点不能有问题。就像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所讲：“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他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以为不受任何理论的影响，其实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的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意见的狂人们，他们的狂乱的想法也多半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的作家的作品中提取出来的……但是，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而是思想。”[13]“新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危险的东西”，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新自由主义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灾难。在相当程度上，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一些利益集团更倾向于某种思想或理论，如金融资本家们推崇新自由主义理论。即使一个国家是高度自治和完全独立的，如果它采取了错误的理论来指导其政策，结果也将会是非常不利的。
在20世纪80年代，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只占中国经济的很小的部分，而且它们是分散的和没有组织的。因此，中国政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它只需要采用那些被认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的政策。尽管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一些学者来说很有吸引力，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内的学者们都曾试图劝说中国采取新自由主义理论，但中国领导人对这些建议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虽然在经济学界，新自由主义开始赢得了一些支持者，但是在政府范围内，大多数官员对它持怀疑态度。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政府是相当注重实际的。一方面，民营企业包括外国公司，都被允许建立，并且政府逐步取消了一些商品的价格控制；但另一方面，一旦改革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如1988年由于价格放开导致了高通胀，政府就会放缓改革进程。
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宣布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政府更加鼓励私人和外国公司的发展，同时新自由主义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更大了。不仅市场体系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机制，同时很多国有和集体企业也被改制，中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很大变化。正是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国家能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一方面，私人(包括外国)公司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份额从1990年的22%增加到1995年的29%，再增加到2000年的35%，它们成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重要社会力量，国家必须关注到它们的利益；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学者和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和越来越多留学西方的中国经济学家归国，新自由主义开始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通过大众传媒广泛地影响社会。因此，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思想，这给某些政策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说在此期间新自由主义主导了中国政策。政府是把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放在首位的。面临着中央政府的总收入在GDP中的下降，中央政府在政府总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例如因政府财政收入不足，致使许多教师无法得到他们的工资，直到1994年中国政府实行了税制改革，基本上解决了上述问题。这是政府在改革问题上加强国家能力迈出的重要一步。另一个例子，在1997年，政府曾宣布在2000年前后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不久之后，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意识到这样做的危险性，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采纳这个政策。
总之，我可以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的议程设置能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仍然保持了应有的底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被改制和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私人资本尤其是外国资本在中国变得相当强大。自2006年以来，它们已占到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3。因此，它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学者已经发出警告说，政府可能被某些特殊利益集团捕获了。而这必然会削弱国家的议程设置能力。例如，尽快提高工人工资是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但是经过了几年的讨论和起草，“工资条例”仍未出台。
然而，面对私有化和市场化所带来的问题，加上新自由主义给拉丁美洲和苏联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政府开始批判和抵制新自由主义，并且转变了20世纪90年代实施的一些政策。例如，中国政府从2003年的“非典”中得到了很多经验教训，再加上公众对医疗体制的不满带来的压力，政府扭转了20世纪90年代的医疗改革思路，开始了新一轮的医疗保健体系改革。此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在此期间，政府的财政收入保持快速上升，国有企业也获得了国家更多的支持。
(二)中国的国家汲取能力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有所下降，分税制后又逐步恢复到80年代早期的水平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鼓励企业和地方政府追求更高的效率，中央政府进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即“放权让利”，把相当一部分对资源和决策的控制权交给了地方政府和企业。对于地方政府，在1980年推出“分灶吃饭”，以扩大其财政自主权。而对于国有企业，允许它们保留较大比例的利润供自己使用。加上其他方面的改革，国家的汲取能力被大大削弱了。图5显示了改革时期政府的收入(包括预算外的收入)和支出。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33.1%下降到1995年的10.3%。即使我们加入了预算外的收入，基本趋势不会改变。政府总收入(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占GDP的份额由1978年的40.6%下降到1992年的27.3%。⑧其次，在预算收入中，中央政府的份额急剧下降，从1984年的40.5%降到1993年的22%。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能力受到削弱，尤其是某些沿海省份，相对比较富裕，政府有更多的收入，对中央的权威形成了不利影响。最后，预算外收入增长水平高于预算内收入。1978年，前者仅为347亿元(占GDP的9.5%，)，但是到1992年则上升至3 885亿元(占GDP的14.3%)，比预算内收入高出372亿元(占GDP的1.4%)。而在预算外收入中，地方政府的占比一直高于50%，这进一步削弱了国家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
图5 中国政府的收入和支出(1978-2011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统计摘要》(2012年)、《中国历年国家财政预算收入和预算外收入统计(1950-2004)》。
随着汲取能力的减弱，国家在履行各方面职责时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国防开支一直下降。1986年，国防开支为201亿元，仅占GDP的2.1%。此后，这个比重持续下降，到1997年已经下降到仅占GDP的1.3%。由于政府支出不足以支撑国防部门的正常发展，军队开始设立企业从事商业活动，这引起了包括腐败在内的很多问题。在此期间，几乎所有由政府财政支持的部门都在一定程度上因资金不足而无法保持正常的运转。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出现了广泛的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很多基层政府选择增加各种收费项目以筹集资金，从而保持正常的运转。除了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局面促使各级政府将公有企业私有化，将医疗和教育系统商业化，从而筹集更多的资金并减少财政负担。
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1994年，中央政府进行了中央与省级财政关系的全面改革，并开始创建一个新的财政体制，即分税制。正是在这一年，中央政府在财政总收入中的份额从1993年的22%上升到略高于50%，之后则一直保持了这个水平。财政总收入在GDP中的份额恢复较慢，但到1995年以后，它不断上升，并于2011年达到22%，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当。随着掌握了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源，除了履行自己的其他职责外，国家开始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完善福利制度，取消农业税等。这些活动不仅赢得了更多的公众支持，而且还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一些人批评政府现在征税太多，但与其他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财政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是不高的。此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国家有许多的社会经济义务，目前的财政收入水平尚不足以满足公众的需要。
(三)中国的经济管理能力虽然被削弱了，但是仍然相对较强
这种能力比传统的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能力包括了更广泛的内容。它还应该包括激励有关部门和机构自觉地在国家的指导下发展和管理经济的能力，并能够使这些部门和机构强大到足以完成分配给它们的任务。这里所指的部门和机构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机构)。对于第一种能力，随着改革的进行，这些组织逐步发展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未必与国家利益相一致。例如，地方政府可能会为短期目标而牺牲长远利益，为经济发展而牺牲环境；国有企业可能将赚取利润置于自己的首要目标，而非考虑公共利益的需要。因此，在这方面的国家管理经济的能力被削弱了。然而，直到现在，国家仍然可以相对有效地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进行控制，经济增长、社会和经济稳定仍然是所有这些部门和机构的共同利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组织有多大多强呢？现在，随着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地方政府总体上还是具有很强的实力，并且有较高意愿去执行中央的政策的。下面我们将重点谈谈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
在改革初期，中国没有商业银行。可能令今天的观察者吃惊的是，当时的中国大陆也不存在中央银行。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它们都没有存在的必要。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被创建，并且独立于财政部而存在。1984年，它被专门指定为中国的中央银行。20世纪80年代，中国建立了四个所谓的专业银行，并于1995年被改造成商业银行。它们是今天的四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1994年，中国建立了三个新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由它们来接管四大国有银行的政府指导的政策性支出职能。在过去的20年中，许多商业银行在中国建立，其中大多数为国有。在2000年以后，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包括四大国有银行，被改造成为股份制公司，并在股票市场上市。其部分股份出售给外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换句话说，它们被部分私有化。然而，中国政府将银行业体系视为最重要的战略部门之一，并实施较紧的控制。直到现在，国家仍在很多银行中拥有最大的股份并且有效地控制着它们。因此，中国的银行不同于欧美的银行，在当前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中，虽然利润依然是它们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当政府决定通过增大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时，中国的银行确实贷款给了实体经济部门。此外，中国经济严重依赖银行融资。在2010年年底，中国大陆股票市场总市值为26.5万亿元，而国内贷款总额为47.9万亿元。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国家金融能力还是很强的。
在一定意义上，国有企业是国家用来管理经济的另一个重要的手段。改革前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工厂逐渐变成公有制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允许或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公有制企业也经历了快速发展。在工业中，国有企业数量激增，从1978年的83 700家增至1991年的104 800家，集体企业由264 700家增加至389 200家。由于非公有制企业的更为快速的发展，公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的份额从100%下降至89.2%(见图6)。面对1988年的高通胀(消费物价通胀率达到18.8%，)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国家有意识地通过削减公共投资来使经济降温。这导致许多公有制企业因产品需求不足而蒙受巨大损失，从而出现大面积亏损，因此对财政补贴的要求急剧增加。然而，如上所述，国家的汲取能力在此时降到了最低水平，政府也面临财政赤字的困扰。这种困扰的局面导致公有制企业的一波裁员，而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把大量公有制企业改制为非公有制企业。相应的大量公有制企业中的职工被下岗分流，单是在1998年这一年中，2 910万员工被迫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下岗。1996-2005年之间，有4 770万国有企业的职工失去了原有的工作，而从1992-2005年间，2 820万名职工从集体企业中下岗；而1992-2005年之间，由于私营部门的发展，城市总就业人数上升了1 179万人，这致使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非正式化和缓慢的工资增长。由于改制浪潮的势头凶猛，大部分的公有企业落入私人业主手中。从1991年到2010年，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从104800家下降到20 300家，其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从56.2%下降至26.6%，而集体企业的份额从33%下降到1.3%(2008年)。这两个行业加在一起，约占工业总产值的30%左右(见图6)。
这些因素对收入分配有着根本和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贫富分化不断加大，基尼系数从1984年的0.25上升到2006年的0.46，近年来有机构估计已经接近0.5。此外，高度的收入分配不平等伴随着医疗保健、教育的商业化，加上住房负担的日益加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家庭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很低并不断下降，这反过来促使中国政府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
虽然还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国有企业部门在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仍然是比较强的，这也是某些势力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重要原因。
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正确地指出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而经济中最不稳定的是私人投资。[13]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海曼·P.明斯基接受和发展了凯恩斯的思想，一方面他相信，为稳定变幻莫测的市场经济，避免经济萧条，政府规模应该足够大，至少不小于私人投资规模。[14]在中国当前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私人投资和出口都是不稳定的力量，极易受到市场影响而出现波动。另一方面，除了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外，国有企业也可能进行反周期运作从而稳定经济，因此，依据明斯基的观点，政府规模(由财政收入来衡量)再加上国有企业部门的总和应该大于私人投资和净出口的总和。
图6 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78-2010年)①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7显示了公有制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我们可以看到，公有制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与它们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是相似的。在过去的几年中，这一比例为33%左右。从图2我们还可以看到，在2010年，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6%。如果我们不考虑库存的影响，直接把这两个比率相乘，可以得到公有制企业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2%，而私人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2.4%。2010年，净出口占GDP的4%，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22%。政府财政收入和公有企业投资的总和比私人投资和净出口的总和稍多一点。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以当前的政府规模和国有企业的情况，公共部门应该基本足以稳定经济。或者换句话说，目前国家经济管理能力从规模上来看还是比较大的，应该足以吸收内部或外部的冲击。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表现就多少证明了这一点。
图7 公有制企业在中国固定资产中的份额(1980-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事实上，在短期内，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承受更多的冲击。除了以上讨论的，还有以下几点值得一提：
一是中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2012年6月，外汇储备额达3.24万亿美元。一方面，在当前的世界金融体系中，中国外汇的价值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它又增强了中国处理相关国际问题的能力。例如，2010年年底，中国未偿还的外债为5490亿美元，不足同年的外汇储备的20%。
二是国家在使用财政政策来管理经济方面还有足够的空间。在2011年年底，中央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1/5。即使加入了约10.7万亿元(不足GDP的1/4)的地方政府债务和6%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债务占GDP的比率为50%左右，仍然低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即60%。这10%的差异相当于4万亿～5万亿元人民币。此外，与欧洲或美国的情况不同，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的债务用于投资，而不是全部消费或者损失了，相当一部分投资是完全有可能收回的。
三是国家在使用货币政策管理经济方面也还有较大空间。自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央行5次提高利率，从5.31%到6.56%(一年期贷款)，2012年6月和7月两次下调利率之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还有6%，如果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利率还有相当的继续下调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我国存款准备金率仍保持很高的水平，对于大的金融机构来说是20%。在2011年年底，中国金融机构的存款总额为82.7万亿元。下调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增加超过8 000亿元的货币供应量。5个百分点的下降会增加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供应量。
一些观察者担心，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给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中国房地产泡沫确实很大，如果破裂，确实会在短期内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冲击。然而，根据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会主席刘明康所说，与房地产有关的一般风险仍然可控。“截至2011年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包括土地储备贷款、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为10.4万亿元，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19.8%。”⑩
总而言之，就像我们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看到的，中国的国家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在短期内可以处理中国的问题。但从长远来看会如何呢？
四、结束语：机遇和挑战
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扭转第二节中所讨论的那些不可持续的趋势，对投资和出口依赖的不可持续性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消费率来解决，而提高家庭消费率又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收入、降低贫富分化和完善福利制度等来解决。
提高工薪阶层收入水平、降低贫富分化可以在收入分配领域(包括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解决。为改善初次分配格局，中国政府可以采用合适的方式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私人和外国公司，并且对劳动力市场执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前者可以保证新创造的价值和财富更多地分配给工人，而不是落入少数利益群体的手中或流失到国外；后者能保证工人获得合适的工资和其他福利，包括解决外来务工人员低工资和恶劣工作条件的问题。这些措施可能会提高工人的谈判能力并提高他们的收入。
此外，在当前阶段，中国应该采取措施，让人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只有当人们不必担心子女的教育、家庭成员看病的费用以及住房支出问题时，他们才可能有信心消费。而这需要完善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医疗保健系统和教育系统要进一步“去商品化”从而更具公益性质，房地产界应该逐步降低其利润导向。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但是所采纳的政策迄今效果仍不明显。
这些措施不仅仅能够解决上述问题，还可以增强国家能力。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国家的汲取能力也应该提高。如前所述，中国政府目前的汲取能力确实有所提高，但无论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满足人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所需要的财政能力相比，中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必须。当然，同时需要改善财政使用的科学性和透明度。政府有了更多的收入后，应该把其中一部分通过转移支付发给穷人，也应该用一部分改善整个福利制度。
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肯定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最大的阻力会来自那些已经从目前发展模式中获利的既得利益群体。更糟糕的是，这些精英群体目前控制着中国许多方面的资源资源，并且对制定和执行法律和政策有重要影响。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机会来作出改变。首先，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目前似乎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工人的工资在过去几年里有了迅速的提高。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包括农民，就会更有信心为更高的工资和利益进行组织和斗争。其次，因为中国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高水平的产业集群以及更高素质的劳动力，并有比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更广阔的市场，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大陆将仍是一个理想的投资地。再次，如上所述，中国的国家能力仍然相对较强。在短期内，政府有能力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此外，国家对公众的声音给予了较大关注，并有相当的自主权。最后，2008年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让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有更清醒的认识，同时还揭露了西方国家财阀统治的事实。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改变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
因此，中国经济转向更为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是有机会和可能的。然而，为了抓住这些机会，压制那些利益集团的反对，需要加强国家能力。只有当国家强大到足以抵御国外和国内的利益集团施加的压力时，这些问题才会真正得到改变。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动员和组织大众来坚定地支持国家。
①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尚未公布，所以这个数据是指1978年到2010年。
②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
③笔者的计算，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WDI-GDF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
④世界经济贸易组织.http://stat.wto.org/CountryProfile/WSDBCountryPFView.aspx?Language=E&Country=CN.
⑤笔者的计算，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WDI-GDF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
⑥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
⑦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EB/OL].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14144771.html.
⑧1993-1996年的预算外资金收支范围分别有所调整，与以前各年不可比。从1997年起，预算外资金收支不包括纳入预算内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费)。从2004年起，预算外资金收支为财政预算外专户收支。
⑨国有企业意味着自1996年以来国家所有或国有控股企业，不包括1998年后年销售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企业。
⑩参见刘明康在CEO组织峰会上的讲话，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View/20111019AFF28CA2BD8B54C8FF15619FE743B600.html.
标签：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 中国gdp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