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小说和历史的奏鸣曲——论《奥兰多》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奏鸣曲论文,传记论文,奥兰多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兰多》与后现代主义叙事
《奥兰多：一部传记》(Orlando：A Biography)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于1928年创作的一部颇具特色的历史传记小说。虽然副标题为《一部传记》，这部作品却与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不尽相同。《奥兰多》叙述的主人公的故事从16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开始，一直讲述到1928年。在小说的开始，奥兰多是一个年方十六、风流倜傥的贵公子，深得伊丽莎白女王欢心。他酷爱写作，但始终未能在写作方面有所建树。奥兰多感情上遭受俄罗斯公主的背叛，后又被他仰慕并资助的作家所利用和嘲弄，因此“饱经沧桑，看破了红尘”，对“女人和诗歌”都失去信心，并认为“文学不过是闹剧而已”。①他出使君士坦丁堡时昏睡数日后变性为女子，历经了几个王朝、时代的变迁，结婚生子，最终成为20世纪一个女诗人，并出版了她几个世纪来一直在创作的诗稿《大橡树》，而此时她的年龄仅为36岁。
奥兰多显然不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他/她跨越世纪、跨越性别的离奇经历，读来更像是个传奇故事，然而这部作品却以《一部传记》为副标题，实在让人疑惑。传统的传记写作向来有着太多的限制，少有创新，主要是因为它作为客观的历史叙事，强调“事实”和“历史”，②传记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对传主的生平进行准确、连贯、完整的叙述，但伍尔夫在创作《奥兰多》时并没有恪守这一法度。作品虽然以大量史料为基础，③但它模糊了传记和小说之间的界限，在素材、形式、体例等方面遵循传记的规范，但同时又充分利用小说家想象的自由，将传记和小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试图维持“真实和想象之间的平衡”，④对传记写作进行了革新。与此同时，作品又通过对传记进行戏仿，展示和评论传记创作的过程，揭示传统传记的局限性，使作品带有元小说的自我反思性。另外，《奥兰多》用戏谑的手法对传记和历史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使历史文本化。因此，《奥兰多》可以看作是传记、小说和历史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包含的结果。所有这一切使这部作品带有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体现了伍尔夫在创作理念上的前瞻性，也证明了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之间的传承关系。
文类的模糊性：花岗岩和彩虹的姻缘
《奥兰多》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之一就是文类的模糊性。它究竟属于传记还是小说？这个问题自作品出版之后，就一直是评论家争论的话题。就伍尔夫本人来说，她曾提到自己“只是因为好玩才称之为传记”。⑤因此当书商将《奥兰多》作为传记销售时，伍尔夫曾担心这会影响该书的销量，而觉得“为一时的好玩付出的代价太大”。⑥尽管如此，伍尔夫也没有把《奥兰多》看作是一部小说。她在1928年的日记中谈到《奥兰多》时这样写道：“不管怎样，这次总算摆脱了写‘小说’的嫌疑，希望以后不会再受到此类指责。”⑦看来在《奥兰多》的文类归属问题上，如果伍尔夫不是在故意混淆视听，那么，就连她自己也很难、或者不愿意对这部作品的文类进行明确的界定。
伍尔夫在日记中曾经提到，她构思《奥兰多》时打算“在这部作品中有机地融入虚构成分”，⑧言下之意就是她最初的打算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她在作品中采用了大量的史实以及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事件作为素材，并在作品的标题、体例和叙事角度等方面给读者一种“纪实”的假象。伍尔夫用《一部传记》作为副标题，在作品中让叙述者从传记作家的视角讲述奥兰多的生平。这种特殊的视角使叙述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契约，即作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伍尔夫一本正经地在作品前面加上“序言”部分，乍看之下颇像是学术研究论文前的致谢词，感谢家人和朋友对她的帮助，并说明笛福、斯特恩、艾米莉·勃朗特等前辈作家对她的影响。书中还有脚注、附有八幅插图，书后还附上了只有学术著述中才有的索引，像模像样地编纂了近百条条目。这些手法都使《奥兰多》看起来像一部真正的传记，给读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以为这是一部以纪实和严谨的研究为依据的作品，似乎拥有了“真实性中最坚硬、最结实的一种，是只有在大英博物馆才能找到的真实性，是经过研究的战车重重碾过、使所有谬误的烟尘销声匿迹之后的真实性”。⑨
除了形式上采用了传记的体例之外，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还一再强调“事实”的重要性，比如“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叙述已知的事实”(33页)，“我们只须陈述简单的事实”(77页)等等。作品也一反伍尔夫以往钟情的意识流手法，而对外部细节的写实非常注意，并且在对奥兰多这个人物的刻画上十分注重可信性。如果撇开性别和时间因素，奥兰多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小说人物，在生活中遭遇种种挫折，但最终克服这些挫折，实现自我。这种典型的现实主义人物刻画手段也给读者制造了一种“真实”的幻象，而这种幻象是传统的传记写作和现实主义小说创作手法之间的一个共同点。传统的传记写作和那些“书写真实”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笛福、斯威夫特、特罗普等人一样，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比例适中的世界”，⑩作者在写作时都小心翼翼，一环套一环，惟恐读者起疑心。可是伍尔夫却借着传记的名义在《奥兰多》中蓄意歪曲、并玩笑般地打破了这个比例，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个跨越性别、跨越时空的人物。作为传主的奥兰多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这一点就足以推翻伍尔夫用种种手段建构起来的“真实”幻象，体例、格式上的相似仅仅是一种形似和戏仿而已。(11)通过这种模糊文类属性、将“真实”与“虚构”有机结合和并置的手法，伍尔夫对传统的传记创作手法进行反思，并对传记所崇尚的真实进行了解构。
这一文类上的模糊性有着特定的目的。在《奥兰多》的创作中，伍尔夫力图跨越长久以来横亘于以纪实为基础的传记、历史和以虚构、想象为基础的小说、诗歌之间的楚河汉界。作品一开始声称由于奥兰多天资聪颖，必将大有作为，所以“为他的一生做传的人更应欣喜，因为不必求助小说家或诗人的手段”(2页)。也就是说，奥兰多一生中将会有许多值得记录的丰功伟绩，可以为传记作家提供足够的素材，而不必借助小说家或诗人的想象。就这样，叙述者便将各类文本分成上述两大阵营，并将纪实和虚构、真实和想象之间传统的对立关系凸显了出来。然而，叙述者却在叙述过程中逐步揭示，只要涉及写作，就无法严格区分真实和想象。
事实上，传记艺术以及传记和小说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伍尔夫比较关注的话题之一。她曾在多篇随笔中对传统的传记写作及一些重要的传记作家进行过评论。伍尔夫在1927年的随笔《新派传记》中认同英国作家西德尼·李爵士的观点，认为传记的目的就是忠实地传达人的品性。(12)换言之，传记的特点是叙述的真实性，而叙述的对象则是人的品性。伍尔夫把传记作家所追求的真实性看作是某种坚如磐石的东西，而把人格看作是捉摸不定的彩虹。在伍尔夫看来，传统的传记往往过于注重真实性的考证，但对传主曾是“活生生的人物”(13)表现不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将传记的真实性和小说的虚构性、艺术性有机地融合起来。由于“传记的目的之一就是使传主展示他们作为丈夫、作为兄弟等等应有的风范；然而却没有人跟小说中的人物太较真……写小说的诱人之处在于其自由——可以掠过乏味的部分，强化激动人心的内容……可以艺术地处置人物”，(14)因此与传记相比，小说在人物的塑造上享有更多的自由空间，小说家的技巧，如布局、联想、戏剧效果等在刻画人物形象、细说私人生活等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将小说的这种自由和技巧运用到传记创作中去，可以弥补传记在体现“人的品性”方面的不足。不过，伍尔夫也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小说所享有的这种高度自由也恰恰成了小说家的主要难题，“因为只有天才的想象可与真相的美学效力相匹敌”。(15)由于事实与虚构互不相容，如何恰如其分、不露痕迹地协调好两者的关系，如何能“十分精细地、十分大胆地表现出那些梦境与现实的奇怪的融合，那些花岗岩与彩虹的永恒的姻缘”(16)便成了传记作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也正是伍尔夫在创作《奥兰多》时所作的尝试——既借用传记所具有的“真相的美学效力”，又充分利用小说创作的自由，并在此过程中对小说和传记创作进行剖析。
自我反思性的叙事声音：《奥兰多》的元小说特征
如前文所述，奥兰多传奇般的生平打破了作品在素材、形式、体例、叙事角度等方面所建构的“真实”的幻象。此外，《奥兰多》中还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叙事声音。其中的一种叙事声音遵循传统的叙事方法，对奥兰多从外貌、心理、行为等各个角度进行详尽的描述，将他/她作为一个真实可信的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却又不时出现另一个叙事声音，不断地提醒读者他们所阅读的是一部传记，是一部用语言建构的文本，并且不停地对传记创作的手段进行披露和分析。比如，在谈到奥兰多的率性时，叙述者说：“此处，我们像传记作家常做的那样，鲁莽地披露了他的一个怪癖。”(10页)又如，奥兰多第一次见到俄罗斯公主时，脑中涌现出各种意象和比喻，在探讨奥兰多为什么会用这些比喻时，叙述者在后面的括号中写道：“虽然我们的叙述一刻也不能停，但此处我们可以飞快地指出……”(16页)叙述者还在讲述的过程中多处提到：“现在我们继续来讲故事”(23页)，“我们还是继续讲故事吧”(35页)，“此处，我们最好在他(奥兰多)的独白中间停下来，思考一下”(55页)，“此处我们必须打住”(70页)等等。这一手法打破了叙事的连贯性，让读者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从奥兰多的故事转向叙事和叙述活动本身。就这样，伍尔夫在《奥兰多》中不仅讲述一个故事，同时也在试图展示叙述者讲故事的技巧和过程。
这种在传记作品中揭示、评论传记写作的手法，与后现代主义元小说所采用的技巧可以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恐怕就是伍尔夫在《奥兰多》的前言中所提到的斯特恩对她的影响，因为《项狄传》中的叙述者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就对读者发出这样的请求：“忍耐一下——让我继续用我自己的方式讲述我的故事。”(17)这种对文本建构的自我意识可谓开了元小说的先河。在后现代主义元小说中，小说家常常在作品中对小说自身的创作技巧给予极大的关注。正如沃夫在《元小说》中谈到：“一般来说，元小说力图建构一种虚构的(传统的现实主义)幻象，但同时又揭示这种幻象。换言之，元小说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在于在创作小说的同时对创作进行评述。”(18)元小说这种形式消解了“创作”和“批评”之间的界限，并将它们融入“阐释”和“解构”的概念之中。《奥兰多》具有类似的特点：伍尔夫试图借用传记传统建构一个传记叙事，但同时又经叙述者(传记作家)之口对创作进行评述，用戏仿的手法对传统传记写作进行“阐释”和“解构”。
从作品的第一章开始，叙述者在刻画奥兰多的心理活动的同时，就经常直接对读者发表议论，重申传记的种种技巧和要求。这样的直接评论在作品中比比皆是，比如在描写完奥兰多俊美的外表之后，叙述者说道：“直视这额头和双目，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有那么多的怪癖是每一个优秀的传记作者所避之不及的。”(2页)谈到奥兰多在琐事上总是有些笨手笨脚之后，叙述者说道：“此处传记作家应当注意到，上面提到的笨手笨脚常常与孤僻寡合相连。”(4页)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评论凸显了传记作家创作时所遵循的一些原则。一般来说，传主都是有着一定历史意义的不凡之人，因此传记作家在为他们作传时总会千方百计地避开传主的怪癖，就算记录一些无伤大雅的缺点(如行动的笨手笨脚)，也力求给出合理的解释。此外，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还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传统传记必须遵循的路线：“无论依靠私人文件，还是依靠历史文件，传记作者……沿着无法抹去的事实真相的足迹，一路直行，不环顾左右，不贪恋花草，不理睬路边的阴凉，只管踏踏实实走下去，直至蓦地跌入坟墓，然后在头顶的墓碑上镌刻‘剧终’二字。”(33页)传记作者必须以事实真相为基础，记录传主从出生到生命结束的历程，而这“一路直行”的要求就严格限制了传记作者的创作，使传记作者的写作落入了一个套路，以至于叙述者在讲述奥兰多的生活时，写道：“他经常光顾此地，看桦树化为金色、蕨菜萌发嫩芽；看月圆月缺；看(或许读者能想象下面的句子)四周草木由绿变黄，又回黄转绿……”(53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叙述者意识到，如果撇开那些“花草”和“路边的阴凉”，传记写作便一成不变，毫无创新，但凡有经验的读者都能从叙述者的描述中猜得出下文。而有些时候“基于事实”又可能成为传记作家逃避问题的借口，比如奥兰多昏睡数日之后变性为女子，这一无法自圆其说的情节可能会遭致读者的质疑，认为有违常情，但在叙述者这里却被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这一点还是让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来决定吧，我们则只须陈述简单的事实：奥兰多三十岁以前是男子，后来变为女子，此后一直是女子。”(77页)对于奥兰多生命长达数百年这样离奇事，叙述者更是避而不谈，似乎只要假借了事实之名，有悖常理的现象无需解释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记录在册。虽然叙述者将奥兰多的离奇经历冠以“传记”之名，人为地将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合理化，但疑问显然会浮现在读者的脑海之中。通过这一手法，伍尔夫旨在表明传记所看重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会削弱传记的艺术性。伍尔夫在《传记文学的艺术》中曾提及以上这些观点，她认为传记名著之所以如此匮乏“是由于传记文学在所有艺术门类中受到的限制最多”，(19)《奥兰多》的叙述者对传记写作的反思体现了伍尔夫对这种限制的批判。
通过写实性叙事和自我反思性叙事这两重声音的交叉和并置，伍尔夫揭示了传记叙事的内在矛盾，使读者既认识到作品中的很多材料基于史实，又同时意识到作品的虚构性和叙事性质，既对传统的传记创作有所了解，又对其局限性进行思考。这种手法给读者带来了富有张力的阅读体验，而这种自我反思性以及对写作活动本身的关注也使《奥兰多》带有后现代主义元小说的特点。
质疑传记和历史的真实性：历史的文本化
在《奥兰多》中，伍尔夫对传统的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叙述活动进行了刻意的夸张和歪曲，对传记和历史中的“真实性”进行解构，突出“真实”的不确定性，这是它另一个显著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作为传记作家的叙述者以记录真相和事实为首要任务，他/她自己也再三声称“我们只需陈述简单的事实”(77页)。可是随着阅读的深入，读者发现叙述者根本不可能胜任这一任务，因为他/她所依赖的真实记录互相矛盾，更何况这些记录还可能“布满焦痕和窟窿，一些句子根本无法识别”，而他/她为了如实记录奥兰多的生平“不得不尽量在烧焦的纸片和布条中间寻觅”(70页)。就这样，叙述者成了对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性没有承诺、无法承诺的人。前文提到，叙述者在《奥兰多》中将传记和历史归于一类，因为它们都是关于“真实”的文本，因而伍尔夫对传记“真实性”的解构事实上也是对历史“真实性”的解构。
在叙述奥兰多获得公爵爵位这一重要事件时，叙述者手头有两位目击者的叙述和一份报纸的报道。海军军官布里格的日记里充斥着典型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当地人的防备之心，英国人的优越感，对土耳其民族有条件的肯定等等，后来因为他攀爬的紫荆树枝突然折断，布里格坠落在地，因而日记的其他部分便只剩下他感谢上帝、谈论伤势轻重的内容了。而另一位目击者哈托普小姐的信中也讲述了这一事件，她所关注的是华丽的服饰、精美的食物、迷人的夫人和勇武的男人等等，以及一位先生对她的赞美和她对读信人以及自己的猫的思念之情。而当时的《时事报》则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新闻用语对奥兰多受封的过程进行报道。通过这种参照并置，叙述者清楚地表明，即便是同一个事件、同一个场景，由于不同的目击者所关注的焦点、叙述方式、叙述目的不同，他们的描述(即便是第一手的描述)也是不同的，这有力地表明“基于事实”的真实性不是唯一的，而是不确定的。
更何况这些“基于事实”的不同版本的记录落到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手里时，可能由于时间、大火或者其它因素而变成了“支离破碎”(69页)、“面目全非”(71页)的片段。当叙述者试图从为数不多的资料中重构奥兰多的职业生涯时，他说：“往往，一句最要紧的话，中间却烧得焦黑。有时，我们以为，这下可以破解百年来让历史学家困惑不清的秘密，结果手稿上却突然出现一个指头大的窟窿。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试图根据虽已烧得支离破碎却存留至今的文件，一点点拼凑出一个梗概，却常常还得去推想、猜测，甚至要凭空虚构。”(66页)就这样，叙述者成功地使现场目击者的信件、日记以及其他一切可以作为“证据”的东西失去了可信度。叙述者不得不承认，要完整、准确地记录奥兰多的生平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叙述过程中不得不辅以“虚构”和“想象”。叙述者用玩笑的语气讲述了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如何将少量的历史文本“碎片”还原成“可靠”的历史记录，这种夸张和曲解彰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历史和真实是一种人为的建构：原始记录因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兴趣关注点而大相径庭，得以保存下来的有限的资料本身已经支离破碎，因此传记作家、历史学家在此基础上所构建的“真实”更经不住推敲了。后人通过文本所了解到的历史只可能如同碎片似的，并受到历史书写者主观立场的影响。
真实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涉及对事件的因果解释。《奥兰多》中不乏不厌其详的真实细节，可是事件之间荒谬的逻辑、因果关系却耐人寻味。奥兰多生命的各个阶段可以和文艺复兴、王政复辟时期、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维多利亚时期直至20世纪初的历史对应起来，叙述者往往用寥寥数笔就把这些阶段的特色勾勒得活灵活现，可是在这些描绘之中，又不乏幽默和夸张的成分。比如，王政复辟时期奥兰多的文风发生了变化，叙述者这样解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外部的景观本身也少了很多斑斓，蔷薇丛不再那么多刺和盘根错节。或许，感觉本身就多了些许迟钝，味觉已不再受到蜂蜜和奶油的诱惑。同时，街道的下水系统更通畅，室内的采光更明快，毫无疑问，这对他的文风都有影响。”(62页)虽然文风的改变和社会生活环境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是这样牵强地在两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却显得突兀和荒谬。同样，在详尽地描写19世纪第一天出现的漫天乌云以及之后无处不在的潮湿后，叙述者指出英国人的生活、性格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于是，说不清哪一天哪一刻，不知不觉，英国的本性改变了。”(131页)两性的距离愈拉愈远是因为潮湿使男人感到内心冰冷，头脑迷乱；由于潮湿，植物和人类都有了旺盛的繁殖能力，而大英帝国也应运而生；潮湿像侵入木头一样侵入了墨水瓶，于是句子膨胀，形容词成倍增加，抒情诗变成了史诗。将19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文学潮流变化归结于世纪初的一场大雾造成的天气潮湿，这样的逻辑推理固然极尽夸张之能事，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却又不难让读者联想到历史中不乏这样荒谬的逻辑。
尽管伍尔夫用夸张的手法拿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叙述活动开玩笑，可是她却率先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观点，即历史是一种叙事，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只可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这种把历史文本化、碎片化的观点后来成为很多历史学家以及历史编纂元小说作家所关注的焦点。比如，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中曾说过，“叙述将知道转换成讲述”。(20)他认为，传统的历史学家声称他们记录的是真实的过去，然而在撰写历史时，历史学家必然需要选择事件，在不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和寻求因果关系，并对事件进行解读、总结等。因此，历史其实也是一种语言建构，是历史学家依据“被烧焦的碎片”转换而成的叙事，在这转换过程中自然会存在主观的选择、阐释上的偏差，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历史保存下来的“真实性”不可能是绝对的真实性，而只是众多真实性中的一个版本而已。换句话说，历史是一种“叙事”，其结果是产生一种“话语”，为某种观点辩护。(21)这一观点在后现代主义小说(如阿特伍德、斯威夫特和品钦的作品(22))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加拿大学者、文论家琳达·哈钦在《后现代主义诗学》一书中提出“历史编纂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这一概念时，强调历史和小说之间的共性，认为历史并不比小说更具有真实性，两者都只具备“貌似真实”(verisimilitude)，而不是“客观的真实”(objective truth)。(23)哈钦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凸显由记忆或故意歪曲而造成的历史记录的谬误，而历史编纂元小说作为典型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其基本特征就是运用历史素材，通过重访历史的写作来质疑历史叙事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对历史叙事的形式及内容进行重新思考和再加工。从这一点来看，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对真实的质疑表明她在思想和创作上都具有惊人的前瞻性。
在当下的语境中，质疑历史的真实性和本质属性已经不是什么新的话题，历史话语和小说话语在文学文本中的交叉使用也极为普遍，当代文学研究早已表明，所有的文本，包括历史、自传、传记等，都存在着虚构的成分。然而，在伍尔夫所处的年代，将虚构和纪实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打破小说和传记之间的界限，却是极为大胆的手法。可以说，《奥兰多》体现了伍尔夫在小说创作上的超前意识，其创作理念在几十年后蓬勃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比如，《奥兰多》在文类上模糊了小说和传记之间的界限，在传记写作中融入伍尔夫一贯的实验手法，为传记写作带来了变革。这种将传记和小说创作融为一体的手法在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5-)1981年出版的《开普勒》(Kepler)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奥兰多》中那个诙谐、超脱、带有偏见、又不断自我反思的叙述声音则是对19世纪小说中那些无处不在、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戏仿，这一手法数十年后在约翰·福尔斯(John Fowls，1926-2005)的《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1969)中得到了叙述者的呼应。伍尔夫在《奥兰多》中借传记的传统对传记写作的技巧进行反思，这一手法使作品带有元小说的特征。此外，《奥兰多》成功地引导读者对虚构和纪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思索，并借用一些荒谬的因果关系凸显历史的选择性和人为性，并将英国几百年的历史、文学史投射到集想象与真实为一体的奥兰多身上，对历史进行反思和重写。因此，《奥兰多》就像是传记、小说和历史这些不同音符融合而成的奏鸣曲，具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当之无愧的先驱。
注释：
①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林燕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52页。本文所引《奥兰多》的中译文均出自该版本，以下随文标明页码，不再另行注释。
②传统意义上来讲，传记都强调“事实”。在17世纪后期，德莱顿把传记清晰地定义为“某人生平的历史”。M.H.艾伯拉姆斯在《文学术语汇编》中这样定义传记：“指某人生平的事实的相对完整的记叙，它包括性格、习性、环境，还有他的经历和活动。”而J.A.卡登在《文学术语词典》中为传记下的定义则是“一个人生平的记录，历史的一个分支”。转引自赵白生：《传记里的故事——试论传记的虚构性》，载《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47-53页。
③《奥兰多》一书以伍尔夫的同性恋人薇塔·萨克维尔-韦斯特为原型，书中采用的许多材料来自薇塔的书信、生平及家族历史。
④⑥Susan Dick,"Literary realism in Mrs Dalloway,To the Lighthouse,Orlando and The Waves",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Virginia Woolf,eds.Sue Roe and Susan Sellers(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p.62,p.62.
⑤⑦⑧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日记选》，戴红珍、宋炳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111，107，95页。
⑨⑩(12)(13)(14)(15)(16)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全集IV花岗岩与彩虹·书和画像》，王义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700，1655，1700，1702，1723，1723，1707页。
(11)比如作品中的插图，用好友薇塔的三幅照片充当奥兰多的肖像，用侄女安吉利卡的化装照充当俄罗斯公主萨莎的肖像，用一张家庭照片充当奥兰多夫妇的合影。
(17)Laurence Stem,Tristram Shandy(London & New York :Signet Classics,1960),p.15.
(18)Patricia Waugh,Metafiction: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elf-conscious Fiction(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 Co.Ltd.,1984),p.6.
(19)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随笔全集Ⅲ三枚旧金币·飞蛾之死·现代作家》，王斌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329页。
(20)(21)Hayden White,The Content of the Form: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1987),p.1,p.24.
(22)Patricia Barker,The Art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Novel,Ph.D.dissertation,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2005,p.13.
(23)Linda Hutcheon,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History,Theory,Fiction(New York & London:Routledge,1988),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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