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佚著《南丰杂识》辑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丰论文,曾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西宋代著名文学家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著作在近千年的流传中散佚不少，《南丰杂识》即是其中一部。今人陈杏珍、晁继周编纂点校的《曾巩集》，在辑佚钩沉曾巩佚著方面成就颇巨，但仅以《杂识二首》为题，存辑了《南丰杂识》二篇佚文。笔者近年从事文献整理工作，在群籍众书中搜罗爬剔，共发现《南丰杂识》七篇佚文，计4 千余字，虽非全璧，但于曾巩研究不无裨益，于是加以整理，略加考证，芹献读者。
一、书名作者辨析
曾巩是江西南丰人，因此人称曾南丰。其著作也多冠以“南丰”二字，如《曾南丰集》、《南丰文粹》、《南丰诗钞》、《南丰尺牍》、《南丰杂识》等。《南丰杂识》一书，宋代目录书籍多未著录，仅南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小说类著录为《曾南丰杂志》，元代不撰人《群书通要》卷九已集引录该书佚文，也作《南丰杂志》。元代脱脱编纂的《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曾巩《杂职》一卷。宋代不撰人《锦绣万花谷》（四库全书本）引录了该书三条佚文，其中一条写作《南丰杂识》，二条写作《南丰杂记》；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五朝名臣言行录》（四部丛刊影宋本）所录该书佚文均作《南丰杂识》；四库全书本的朱熹所编的《宋名臣言行录》所录佚文，也均作《南丰杂识》。可见曾巩此书有《杂识》、《杂记》、《杂志》、《杂职》四种不同名称，虽为一字之差，但容易引起混淆，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从版本角度来看，四部丛刊的《三朝名臣言行录》、《五朝名臣言行录》是根据海盐张氏涉园所藏宋刊本影印的，因而最接近宋代原刊本。该书引录曾巩此书七条佚文全部作《南丰杂识》。因此将该书定作《南丰杂识》是比较可信的。其次，在《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著录曾巩《杂职》一卷，中华书局校勘记中说：“《遂初堂书目》有《曾南丰杂志》，或即是书，疑‘职’为‘识’字之误。”此意见相当正确。“职”与“识”无论繁体与简体字都极为相似，容易引起混淆。何况《杂职》作为书名，显得很生僻，与所辑佚文内容根本风马牛不相及。第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有一条关于《南丰杂识》的记载：“欧阳公、梅宛陵、王文恭公集皆有《小桃诗》，欧诗云：‘雪里花开人未知，摘来相顾共惊疑。便当索酒花前醉，初见今年第一枝。’初但谓桃花有一种早开者。及游成都，始识所谓小桃者，上元前后即著花，状如垂诗海棠。曾子固《杂识》云：‘正月二十间（一作开），天章阁赏小桃’正谓此也。”也是将该书写作《杂识》。据上述三条理由，因此我们将曾巩此本佚著定名为《南丰杂识》。
从上述史料来看，《南丰杂识》作者为曾巩本无疑义，但新近出版的宁稼雨先生《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却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他认为：“（《南丰杂识》）原书已佚，《锦绣万花谷》引三条，……其中《锦绣万花谷》卷一一记治平元年孙觉与曾南丰巩所言，则为本书无疑。唯据引文似由曾巩口授，他人整理成书。”宁先生所说佚文见下：“治平元年，孙觉与曾南丰言，曰：‘闻台官以数言事不用，……”因为如果是曾巩自己所撰，决不会自称自己为曾南丰，因此宁先生有此种推测。殊不知《锦绣万花谷》在引录该条引文时，已经过编者整理了的。在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五之三引录上条佚事原文应是这样：“治平元年，余与孙觉皆编校史馆书籍，直舍相对，觉过余言曰：‘闻台官以数言事不用，……。’（孙）觉语余时，正月五、六间也。”又，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九引录《南丰杂识》另一条佚文，中云：“庆历之间任事者，其后余多识之，……。”这四个“余”字都是作者本人第一人称。由此可以断定，《南丰杂识》是曾巩本人亲笔撰写的。
二、内容析要
《南丰杂识》是曾巩惟一一部文言小说类著作。在唐宋八大家中，曾巩的诗文儒学气味最浓，他将文学看作是“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之大事。因此他的文章大部分写得很严肃正统，并由此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地位。文言小说在当时被认为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者造也”，而不能登大雅之堂。因此，《南丰杂识》这部完全有悖于曾巩文论思想的专著，就更应该引起我们关注。
从我们辑录的七篇佚文来看，其中六篇所记是发生在宋仁宗时的朝政之事。曾巩是仁宗末年嘉佑五年（1060）才中进士的，而后又在远离京师的太平州任司法参军。因此六篇佚文所记朝政之事，是曾巩听朋友同僚叙说而加以整理的。另外一篇佚文《台官共谏濮王事》（为使读者阅读方便，笔者暂给每一篇佚文取列一个标题）是发生在英宗治平元年（1064）之事，当时曾巩在京师编校史馆书籍，此时所发生的“濮议”之争，也主要是听同僚孙觉叙说的。濮王赵允让本是英宗的生身父亲，仁宗生前由于无子，以英宗为嗣子。英宗继承皇位后，尊濮王为皇考（父）还是为皇伯，在朝廷中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由此引起宋史中有名的“濮议”之争。曾巩不仅详细记载了此事，而且对濮议之争两派都提出了批评，认为各有得失，是由于言路不通造成的后果。
《南丰杂识》其它六篇佚文也都涉及朝廷大臣，曾巩对他们各有褒贬。在《王洙修经武略》中，曾巩对吕夷简两面三刀、玩弄权术的作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仁宗命文彦博富弼为相》，通过仁宗之口分析了文、富两相执政时的得失；《孙甫蔡襄为谏官》赞扬了孙、蔡二位谏官冒死进谏的精神；《尹洙好善之心》、《孙甫不党》对尹洙宽容对人，孙甫不结朋党的行为表示了充分肯定。作者虽无过多辞彩渲染，寥寥几笔，人物形象即显丰满。特别是《狄青破侬智高》一文，写得尤为出色。全文近两千字，详细地描绘了北宋大将狄青率兵破侬智高叛乱之军的全过程。全文有情节，多铺垫；有对话，多精炼。起伏跌宕，精彩纷然。在北宋志人体小说中堪称翘楚。
上述七篇佚文虽多为“道听途说”之作，但都发生在曾巩生活的时期，因此都信而有据，足可以补正史之缺，笔者特辑录如下：
三、佚文辑存
[王洙修《经武略》]王洙修《经武略》，仁宗览而善之，命吕夷简用洙直龙图阁，夷简曰：“此特《会要》中《边防》一门耳，不足加赏。”既出，乃谓洙曰：“夷简以修《经武略》欲用学士直龙图阁，而上谓特《会要》中《边防》一门耳，不加足赏，故不果。”洙退归，会上使中人奖谕，具道欲用洙与夷简以为不可者。洙因出纸笔请中人具记上语。明日往见夷简，问昨日尝语洙者，夷简复称说如昨。洙因出中人所记示之。夷简起立索笏曰：“上万几事繁，恐不记夷简语。”其后洙又修《祖宗故事》，参知政事范仲淹请用洙直龙图阁，上已许之。又曰：“乞宣谕出自上意。”上正色曰：“当用则用，何必出朕意。今欲宣谕，是不当用也。”其命遂寝，仲淹大惭而退。此洙自为孙之翰言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一《丞相许国吕广文靖公》）
[狄青破侬智高]广源州蛮侬智高以其众叛，乘南方无备，连破邕、宾等七州，至广州，所至杀吏民，纵掠。东南大骇。朝廷遣骁将张忠、蒋偕驰驿讨之。甫至则为智高所摧陷。又遣杨畋、孙沔、余靖招抚，皆久之无功。仁宗忧之，遂遣枢密副使狄青为宣抚使，率众击之。翰林学士曾公亮问所以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问之，乃曰：“比者军制不立，又自广川之败，赏罚不明。今当立军制，明赏罚而已。然恐贼见青来，以谓所遣者官重，势必不得见之。”公亮又问：“贼之标牌，殆不当，如何？”青曰：“此易耳。标牌，步兵也。当骑兵则不能驰矣。”初，张忠、蒋偕之往，率皆自京师，六、七日驰至广州，未尝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见贼，则疾驱使战。又偕等所居，不知为营卫。故士卒皆望风退走，而忠临阵，偕方卧帐中，悉为贼所虏；杨畋、余靖又所为纷乱，不能自振，而孙沔又大受请托，所舆行者乃朱从道、郑纾、欧阳乾曜之徒，皆险薄无赖，欲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从。远近莫不嗟异。既至潭州，沔遂称疾，观望不敢进。青之受命，有因贵近求从青行者，青延见谓之曰：“君欲从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从青之士，能击贼有功，朝廷有厚赏，青不敢为之请也；若往而不能击贼，则军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愿行，则奏取君矣。非独君也，君之亲戚、交游之士，幸皆以青此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于是闻者大骇，无复敢言求从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与以为可用者，人望固已归矣。及行，率众日不过一驿。所至州，辄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约束，军行止皆成行列，至于荷锸籯粮持守御之备，皆有区处。军人有夺逆旅菜一把者，斩之以徇。于是一军肃然，无敢出声气，万余人行，未尝闻声。青每至邮驿，四面严兵，每门皆诸司使二人，无一人得妄出人，而求见青春，无不即时得通。其野宿皆成营栅，青所居，四面阵兵壳弓弩皆数重，所将精锐列布左右，守卫森严。方青之未至，诸将屡败屡走，皆以为常。至是，知桂州崇仪陈某、知英州供备库使苏缄与贼战，复败走如常时。青至宾州，悉召陈与裨校凡三十二人，数其罪，按军法斩之。唯苏缄在某所，使械系上闻。于是军中人人奋励，有死战之心。是时智高还守邕州，青惧昆仑关险隘为所据，乃下令宾州具五日粮，休士卒，贼谍知不为备。是夜大风雨，青率众半夜度昆仑关。既度，喜曰：“贼不知守此，无能为也。彼谓夜半风雨吾不敢来，吾来，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贼方觉，逆战于归仁铺。青登高望之，贼据坡上，我军薄之，裨将孙节中流矢死，青急麾军进，人人皆殊死战。先是青纵蕃落马二千出贼后。至是，前后合击，贼之标牌军为马军所冲突，皆不能驻。军士又从马上以铁连枷击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贼遂大败，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与公亮言立军制，明赏罚，贼不可得见。标牌不能当骑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户之上，论数千里之外，辞约而虑明，虽千古之名将何以如此，岂特一时之武人崛起者乎？方庆历中，葛怀敏与李元昊战于广川，怀敏败死，而诸校与士卒既败，多窜山谷间，是时以权宜招纳，皆许不死，自此军多弃将，不肯死战。故青云：“自广川之败，赏罚不行。”翰林学士蔡襄亦闻于青者如此。（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八之二《枢密使狄武襄公》；又见四库本《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五，元不撰人《群书通要》卷九）
[孙甫蔡襄为谏官]庆历中，孙甫、蔡襄为谏官，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怀安苟且，无向公之心，遂罢殊政事，而甫等因荐富弼代殊。上怒，以为进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陈，遂相陈执中，而甫等极言陈执中不可用，不听，则相与求罢为官，不许，遂请退陈。上曰：“卿等言一不听则求去，令朕有逐言者名，自为计则善也。”甫自陈以私便求出，襄亦以养亲为言，先是，襄尝乞告至甫田迎亲，而亲不果来，至是上乃曰：“卿昨迎亲不来，何遂留侍养？”襄惶恐不能对。甫徐进曰：“蔡襄所以辞亲远来事陛下，冀万一有裨补，今言既不行，蔡襄是以须却思归去养亲。”（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九《侍读孙公》）
[孙甫不党] 孙之翰言：庆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任政，而以欧阳修、蔡襄及甫等为谏官，欲更张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皆戮力自效，欲报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恶异，不能旷然，心无适莫。甫尝家居，石介过之，问介适何许来，介言方过富公，问富公何为，介曰：“富公言滕宗谅守庆州，用公使钱坐法，杜公则欲致宗谅重法，曰：“不然，则衍不能在此。”范公则欲薄其罪，曰：“不然，则仲淹请去。”富公欲抵宗谅重法，则惧违范公；欲薄其罪，则惧违杜公。患是不知所决。甫曰：“守道以谓如何？”介曰：“介亦窃患之。”甫乃叹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谅，则违范公，薄其罪，则违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尝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议论，自谓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学，自度必难用于世，是以退为记《唐史》以自见，而属为诸公牵挽，使备谏官，亦尝与人自谋去就，而所与谋者，适好进之人，遂见误在此，今诸公之言如是，甫复何望哉？”自此几月余不能寐。庆历之间任事者，其后余多识之，不党而知其过如之翰者，则一人而已矣！（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九《侍读孙公》；又见四库本《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
[好善之心] 尹洙，当庆历中与范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罢朝政，洙亦为人希，时宰意攻以居渭州时事，遂置狱，遣刘湜按之。一日谓洙曰：“龙图得罪死矣！”洙请其事，湜曰：“龙图以银为偏提，给银有记，而收偏提无籍，是以知龙图当得罪死也。”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银为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某籍，可取视之。”湜阅籍，果然，知不能害，叹息而已。其后洙在随州，而孙甫之翰知安州，过随，二人皆好辩论，对榻语几月，无所不道，而洙未尝有一言及湜者，甫曰：“刘湜按师鲁，欲致师鲁于死，而师鲁未尝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与洙本未尝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及是不能自立耳。洙何恨于湜乎？”甫深其识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谓平生好善之心过于嫉恶，之翰以谓信然。”（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九之六《尹洙》）
[仁宗命文彦博富弼为宰相] 至和中，陈执中为宰相，其嬖人张氏笞女隶至死，台官赵忭、范师道极言执中营救张氏，故狱久不直，因言执中无材行，不可任宰相。翰林学士欧阳修亦上书，请退执中。议久不决，左右怪。仁宗禁中少游燕，默有所思虑，焦劳见于容色，居月余如此，因问上曰：“陛下比忧劳见于容色，得非思代执中者乎？”上曰：“然！”左右乃曰：“代执中易得耳，何至此耶？”上曰：“此老子却可谩人。”久之，始用文彦博、富弼二人代之，朝议皆谓得人。数日，欧阳修得对，上问：“新除彦博等，外议如何？”修具以朝议为对。上曰：“卿意如何？”修曰：“诚如外议。”上又问彦博、弼果如何？修曰：“陛下已用彦博等，复问其如何，臣所未喻。”上曰：“彦博有才，然胆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复来，恐多顾虑。”良久，又曰：“弼前深为人所伤，今来亦焉，能不顾虑？然不若守志不变也。”既而彦博果不能谨畏，后因郭申锡，李
争塞河事，彦博意有所左右，上由此罢之；弼亦竟以多顾虑，少所建明，皆如所料。（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三之一）
[台官共谏濮王事] 治平元年，余与孙觉皆编校史馆书籍，直舍相对，觉过余言曰：“闻台官以数言事不用，相约以谓言小事不足决去，就当共争濮王事，知不听则去。盖是时杂御史吕诲、吕大防、范纯仁等与谏官数论孙固庸回、王广渊奸邪不当用，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坚。事如此类者甚众，凡台谏官入辄以进呈，讫寝之，时人谓之讫了。范纯仁言台吏亦为之沮赧，每白御史曰：某事又讫了也。盖执政方权欲一切，以阻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职为惭，且愤，故相约如此。”觉语余时，正月初五、六间也。后数日，果闻台官论濮王事甚急，至上元后，诲等疏已上七、八，上不听，遂纳敕告求罢去，家居不复供职，而执政方密启令禁中自定义，尊濮王为皇。故诲等云：曾公亮、赵概等言禁中自商量，则知大臣阴与计谋，盖谓此也。是十间，天章阁赏小桃，因以劝太后，太后有酒，所卧阁中，内臣高居简入褰太后寝帏，太后惊起坐。居简与御药苏利涉从上至太后榻前拜，以书一封进太后，求一押字。太后酒未醒，不知书所言何事，遂从之。故诲等疏云：苏涉、高居简眩惑皇太后，盖谓此也。既而书出，乃太后命中书尊濮王为后事，明日遂奉行。太后始知京师喧然，下至闾巷，亦以为不可，太后力争不已。二十二日乃下诏罢濮王称皇等事，范纯仁等欲起供职，吕诲曰：“称亲犹为吾徒言不用也！”遂以前后所上九疏乞付中书求去，而诲等皆黜矣。盖自政和以后，仁宗虽尝属疾，然在位久，熟知人情伪与群臣材性之善恶，故虽委事大臣，而听用台谏官，广开言路，使耳目无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辄去之。故任者虽专，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英宗新即位，多不豫，任事益专，始欲快意，因用王畴为枢密副使，知制诰钱公辅封还辞头，遂黜公辅为滁州团练副使，知制诰祖无择亦封还辞头，又罚无择铜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时凡台谏官言事一切不听，或尽逐台官，不留一人。京师为之语曰：绝市无台官。其蔽至于如此。然人主犹采物论，朝廷正人未尽去，公议有所属，故言事者尽斥逐相望，而后来者其言愈厉。至濮王之事，执政议称王为考是也，遂欲称王为伯陋矣。盖两言者各率其私意，而不知考据于载籍，皆不学之过，故各有得失。然争论至于纷纭连年汹汹者，盖由言路不通，人情愤惋，故至于此者，皆执政自用好胜激之使然也。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五之三；又见四库本《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