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税收政策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效应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调节宏观经济失衡重要手段的税收政策，通常被认为属于需求管理的范畴。政府通过税收改变企业的投资需求和个人的消费需求，进而达到调节总需求的目的，我们称之为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根据传统的AD-AS模型，税收与价格水平呈反向变动，比如减税会使AD曲线向右上方平移，进而导致价格水平上升。然而，现实经济中税收和价格水平之间并没有一直保持这种反向关系。比如，自1998年起，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减税措施，但在1998年至2006年期间，CPI基本保持在4%以下，甚至在某些年份(如2002年)出现了负增长。这是因为，税收政策除了有需求效应外，还有供给效应，而究竟哪一方面的效应起主导作用，要看税收政策是作用于需求领域还是生产领域，税收政策不同于货币政策，一经确定就应该保持相对稳定，因此与货币政策相比，它的供给效应更加明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将越来越明显，在此情况下，如果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大于需求效应，减税就会导致价格下降(刘伟、苏剑，2007；龚刚、陈琳，2007；吕冰洋，2011)[1]-[3]。
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是指，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改变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和企业的投资积极性，从而达到影响总供给的目的。因此，税收政策也属于供给管理政策[4](P15)。类似地，区分一项税收政策到底是供给管理政策还是需求管理政策，主要看该政策的作用对象。如果作用对象是产品或劳务的需求方，那么就是需求管理政策；如果作用对象是产品或劳务的供给方，那么就是供给管理政策。现在的问题是，产品或劳务的需求方其实也是产品或劳务的供给方，他们所在的市场决定了他们不同的身份。比如，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劳动供给者，但在产品市场上却是产品消费者。因此，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常常与需求效应混在一起，以至于常常被误认为是需求效应的一部分。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税收政策到底有没有供给效应呢？如果有的话，税收政策到底对总需求的影响程度大还是对总供给的影响程度大？弄清这两个问题，不仅可以为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现象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还能为政府加强供给管理，转换宏观调控方式提供理论基础。具体而言，本文拟建立一个理论模型，从供给的角度描述税收对总产出的传导机制，即税收的供给效应，然后，基于1978-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利用VAR模型实证考察税收政策对总产出和价格水平的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并比较这两种效应的大小。
一、文献评述
长期以来，部分学者认为税收政策只有需求效应，这一论断最先由凯恩斯提出，并随着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凯恩斯主义学者的不断诠释而逐渐为大家所熟知[5](P34)。以费里德曼和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则认为税收政策尤其是减税具有供给效应，即减税在长期内会提高供给能力，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拉弗曲线有一个著名的公式，即减税=增税，说的就是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当税收减少后，企业的负担减轻了，就可以增加经济增长的活力，而经济增长了，税基扩大了，政府就可以增加税收，著名的里根经济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外关于税收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多以探讨税收政策的长期增长效应为主。自Marsden(1983)开创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来，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6]。他们基本上都认为，税收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呈负向关系，即增加税收会对经济活动产生扭曲作用，抑制经济增长(Bibbee et al.,1997；Georgios，1999;王国维、杨晓华，2006；潘雷池，2007；蔡宏波、王俊海，2011)[7]-[11]。不过，也有少部分学者得出了税收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他们注意到如果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抵消掉了税收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上述结论就成立(Turnovsky，1996；Uhlig et al.，1996)[12][13]。总的来看，税收对供给能力的长期影响得到普遍的认同。对于税收政策的短期供给效应，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实证研究，这主要是因为用一般的估计方法很难将税收政策的短期供给效应从需求效应中剥离出来。国内学者在讨论税收政策的短期供给效应时，大多借鉴供给学派的某些观点，如“相对价格”理论，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失衡来阐述税收政策对总产出的长短期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苑广睿，2002；杨志安，2002)[14][15]。
本文认为，税收政策同时具有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税收政策的长期供给效应，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证中都得到了充分研究，因而不再详细讨论。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税收政策在短期内到底是否存在供给效应；二是它与需求效应孰大孰小。针对第一个问题，本文拟建立一个理论模型来描述税收对总产出的短期传导机制，即证明税收短期供给效应的存在性。而随后的实证研究，则利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来考察税收供求效应的大小。
二、税收政策短期供给效应的理论分析
在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看来，供给管理政策所以能够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就在于它能够改变包括企业和劳动者在内的生产者所面临的激励。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发生变化，但生产者的激励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供给学派代表人保罗·罗伯茨(1987)在《供应学派革命》一书中对其进行了阐述。他在该书中提出了“相对价格”理论[16](P76)。该理论通过分析相对价格与税率及税收弹性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宏观经济政策，比如减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影响。罗伯茨首先将整个经济分为两大部门：厂商部门与居民户部门，又称市场部门与非市场部门。后者不受国家税收制度的约束，不用交税。居民户部门作为劳动力所有者的部门，既可以向市场部门提供生产要素，也可以自己利用这些要素进行生产，所提供的商品为居民户商品。因此，经济中的最终产品包括市场物品、居民户商品和居民户的闲暇三个部分。罗伯茨的逻辑思路是，相对价格变化(比如，由减税引起)——激励变化——生产者的行为变化——总产生变化[17](P54)。具体而言，税收会影响劳动和闲暇的相对价格、消费和储蓄的相对价格，纳税经济与非纳税经济(即居民户生产部门和“地下经济”，这两种类型的经济是不用纳税的)的相对价格。虽然从直觉上可以理解相对价格变化对总产出的影响，但罗伯茨并未在理论上给出税收对总产出影响的微观传导机制。本文试图将这一逻辑关系模型化，在理论上推导税收对总产出的供给效应，从而证明其存在性。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在建立模型之前，我们必须给予相应的假设，以简化现实经济。
1.假定市场中只有两个部门：厂商部门和居民户部门。厂商部门生产的产品用于满足居民消费，而居民户部门生产的产品则用于家庭内部消费。因而，经济中的总产出只包括厂商部门的产出。同时假定每单位此产出的价格为1。
2.两个部门的生产过程中都只用到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另外，在生产过程中，两种生产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即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为零时，不管另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是否为零，产出水平都为零。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假定产品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并且该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
3.在任何时点上，经济中都存在一定的资源(指劳动和资本)，这些资源会根据税率的大小在厂商部门和居民户部门之间进行分配。如果税率过高，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就会选择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家庭生产，以规避较高的税收负担。如果政府实行减税政策，那么这些资源就会从居民户部门流向厂商部门。因此，税率在资源分配中起到关键作用。
4.政府征收的是比例税，即政府税收收入等于生产要素收入乘以税率，因此，政府税收来源于对工资收入和资本收益的征税。由于政府征收的是比例税，所以该税率既代表平均税率，又代表边际税率。
5.由于本文建模的目的是考察税率的变化对总产出的影响，即考察税收政策变化前后两个时点上总产出的变化情况，所以本模型是静态模型，不考虑资本的积累过程。
(二)模型建立
1.厂商部门的最优化问题
首先，厂商部门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其具体形式如下：
根据(4)式可知，在利润最大化的情况下，厂商部门对资本和劳动的需求之比主要取决于资本的产出弹性、对资本收益和劳动收入征收的税率以及劳动和资本的税后收入之比。任何一个条件特别是政府税率发生改变，都会使厂商部门对资本和劳动的需求之比发生改变。具体而言，一种生产要素从厂商部门流向居民户部门，另一种生产要素从居民户部门流向厂商部门。
2.居民户部门的最优化问题
根据Laffer(1978)[18]的理论，本文假定劳动和资本的供给函数如下：
(7)式和(8)式分别是厂商部门利润最大化下劳动和资本税前收入的决定方程。可以看出，税前的资本收益和劳动工资均取决于劳动和资本的税率、要素供给的替代弹性及两种要素的产出弹性。将(7)式和(8)式代入到要素供给函数中，可以得到厂商部门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劳动和资本投入量以及它们之间的比例：
本文通过分析厂商部门和居民户部门的最优化问题，推导出了最优的产出水平。不难发现，产出水平由很多变量决定，其中包括对劳动工资和资本收益所征收的税率。通过分析劳动和资本的税率对产出水平的影响，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
(三)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分析
基于上述结果，本文可以讨论一种税率变化对要素投入量及产出水平的影响。假定劳动工资的税率变化，而资本收益的税率不变，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根据(9)式，劳动工资的税率与企业的劳动使用量呈反向变化关系。比如，降低劳动所得税会增加劳动投入量，这是因为减税政策增加了闲暇的相对价格，刺激了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鼓励人们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厂商部门生产。这个结论从微观的角度解释了税收政策的变化对劳动积极性进而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为政府的减税政策提供了微观基础。第二，根据(10)式，劳动工资的税率与企业资本使用量也呈反向变化关系。这一结论很容易解释。根据第一个结论，假定政府实行减税措施，企业会增加劳动使用量，为了给新增的劳动力配备必要的机器设备等，企业必须增加投资。这说明减税政策除了直接的供给效应即增加劳动投入，还有间接的供给效应即增加资本投入。第三，根据(11)式，劳动工资的税率与厂商部门的产出水平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减税会增加产出水平。这一结论充分论证了税收政策确实具有短期供给效应。凯恩斯主义学者曾利用IS-LM模型解释了减税对总产出的促进作用，不过他们是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入手的。本文则是从供给管理的角度阐述了减税对总产出的传导机制，即税收的供给效应。当政府实施减税措施时，厂商部门会同时增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进而增加产出水平。
利用类似的方法，还可以考察资本收益的税率对要素投入量及产出水平的影响。其结论与上述三个结论类似，即减少资本收益的税率会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量以及增加总产出水平。
三、税收政策供给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方法介绍
为了定量分析税收政策的两种效应，本文将税收政策变量纳入到AD-AS模型中。AD-AS模型是大量实证研究产出和价格水平关系的基准模型(Blanchard et al.，1989)[19]。该模型通常假定：长期均衡产出取决于资源禀赋条件、技术进步水平以及经济制度等长期影响供给能力的因素；短期工资和价格水平具有黏性。因此，长期供给曲线是垂直线，而短期供给曲线是正斜率的。由需求管理政策等引起的短期产出波动可以理解为对长期均衡产出的偏离(Mankiw，2000)[20](P72)。利用这些假定可构建一个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并用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来解释总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动态变化关系。VAR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的形式，在模型的每一个方程中，内生变量对模型全部内生变量的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二)数据描述及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中国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回归模型中，本文主要使用三个经济变量——总产出、价格水平以及税收，分别用实际GDP(Y)\CPI(P)和实际税收(T)来表示，其中实际GDP和实际税收是通过GDP平减指数调整后得到的数据。上述数据均取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另外，在实际运算中，对数据进行对数及差分处理。
在构造VAR模型和进行协整检验前，必须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只有当相关变量都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时，才能进行协整分析。本文选用常用的ADF方法对实际GDP(Y)、CPI(P)和实际税收(T)的对数及对数的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根据检验结果(详见表1)，时间序列lnY、lnP和lnT的水平值均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之后变得平稳，因此它们都是I(1)序列。
(三)回归结果讨论
1.协整检验及回归结果
在构建VAR模型时，必须首先确定滞后期p的大小，一方面要使滞后阶数足够大，以便能完整反映所构造模型的动态特征；但另一方面，滞后阶数越大，需要估计的参数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会越少。综合LR统计量和AIC、SIC信息准则，本文确定用于检验的无约束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4。接着，我们进行协整关系检验，以确定上述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本文采用Johansen法进行协整检验。
表3列出了VAR模型的回归结果。由于VAR模型中的变量都是对数的一阶差分，所以回归系数可解释为一个变量增长率的变动对另一个变量增长率的影响程度。首先，我们讨论税收对总产出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税收政策对总产出的长期影响为-0.11，这说明从长期来看，税收增长率减少1%会使总产出增长率上升0.11%。这一结论和税收政策的长期效应相吻合，即减税具有长期增长效应。接着，我们讨论税收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根据回归结果，税收政策对价格水平的长期影响为0.32，这说明从长期来看，税收增长率减少1%会使价格增长率下降0.32%。不过，税收变量滞后各期的符号不尽相同，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税收系数为负，滞后三期和滞后四期的税收系数为正。根据前面的分析，税收政策既有需求效应又有供给效应，在减税政策实施的初期，需求效应大于供给效应，在AD-AS模型中表现为AD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大，因此价格水平会上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供给效应逐渐超过需求效应，此时AS曲线向右移动的幅度会超过AD曲线，因而价格水平会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一结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符合。在改革开放初期，积极的财政政策使中国宏观经济经历了数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成熟，财政政策特别是减税政策的供给效应越来越明显，这使得价格水平自1998年后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在某些年份(如2002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2.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可通过脉冲效应函数分析进一步考察税收政策的长短期效应。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IRF)研究的是模型受到的某种冲击对系统的各个变量在整个时间路径上所产生的动态影响。表4分别给出了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对税收冲击在各期的响应程度。如表4所示，一个正的税收冲击在短期内会使总产出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出下降的幅度逐渐减小，在第六期和第七期变为正，随后又变为负向冲击，从长期来看，增加税收会降低总产出。虽然中间几期出现了正向冲击，但总的来看，增税在长短期都会降低总产出水平。另外，一个正的税收冲击(增税)在短期内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根据AD-AS模型可知，在短期内税收的需求效应要大于其供给效应才会使价格水平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下降的幅度逐渐减小，最终变为正向冲击。从总体上看，在短期内，税收的需求效应较为强劲，但随着税收的供给效应越来越明显，最终供给效应超过了需求效应，使得价格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在1998年以前，中国政府也实施过不同程度的减税措施，但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并不是很明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税收供给效应逐渐凸显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经济为何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能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态势。
3.方差分解分析
接下来，本文将利用方差分解方法进一步分析各种冲击对总产出和物价水平波动的贡献程度，方差分解(Variance Decomposition)是将系统的预测均方差(Mean Square Error)分解成系统中各变量冲击所做的贡献，然后根据相对方差贡献率给出系统中某些变量的变化对其他变量变动的贡献程度。分解结果详见表5。我们首先考察各种冲击对总产出的贡献程度。根据上述分析，总产出的波动可以由税收的需求效应、税收的供给效应以及其他所有冲击来解释。如表5所示，在短期内，税收需求效应的贡献要大于供给效应的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效应的贡献逐渐变小，供给效应的贡献逐渐变大；从长期来看，需求效应的贡献逐渐消失，而供给效应的贡献几乎达到30%。根据前面的分析，税收对产出的需求效应只在短期内存在，所以在长期内需求效应将消失，而税收对总产出的供给效应在长短期都存在，因而，供给效应的贡献一直存在，并且呈现上升趋势。另外，其他所有冲击的贡献非常高，并且不断增加。价格水平的波动也可以由上述三个方面的冲击解释。在短期内，贡献最大的是其他所有冲击，然后是税收的供给效应，最小的是税收的供给效应。由于其他所有冲击包括除税收以外的所有因素，其中包括货币政策，因而，在短期内，它的贡献最大。如果仅仅只考虑税收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那么在短期内，需求效应占主导地位，在AD-AS模型中表现为税收与价格水平呈反向变化，比如减税将导致价格水平上升，不过从长期来看，税收的供给效应最终将超过需求效应，使得税收与价格水平将呈正向变化，此时减税就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这一结果与前面的分析基本一致。
基于供给学派关于税收供给效应的描述，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证明了税收政策在短期的确存在供给效应，即税收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通过改变劳动和闲暇的相对价格以及消费和储蓄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生产者的行为，进而改变总产出水平。为了进一步量化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本文利用VAR模型实证考察了税收政策的长短期供给效应，并将其与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改革开放初期，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逐渐发挥出来，最终超过了需求效应，这一结论部分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发展态势。
宏观经济失衡出现的新特征使得需求管理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在此背景下，政府必须转变宏观调控思路，引入供给管理，将其与需求管理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中国宏观经济摆脱危机，健康发展。然而供给管理理论的匮乏使得人们不了解它的运行机制，这使得人们在运用供给管理调控宏观经济时缺乏理论依据。由于税收政策是供给管理中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本文研究税收政策供给效应的初衷就是为供给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值得注意的是，供给管理政策之所以长期被忽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供给管理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与计划经济政策极为相似。因此，供给学派多次强调供给管理政策的实施必须与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越是强调供给管理，就越是要强调体制改革，供给管理政策运用的系统性必须与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程度相适应，否则就将降低供给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改革开放初期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并不明显的原因。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发展，供给管理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因而供给管理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的供给效应逐渐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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