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用不二 知行合一 情理交融——理解李瑞环同志哲学观点的三个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情理论文,哲学论文,观点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李瑞环同志的又一部哲学著作——《辩证法随谈》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继《学哲学 用哲学》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力作，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不少哲学工作者反映，这是哲学界多年来少有的现象，同时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一种思想文化现象。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既是一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实际工作者和领导者在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与发展的创新成果，又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人民大众哲学智慧的生动体现。以宽广的视野来研究他的哲学观点，学习他学哲学、用哲学的特点和方法，对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坚持体用不二 提炼时代精神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一个由概念、范畴、规律等等构成的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个体系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历史观和方法论于一体，形成了一个理论内核。借用中国哲学的“体”、“用”范畴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身就有一个“体”。这个理论的“体”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总结前人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成果以及生产和政治实践经验，在19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并在随后的一个多世纪中不断发展起来的。这一理论内核经历实践的多次检验、反复验证，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被我们称作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创立之时起，就是以指导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进行伟大的社会实践为使命的，就是以改造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书斋里的思辨家的哲学迥然不同，相对于思辨家的“就体论体”，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体用不二”的。
然而，长期以来，为了教学的方便，我们在哲学教学和理论学习时经常用逻辑语言来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体”。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体用分离的学习和表述的习惯，甚至导致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抬头，使得本来生动活泼的、具有强大实践指导功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段时期内对一些人失去了行动指南的意义，而被视为空洞的说教。然而，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活的哲学却有着强烈的需求。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针对党校的同志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1]（P815）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理论与实践须臾不可分离，这是理论的生存之道。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在与哲学工作者谈话时又明确提出，“希望搞哲学的人，深入实际，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2]，并强调“抓哲学要抓活哲学”。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长期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面临的历史课题，也是渴望心灵启迪和思想解放的广大干部群众共同的期盼和现实的需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课题和现实需求出发，来理解李瑞环同志哲学观点的历史地位，可以看出，它首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个亮点，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生动体现，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长期学习和运用其基本原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哲学概括的创新成果。对待理论，李瑞环同志选择的立场不是构筑体系，而是立足原理坚持学哲学、用哲学。李瑞环同志指出：“学哲学要学原理，用哲学也要用原理。”[3]（P716）可以说，基本原理主导着他的思维，贯穿在他了解情况、分析矛盾、研究对策的全过程中。这种传承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品格，也是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贯作风。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传统，批驳了那种简单地查找结论、机械地对号入座的教条主义学用方法。他坚持的是指导思想和行动的哲学，是观点和方法高度统一的哲学。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再度提出了哲学的受众问题，实质上也是哲学的功能问题。哲学是为改造世界的大众服务的，启迪智慧、解放思想是其宗旨，不能启迪智慧、解放思想的哲学不是好哲学。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从书本里和课堂上走了出来，对广大干部群众学哲学和用哲学起到了示范作用。这种新探索对于遏制哲学研究、教学和普及过程中急于和乐于构建体系、故弄玄虚、不能深入浅出的不良风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回归了哲学的本义：“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3]（P16）他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民性、大众性，纠正了那种把哲学神秘化、贵族化的倾向。他的哲学观点创新了哲学的表达方法，用扎根于历史文化传统和人民大众生活中的鲜活语言来表述哲学，读起来朗朗上口，富于启发。他的哲学也畅通了哲学的传播媒介，做到了用民族的大众的语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抵民心，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他的哲学观点为“草根哲学”、“老太太哲学”。正因为具有上述特点，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能够把握时代的脉搏，提炼时代精神的精华，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情理交融，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大众性和独特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必将占据应有的地位并产生重要的影响。
透过李瑞环同志的两部哲学著作，我们看到了一种崭新的学风，他的哲学观点给哲学界吹进了一股新风，让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又一次体验了哲学的神韵。这两部哲学著作中体现出的哲学思想形散而神聚，在应用基本原理时体不离用，用不离体，使哲学洋溢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不少同志对工人出身的李瑞环同志的哲学造诣深为叹服并称奇，殊不知正是这种出身和站位使他能够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天然的感情联系，使他的出身和站位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而使他所学的哲学活了起来。我们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经有过一位知名的工人哲学家狄慈根，正是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早明确地阐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个东西。[4] 笔者认为，李瑞环同志学哲学、用哲学的特点可与狄慈根相媲美。
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著作在短期内引起轰动，成为一种崭新的思想文化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品格，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重要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一次是延安整风；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两次运动实质上就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用分离状况而进行的。李瑞环同志的著作中多次讲到实践第一，强调“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必须始终重视和坚持的观点。这个观点认为，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发展是永恒的”[5]（P1），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发展的。他坚持了发展和探索马克思主义所遵循的实践第一的观点，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为最终的价值追求。这样看来，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第一的观点，根据这一主导思维的基本原理，离开具体的历史的时代的“用”，就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体”。在具有基础意义的强大的实践面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尽管放之四海而皆准，也是第二性的。因此，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体”、这个道，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后继者们的实践，没有自身的实践就不可能真正掌握这个“体”、这个道。毛泽东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比喻为箭和靶的关系，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1]（P820）邓小平同志也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6] 笔者认为，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之所以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就在于他坚持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这种体用不二的学风、文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学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典范，体现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勇气和智慧。
力倡知行合一 承继中国气派
理解李瑞环同志哲学观点的另一个重要维度，就是中国的辩证法传统。他的两部哲学论著继承了中国的辩证法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李瑞环同志的两部论著中应用了大量的中国民间典故、大众语言、诙谐俚语，使其论述生动活泼，妙趣横生。这种源于草根、植根大众的哲学传统，因为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显得既生动而又具有人民性和大众性。同时，由于李瑞环同志多用故事、短句、谚语等形式来表达其哲学思考，因此，也体现了辩证法的直觉语言形式，承继了辩证法表述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古希腊的历史上，辩证法与智者有着深刻的联系，辩证法的直觉语言形式占主导。辩证法在古希腊本来的含义就是辨别证明的一种方法，是智者们经常进行的一种思维和表达的活动。智者也是一个阶层，他们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正是时时、处处、事事在辩证，使得诸如“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赫拉克利特语）之类的妙语和思想火花竞相迸射。生动活泼的辩证法在希腊文化中非常兴盛，那种不是构筑逻辑体系，而是结合时时、处处、事事讲的辩证法，体现了辩证法的本义，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这种传统在西方文化的演变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中，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后来欧洲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辩证法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以唯心主义为外壳得以发展，并且那时的主要表达形式是逻辑语言。大批学院派的思辨哲学家走上了前台，辩证法这一体现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之中的永恒法则，被披上了晦涩的甚至神秘的外衣。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辩证法的活的灵魂才得以真正解放，但其发展形态和民族形式又成为历史课题。因此，从总体上讲，西方讲的辩证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和传播工具是逻辑语言，其形式是唯理论的。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辩证法传统源远流长，但主要体现为直觉语言形式。从伏羲氏画八卦，到河图、洛书和易经的形成，中华文化的初始源泉始终与辩证法有关。后来形成的中华文化的三大支干——儒、释、道三家文化均与辩证法传统有关。儒家创始人孔子给《易经》作传，道家始祖——老子有《道德经》，中国化的佛学——禅宗的创始人慧能在《六祖坛经》里，更是对中国特色的辩证法做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正是有这些先贤智者的总结概括，以及他们所采用的直觉语言形式，辩证法才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老百姓深受辩证法的熏陶。在流传并散佚于民间的各种故事、谚语、俗话中，关于自然之道、人为之道以及为人之道、为官之道、经商之道的诸多说法，无不体现着辩证思维的意味。这种辩证思维大都体现了中国传统偏重于顿悟式的直觉思维方式，可以说，辩证法的直觉思维语言在中国文化中达到了很高的境地，中国特色的辩证法是情理并重的。
正因为文化背景的不同，能够体现中国国情、民族特色和大众语言的辩证法表达方式在中国民众中很有“市场”。相反，不讲究甚至无视中国传统的哲学灌输，则活不起来、传不下去。这既是被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普及实践所证明了的，也是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传播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无视民族传统的讲法、传法无法行其道，这既是多年来我们的教科书式的哲学语言不太受欢迎的原因，也是李瑞环同志的辩证法段子一出来就大受欢迎的原因。他结合时时、处处、事事讲的辩证法，气脉畅通。他提炼出的话语，朗朗上口。诸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等口号，一经提出就迅速成为时代的强音。不少读者反映，李瑞环同志立足现实的生活和实践讲哲学，生动而不呆板，话语和蔼可亲，不教训人，读起来如沐春风。读者还反映，李瑞环同志的文章有精、气、神，读后常常有醍醐灌顶的感受。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表述和传播方式贴近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而这与他长期注重传统文化的修养是分不开的。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讲究知行合一。你要求别人做到的，你最好首先做到，身教重于言教。中国人对行动的表率作用十分看重，这与西方文化中的牧师传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有专职的思想训导者——牧师，他们的行为世界往往是不容置疑的，不像在中国教育者本身往往必须是行为者。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具有说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知行合一。这也符合中国文化所力倡的传统。“道”是中国哲学中的最高范畴，不仅是认识的指向、行动的依循，也是生命的旨趣，与道同在、依道行事、顺天应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推崇的至高境界。笔者认为，这个“道”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讲就是辩证法。李瑞环同志所讲的辩证法，讲究依理成事、以事说理，仿佛行走坐卧、举手投足，全然合乎情理。言在功中立，德在功中行。这些道和理既是理论哲学，也是行动哲学。我们仔细阅读李瑞环同志的两部哲学著作，深感他的每个论断都有坚实的实践支撑。这些实践往往就是他本人亲自参与的，文中涉及的许多场面历久而弥新，可以在头脑中再现出来，并能够感受到李瑞环同志彼时的情感、气息。他力倡知行合一，并且实际上过着辩证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社会中有不少“讲哲学的人”，他们有的与按哲学行动的人迥然不同。真正掌握了哲学的人，不应停留在口头上，而应体现在行动中，这是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和实践给予我们的深刻启示。
总之，我们不能忽视自己的传统，要善于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思维方式来全面提升我们民族的哲学修养，还要善于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吸取养分来充实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应通过民族形式来理解、实践唯物辩证法，赋予唯物辩证法普遍原理一种新鲜活泼的并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可以使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的传统智慧和行为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我们应该牢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国人民的良好愿望。
搭桥辩证法与“和”的学说 融汇两大传承
理解李瑞环同志哲学观点的第三个维度，就是文化的交汇视野。从文化圈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是从西欧文化圈经过俄罗斯文化圈进入中国文化圈的。李瑞环同志曾风趣地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从俄国“转口”而来的。但这仅仅是就人类文化的个性、特殊性讲的。就人类文化的共性讲，不同文化往往相互交织、影响，和而不同地存在于地球上，共同构成人类文化的总体。辩证法是人类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在人类文化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民族形式往往是相互交织的。
笔者以为，辩证法是沿着两个方向传承的：一个是“西学东渐”的方向；一个则是“东学西渐”的方向。辩证法的逻辑语言形式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达到了顶峰，是马克思将辩证法的内核从其唯心主义体系中拯救了出来。在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中，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起到了“革命的代数学”的巨大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辩证法送到了中国，毛泽东同志把它转化成“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辩证法。这是辩证法传承的一个方向，也可以说是“西学东渐”的方式。另一个方向便是“东学西渐”的方向。西欧16世纪思想文化界就有过“中国热”，西方的传教士对中国的道的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近代西方的哲学家很多推崇老子、孔子。老子的思想影响了伏尔泰、沃尔夫等人，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受到了老子哲学的影响。老子一贯强调相反相成，其辩证法思想与西方传承有所不同，但影响甚大。因此，辩证法就其一般意义上讲，是中西方两大文化、多种文明的共同智慧的结晶，这是理解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形式与民族形式的一个重要维度。
从这个维度来观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方法、结论尽管从理论体系上讲有其自身的内涵规定，但其一旦成为中国人民寻求解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就会产生民族形式。因此，任何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理论探索，都应有文化交汇的宽广视野，都应有搭界中国文化的点、植根中国文化的根。
李瑞环同志所选择的点就是坚持“和”的思想与辩证法的一致性。从学理角度讲，辩证法在西方诉诸逻辑语言，而在中国则更强调情境语言、直觉思维；辩证法在西方文化中更强调矛盾的抽象普遍性，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性、对立性，而在中国文化中则更强调矛盾的特殊性，事物内部矛盾的同一性。但是，这种差异是建立在共同点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一个内在原因是它与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之处。李瑞环同志敏感地把握住了“和”的学说这个与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形式的思想搭界点。
李瑞环同志两部哲学著作中有关“和”的学说的部分，其历史贡献在于，首先肯定了“和”的思想是中华民族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质，是中华儿女的重要精神气质。其次，在其著作中，他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与中国文化中“和”的学说搭上了桥，使辩证法的东西方两大传统有了交汇点，从而使我们走出了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一个认识误区。他指出：“‘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5]（P376）这样，李瑞环同志就把“和”的思想提高到了事物一般规律的高度上来认识和定位，这是一个大的突破。他还进一步明确指出：“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是做好协调工作的依据、凭借。重视协调、加强协调工作是弘扬和为贵优良传统的必然要求，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实质，符合时代的发展潮流，也符合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3]（P581-582）
长期以来，“和”的思想在历史上没有赋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和”的思想、和为贵的思想长期被淡化、被贬低、被扭曲，这使得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人民的主导思维表面上看来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断裂。李瑞环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作为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的思想武器，凸显了斗争和革命的本性，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但这种强调无疑具有策略性的意味而不是辩证法的本质。”[3]（P579）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也是讲“和”的。“马克思主义既讲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的绝对性，同时又讲矛盾、斗争的特殊性、多样性，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在矛盾的转化过程中，既存在着双方同归于尽或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方式，也存在着对立面之间互相制约而取得平衡的方式。那种将矛盾简单化为你死我活的僵化思维，不但在理论上违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髓，而且在实践中危害甚大。”[3]（P579-580）这一铿锵有力的论断有如一股清风，可以说一扫那些僵化思想的阴霾。有人概括并称赞李瑞环同志“为民、求实、和为贵”的人生价值观和行动准则。笔者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探索方面，搭桥“和”的学说和唯物辩证法是李瑞环同志哲学观点中的最大亮点之一。
当前，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中国提出了全面的和谐治国的理念并向全世界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呼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而不同”这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和重要的思维方式，相对于强调斗争性，强调抽象普遍性，强调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理念，这种学说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正日益扩大，并将发挥更大的威力。正如李瑞环同志所指出的：“和的思想可以扩展到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相信，这个思想一旦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旦成为研究部门的课题，一旦引入决策机关的指导观念，一旦与现实问题深入联系，必然会放出灿烂的光芒。”[3]（P578）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着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新的社会关系需要理顺，新的利益格局需要调整，新的国际关系需要协调。马克思主义的“和”的哲学观念，一旦转识成智，就会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给人思路，给人办法，开辟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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