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性质的学理分析和实践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性质论文,价值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0）05—0003—08
一度陷入低谷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随着十五大的召开又渐渐回温。其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问题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大热点，并大体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观点。一派旗帜鲜明地宣称，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1]（p.32 ）应大刀阔斧地推进之；一派则更多地强调改革的“改良”性质，主张缓步渐进，“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2]（p.26 ）甚至主张在相当长时期内继续维持和强化权力高度集中的所谓新权威体制。本文认为，这两种观点陷入了二元对峙的思维误区，它们在学理层面是不科学的，在实践层面则是有害无益的。政治体制改革既非“革命”，亦非“改良”，它应该也只能是一种“改革”。从学理上确认政治体制改革的“改革”性质，不仅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种种认识误区，而且在实践中对于加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可控性、有序性，提高政治体制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
一
政治体制改革又称政治改革，它与政治革命和政治改良是表征政治发展的同一系列但又程度不同的三个概念，[3]（p.398）其中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革命是政治发展的两种基本方式、途径和表现形态。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政治革命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包括摧毁旧的政治制度和合法性模式，动员新社会集团参与政治，重新界定政治共同体，接近新的政治价值标准与合法性的新概念，由新的、更有活力的政治精英掌握政权，以及建立新的、更强有力的政治制度”；[4]（p.317）而政治改革则是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内部调整和自我完善，是统治阶级中的政治领导集团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利益而进行的自觉行为。具体说来，政治体制改革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出与政治革命的相异性。
1.政治革命以革命阶级为主体，而政治改革以政治领导层为主体
政治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它不是少数政治人物、政治派别和政治群体之间的行为，而是社会阶级之间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政治较量。在革命的过程中，社会成员被分成进步的革命阶级和腐朽的统治阶级两大阵营。政治革命就是进步的革命阶级推翻腐朽的统治阶级、建立新的政治制度的活动。它往往表现为在革命领导力量的鼓动、号召和组织下的一种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对统治者来说，它则带有很大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
政治改革则是政治领导层所推行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活动。现有的政治领导层始终是政治改革的主体。他们拟订改革计划，更换和组织领导成员，推行改革政策，制定改革措施，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起到了发起、策划、组织和领导的作用。因此，政治改革的进程一般都被置于较为严密的计划和组织之下。
2.政治革命的首要标志是夺取政权，而政治改革则以维护和巩固现有政权为目的
政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问题，权力的归属决定了政治体系的本质特征。政治革命作为政治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其首要的问题就是政治权力问题，其首要的标志就是夺取政权，实现政治权力的转移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地位的变更。夺取政权是政治革命的根本目的，也是巩固政治革命成果并推动政治革命深入发展的根本条件。
政治改革则是对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发展和完善，是统治阶级及其领导集团通过革新政治体制和完善政治运行机制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加强自己政治权力的政治效能，进一步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
3.政治革命以政治体系和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为指向，而政治改革则以不破坏既有政治统治秩序为限度
政治革命不仅意味着政治统治权的变更和旧的法律法规的变革，而且意味着与旧有的政治秩序相联系的一切政治组织、政治机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政治领导层迅速、彻底、剧烈的转变。
与政治革命相比较，政治改革则是有限度的，它是在现有的政治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动用现有的政治资源来进行的。所以，它以不破坏既有政治统治秩序为条件。政治统治秩序，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统治阶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利益结构、政治体制和政策的调整来消除社会利益矛盾，满足社会的要求，顺应历史的发展，但是从来也不会在涉及到政治统治秩序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4.政治革命是一种急剧猛烈的变革，而政治改革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政治革命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质的飞跃，是社会发展的剧烈震荡，因此，是一种短暂而急剧的变革。在历史上，有的政治革命由于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对比和较量而持续数年以至数十年，如中国共产党的对国民党的政治革命从1927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历时22年。但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和政治发展过程来看，它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在这个短暂的过程中，政治发展的广度、深度和速度都是超常的。
政治改革不可能像政治革命那样在短时间内，通过革命者“雷霆一击”的革命行为而造成“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改革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量变的积累，所以，其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此外，政治改革是政治领导集团进行的一种有计划的尝试，它需要在不断的试验和调适的过程中进行；在这个过程中，改革者总是希望在不危及自己的政治统治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完成改革的任务。
5.政治革命大多与暴力相联系，而政治改革则总以和平的方式进行
暴力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基本形式，这是与政治革命的本质和统治阶级的本性分不开的。政治革命本质上是对立阶级生死存亡的大搏斗。双方必然要最大限度地动员和调动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一切政治资源进行反复较量，其中，暴力必然是较量双方的主要依据力量和首要的选择手段。同时，一切统治阶级出于切身利益的需要，都不会轻易和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要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武装力量对威胁到自身利益的社会政治力量进行镇压。所以，要推翻武装起来的统治者，革命者必须组织和运用革命的暴力，直到统治阶级彻底失败为止。
与政治革命不同，政治改革总是按照统治者的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以具体的和局部的改革作为自己发展的阶梯，运用政治的“合法”资源，通过政治、行政、法律等途径来逐步地实现其革新政治体制、改善政治制度的目的。因此，它从根本上排斥大规模的政治暴力。从历史上来看，尽管在一些国家的政治改革过程中出现了某些暴力行为和事件，但这些暴力行为和事件总是局部的，也是改革所力图避免的。
6.政治革命通过政治体系的全面质变来改变社会经济结构，而政治改革则往往以经济结构变革为先导
政治革命一般致力于政治动员，扩大政治参与，然后运用由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而形成的政治力量去促成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
与政治革命相异，政治改革常常是由社会经济和利益的变化和发展引起的，而社会的经济和利益的变化和发展，往往首先在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方面体现出来，从而引起社会的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引起经济利益关系、利益结构和利益实现方式的调整和改革，进而引起社会成员对于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和新的利益要求得以实现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3]（p.401）以此来推动政治体制的变革，并且使两者达到均衡，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二
政治改革不仅有别于政治革命，而且也不同于政治改良。在西方政治学中，政治改革和政治改良并没有严格的区别，甚至都可以用同一个词political reform来表达，那么该如何理解两者的差异呢？这里首先应区分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之间的界线。我们知道，政治体制是与政治制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一个概念。政治制度通常是指统治阶级为实现其阶级统治而采取的统治方式、方法的总和，是社会形态基本性质的规定，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政治制度的变革往往需要通过政治革命的途径；政治体制则是政治制度的具体的、外在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即以政治制度为基础和依据，以国家立法、行政、司法等政治权力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为中心内容，由各种政治组织、设施及相应的政治和法律规范构成的社会—政治体系，它以实现既定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为职能，以巩固和发展该社会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为目标。与政治制度相比，它具有形式上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政治体制的调整或变革一般采取政治改革或政治改良的方式。
显然，就政治制度层面而言，政治改革与政治改良并无实质性区别，二者都是要从根本上维持现存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都是在既定的政治制度架构内进行的。但在政治体制层面，政治改革与改良的差别又是非常明显的。政治改良是对现行政治体制中存有弊端的环节（非核心的和非主体的环节）所作的点滴的、细枝末节的弥补、调整和改善，它不涉及政治体制本身的转型或变迁，属于典型的量变范畴，例如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围绕着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的权力关系所进行的持续调整，以及政党在西方政治体系中的功能和地位的变化，[5] 实际上都属于政治改良。因为，这些调整不仅是在维持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秩序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且也没有变革西方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框架。 从词义上看， 政治改良更接近于英文“Politicalimprovement”的含义。
与政治改良不同，政治改革则是对既定政治体制的弊端所作的革除。由于这些弊端往往处在政治体制的主体或核心环节，且已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因此，对这些弊端的革除就意味着原有政治体制的变革。虽然在政治制度层面，政治改革仍是以维护根本的政治制度为前提和目标的，是依靠现存的政治体系本身的力量所进行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因而仍属于量的变化，这使得政治改革有别于政治革命；但在政治体制层面，政治改革又包含了部分质变，或者说是一定程度上的质变——变革原有政治体制，这又使得政治改革有别于政治改良。
可见，政治改革和政治改良是政治统治阶级特别是其领导集团在维持既定的统治秩序和政治制度前提下所采取的两种调整或变革政治体制的自觉行为。至于究竟应选择何种行为方式，客观上取决于现有政治体制弊端的性质、范围和严重程度，以及社会对这种弊端的容忍程度，主观上则取决于政治统治阶级对这种弊端的认知和判断。当后者与前者相一致时，就意味着政治统治集团选择了正确的方式，其结果就是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统治秩序的巩固；当后者与前者不相一致甚至相背离时，则意味着政治统治集团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即在应该改良的时候进行了改革，或在应该改革的时候选择了改良方式，其结果非但不利反而有害于现存政治制度的完善和发展。特别是当原有体制已存在严重弊端，社会已严重不满时，若再不去触动这种体制本身，而仅仅对它作细微调节和改良，就有可能贻误政治改革的良机，造成社会矛盾的积聚和尖锐化，最终可能导致政治革命的爆发和政治统治秩序的崩溃。在这方面，苏东剧变不能不说是一个至为深刻的教训。
三
根据上述对政治改革、政治革命和政治改良性质和特点的学理分析，对照我国的具体情况，显然，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不是政治革命，也不属于政治改良的范畴，它具有非常鲜明的“改革”特征。由此可以得出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具有重要方法论指导意义的几点认识。
1.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
作为当代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为广大人民所拥护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但这一优越的政治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政治体制却存在着严重弊端。这是因为它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基本确立，在不断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和不断强化行政指令性计划体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它必然具有种种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适应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弊端，主要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严重，封建主义影响远未肃清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革除政治体制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准确地说是改革存在这些严重弊端的政治体制），建立和健全与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其内容既包括在宏观政治结构中把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包括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让人民循着制度、规范和程序行使民主权利并依凭这些制度、规范和程序来保证人民参与的有序化、稳定化和民主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从而不仅在根本的制度上而且在具体的体制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6]（p.323）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革命，而是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完善。
2.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保障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并实施的改革开放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图绕开共产党的领导另起炉灶，寻求所谓“体制外突破”，这只能是使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失去可能性。从世界范围看，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是现代民主国家并行不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缺少一个或若干个比较成熟的政党在政治系统中的领导作用，不但政治的改革和发展难以为继，而且还会造成国家和社会的混乱和失序。这已为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所一再证明。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及权力中心，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政治文化的特殊属性、超大规模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处境等具体国情，都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关键在党，政治体制改革自然也不例外。放眼中国，只有党才有能力领导并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是近代以来经过若干历史挫折而最终积累起来的最宝贵的政治资源，她不仅是一个具有六千万党员的大党，其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各行各业，而且更集中了当代中国众多杰出的人才，因此它是一支拥有无数精英的政党。党还具有健全的网络化组织，它在12亿公民中的号召力和权威地位是无与伦比的。
就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要求来说，它作为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同步发展，配套进行。单项突破、孤军深入不行，按兵不动、严重滞后于其他领域的改革也不行。因此，进行政治体系改革必须也只能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展开，改革的部署必须由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周密考虑、统一安排；改革的步骤和措施要分别轻重缓急，有计划地逐步推行。这是保证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并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而企望通过推行“一揽子”改革方案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战略，来彻底变革既存的政治体制，只会使改革在一开始就招致过多的反对。因为，改革必然会触动现存秩序的受益者，而全面的激进的改革使所有与现存秩序利害攸关的社会势力和政治集团都感到受到威胁，从而激起潜在反对者。“这正是全面的改革，惹人注目的、迅猛的和‘来自上层的革命’绝不能成功的原因。它在错误的时间把错误的集团就错误的问题集合到政治活动中来了。”[4]（p.317）伊朗的巴列维改革、智利的阿连德改革和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都是典型的教训。
进而言之，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不仅要求坚持党的领导，而且还需要改善党的领导。换句话说，通过改革而完善起来的政治体制，也必须正确地体现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并切实改善了党的领导。这本身就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健全党内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特别是改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发挥各级党代会的选举功能；理顺党政关系，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7]加强党内监督和党外制约机制，等等。总之， 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以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为重要目的和根本保障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3.政治体制改革应与经济体制改革保持良性互动关系
我国20年的改革实践反复表明，任何政治领域的改革，都离不开相关领域的经济改革作为其必要的基础，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也离不开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1）经济体制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选择最佳时机。 作为敏感性极强的政治体制改革，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如果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社会成员未能从改革中获取实际经济利益，政治改革就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改革自然步履维艰，乃至半途而废；如果改革的时机选择过晚，当经济改革已经明显地触及到某些陈旧的政治体制的时候，当社会成员已经发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呼声的时候，还不及时地展开政治体制改革，那末不仅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来自政治方面的深层障碍而难以继续深化，而且有可能引发某些政治矛盾而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从现阶段的情况看，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阻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诸如政企不分、机构膨胀、职能重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腐败蔓延等等。经济体制改革正面临着攻坚突破的严峻任务，要取得新的突破，就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作配合，就应不失时机地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2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作为其展开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基础因素，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中逐步形成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培育了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各项要素的时候，才能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实际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前，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各个领域深化，它不能不深刻地触及到社会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不能不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给予有力的配合和支持。存在弊端的原有政治体制，是以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并为其服务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对政治体制实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最终建立起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
（3）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互为动力。 由于经济与政治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血缘”关系，因而作为社会发展的两大主体性变革，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往往是犬牙交错，双向互动，这是顺利推进中国全面改革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政企不分，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形成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直接原因。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首先需要赋予生产经营单位以自主权，独立自主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就必然孕育对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的强大动力；从另一方面看，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以贯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曾经非常深刻地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8]（p.164）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在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域里， 破除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经济体制改革开辟通道，提供保障。
4.协调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稳定、政治发展三者关系
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保持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协调关系下展开。其中社会政治的稳定无疑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最起码的外部条件，也是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反复表明，只有在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中，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较为顺利地进行，一些重大的涉及许多人利益调整的改革措施才能出台，才能在实施过程中不引起大的社会震荡。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步骤和措施时，必须清醒地注意以下两点：其一，充分考虑到不安定因素的存在，考虑到这些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例如，中国人口奇多，地区差别特大，文化素质很低，封建根基极深，“一盘散沙”的习惯仍在，宗派、山头、帮会的积习尚存。这些都是我们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的制约因素。其二，充分考虑到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承受力，考虑到政治体制本身的承受力。改革不仅要触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还将深刻触及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传统观念和社会心理，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社会稳定。如果改革的速度太快、范围太广、变动太剧烈，则会诱发政治动乱，结果只能是欲速不达。这方面我们是有深刻教训的。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们的确受到过这样那样错误倾向的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忽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把改革仅仅理解为经济体制改革，从而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又表现为超越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切实际的任务和要求。例如，89年的政治风波，非但没有促进反而延缓了政治改革的进程。这表明，中国的现实国情无法承受激进的政治改革。
如果说政治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约束条件的话，那么政治发展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向。换言之，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手段和动力。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本身既是一个不断变革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和发展政治制度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消除不安定因素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各种不安定因素发挥影响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把这种影响的社会效应降到最低点。如消除滋生腐败的体制性根源，拓宽公民参政议政渠道，特别是疏导和容纳经济改革所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政治参与诉求，健全民主监督机制等等。同时，应该通过改革使政治体制具有既能够经受得住不安定因素冲击又能够保持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机制。从而把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政治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第五，政治体制改革者必须有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高超的改革技巧
政治改革涉及到政治权力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和重构，矛头指向存在严重弊端的现行政治体制，邓小平称之为“对体制的革命”。[6] （p.397）这里， 他实际上是针对那种把政治改革等同于一种改良行为的错误态度来使用“革命”的概念（并不是非常规范的学术概念），因为，像“领导职务终身制”、“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等体制，是不能通过“改良”的方式加以完善的。而且，对体制的“革命”（改革）必然直接触及少数依附于这种体制的当权者的既得利益，对他们而言，改革的确具有“被革命”的意义。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要求对部分当权者的权力进行分解和制约，要求对极少数已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进行剥夺。另一方面，这些当权者本身又是政治改革的执行者，具有较之一般公民大得多的能量。要他们“自己革自己的命”难度显然很大。尤其是少数已经蜕化变质的“主人”必然会设置重重障碍来阻挠改革的进行。这样就大大地增加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甚至随时都可能因遇到强韧阻力而使某项改革措施夭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作为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内容的机构改革称作为一场“革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并不能构成不搞或缓搞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回避困难非但无助于困难的解决，反而造成困难愈来愈大，以至积重难返。为此，政治领导层特别最高领导层必须具备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壮士断腕的决心、坚韧不拔的毅力。否则，若仅仅以改良的态度对待政治体制改革，不去从根本上触动存在严重弊端的体制，而是对它作细枝末节的修缮，必然会使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不只“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8]（p.176）“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6]（p.397）
与此同时，政治改革未必像人们所说的比政治革命要容易得多，相反，它比政治革命更加艰难，“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是一流的政治家”。[4]（p.317）这是因为，政治改革是两面作战，既要反对保守势力，又要反对过激势力，政治革命则是单线作战，它只反对反动势力。因此，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老练的政治技巧。此外，政治改革是改善现状，政治革命是破坏现状，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更熟练地驾驭各派社会势力，更精确地控制社会变化，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而且，政治改革需要平衡社会的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变化；政治革命则无需这种平衡，因而，在选择改革的范围、速度和力度等方面，改革者比革命者要困难得多。这就要求我国政治领导层必须具备深邃且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具备体悟历史发展进程、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性意识和前瞻意识，对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历史地位有着深刻的理解，对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清醒的认识，对现有的政治体系及其弊端也有正确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包括有计划地选择改革时机，确定改革目标，制定改革策略，有步骤地推进改革进程，并随时调控改革的规模和速度，力求避免任何突发的和不可控的事件和行为。这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是至关重要的。
收稿日期：200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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