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花鼓灯的“舞蹈生态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花鼓论文,试论论文,舞蹈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702 文章编号：1008-2018(2004)04-0052-05 文献标识码：A
播布于淮河流域的花鼓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相当完美的传统形式。随着社会变革的深 入及传播媒介的发展，花鼓灯更成为全国知名和颇具国际影响的舞种。舞蹈文化是民族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舞种的探讨，无疑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有着重要 意义。这也是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孜孜以求研究花鼓灯的初衷。
“舞蹈生态幅”是舞蹈生态学科中的科学术语，在这门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与舞蹈的 关系的学科中，我们把舞蹈作为核心物，置于相互联系相互的系统中进行宏观的多维的 综合考察，研究哪些环境因素影响和制约了舞蹈以及它们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影响和 制约着舞蹈的发生、发展及其表现形式……这当然不能是空洞的泛论，而要通过系统的 ——可操作的方法论来实现。“舞蹈生态幅”就是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概 念。是观察分析舞种与舞蹈生态——与舞蹈发生关系的环境因素——相互影响与变异的 一个特定的角度。事实上，不同的舞种对于环境因素的适应程度是有差异性的，在我们 搜集、整理、加工或研究某种舞蹈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涉及对其“舞蹈生态幅”的 体察。把握得准确，在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中才会得到应有的收效。因此，自觉的研究， 科学的分析舞种的“生态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我们怎样分析和判断花鼓灯的“舞蹈生态幅”呢?熟悉花鼓灯的专家、学者，几乎稍加 考虑就可确认花鼓灯的舞蹈生态幅是比较强大的。不是吗?远的不说，仅从建国以来， 可直接观测、考察的诸多花鼓灯现象来分析，无论是在淮河流域，民间自然传衍着的“ 花鼓灯”，或是以此为基本素材加工创作的“花鼓灯”——舞台艺术品，在不同的时期 ，都顽强地生成、发展、变化着。相比之下，在舞蹈发展的历程中，某些舞种在环境因 素变化后，自然消亡的现象并非绝无仅有。不同舞种对于环境因素适应程度的差异性， 正是其舞蹈生态幅的反应。我们正是从诸多直观所能感受的花鼓灯现象中，认识到这一 舞种以其自身的存在方式所呈现出强劲的生态幅。
不过，直观感受似乎尚不足以替代科学分析。究竟怎样认识花鼓的“舞蹈生态幅”?我 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一、历史渊源的考察
关于花鼓灯的源流，已有许多专家进行过考察，此处不一一列述。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人们对此问题的考证推论，可上溯至楚文化，近则仅限于清代、民国……这或许正好 说明花鼓灯所蕴含的文化基因之悠远与丰富性。
但是，如果把明晰可考的文字记载，传说与直观所能观测到的历时与共时性的花鼓灯 现象——存在状态相结合来进行分析、比较。它似乎更明显的具有唐、宋交替时期的舞 蹈文化印迹。
这一历史时期的舞蹈人文环境，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多维因素：在盛唐宫廷乐舞逐渐衰 落的同时，宋代的民间舞队异峰突起。此后，“勾栏”、“瓦子”的出现，又促进了民 间艺术“场地”化、表演化和民间艺人的职业化……我们或许很难根据上述的历史的环 境因素，直接简单化地推导出花鼓灯的原生形态和功能，因此也很难武断地确定其舞种 源流谱系。但是我们却可从最早——50年代初接触到的花鼓灯的原始风貌中，体察到它 的文化特质与唐、宋间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以此来观察、分析花鼓灯生态幅的历史基 质会得出以下的印象：
比起许多原始功能遗存十分明显的舞种(如云、贵地区流传的某些少数民族舞蹈)，花 鼓灯更具技艺性、表演性和艺人“职业化”的特点；而比起某些更具市井文化气息的“ 卖艺”性的民间歌舞(如清代、民国间流传的某些汉族民间歌舞)，它又具有很强的民俗 性和群众自娱性。正是这样一些反映出唐、宋交替时期的历史文化基因，造就了花鼓灯 舞种强劲的生态幅基质。
二、形态特征的提取
鉴于舞蹈所具有的直观性本体特质，我们在分析认识各个舞种的生态幅时，必然首先 观察其形态特征，对于花鼓灯的分析也不例外。
这里将要使用的舞蹈生态学提出的舞蹈形态分析法，不是为了精确地再现其具体的舞 蹈动作，而是旨在进行规律性的特征提取。据此，我们可以对于花鼓灯的形态特征进行 如下的因子分析：
节奏型。花鼓灯的节奏型不仅十分鲜明，而且复杂多变(含单拍子、复拍子、切分、“ 闪板”——后半拍起、空档——休止……)。它的锣鼓经套路自成体系，可独立演奏(间 或伴之以笙管乐器)，无论是独立演奏或是伴奏，都很灵活自由，音色变化丰富，富于 旋律感，演奏者在演奏时具有强烈的动感。
步伐(以兰花为例)。与其节奏型同样具有既鲜明又复杂多变的特点。它的基本步伐虽 与封建社会妇女“缠足”的“生态因素”密切相关——重心偏后，着地部位以平足为本 ，步幅不大……但是，它的典型步伐并非单一性的，如碎步、上山步、双环步以及“小 拐弯”、“大拐弯”中的急速多变的步伐等，脚的着地部位、下肢的屈伸度以及步幅等 都呈现出多样化。再者，伴随着步伐移动时的腰部扭动，即所谓“走动腰晃扭”，以及 这种“扭晃”与步伐(脚步着地)之间所呈现出的动静格局的某种时间差，也具有鲜明的 特征。
显要动作部位及其动作流程(也以兰花为例)。像一切以扇子和手绢为舞具的众多舞种 一样，花鼓灯的显要动作部位必然是手臂。其动作流程当然也以环动型(非直线型)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其显要部位的动作流程呈现出环动与折动的复合状态(如“风摆 柳”的大臂即横折动为主，手腕却是明显的环动型)。此外，配合显要动作的协动、次 协动、次次协动部位，不仅比较多(诸如头、肩、腰、胯等)，各个部位之间的动静格局 ——时间差，也比较复杂。
呼吸型。在各种舞蹈的呼吸型中基本上可分为自然型(与生活中的呼吸节律近似)与非 自然型，花鼓灯属于二者的交替与结合。比较典型的例子如“三点头”等动作就属于非 自然型呼吸，但是在基本步伐的进行中却以自然型为主，而不像朝鲜族舞蹈等以非自然 型呼吸来贯穿整个的舞蹈。
典型舞姿造型。无论是兰花还是鼓架子，其稳态舞姿造型大都呈现出以拧。倾——人 体曲线——基础的造型特征。但是，瞬间舞姿却既有与稳态相一致的曲线型，又有以倾 为主的直线型，拧、倾结合，丰富多姿。
特征提取的因子项并非穷尽性的，上述仅仅是最基本的。但仅从以上对于兰花典型舞 畴的分析，起码有以下几个特点：1.超常度高：若以人体各部位的自然静态作为0，以 各个部位的最大活动幅度为其极限，分为1、2、3级的话，花鼓灯的显要部位的动作幅 度不仅可以达到3级而且常处于1、2、3级的多变状态。与此同时，其动作流程的超常度 也很高，如兰花的扇子手绢花，鼓架子的各种翻腾跌打等，都大大有别于人体的自然动 态的幅度，力度与速度。尤其比较特殊的是它经常出现高(托举)、中、低(地面爬、滚) 三度空间造型。而上述的种种超常状态与被舞具严重制约或是杂技性很强的舞种又有着 明显差异——更具舞蹈性。2.复杂度高：复杂度主要是指身体各个部位动静格局的时间 差：步伐与显要部位动作的时间差，显要动作与协动。次协动与动作之间的时间差等。 我们常说的所谓花鼓灯动作的“小法儿”多，实际上就是这种时间差的复杂性。此外， 其动作与动作相衔按时的瞬间舞姿也随之复杂多变。3.节奏型鲜明、强烈，既规范又灵 活。花鼓灯的锣鼓具有鲜明的特征，与舞蹈的配合极为密切，它既有严格的套路又十分 灵活(可容纳即兴的因素)，与动作相匹配并具有很高的复杂度。4.与舞蹈共存与相关的 其他艺术基因——灯歌的关系具有相对的灵活性：众所周知，在原生形态的花鼓灯套路 中，灯歌本是其表演样式的组成部分，但是其组合方式是交替出现，而非以载歌载舞为 主要表演形式。歌与舞不仅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各自都相当的完整、发达。其舞 蹈动作之激烈复杂，非一般民间歌舞的舞蹈性所能比拟。因此，其发展走向潜在着各种 形式相对独立化发展的因素并呈现出较大的灵活性。
由以上并不周全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觉察到花鼓灯的形态特征所显示出的鲜明性 、丰富性、包容性和变通性。我们将结合其语言特征，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三、语言的审美表意功能
一个舞种的舞蹈语言(系统)，并非单纯的外部形态特征，而是与其审美表意功能结合 后确立的概念。我们从民间自然传衍的传统套路来分析花鼓灯的审美、表意特征，可以 初步归纳为以下几点：生活情趣的升华：像许多民间自然传衍的舞蹈一样，花鼓灯的传 统形式中常有表现男女情爱的内容。但是，它不是通过某种古祭祀仪式的遗存或图腾崇 拜物来寄寓情爱，而是通过生活情趣的“白描”来表达。如抢手绢，抢板凳，都是生活 中常见的，在花鼓灯中却变成了少男少女之间极富情趣的情感交流，而且得到了舞化的 升华。
生活动作的提炼：熟悉花鼓灯的人都知道其中有许多动作属于生活及自然景物的模拟 。如兰花的“簸簸箕”、“端针扁”、“风摆柳”、“燕子试水”以及鼓架子的“晃膀 二郎担山”、“摆帘”、“割韭菜”等。我们甚至可以从著名“鼓架子”常老师的典型 舞姿中捉到“扛包”，从赵老师的动作中捕捉到撑船等的劳作的身影，并且与他们各自 的生活阅历紧密相关。但是这一切并非简单化的再现其劳动过程，而是为了显示自身的 美感，智能而追求“舞化”和技艺性。显然，它比单纯的劳动模拟，具有更多的情感内 涵和艺术性。
表意与审美功能——抒情性与叙事性相对完美的结合：花鼓灯的传统套路有其相对的 完整性，内容比较丰富。小场子具有情节性，可掺入各种灯歌自由叙事，衔接方式比较 灵活，许多动作都具有较强的表意性。大场子则善于宣泄情绪，营造气氛，舞蹈形式感 强。像这样表意与审美功能高度结合的现象，在自然传衍的民间舞种中还是不多见的。
南北文化的交融：看过花鼓灯的人都会对其健康、明朗的感情色调，及其刻画的人物 之性格特征；泼辣中见细腻，粗犷中见妩媚，风趣中见柔情……留下深刻印象。它比较 集中地体现出淮河流域南北交融、刚柔并济的文化特色和人民性格特征。
四、“舞体”及传承方式
“舞体”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生活在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拥有共同舞种的舞 蹈群体。他们是舞蹈的参与、传播、传承者的总和概念。民间自然舞蹈的传衍方式，大 都处于比较自发的状态。花鼓灯虽基本属于民间自然传衍型的舞种，但由于它具有较强 的技艺性，并且长期以来有着颇具专业水准并自成流派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间艺人， 因此，它的“舞体”的主体比较强大，传承方式也比较特殊——具有更高的自觉意识。
综上所述，花鼓灯的舞蹈语言有着与其形态特征相一致的鲜明性、丰富性、包容性和 变通性。它所呈现出的鲜明性与丰富性意味着这一舞种的根基强劲，枝叶繁茂。在经受 变化着的环境因素——舞蹈生态的制约、影响，自身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时，其基本特征 不易被“吞噬”；它所具有的包容性和变通性又使其可以涵盖较多的表意内容，并且可 以以多种审美方式体现。易于容纳、消化外来影响，不易因此而使舞种发生根本的变异 而实则不复存在。
此外，拥有这一舞种的“舞体”的特殊结构，使花鼓灯的播布、传衍具有较大的辐射 力和继承性。
从50年代之初起，花鼓灯像所有民间传统艺术一样，大体经过了“抢救扶持、推陈出 新期”(“文革”前17年)；“摧残期”(十年浩劫)和“新时期”的复苏与市场经济冲击 波阶段。因其自身固有的特质和所处的具体舞蹈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而呈现出诸多 “花鼓灯现象”。
第一个“抢救”期，在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形势下，比较直接作用于花鼓灯的是“强 化政令”(政府提倡)的社会生态因子和“减灾”(治淮)的自然生生态因子，这使它很快 进入了优化自身的良性发展阶段。在全国第一届民间歌舞汇演中，花鼓灯以其固有的艺 术魅力，倍受瞩目，很快得到许多专业艺术家的青睐。更由于其舞蹈语言的丰富多彩， 而首先受到了舞蹈专家的重视，对其进行初步加工改造后，在全国传播开来并推向了国 际舞台。这无疑促使了其中舞蹈因素的独立发展。此后，花鼓灯的发源地，采风者接踵 而至。这使其“舞体”得到了强化，有助于对它固有风格的精心保护和对其不健康因素 的自觉改造。比较明显的是对“小脚”印迹和不健康情调的扫除以及对于男扮女装习俗 的相对改变。与此同时注入昂奋、明朗的新的时代气息。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述，由 于花鼓灯自身艺术特征的鲜明性，丰富性，包容性和变通性，在其处于新的舞蹈生态因 素的影响下，自身功能也相应变化的过程中，其固有风格特征并未受到严重冲击。“踩 寸子”与“野鸡溜”并存的典型步伐型或许可以作为例证来印证花鼓灯的包容性、变通 性。它不会因“小脚步”的消逝而使人“认不出”花鼓灯。而其原生形态中从生活和自 然景物中提炼的舞蹈语汇，因表意审美功能的丰富性，而比较容易注入新的内容，表现 新的情愫。这一时期的作品，虽然大部分是在民间素材基础上加工型的舞目，但是，大 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形式的革新。更有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舞目如《接模范》、《 挑战书》、《唱九兰》等，因内容需要而在形式上进行了大胆探索，有的去掉了手绢、 扇子，有的将手绢改成了“汗巾”，有的则以创新的步伐和手绢花来歌颂劳模的英雄气 概。以上这些作品，或许算不上是花鼓灯创作的上乘之作，但是它却从另一个角度，显 示了花鼓灯的强大的生态幅。在“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下，保持了原装的风味儿。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传播花鼓灯的“舞体”中的特殊因子——有代表性的民间艺人 ，长期以来，受到南北交融的淮河文化的孕育，又因河患或卖艺生溽而被迫逃荒、流动 ，处于非封闭型的生存状态，除自身的艺术基质比较强劲外，也比较善于适应新的生态 环境。因此能与新的基因——专业艺术家相融。在此基础上，很快呈现出舞台艺术与民 间自然传衍舞蹈之间的良性互补，这在花鼓灯的发展历程中有着明显的印迹。“前17年 ”可谓花鼓灯的第一个“黄金期”，创作与教学成果累累，民间舞队健康发展。
“文革”十年对于各种民族民间艺术的严重摧残是不言而喻的，花鼓灯无可幸免。值 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经受恶性、畸形的社会生态因素严重影响、制约的情况下，花鼓灯依 然表现出它的强大的生态幅——抗御力。首先，其“舞体”主体(含原有的民间艺人和 专业化的花鼓灯专家)虽备受摧残，但由于长期以来他们具备拥有舞种的强烈的自觉意 识，因此，保持了“人在花鼓灯在”的局面。其二，如果允许举出一个记忆中或许不够 典型的例子的话，记得“文革”期间，安徽省的调演节目中有一个以花鼓灯为基本素材 的，反映“女民兵”练武的节目(舞名《月下练兵》)。可以想见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肯 定是“遵命”之作。创作者虽是十分熟悉花鼓灯的专家，却不得不设法“掩饰”花鼓灯 的固有风格，以免获“复旧”之罪。但尽管如此，这个节目依然闪烁出花鼓灯“身影” ，在一片“举拳”“顿足”的“红卫兵”舞蹈“海洋”里，它独树一帜，使人感到耳目 一新。这或许可以印证花鼓灯在反常的生存状态下的强大生态幅。
1976年以后，花鼓灯顺利地经历了它的“复苏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之后，则同 样面临着时代急剧变革和市场经济冲击以及外域文化渗入的诸多社会生态作用。我们或 许一时还难以对“近距离”的纷繁复杂的花鼓灯现象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但是仅对 眼界所及的近期出现的绚丽缤纷的花鼓灯舞目进行宏观性审视，已可看出它所呈现的多 层次。多格局、多样化的发展状态是空前的。这说明，在经受上述的易于引起舞种“裂 变”的生态因素作用时，花鼓灯依然因其自身较强的生态幅而可以比较快的进入新的“ 孕育期”。这一时期出现的作品，大都呈现出更明显的交融性。而且，无论是与芭蕾、 戏曲或是武术、杂技交融，亦或是直接与远距离的西方流行舞蹈“嫁接”，花鼓灯都再 一次显示出它的包容性，变通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各种杂交的结果都是成在此过程 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都市青年对它的选择作用和企业文化对于它的滋育，这不仅强 化了它的生态幅，而且促进了它的审美趋势的现代化，并使其舞体的结构也相对有所变化。这一切，都有利于它的更大范围的播布、传衍。
对于花鼓灯在其新的“孕育期”中的发展趋势的认识与预测，一方面，我们可因其具 有被实践验证了的强大生态幅持乐观态度，同时也不能“高枕无忧”。与其他舞种所面 临的问题同样，花鼓灯也需要在新的社会选择作用下，重新确立自己新的“生态位”。 生态幅强，不等于可以随意。盲目的对其注入“新因素”，应力避商业气息冲击淳朴的 民俗性以及泥土气被“脂粉气”所侵袭，尤其应该警惕艺术的“远亲结缘”中易于出现 的“乱伦”现象……
我们或许可以随手拈来一些例证略加说明。譬如曾有过以迪斯科音乐作为花鼓灯的基 本伴奏的舞蹈节目。作为一种探索，它又一次证明了花鼓灯的变通性，但是，形态特征 中的重要因子项(节奏型)的改变，也促使了花鼓灯固有风格的损伤，在这种节奏型的冲 击下，其固有风格中最具魅力的身体各部位动静格局的时间差，比较明显的被吞噬掉而 变得简单化了。又如此次花鼓灯展演中有一个以流行歌曲演唱为主，以花鼓灯作为伴歌 之舞的节目。虽然歌曲的音乐很精彩，但是伴舞却很明显的受了当前某种“电视病”的 感染，那个手执话筒，学着歌星“对口型”而唱的小伙子，本是个花鼓灯的舞蹈能手， 他的技艺不仅被严重地压抑着，而且，这种“歌伴舞”的形式也损伤了花鼓灯的固有艺 术魅力。常此下去；还会形成冲击花鼓灯基本风格的变异性生态因子。诸如此类的“近 距离”审视，分析，可能有片面性，权且作为具体解释生态幅的一点补充说明而已。
上述对于花鼓灯的舞种生态幅的多维分析，只是初步的，旨在揭示它的生成、发展规 律，增强艺术实践，创造中的自觉性意识，以期更好地发挥这一独具魅力的古老舞种在 现代社会中的功能。
此文在“花鼓灯(95)全国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后被收入专题论文集
标签：花鼓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