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尔#183;斯泰因的迷狂》：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最佳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理论论文,女性主义论文,劳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31(2006)03-0054-05
一、引言
法国女作家玛格利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劳尔·斯泰因的迷狂》在英语学术界影响甚广，美国很多大学文学教授的大纲上指定《劳尔·斯泰因的迷狂》为授课内容，其中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翟内斯(Jaanus)的大纲比较具有代表性。他指定该小说以及拉康对该小说的评论文章《向玛格利特·杜拉斯的〈劳尔·斯泰因的迷狂〉致敬》为授课内容。诺尔特和菲尔珀(Noort & Philpo)指出自1964年出版后，《劳尔·斯泰因的迷狂》这部小说由于它自身内部的“自我分析性”(self-analysis)成为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结合为一体的批评对象。[1] 但是国内学术界对杜拉斯这部作品的研究还寥寥无几。略微使人欣慰的是王东亮翻译了这部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译名是《劳儿·瓦莱利·斯坦因的劫持》。翻译这部小说的名字本身就是个难题，因为将法文ravissement翻译成英文ravishing似乎非常容易，它们是现成的对应词，可是翻译成中文就困难重重，因为中文没有这样一个词，它既有“欣喜若狂”又有“强奸”，还有“魅力无穷”、“可爱”的意思。即使英文有现成的对应词，读者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释义，作不同的解释。本文倾向于《劳尔·斯泰因的迷狂》这一译名，认为该作品是杜拉斯艺术风格的最佳代表，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的最佳诠释，尽管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出现。也正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使“逃逸出所有的限制和分类”[2] 的杜拉斯风格得到重新认可和赞赏，正如塞洛斯(Seluos)指出，杜拉斯的作品被称为是颠覆性的，因为它凸现了女性的沉默，赋予沉默比语言更真实的特性，打破搅乱了男性话语通过语言构建意义的方式。[3]
二、后现代女性主义
后现代女性主义以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露丝·依利格瑞(Luce Irigaray)和埃莱娜·西苏 (Helene Cixous)为代表，她们从拉康的“镜像说”和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得到启发，提出“什么是女人？”的问题和“女性写作”的口号，并身体力行采用“女性”的方式来写作。柏拉图的“二元论”是一切西方哲学的基础，“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s)中的概念如：思想——物质、理性——感性、内部——外部、文化——自然、真——假、好——坏、出席——缺席、语言——写作等统治着西方的思维模式，前者总是积极肯定的、被人们所崇尚并置于主导地位，而后者总是消极否定的、被人们所鄙视并置于从属地位。千百年来，西方文明就在这样一个黑白分明的、毋庸置疑的思维模式中发展着。德里达是第一个对此强大、坚实的思维模式提出质疑、并彻底颠覆了它的人。德里达的推理如下：“二元对立”中贬义的概念也具有它自身的价值，没有“坏”的概念的存在，何以有“好”的概念的存在，所以“坏”与“好”具有相同的价值，它们的位置也是可以交换的。在此基础上德里达彻底颠覆了西方传统思想中“语言——写作”的对立关系。在西方思想中，写作一直被认为是逻各斯/语言/真理的威胁，它是语言的替代品，是思想之声的重复，是真理的外部附加物或补充物，所以写作被驱逐出真理的王国，进入纯粹的外围、边缘世界。但是德里达将写作称为“差异”，指出没有差异和重复就无法分辨出真——假之中的“真”，所以写作比语言、真理、出席更原始。[4] (P341)
露丝·依利格瑞、埃莱娜·西苏沿着德里达的道路走下去，她们进一步分析了“二元对立”中的如下概念：主动——被动、太阳——月亮、文化——自然、白天——黑夜、父亲——母亲，头脑——心灵、理性——感性、逻各斯(逻辑)——帕索斯(情感)之后，提出最为关键的一对对立概念：男人——女人。西方文明赋予男人一切积极、肯定的价值观：他们是主动的，是太阳、是文化、是白天、是父亲、是头脑、是理性、是逻各斯，而女人只具有消极、否定的价值观。弗洛伊德将女人定义为“缺少”(lack)，因为她们生来缺少阴茎。这完全是男权中心话语的谬论。[4] (PP571-578)她们提出女性为争取自身的解放，需要从颠覆男权中心的哲学话语开始，因为“哲学话语是一切话语的基础”[4] (P570)。她们积极倡导避免使用男权话语，而采用女性书写的方式。何谓女性书写呢？既然男权话语是直线型的、连贯的、理性的、以逻辑为重的，那么女性书写就是流动的、非连贯的、非理性的、非逻辑性的。女性书写并不仅指女性写的，也不仅仅指以描写女性为主的作品。男性作家中乔伊斯、热奈特的作品就完全打破了男权话语的模式，属于女性写作。[4] (P570)为避免陷入男权话语的陷阱，依利格瑞和西苏没有给具有多元性的女人和女性书写下明确的定义，她们主张多元化的风格，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预期僵死的、雷同的、非白即黑的、有始有终、有前因后果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还具有可读性和价值吗？杜拉斯的《劳尔·斯泰因的迷狂》是最好的答案。
三、《劳尔·斯泰因的迷狂》
《劳尔·斯泰因的迷狂》1964年在法国出版，1966年英译本出版。此时杜拉斯在文学界已享有盛誉，但评论界对此书反应冷淡，只有个别评论家写了一些安慰性的话语，如“该书使用了最复杂、最微妙的叙述方式”。也有评论家以嘲讽的口气说这本书“可能是由一位多年前读过普罗斯特和弗洛伊德的女士写的”。也有人认为它属于法国“新小说派”[5] (P108)。这些评论正好说明该小说给习惯了传统阅读方式的人带来了冲击和不安。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风起云涌，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彼此呼应，正统、死板、教条、虚伪、陈腐的社会传统、统治秩序开始遭到尖锐的抨击和质疑。20世纪70年代后，这本书赢得越来越多的评论家的关注，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拉康的论文。他称自己是杜拉斯的崇拜者，认为“马格利特·杜拉斯在不知道我的情况下，就知道了我教的内容”[6]。
杜拉斯不是女权主义作家，但是她的名字总是被女性主义批评家列入女权主义作家的先锋之列，与西蒙·波伏娃、纳萨利·萨洛里(Nathalie Sarraule)并列，因为她们的作品都“大胆地描绘了全身心投入政治纷争、哲学探索和爱恨情怨中的男男女女，他们深味人生之忠诚、背叛、厌倦、孤独、恐惧和空虚之痛”[5] (P19)。杜拉斯的这部小说戴着非常传统的面纱出现：19岁的劳尔·斯泰因和25岁的麦克尔·理查生已订婚，即将结婚前，两人一起去“海滨镇”跳舞，在舞会上麦克尔碰到另一个年长的女人，并与她一起离开了劳尔·斯泰因。经历此次打击后，人人都认为劳尔·斯泰因疯了。约翰·柏德福德被劳尔·斯泰因的年轻容貌所吸引，愿意娶她为妻。两人结婚后离开了原先居住的地方南塔拉，到由克斯布瑞支定居了10年，并生有3个孩子，生活显得颇为幸福如意。劳尔·斯泰因的母亲去世后，劳尔·斯泰因一家又搬回南塔拉，住在母亲留下的房子里。劳尔回到家乡后与原先的校友塔提娅娜·卡尔联系上，两人交往甚密。塔提娅娜的情人杰克·厚德是精神分析学家，他对劳尔的病情十分感兴趣，企图对此进行分析。结果杰克·厚德成为劳尔的情人。杜拉斯这部小说引起学术界兴趣的地方在于以下几个问题：1)谁是故事的叙述者？2)劳尔疯了没有？3)谁占有了谁？本文将逐一探讨以上问题。
1.谁是故事的叙述者？
故事开始是以劳尔被作为描述对象由“我”来讲述的。但是“我”的故事不是“我”亲眼所见得来的，而是从劳尔的校友塔提娅娜·卡尔那里听来的。劳尔的童年，学校生活，与麦克尔·理查生的相识、订婚都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讲述的，所以很简单地一笔代过。劳尔的舞会经历是故事的焦点。但是“我”并不全信塔提娅娜的话，所以“我”自己想像出很多场景，弥补着塔提娅娜的故事的空白。第二章第一句话是这样开始的：“劳尔·斯泰因夫人讲道，被带回到南塔拉的家，呆在她的房间里好几个星期，一次都没有离开过。”[7] (P13)这段故事似乎是由劳尔的母亲讲述的。劳尔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间里，但是人们到处传播着劳尔精神崩溃的故事，分析着原因，表示着同情。后来劳尔走出家门，碰到约翰·柏德福德，这段故事又是由约翰·柏德福德讲述的。约翰·柏德福德虽然没有见过劳尔，但是听说过她的故事，劳尔的行为既使他迷茫又使他感兴趣，看到劳尔的家门，他猜出劳尔的名字，想要相信劳尔疯了，又不相信。最终他提出要娶劳尔。
劳尔与约翰·柏德福德婚后在由克斯布瑞支的生活和他们搬回南塔拉的生活都是由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的，讲故事的人没有出现。但是劳尔从花园看到一对男女在她家门前的路上拥抱，认出那个女的之后，开始以出门散步的名义跟踪他们的故事又是由“我”叙述的，“我”也在跟踪劳尔，企图分析她散步的原因和心态。劳尔确定那个女的是塔提娅娜后，写信要求与她会面，于是在塔提娅娜家，劳尔见到了塔提娅娜的丈夫和杰克·厚德。第八章告诉读者“我”是杰克·厚德，劳尔跟踪的“他”就是我，我是塔提娅娜·卡尔的情人。之后，杰克·厚德直接进入劳尔的故事，但是他不可能成为全知的叙述者了，他只能讲述他亲眼目睹的事，对于他不在场的事，他只能通过想像弥补，但是想像是不可靠的。小说中“我看见”，“这是我创造的”，“我想像”这样的句子不时地出现，提醒读者劳尔故事的真假之处。同时人称代词的替换和各种时态的交替出现更增加了劳尔故事的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整个故事的脉络恰如劳尔在花园设计的小径：“她想让花园的小径像扇形那样绕着门廊均匀地展开。可是它们之间没有衔接的地方，结果就无法使用。约翰·柏德福德感到这个错误很有趣。他们设计了另一条小径，是将原先的那条小径连接起来的侧径，这才使得行走成为可能。”[7] (P26)杜拉斯的故事没有明确的叙述者，它不是直线发展的，很多线索互相缠绕纠结在一起，每一条线索都通向那无尽头的新发现的旅途，完全脱离“二元对立”、非白即黑的“菲勒斯中心”的思维模式，这就是露丝·依利格瑞和埃莱娜·西苏所提倡的女性书写。
2.劳尔疯了没有？
“劳尔疯了没有”是小说中每个劳尔身边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和想要找到的答案。在舞会上劳尔、麦克尔·理查生和塔提娅娜一起看见那位引人注目的年长女人，劳尔微笑着允许麦克尔·理查生邀请她跳舞，而自己和塔提娅娜一直坐在一棵绿色植物后看着麦克尔·理查生和那位女人，始终微笑着。时至天亮，舞会不得不结束了，所有的人都离散了，包括麦克尔·理查生和那位女人，只剩下劳尔和塔提娅娜，着迷一般迟迟不肯离去。劳尔的母亲来到舞场，斥责人们欺负了她的女儿，拉扯着要把女儿接回家。劳尔放声大哭，被强行带回家后，一直呆在自己的房间。劳尔的行为被认为是典型的痴心女人被抛弃后必然的反应——疯了。人们对她的精神崩溃满怀同情。人们在劳尔面前善良地沉默着、小心地回避着可能刺激劳尔的各种问题。人们不厌其烦地询问着劳尔的婚后生活：她的大房子、她的花园、她的家具摆设、她的孩子。劳尔的家干净整洁，她把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一切都按照制定的时间表进行着。劳尔并不是话多的人，大多数时间她是沉默的，这正是杜拉斯笔下女性的最明显特征。对人们的问题，她总是精确细致地回答着，把细节描绘得丝毫不差。人们不得不怀疑劳尔比正常人还要正常。可是有时候劳尔回答问题不懂得适可而止，她的话开始离题，里面出现漏洞和不真实的地方，于是人们认为劳尔确实不正常，所以原谅了她，不去追究，只是岔开话题，不让她说下去。
劳尔的丈夫约翰·柏德福德正是因为感到劳尔因情而疯狂才愿意娶她，因为他相信只有这样的女子才会对他钟情一生，让他放心。劳尔的话让人们感到疯狂的时候，也就是劳尔的丈夫感到最放心的时候，也是他可以站出来保护劳尔的时候。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意识到劳尔为他安排好了一切：“有时候她陪他出差旅行。她出席他的音乐会，督促他继续他的音乐事业，实实在在地鼓励他干他想要干的一切，据说，包括鼓励他和那些在他工厂工作的年轻女孩一起而对她不忠的行为。”[7] (P23)劳尔有自己的秘密，会编造谎言，但是约翰·柏德福德永远都不会发现，“劳尔回到家中在约翰·柏德福德身边总是安安全全地”[7] (P126)。
劳尔确实经历了痛苦的时光，她对生活感到厌倦，她的手上、头发上散发出“陈腐的味道、尘土的味道”、“东西长时间没有用过的味道”[7] (PP18-19)。她一直保持着年轻、单纯的模样，“睡美人”一般[8] (P24)，她是那么温柔、永远带着微笑。她在微笑中回忆着她生活中的感伤的、“白骨般的”时光[7] (P37)。她的爱死了，也散发着“死亡的味道”[7] (P40)。塔提娅娜认为劳尔从来就是与众不同、心不在焉、淡漠的。她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学校都处于被温情包围状态，但是还从来没有人能长时间地拥有她。她“从来没有显得痛苦过或受过伤害的样子，人们从来没有见她掉过那些小女生常掉的多愁善感的眼泪”[7] (P3)。杰克·厚德不相信塔提娅娜的话，他跟踪劳尔，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倾听她的一声一笑，揣摩她的心态，但是他的结论是“对劳尔一无所知就是知道了她”[7] (P72)。劳尔“像水一般”从她的追逐者们的“指缝间滑掉了”[7] (P3)，杰克·厚德也遭遇了同样的经历，并且着迷一般服从着劳尔让他做的一切，包括保持对塔提娅娜的爱和情人关系，于是杰克·厚德终于明白：“她将我们握在她的手里”[7] (P82)。
没有人能回答劳尔是否疯了这个问题，因为人们对“女人”有太多的固定看法：她应该是美丽温柔的；她应该永远痴心爱一个人；她未来的丈夫离开她后，她必然发疯；即使她的精神恢复了，也还是十分脆弱的，一点微弱的触动都可以使她再发疯；她的生活永远局限在家中，她的丈夫、孩子身上。劳尔就是最好的例子。她成功地扮演了人们期望她扮演的角色。她藏在自己的房间里，藏在家里，藏在父系社会构建的囚禁女人的四墙之内。但是她要从家中走出来，要从树丛后走出来，从不可见到可见。“她想要做的是被看见”[7] (P95)。一旦她被看见，她将开始说话，打破沉默，展示她内心的另一面。劳尔和塔提娅娜之间存在着不同寻常的爱。塔提娅娜作为劳尔最亲密的女友，知道劳尔并不是那么痴情、专注的女孩。杰克·厚德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接受了劳尔解释她自己看到麦克尔·理查生和另一个女人离开后痛哭的原因是：她没法再看到他们在一起了。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理由，就像没有人愿意相信劳尔会对自己井然有序的生活感到厌倦，对人们对她的好奇心感到厌倦。劳尔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自信，将他们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寻找着自己的快乐。这就是杜拉斯的劳尔，一个拒绝被定义的女人。杜拉斯的劳尔·斯泰因，不是劳拉·瓦莱利·斯坦因，她不愿使用常规的名字，因为女人是水，变化无常，总是逃逸出各种僵死的条框，获取自由。
3.谁占有了谁？
正如前文提到的，小说的标题可以有多种的解读方式，既可以理解为劳尔的疯狂，也可以理解为劳尔使人疯狂，还可以理解为劳尔被人占有，或者劳尔占有了别人。劳尔并没有被人强奸，但是她的美貌诱惑着男人们去占有她，这样劳尔总是被占有的对象。小说中劳尔与麦克尔·理查生订婚之前，一直是被追逐的对象。然后她成为麦克尔·理查生的未婚妻，约翰·柏德福德的妻子，杰克·厚德的情人。用传统的观点来理解，劳尔最终被她的追逐者占有了，劳尔是他们征服的对象，获取的猎物，为她的丈夫生儿育女，满足她情人的欲望。
但是杜拉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劳尔主动放弃了麦克尔·理查生，因为麦克尔·理查生是经过她的允许才去和另一个女人跳舞的，劳尔一直微笑地看着他们，而麦克尔·理查生却经历着变化和痛苦：“他的脸绷紧了成熟起来。痛苦在它之上蚀刻着，古老、原始的痛苦。在劳尔那儿，没有任何痛苦迹象伴随这一景象和明证出现。”[7] (P9)劳尔后来向杰克·厚德吐露真情：“从看到那个女人走进房间的一刻起，我就不爱我的未婚夫了”[7] (P126)。劳尔在舞会之后第一次走出家门后就吸引了约翰·柏德福德，“他喜欢她。她引起了他内心对年轻女孩的特殊爱恋，没有完全长成大人的女孩，忧虑的、不懂礼貌的、不会说话的年轻女孩。”[7] (P20)自见到劳尔之后，杰克·厚德就爱上了她，被她的梦幻般的性格及行为左右。这个花花公子有时候认为自己是麦克尔·理查生的替代品，因为他们的生活以追逐女人为乐。可是当他被劳尔迷住以后，居然想改邪归正，对劳尔用情专一，放弃塔提娅娜。劳尔并没有对此感到高兴，反而请求杰克·厚德保持对塔提娅娜的爱。作为精神分析学家，杰克·厚德明白了劳尔与塔提娅娜之间不同寻常的爱。劳尔既占有着约翰·柏德福德，又占有着杰克·厚德，同时还占有着塔提娅娜。
塔提娅娜·卡尔的名字有女性的(塔提娅娜)和男性的(卡尔)两部分组成，杜拉斯赋予她双性的能力。埃莱娜·西苏在《故事》(Stories)中说：“女性是双性的”[4] (P581)。女性包容他者，养育他者。塔提娅娜与劳尔之间的爱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爱，这种爱不排除异性之爱。劳尔既拥有杰克·厚德的爱又拥有塔提娅娜的爱，她还从杰克·厚德与塔提娅娜的爱中得到无限的快乐，所以她请求杰克·厚德保持对塔提娅娜的爱。杜拉斯再次打破了传统的三角恋爱关系。这里面没有嫉妒、仇恨，更没有生死之争，这里面有的是宽容、温情和快乐。伊迪丝·马格利特(Edith Margaret)画了一个形象的三角图形来说明这个三角恋爱关系。她把杰克·厚德放在水平位置上，把劳尔和塔提娅娜放在两边。这个图中没有垂直线，那么“二元对立”关系就完全消失了，两个倾斜的女性平衡着一个男性，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动感图。[8] (P4)
劳尔一次次地从麦地里看着塔提娅娜和杰克·厚德的私会，她欣赏着塔提娅娜“黑发下赤裸的身体”[7] (P105)，欣赏着杰克·厚德对塔提娅娜的激情，满足地睡着了。杜拉斯让她的劳尔成为性场面的观望者，并从观望麦克尔·理查生和那位女人以及杰克·厚德和塔提娅娜的亲密接触中感到乐趣，再次打破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框架中只有男性才能是性场面的观望者的定论。所以露丝·依利格瑞在《他们自己中的商品》中说：“一旦阴茎本身成为快感的唯一方式……菲勒斯就失去了它的力量。”[4] (P575)杰克·厚德成为劳尔和塔提娅娜的工具，为她们提供快乐，成为她们之间交换的商品。当杰克·厚德意识到劳尔正在麦田里等着他和塔提娅娜的约会时，他处于一种极为矛盾的情感中。这表明他的弗洛伊德知识无法企及他所面临的新的女性领域，他终于厌倦了自己无能的反抗，顺从地站在窗前，让劳尔看到他，然后将塔提娅娜带到窗前，把她“展示”给劳尔。[7] (PP3-9)
四、结语
杜拉斯以游戏、变幻的女性书写方式创造了劳尔，这个从隐藏的位置逐渐走到醒目的位置，从沉默到有声，从被占有者到占有者的女性形象，她质疑了西方传统父系社会给女性下的定义，颠覆了男人——女人二元对立的关系，否定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从属地位，为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作了最精彩的诠释。小说家与理论家在各自的领域先后发出女性主义的呼声，不但彼此回应，而且互为补充，恰好印证了女性主义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