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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
在一国持续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国际贸易失衡的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本币的自动升值来逐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最终实现贸易的相对平衡。但在我国实行结售汇制度和人民币升值坚持主动、渐进、可控的原则下，这种对外经济的自动平衡很难迅速实现。我国央行用人民币买下大量流入的外币并将其作为外汇储备，同时把相应数量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中，在大约5倍的乘数效应作用下，社会货币供应量大幅度增加，由此造成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的现象。过量的人民币追逐各类资产，导致资产价格迅速上涨，物价上涨也偏快。于是，在对外经济不平衡的背景下，我国就出现了人民币升值与CPI、资产价格上涨并存的现象。
人民币升值体现的是货币的对外比价关系，而CPI、资产价格上涨体现的是货币的国内购买力或者说对国内商品和服务以及金融资产的比价关系。因此，把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国内物价包括消费价格和资产价格上涨过快并存的现象称为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
完整地认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
从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约11%。但在10月结束的G7会议上，美国联合欧盟继续对我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似乎是为了应对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压力，近日人民币马不停蹄、连续上涨，并迅速突破7.42关口，创汇改以来的新高。但是，这种被动的升值显然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政策主导权的部分丧失。
汇改以来两年多的实践证明，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势头并未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减缓，反而是增加更多，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那么，是否应该加快升值以缓解贸易顺差、减缓外汇储备的大量增长呢？人民币究竟升值了多少呢？
前述分析已经指出，我国目前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由于人民币出现对内贬值，人民币的购买力下降，而人民币的对内贬值实际上造就了另外一种变相升值。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汇改前一件货物卖100元，CPI以2004年为基数100%，到2007年三季度累计达到108%，那么现在该货物卖108元。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例如1＄=8.27￥，这一货物出口价格从原来的12.09美元（100/8.27）变为13.06美元（108/8.27），出口价格上涨了8%。所以，人民币就算不对美元直接升值，但实际上还是由于国内人民币贬值，导致出口价格上升，出现了变相升值。
从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人民币兑美元直接累计升值11%，对内累计贬值（或称变相升值）8%，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人民币实际上对美元升值了19%。所以，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远不仅仅是表面上看到的11%。如果把资产价格也包含近来，而不是仅仅使用CPI来测算人民币对内贬值程度的话，人民币变相升值的幅度会更大。
人民币是否应该加快升值呢？应该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进行考虑。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可以在控制住物价、减小变相升值的基础上，把变相升值转换为直接对美元升值，也就经济运行表现为物价趋稳、升值加快。这种选择的好处是，人民币升值升在明处，可以反驳国外要求我升值的无理要求，减少贸易顺差，并减弱人民币升值的过度预期。缺点就是无法保持汇率改革中人民币升值渐进、可控，过快升值对市场主体的冲击较大，在美国转而进入生息通道后，会引诱资金大量出逃，再一次使市场面临冲击。
第二种选择是，容许当前物价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坚持人民币的渐进性、可控性升值，也就是经济运行表现为物价上涨、升值缓慢。这种选择的好处是，能够保持汇率改革中人民币升值渐进、可控的原则，对市场冲击较小，有利于稳定。缺点就是人民币升值升在暗处，不得不继续承受国外要求我升值的压力，物价上涨使所有市场主体都承担了人民币升值的损失。我国当前实际上采取的正是这一种选择，但近期的快速升值似乎表明，政策正在发生轻微变化。
不管如何选择，最可怕、最应该尽力避免的一种后果就是国内物价较快上涨没有缓解，存在一定的变相升值，同时加快直接升值，那么综合的升值幅度会大大提高，不但通胀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无法估量，而且实体经济特别是出口加工企业更是要蒙受成本上涨和出口减少的双重损失，这种后果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是最大的。
今后的选择
前已述及，在一国持续出现大量贸易顺差、国际贸易失衡的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本币的自动升值或人为升值来逐步减少出口、增加进口，最终实现贸易的相对平衡。这种主要依靠市场实现本币升值、回到平衡的途径，并不一定就是好的途径。正如经济危机通过破坏性的自我调整、缓解市场供需矛盾那样，依靠汇率市场的自动调节实现人民币币值的均衡，也是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破坏性的。汇率市场的自发调节在投机资本的伴随下必然是迅速升值，经济出现泡沫和虚假繁荣，在升值到位后，资本抽逃带来冲击，整个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日本和德国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二战后，日本和德国都长期顺差，本币面临升值压力。日本从1981开始经常项目顺差迅速扩大，其中大部分顺差来自美国。日本企业把赚来的这些钱绝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迅速升值，仅在1985年9月至1987年底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美元兑日元从1美元兑250日元下跌到1美元兑121日元，日元升值达50%，也就是日本持有的美元资产贬值了50%，日本对外净资产的汇率损失累计约为3.5万亿日元。在泡沫破裂后虽然失业率不高，只有3%左右，但经济衰退的时间很长，通货紧缩也从1990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5年。
德国情况有所不同。出口是德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1960～1990年间德国的对外贸易保持顺差，但前十几年的顺差额度很小。而且德国贸易顺差并不主要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欧盟其他成员国，所以德国马克对美元的升值压力不大。德国所面对的是投机资本的冲击。1970年之前，由于美国的贸易收支不断恶化，以及由此引发了市场兑黄金价格上涨的投机性预期，投机资本纷纷逃出美国。德国政府为了与这种资本转移相对抗，于1969年不再干预市场以维持4马克兑换1美元的官方汇率，马克汇率自由浮动，并随后升值达到9.29%。根据1971年欧盟经济委员会（EEC）六个成员国的协议，为了维持各成员国之间2.25%和对美元4.45%范围内的浮动汇率，德国逐步购进美元和其他货币，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但从1972年开始CPI表现出快速上涨，有的年份甚至接近7%。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此后贸易顺差缩小，升值压力逐渐减弱。可见，德国也经历了变相升值与直接升值相并存的阶段，维持了马克的渐进升值。虽然在1980年德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十年中平均增长率只有1.9%，年均失业率达到7.9%，但德国利用马克升值而成功将产业结构转型，从而确立了当今在欧洲的地位。德国政府在面对马克升值带来冲击的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保障其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制定了调整产业结构的方案，并配套提供大量的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市场决定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汇率的波动并不完全是纯粹的经济力量在推动着，汇率的变动可以说是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国力的一种表现。
国际热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追求高回报率。在美国双赤字和次贷危机的影响下，只有通过美元贬值使资金全球泛滥，吹大别国资产泡沫，从中获利去填补美国自己的胃口。八十年代的掠夺对象是日本，1997年前是东南亚国家，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但在整个过程中，风险与机遇并存，我们应借鉴日本的教训和德国的经验，主动化解风险并利用这一时机去壮大自己。我国的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开放，结售汇制度依然在实施，为实行主动、渐进、可控的人民币升值道路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当前，应坚定不移地继续采取第二种选择，容许物价发生温和通胀，坚持人民币渐进升值。如果迫于各方面升值的压力、需要把人民币升值由暗转明时，应在控制住物价、保证国内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转变为第一种选择，减小变相升值，把变相升值转换为直接对美元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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