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学科建设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的题目规定了我所要探讨的对象：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本文将沿着以下有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展开讨论：1.方法论问题：它试图为女性文学批评实践提供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2.研究对象或曰范围：涉及到了女性文学批评与文学、艺术及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其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影响力；3.相关概念的清理：粗略考察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轨迹以及与各发展阶段相对应的几个重要概念。
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问题
1.将无立场作为一种立场
在当代，理论的模棱两可带给批评家越来越多的困惑。凡介入后殖民主义论争的学者，其立场往往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跳跃。就我们讨论的问题而言，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女性文学批评对于整个文学批评学这一学科是否具有理论建设意义。如果有，则说明的确存在着某些超越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同时也适于这种批评的普遍有效原则。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小心翼翼地绕过本质主义的雷区而获得某种相对的普遍性？反之，我们如果出于彻底颠覆男权话语以及这些话语赖以确立的“科学”体系而拒绝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原则纳入更宏阔的理论框架之中，那么女性主义在确立这种反叛姿态的同时会不会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将自己孤立起来？会不会切断穿越那条“妇女解放”走向“人的解放”的道路，以致于使“妇女解放”成为永远的乌托邦？
两难之间，女性主义不得不采取它特殊的立场——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或者说，一种不断地在两种立场中间跳跃的立场。当女人已然做为一个影象折射在男权中心社会时，这种立场的缺失就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当然，所谓无立场的立场不应从折中意义上来理解，因为它不是削弱矛盾的两极，而是同时增加两个方向的强度，它也不是诡辩术，而应该是一种具有方法论背景的、自觉采取的研究立场和姿态。一方面，必须承认，只要是一种理论，就一定具有某种概括力。“反本质主义”并不取消“本质”这一概念，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中，原有的“本质”一词就被赋予以下三种新意：1.本质是有限对象的共有特征，2.本质是大部分对象相似的特征，3.本质是对象的核心特征。（注：参见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页。）依照这种观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科，不仅可以被抽象出来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可以具有某种普泛的意义，虽然这种普遍性是相对的，是需要加以限定的。但另一方面，本文也决不放弃多元立场、边缘意识、以及个案研究。这种立场不仅由笔者作为研究主体的身份所决定，同时也是一种方法论的积极尝试。
2.“否定”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肯定”
这种提法显然暗含了对“肯定”的肯定。但是，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历史无论在空间上如何膨胀，都循着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走向发展，那么就等于承认了描述世界的肯定形式，承认了文化上的理想主义，建设性和方向感，同样也就承认了两性平等的理想主义和妇女解放的线性过程。但是，文化的历史走入后现代主义语境后，肯定的说话方式就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解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旗帜鲜明地将“否定”确定为女性主义的基本姿态，举例来说，女性写作赖以进行的基本材料——语言，已经被历史地烙上男性中心的痕迹，因此女性在写作中寻求既成的净化过的语言显然是徒劳的，她只能在她自己无法拒绝的、无法摆脱的，被“污染过的”，带有性别痕迹的语言中进行选择。因此，她唯一能够采取的方法是对现存的语言进行不断地反叛，不断地颠覆，把语言的净化本身交付给不断冲撞、不断否定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将这个过程的结果不断向后推移或者干脆不再追问，从而彻底放弃对正面结论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莉亚·克里斯多娃那句著名的“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在消解男性中心主义的实践中成为女性主义最锋利的武器。的确，当我们试图以严密的理论的形式，而不是仅仅以口号的形式完成“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女性”，“什么是真正的两性平等”，“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时，会感到十分的困难，因为，任何一种肯定回答都有可能掉进本质主义的陷阱之中。如果我们放弃对“肯定”的、即说“是”的积习，探讨“什么不是真正的现代女性”“什么不是两性平等”“什么不是女性文学”，“什么不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会发现这些问题的回答反而不至流于空洞。但是，否定本身有它进行的方向吗？否定能够担当世界的意义吗？这一悖论是女性主义无可逃遁的难题。那么，如何“处理”这一悖论则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否定”这一表述方式进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合法性。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人类的历史俨然是一张男权中心的巨网，而女性主义总是不断地从这张网上起跳，徒劳地撞击这张网，而最后又总是无可奈何地重新落入巨网之中，这一无法逃遁的事实迫使女性主义始终执着于解构、破坏而似乎永远与“建设”无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女性主义的每一次起跳和每一次落下都会不可避免地触动这张网，而每一次触动都将迫使这张网朝着有益于两性和谐发展的方向进行自我整合（甚至完全可以理解为男性社会的自我完善）。而事实上，上述情形在女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无处不在。而承认“否定”的积极意义就在于，承认“破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建设”，承认在一个中心边缘化，多元共生的世界里，思想文化的建构在形式上具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
3.“策略”也是方法
虽然“策略”一词在当代常常被理论家挂在嘴边，但“方法”却始终被认为更科学、更严整、更能够接近真理的理论工具。方法，作为研究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它寻求客观规律性和普遍有效性，而策略，作为人们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则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个案性；方法尊重客观事实，而策略忠实于主观目的；方法行不通时其价值并不因之衰减，策略受阻时就不再是策略而且不再有意义；方法重在正面研究问题，而策略则迂回解决问题。在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策略研究应该正式纳入方法论研究的范围。原因有二：第一，由于文明史已经造就了两性不平等的事实，因此，无论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是整个妇女学，或是妇女自身，都已经在现实中丧失了许多与男性平等参与世界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使是当今世界给予两性以同等选择生活的机遇，这种机遇也只能是一种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的“平等”选择，是一种被选择过了的选择。面对这种现实，妇女通过何种途径才能相对地超越这种先在的被动去参与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妇女政治策略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第二，女性研究是一种“身份研究”，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尤其如此，它带有不可重复的个案性，一切现成的方法都可能会在批评实践中走样，中国的女性批评家不仅需要研究哪一种具体批评手法（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更科学，更好，而且需要研究哪一种方法更适应于当代中国，更有可能介入主流话语，从而更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两性现实关系。这样的“策略”问题应该被置于与研究方法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探讨。
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
1.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批评
毫无疑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一个仅仅与“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文学”相呼应的概念。但在中国高等院校中，虽然“女性文学”、“妇女文学”作为文学课程体系中的一个细小分支，已受到越来越普遍的关注。但是，以理论形态出现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却还没有大范围地从学者书斋走进课堂。在中国文学界乃至高校文学学科中，一般极容易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误解为“关于女性的文学批评”或者“关于女性主义文学的批评”。因此，对中国高校文学专业学生来说，重申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内涵是必要的。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爱莲·肖沃尔特（Elaine Showalter）曾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对象或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任务作过经典性的概括。她将其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女性主义评论（ feminist critique）。它将女人作为读者进行观照，是一种以历史为根据的探索，它探究文学现象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假设，这种研究也可以称之为“女性阅读”研究。其二是“女性批评家”（gynocritics）。 它涉及到作为作家的女性，即作为制造本文意义的女性。这种研究也是“女性写作”的研究。（注：埃莲·肖尔瓦特：《走向女性主义诗学》，《新女性主义批评》（肖尔瓦特编选，纽约，1985年），转引自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2月第1版，第84页。）
“女性阅读”研究可以概括为对迄今为止的全部文学史进行女性主义清理。具体而言，它包括：1.阐述女性主义的批评原则；2.文学的主题或曰意旨系统的性别研究；3.文学体裁类别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性别研究；4.文学题材区分与性别之关系研究；5.文学的叙述者、叙述视角、叙述方法的性别分析等等。在这些具体研究中，现存文学批评学科中所有的关于“本文”与“价值”的基本分析方法都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可资借鉴的方法。
“女性写作”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探索和发掘一个被人遗忘的女性文学史，从而使整个人类文学的历史变得更加全面和完整。它具体包括：1.对于历史上女性文学的发掘和清理；2.女性创作能力的心理动力学；3.语言学和女性语言的研究；4.女作家群研究和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等等。同样，无论是对文学史料的整理，还是在作家作品研究中对“史”与“论”之关系的处理，都不应是随意的、无章可寻的，女性主义应该在冲破男性文化中带有性别歧视的学术规范的批评实践中，逐渐建立起一套新的学术规范，这些规范或曰原则应该成为一些崭新的科学坐标，它们的存在应该使文学批评学这门学科在性别视角的调整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完整、更加科学。
2.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艺术批评
在中国，无论是在学术界、教科书里，还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向是“文学艺术”并提。并且在广义的艺术分类上，也向来将文学作为诸多艺术门类之一种——语言艺术。因而从逻辑上讲，“文学”与“艺术”（此外的“艺术”指狭义的艺术，既文学以外的其他艺术门类）应该具有平等地位。但是，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界，“文学中心论”的观点影响深远。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种理论依据：第一，文学是承载思想内容能力最强的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将诗（文学）的特性概括为最适于思想、最偏重于内容的艺术。因而文学按其内容“无限地高于其他艺术”。桑原武夫也说文学“比其他艺术种类远为明确、有力地左右读者的态度，必然是具有教育（宣传）作用的艺术样式。这也是文学独有的力量。”第二，文学是艺术发展的最后阶段。谢林和黑格尔都对此作过重要的论述：“艺术类型发展到了最后阶段，艺术就不再局限于某一类型的特殊表现方式，而是超然于一切特殊类型之上。在各门艺术之中，只有诗才有可能这样向多方面发展。”因此，“诗比任何其他艺术的创作方式更涉及艺术的普遍原则，因此，对艺术的科学研究似应从诗开始，然后才转到其他各门艺术根据感性材料的特点而分化成的特殊支派。”（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三，文学是各类艺术的灵魂。不少论者认为，文学性或所谓的诗意精神是其他所有艺术的共同因素，任何种类的艺术如果缺乏文学性，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艺术。这实际上是把文学性看作所有艺术的生命、灵魂或真髓了。法国现代哲学家马利坦就持这种观点：“谈到艺术，我指的是人类精神创造性的或创作的、产生作品的活动。谈到诗，我指的不是存在于书面诗行中特定的艺术，而是一个更普遍更原始的过程：即事物的内部存在与人类自身的内部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相互联系就是一种预言。在这一意义上，诗是所有艺术的神秘生命。”（注：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5页。）第四，文学是各类艺术的基础。一方面，一些综合性艺术样式如戏剧、曲艺、电影、电视往往都离不开文学脚本这一“基础”；另一方面，各种艺术的思维、构思、创作以及对它们的理解、阐释、评价都离不开文学特别是文学的语言这一基础。（注：以上“文学中心说”的观点和引文参见李心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文艺研究》1997年第4期。）
“文学中心论”也普遍反映在高校教学活动中，目前，艺术专业使用的艺术理论教科书，基本上脱胎于文学理论教材，只是在论及艺术的材料和介质时，才顾及到各类艺术的特性。
应该说，“文学中心论”与女性主义消解二元对立的基本思维方法是相矛盾的，女性主义从她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作为一种边缘力量不断地与各种各样的“中心”作战。但是必须承认，“文学中心论”在文学批评学的理论和实践中的确是已然存在的事实，因此，承认这个事实并以此为基础确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特殊使命与站在女性立场批判审视这一事实可以同时进行并且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在批评实践中，正如文学批评的许多基本原则大多适用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对于音乐、舞蹈、美术、影视等艺术作品的主题、题材、人物等的性别分析也具有相当广阔的覆盖面和适用性。即使是偏重于形式材料的分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也能够以它无可替代的概括力和深度为其他艺术研究提供某些方法论的启示。
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文化批评
从批评形态上看，女性文学批评最显著的特征是对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或曰社会学研究。它所关心的不只是妇女在艺术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她们在文学中的地位来透视她们现实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并通过文学批评实践与整个女性主义政治运动相连接。在中国，由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社会解放理论对于女性文学批评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因此，这种从文学艺术出发而指向文学艺术以外的倾向更加明显，加之以中国古老的“文以载道”的民族文艺理论传统，格外强调文学艺术的道德价值和社会功能。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可以是女性主义理论在文学领域，进而在艺术领域中的延伸，同时也应被视为一种能够对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施加影响的力量。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独有的优势在于，它的基本原则不仅可以运用于其他艺术批评，而且可以运用于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比如，对于既存的流行时尚及公众审美标准的探讨和评判，对于大众传播媒介（如新闻、公益宣传、广告、以及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中使用的教材等）的性别分析和研究，由于这些传媒中的内容普遍地涉及到思想倾向、审美趣味、内容／形式、语言风格、人物、叙述模式等专门性问题，因此，对它们的分析不应是情绪化的阅读反应，不应是纯道德的声讨，不应是独断的政治说教，也不应该仅仅是一般社会学方法的借用或套用，而需要依据强有力的思想文化理论作为背景资源。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产生本身就是对那种拘泥于纯美学思考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如新批评等）的突破和发展。作为后结构主义批评思潮的一个分支，它与西方当代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一同生长发育，它借助语言哲学、文化人类学、精神分析学、现代阐释学、符号学等一系列学科作为理论背景。因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能力也有责任承当女性主义文化批评的使命。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另一使命是参与女性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比如，对被男性文化所埋没、忽略和轻视的民间妇女文化（织物、绣品、手工艺品）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这种研究不应只是肤浅的介绍、展示与说明，而应该是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论所照亮的，具有一定思想穿透力和理论高度的，充分融入了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于整个世界的全新解释。
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
任何一门学科，其核心内容都由一些关键问题所构成。同时，研究任何文学文本、关注任何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所生成的意义，也必然要依赖一定的思想框架，因此，批评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所谓“原意”的真正追寻，而只能是“误读”。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一种女性经验的自我表达，另一方面也是女性通过语言中的性别建构来重新阐释自己的过程。因此，自觉的女性文学批评不是认同某种经过框范的女性“本质”或者重复体验一种被赋予女性经验，而是根据她自身被某种思想照亮的经验和这些经验与阅读对象之间的遇合、离间、撞击去生成新的经验。因此，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的女性、与中国的文学现实相遇后生成的文学批评，其文化积淀、现实处境、具体目标与西方都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在批评实践中所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些具体的、特殊的问题。
1.“女性”与“妇女”、“女人”与“人”
已有学者注意到了在中国女性文学批评视域中的几个十分关键的概念——女性文学、妇女文学、女性主义文学。刘思谦认为：妇女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话语环境下由女性文学衍生出来的两个分支。由于“女性”一词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个超越于传统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人社会角色定位的一个革命性符号，因此与之相应的“女性文学”必然指称着“五四”和新时期大量出现的反叛传统、忠实于女性自身经验、呼唤女性主体意识的文学。而由于“妇女”在传统话语中指传统女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逐渐被赋予了社会的、政治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意义而沿用至今。与此相关，妇女文学虽然是基于女性权利和价值实现的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但它的思想资源却是社会主义的妇女观，即主张妇女投身社会革命和民族斗争，在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因此，与之相应的“妇女文学”则多立足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呼吁知识女性向工农兵学习，改造世界观等等，这类作品的主人公也多为各种女英雄。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应指80年代中期以后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为思想的资源的文学实践。（注：参见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将“妇女”的概念从“女性”概念中剥离出来，暗含着一个“女人”与“人”的问题。在中国，研究女性是不能绕过“人”的问题的。一位男性批评家曾以他自身的性别立场出发道出了很有启发力的见解：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将中国男人造就成为极其特殊的一群，作为个体的男性，他们已经被民族文化先验地阉割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男女的对立与其说是对立不如说是断裂，因为它们之间加入了第三者——父权制度的极端化而形成的绝对的道德律令。（注：陈晓明：《反抗与逃避：女性意识及其对女性的意识》，《文论月刊》1991年第11期。）
这是一种发自中国男性世界的声音。值得中国女性深思的是，这同样是一种以被“压抑”者的痛苦声音述说的“第一性”的，女性很难深切体验到的经验。而从本质上说，这是以中国式的性别角色体验到的，主体的“人”缺失现象。
在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人”——明确一点说，是具体的，个体的，与权力社会和传统伦理秩序相对的“人”——始终是一面高扬的旗帜。而在中国，由五四运动唤醒的“人权”自觉，很快被民族精神所替换。伴随出现的妇女解放思潮，本质上并不代表女性向男性社会挑战，而是从女性角度代表一种新生力量向那个业已死亡的旧势力提出挑战（请注意“五四”女性最初的反抗，大多是反对封建的婚姻制度）。而当作为社会主体的男人从“个体的人”走向“民族的人”的时候，中国自“五四”时期被自由民主思想所照亮的、与“人的解放”一同出现“女性”概念也在逐渐地被替换为从“社会解放”思路自然衍生出来的“妇女”的概念。特别是在建国后到“文革”这段时期里，中国女性以“妇女”的名义被置于一种人所共知的尴尬境地。一方面，社会主义使她们毫不费力地得到了西方女性历经数十年才争取到的诸多权力，她们一下子被推到一个民族文化还来不及适应的位置上；另一方面，整个意识形态对个人（首先是男人）权力的浸蚀和剥夺构成了“五四”以来对“五四”有限的人权精神内涵的全面反动。到了“文革”后期，这种倒退已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个已局部地获得了解放的“人”（男人），又一次被纳入了代表着唯一的男人的意志的巨大群体意识之中。在这样的语境中，“妇女”这一称谓是不可能真正承担起与另一性别力量相抗衡的独立的社会集团利益的。
由此可见，中国女性批评家只有对中国“人”概念有了透彻的领悟，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只有更深入地剖析中国“人”的传统价值系统以及现今社会秩序下所能够实践的行为条件，才有可能更深刻地了解作为男人的“他者”的中国女性已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权力范围。因而在女性阅读的研究中，女性批评家不仅要向公然呈现于社会生活中的男权话语进行直面挑战，同时，还要认真地将自身的女性主体从政治意识形态强加给女性的种种堂而皇之的性别角色中剥离出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剥离必须是谨慎小心的、注重实践性的剥离。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复杂问题的另一面。当个体的女性主体在群体的“妇女”之中迷失的同时，“妇女”作为女性整体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男性世界的某种分离（尽管这种所谓的“分离”需要加以限定），当她们通过自身将意识形态的“阉割力”间接地辐射到男性个体身上时，她们也同时被“绝对的父权”赋予了某种女性应有的同男性抗衡的权力。因此，在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只要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中有“妇女”的地位，被有条件地赋予了的某种权力的妇女就应该也能够运用这种权力去亲手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力。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包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进行过程中的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策略问题。
2.“女性文学研究”、“女性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如所周知，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产生的一天起，就是一支目标单纯，旗帜鲜明的社会批判力量，它最显著的特点是先“破”后“立”。它的先行者们最初的工作就是将男性中心社会所创造的整个文学世界作为观照对象。她们从性别入手重新阅读和评论文本，将文学和读者个人生活相联系起来，激烈地批判传统文学、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中的对女性的刻画以及男性评论家对女性作品带有性别偏见的评论，从而揭示出文学作品中女性居从属地位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只是到了70年代中叶以后，女性批评家才将注意力转向了集中挖掘、分析整理并创立妇女文学史及妇女美学的体系。这种先“破”后“立”的运动轨迹，决定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男性文学史惊人的批判力度，同时也决定了她们在建立女性美学体系的时候必然立场坚定、目标清晰、阵线分明。顺理成章的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也不折不扣地成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在民族革命中，作为解放“对象”的妇女是作为与社会中的进步男性站在一起的肯定力量来反对旧的父权社会，而不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反对整个男权社会。反映在文学研究方面，学者们（无论男女）更容易从文学中看到女性融入（男权）社会对于历史的正面意义，却不易看到女性文化自身对于历史的正面意义，更难以看到男权文化对整个历史的不完全的书写。如果根据我们上面引述的爱莲·肖沃尔特的界定，即把挖掘、整理历史上妇女作家的创作作为女性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与此相类似的工作在中国“五四”前后就已经有人在做。1916年，谢无量出版了他的《中国妇女文学史》，30年代以后，又有相当一批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成果问世。如谭正璧的《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黄英的《中国现代女作家》、草野的《中国现代女性作家》、黄人影的《当代中国女作家论》，贺玉波的《现代中国女作家》等。许多报刊杂志刊登了以女性作家创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性论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妇女文学研究是由学术界在改造社会（而不仅仅是改变妇女地位）的需要下发起的。研究者也大多是男性，像郭沫若、茅盾等著名作家都曾就女作家的创作写过大量文学评论。作为男性作家或批评家，他们不可能从完全的女性经验和女性立场出发来观照文学史，因此这些工作与西方女性主义70年代以后对女性美学的重建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这种将目光投向女性的、反映着现代意识的、在学术界寻求新的两性角色定位的尝试，应该说，是地地道道的“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
到了新时期，从“立”到“破”的路程就清晰可见了。严格地说，中国文坛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牵引是80年代中期以后。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向中国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出现于1986年。（注：见《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增刊谭大立《“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此处依据的资料是谢玉娥编辑的《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后所列的索引，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但是新时期妇女文学研究却从80 年代初期就开始了。与“五四”时期相同，它在客观上又一次体现了中国本土女性思想文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当时一批女作家从爱情题材和“伤痕文学”中崭露头角，批评家们迅速将目光聚集在她们身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期与现代文学史中的女性文学研究最大的不同是，女性批评家占据了绝大多数并站在了最前沿，而且都带有明确的女性意识。这个行动较之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正式进入中国学术圈要早三至四年左右。80年代中后期，当西方女性富于震憾力和颠覆性的文学批评文本迅速在我国传播开来时，中国的女性文学批评才真正从建构妇女文学世界转到了以女性质疑的、批判的目光审视整个文学世界和文学史的阶段上来。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女性文学批评呈现出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姿态，而它的否定的、解构的、破坏性的一面则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诱发下产生的，因此它在总体上表现得较为冷静温和。与这一特点相联系，中国的批评家更容易关注“作为作者的妇女”，而对于“作为读者的妇女”相对来说研究得较弱，即使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女性批评的面貌开始因外力的作用而改观，一批激烈地批判男性文学的著作和论文相继问世，但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被重视的程度上来看，女性美学的建立、女性文学历史的梳理都是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
鉴于上述复杂情况，中国学术圈约定俗成的术语中，一般并不把“女性文学研究”、“女性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混为一谈。这种区分有它合理的一面。因为与“主义”相关的女性批评应该是一种建立在理论自觉基础上的、有目标、有旗帜、有宗旨的批评，因而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更适合指称80年代中期以后，借鉴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研究文学的批评实践。而“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性文学批评”的差别暗含着“客体”与“主体”的区分。具体一点说，女性文学研究是一种以女性文学为客体的批评，它对于批评家的生理性别、性别观念、性别立场和性别经验并不做特别的界定。而“女性文学批评”则一种女性主体的批评，社会性别视角和女性立场是它的基本出发点。因此，而从本世纪初开始的，由相当一批男性作家学者参与的，以关注女性文学活动为特征批评实践，叫做“女性文学研究”较为合适。而80年代初由本土自发产生的、主要以具有相当女性意识的女批评家为主体的，与新时期女作家相伴而生的、对于现、当代女性文学的批评实践，更适合于“女性文学批评”的名称。
但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在整个20世纪，无论是在“五四”时期还是在新时期，也无论是对本土女性文学的研究还是对西方女性批评的翻译介绍，都有大量男性学者的积极参与。它使得中国这项批评实践独具特色，同时也使它的内容十分复杂。
更复杂的是，如果我们不盲目地寻求女性主义的“西方坐标”，不截然割裂“女性文学研究”、“女性文学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之间错综复杂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就应承认，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从其植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再是西方的了，它与本土的文化传统、女性生存现状、女性文学实践和文学批评实践结合在一起，生成了一种新的批评，它“是什么”远比“叫什么”更为重要。如果出于学术上的考虑需要为其命名，我更愿意把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当代中国的，与中国女性生存现实和整个世界妇女运动相伴共存的“关于女性的文学批评”叫做“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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