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及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启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均衡发展或非均衡发展，这是上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针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的选择所讨论过的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源条件所限，大多数国家还是自然和理性地选择了集中有限资源优先发展部分地区、部分产业及部分人群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韩国也是如此。
韩国在经历过50年代市场自由发展的混乱之后，于60年代初开始果断采取政府主导下的、集中计划配置有限资源的下向式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增长极的选定，优先发展某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和某些符合标准需求的产业，实现了经济总量的迅速增长和经济结构的迅速变化，成功地缩短了韩国工业化进程。经过三十余年的非均衡发展，韩国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完成全部工业化进程，成功地加入OECD，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问题是，随后韩国便出现了长达8年之久的徘徊不前，长期非均衡发展期间潜伏的各种矛盾纷纷爆发，社会政治经济处于一种极为脆弱甚至混乱的状态。1997年的韩国金融危机，本质上也是这种经济长期非均衡发展的恶果，它严重打击了韩国经济的后续发展。有人称，是新自由主义打败了韩国，我认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更重要的是韩国长期以来坚持并习惯于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坚信“增长第一”的非均衡发展可使“汉江奇迹”长久不衰。正是这种偏执的理念与政策，才最终导致矛盾爆发、“船队”解体、动力衰减、社会凝聚力缺失的危机局面。
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政府主导的经济非均衡发展成就了“汉江奇迹”，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经济和人们心理上的严重失衡。这种使部分地区、部分人群产生严重失落感和相对剥夺感的失衡，已在一定程度上对韩国业已建成的经济大厦构成了威胁，使之处于根基松动的危机之中。
对此，韩国也有权威学者提出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导致韩国今天经济停滞乃至危机局面的原因，不是长期的经济非均衡发展，而是90年代后期政府倡导的经济均衡主义。我认为，恰恰相反，正是90年代后市场力量的增强和政府主导均衡发展不力，放弃政府职责，片面追求市场化运作，才进一步加剧了早期政府主导的经济不均衡的矛盾，最终导致危机。这是单纯市场化运作的结果。
面对金融危机后长期混乱的局面，2003年以后，韩国再提均衡发展之路。“草根总统”卢武铉在2003年上台伊始便提出国民参与、财富共享、地区均衡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新理念和新战略。2004年7月，他号召各级政府要以政治主导的姿态，走在国家均衡发展的前列；再提地方化战略也是国家均衡发展战略，要促进地区间均衡发展。
经济均衡发展，这是一个近几年来再次被现实社会所提出的，与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相关联的全球性的全新课题。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面临着一次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的选择，那么，工业化后的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一次未来发展战略的选择。韩国也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才开始认真关注这一问题。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一是以赫希曼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和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为基础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政府替代战略，在韩国工业化进程中确实发挥了优化资源配置、快速启动市场、形成主导产业和增长极、实现总量快速增长、经济快速起飞的重要作用；二是在摆脱绝对贫困、迅速实现韩国后发展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中，非均衡发展战略的潜在缺陷尚未显现，非均衡的矛盾尚未激化上升为主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是后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之谈”。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刚步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的中国在工业化后期该如何借鉴和理解韩国非均衡发展的启示，以保证中国工业化后期及工业化以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二是该如何解读当前韩国经济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如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大中小企业两极分化、劳资关系和政企关系等社会关系高度紧张、失业人口急剧增加等），为我们全面、客观借鉴韩国的经济发展经验，提供一个新视角。
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最具借鉴性和可比性的国家，它在工业化时期所实行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重要经验。因此，韩国在工业化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后续增长乏力、国民收入长期徘徊不前、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拉大、劳资关系紧张、社会各种矛盾加剧，进而导致政治、经济、社会动荡问题，也不能不引起我国的警觉。已有韩国学者预言，韩国今天面临的困境，明天中国也会遇到。
二、工业化时期韩国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选择及成效
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韩国在经济开发初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生产落后、结构畸形、供给不足、百废待兴，加之市场混乱、容量狭小、资本等投入要素稀缺，因此，经济发展从何处着手、部门间如何协调、投资如何布局、发展技术与扩大就业如何一致等，都存在一个权衡取舍、先后顺序的问题。其核心是一个增长与均衡的选择和协调问题。综观韩国工业化进程，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重要抉择，还涉及到发展与稳定、速度与效益、效率与公正、增长与发展的选择和协调问题。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这种增长与均衡的选择和协调，实质上是两种战略的选择与协调，即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
上世纪50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上述何种战略问题，曾有过一场论战。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经验不足，两种战略孰是孰非，当时不仅在理论上颇难理清，而且在历史经验的分析中也不易做出明确一致的结论。尽管如此，以韩国为代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是在两难抉择中选择了非均衡发展战略。三十余年的实践证明，虽然两种战略各有长短，但非均衡发展战略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开发初期的实际，更利于经济的开放，利于国家经济走向国际市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合作与发展，充分享用后发性利益。
韩国在1962年至1996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所选择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表现为：先工业后农业，先出口后内需，先轻工后重工，先大企业后中小企业，先主导产业后一般产业，先速度效益后技术效益，先外延后内涵，先增长后分配，先效率后公平，先增长后发展。韩国最著名的提法和口号就是“经济第一”、“增长第一”、“出口第一”；长期坚持的做法就是低粮价、低工资，一切为经济增长让路，一切为了国家早日摆脱绝对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为此，韩国从1962年开始，在政府主导下连续实施七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经过30余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战争的废墟上建成了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目标，使韩国经济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韩国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主要成效表现为：
1、经济增长速度加快。6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显示了急速增长的态势。从各五年计划期间的GDP增长率看，一五期间为7.9％，二五期间为9.6％，三五期间为9.2％，四五期间为5.8％，五五期间为9.8％，六五期间为9.9％。30年间年均增长率达到8.9％，这在世界经济增长史上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2、经济总量迅速增长。韩国GDP1960年为19亿美元，1962年也只有23亿美元，但到1980年已达到606亿美元，1990年为2518亿美元，1993年为3287亿美元，1996年为4800亿美元。其GDP规模在1993年就已经进入世界前15位，在完成工业化的1996年则进入世界前11位；人均GDP1960年仅为79美元，1961年为82美元，1963年为100美元，1977年为1000美元，1989年为5000美元，1995年为10075美元，1996年为10548美元。与1961年相比，人均GDP增长了128倍，在1993年就已进入世界前30位。
3、经济开放性迅速增强。韩国外贸出口额1961年只有0.4亿美元，但1964年便突破1亿美元，1971年突破10亿美元，1977年突破100亿美元，1981年突破200亿美元，1985年突破300亿美元，1988年突破600亿美元，1991年突破700亿美元，到1996年已经增加到1300亿美元。30余年间，出口额增长了2000余倍，年均增长率在20％以上。1996年加入OECD时，进出口总额达28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12贸易大国。
4、结构的变化。高速增长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结构变化。1962年GNP中，农业占36.6％，工业占16.3％，社会间接资本及服务业占47.1％。1993年GNP中，农业占7.1％，工业占27.4％，水、电、燃气占2.3％，建设业占13.6％，服务业占40％。农业比重大大缩小，工业、服务业比重扩大。1993年韩国轻重工业比率为25.8％：71.5％，而日本1992年轻重工业比率为35.7％：64.3％，这也说明韩国超越增长阶段，过早失去了轻工业的比较优势。
产业结构变化带动就业结构变化。1961～1991年，韩国农业就业比重由79.8％降至16.7％，工业就业比重由4.9％上升至26.9％，基础及服务业就业比重由15.3％上升至56.4％。
经过工业化发展，韩国产业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在1996年GNP中，农林渔业只占6.3％，制造业占26.1％，建设、电力、燃气、自来水占14.5％，服务及其他产业占53.1％。而从1955年的产业结构看，农林渔业占43.9％，制造业只占11.4％。
5、工业体系的完善。到加入OECD、完成工业化的1996年，韩国在纺织、钢铁、造船、汽车、电子、石油化工、机械等主要产业部门，都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造船业和DRAM电子芯片生产超越日本而成为世界第一，钢铁生产位居世界第六，汽车出口位居世界第五。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同时也形成了现代、大宇、三星、LG等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6、城市化的迅速进展。1960年韩国城市化率为35.8％，1970年为49.8％。此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1975年城市化率达到58.4％，1980年进一步上升至66.7％，1985年已经达到74.3％。统计图表显示，1960～1985年期间，韩国的城市化发展几乎是以45°的斜直线上升，其中尤以1965～1980年期间最为明显。
三、后工业化时期韩国经济非均衡发展显现的问题及教训
由于韩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在政府替代市场、强调效率忽视公平、强调增长忽视均衡、强调经济忽视社会的非均衡状态下进行的，是以首都地区和东南沿海大城市为中心而展开的，因此，韩国在经历高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经历了潜在矛盾日益加深、非均衡日益加剧的高速增长过程。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不仅带来“大城市病”，也带来了城乡间、地区间、阶层间严重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这些问题在后工业化时期已明显成为阻碍韩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这种非均衡发展下日益显现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大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人口分布严重失衡。上世纪60年代韩国开始推进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战略后，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现象开始突显。1965～1970年期间，韩国人口净增加总数的76％集中在汉城。1970年汉城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7.6％，其中70％来自农村。
70年代，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城市的产业集中急剧形成，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也达到高峰。尤其是汉城、釜山、大邱等大城市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已经达到了超出集聚经济边际效益的程度。1975～1980年期间，汉城、京畿、釜山等地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6.8％、10.7％、7.5％，其他地区则呈下降趋势。汉城是韩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其密度是最低地区江原道的156倍。尽管70年代韩国也为抑制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而制定过建设卫星城市、向地方分散大城市人口的政策，但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并未得到根本抑制。
进入80年代以后，人口向大城市的移动还在继续。1975～1985年的工业化高峰期，韩国各地区年均人口增长率呈现出从－1.5％到7.0％的严重不平衡性。全国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1.65％，而汉城为3.98％、仁川为6.98％、釜山为4.32％、大邱为5.48％，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流动呈现出明显向首都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集中的现象，到1985年，汉城、仁川、釜山、大邱等大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达到40.9％，而且人口规模还在继续扩大，相反，中小城市人口规模却没有大的变化。虽然此后人口向大城市转移的速度有所放缓，但这种趋势依然在继续。
从首都地区人口转移情况看，1985～1990年期间，迁往首都地区的人口有155万，迁出的62万；1995～2000年期间，迁往首都地区的人口为113万，迁出的88万。韩国首都地区仅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8％，但1990年有42.7％、2000年有46.3％的全国人口生活在此。大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超常规发展，功能的过分集中，给汉城、仁川、釜山、大邱等大城市带来普遍的生态环境和人口膨胀压力。特别是汉城，面积只有全国的0.6％，1990年却有24.4％的全国人口集中在这里，而这一比率在纽约为3％、巴黎为3.9％、东京也只有9.8％。地价飞涨、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日趋严重的“城市病”已成为严重制约汉城继续发展的瓶颈。偏重首都地区和东南沿海大城市的工业化战略和城市化政策，既带来了先期经济高速增长的积极效果，也带来了后期成本追加付出和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负面作用。
2、地区间经济严重失衡。在韩国工业化进程中，无论是进口替代时期还是出口导向时期，韩国首先仍是发挥原有南北两端工业城市的优势，即西北部的汉城、仁川和东南部的釜山、大邱等。到1970年，上述城市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60％，工业产值占全国的57.4％。仅汉城就占有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39％、制造业就业人口的33.9％、制造业总产值的33.3％。而整个京仁地区则集中了全国就业人口的46％，成为轻重工业发达的综合性工业地带。1970年贯穿南北的京釜高速公路开通后，把当时拥有韩国人口63％、国民生产总值66％、工业总产值81％的京仁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连接起来，把釜山和仁川南北两大港口连接起来，加速了两极工业地带的形成。特别是70年代进入重化工业时期以后，新的重化工业基地大多沿着京釜高速公路向东南沿海延伸。这样，在北部就逐渐形成以汉城为中心，以汉城—仁川、汉城—平泽为两翼的三角形京仁工业地带；在南部则逐步形成了以釜山为中心，向北沿海扩展到蔚山、浦项，向西扩展到玉浦、马山、丽水、光阳湾的长达250公里的反“L”形东南沿海工业带（岭南工业地带）。相反，在西南沿海，由于开发长期滞后，则形成了以木浦为中心的“L”形落后农业地区（湖南地区）。京仁和东南沿海两大工业带，既是韩国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南北两极，也是造成韩国地区间、特别是东西间经济发展严重失衡、政治经济矛盾日益加深的根源。
从地区内生产总值（GRDP）看，1963年工业化初期，东部庆南地区产值还是最低，但到1967年，西部全南地区就已变为最低。1978年，西部全北地区也成为产值最低地区。从1970～1985年地区产值平均增长率看，首都圈的汉城、仁川、京畿分别高达9.3％、23.1％、36.4％，东南沿海的釜山、大邱、庆南、庆北也分别高达17.8％、19.1％、17.8％、12.9％，而西部忠南、忠北、全南、全北的增长率则只有8.6％、7.6％、8.6％、8.1％。1984年工业化中期，汉城、京畿及东南沿海的庆南地区占全国附加价值的52.1％，最高的庆南地区是最低地区济州的17倍。西部的湖南地区只占全部附加值的7.3％，而东部的岭南地区则占26.2％，如果再加上釜山和大邱，则高达39.5％，以岭南和湖南为代表的东西差距已明显拉大。在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的地区产值中，汉城一直居首，所占比重分别为25.8％、26.3％、23.6％、20.3％，其次为东南沿海的釜山、大邱及首都圈的仁川，而西部的光州和大田一直在2.2％左右；从非城市的区域产值看，首都地区的京畿比重最高，分别占12.9％、15.5％、17％、18.7％，其次为东南沿海的庆尚南北道，其中，庆南道分别占11.6％、10.9％、12.2％、6.6％，庆北道分别占7.4％、6.8％、6.7％、6.3％，西部等其他地区的产值只占3％～5％。2000年地区制造业产值中，首都圈占38.1％，东南沿海的岭南地区占28.1％，而西部的湖南地区仅占10.4％，光州只有1.6％。
从经济活动密度（每平方公里产值）看，同样显示汉城、仁川、釜山、大邱等大城市为首的京畿和庆南庆北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京畿是济州的38.8倍，是江原的9.1倍；东部岭南地区是西部湖南地区的3倍。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首都圈地区和东南沿海的岭南地区。
从地区产业结构看：1965年，第一产业比重，西部湖南地区为61.8％，东部岭南地区为40.2％；第二产业比重，西部湖南地区为11.8％，东部岭南地区为23.7％；到1978年，第一产业比重，西部湖南地区为43.2％、东部岭南地区21.3％，西部湖南依然是农业区，而东部岭南的二三产业比重分别已分别达到36％和42.7％。1978年，北部汉城60％是第三产业，京畿40％是第二产业；东部庆南、釜山40％以上是第二产业；西部的忠清南北道和全罗南北道40％以上是第一产业。因此，韩国工业化中期已形成一种首都地区和东部岭南地区为工业区、西部忠清和全罗南北道的湖南地区为农业区的非均衡局面，地区间表现出相当大的工业化差距。2003年为止，在12403个国家级工业区中，首都地区占8015个，东部岭南地区占2158个，而西部忠清南北和全罗南北的湖南地区仅占403个。在5883个地方工业区中，首都地区和东部岭南地区就占4663个。
另外，几十年来，由于韩国人口和经济力量向首都地区过分集中，以汉城为中心的首都地区集中了全国半数的人口和七成的经济力量，其中包括65.4％的公司总部、62.3％的金融保险业、全部27个中央政府经济管理机关和99个政府授权经济机构中的88个。而汉城又地处最北部，远离欠发达地区，于是成了韩国的“一头沉”，被戏称为“汉城共和国”。
3、居民间收入严重失衡。在先增长后分配、增长第一、效率优先的工业化进程中，韩国居民收入差距开始拉大，收入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问题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从居民收入分布情况看：1970年韩国20％的高收入阶层占据了总收入的41.6％，40％的低收入阶层仅占总收入的19.6％；1980年20％高收入阶层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到46.7％，40％低收入阶层占总收入比重进一步减少到15.4％。收入不及人均收入13％的所谓相对贫困人口比重也从1970年的不过5％上升到1980年的14％。1988年，20％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或消费比率仅占7.4％，而20％高收入的收入或消费比率却占42.2％。大多数居民并未从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
从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看：1965年为0.34，1970年为0.33，1976年为0.39，1980年为0.39，1982年为0.357，1985年为0.345，1986年为0.36，1988年为0.336，阶层间的收入已经明显不均衡。在80年代末的工人运动压力下，贫富差距略有好转，1996年基尼系数为0.29，但2000年又扩大为0.35，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再次有所上升。家庭基尼系数1997年为0.40，1998年和1999年均为0.44，远高于发达国家0.31的贫富差距水平。
测定收入分配差距的第二种方法是十分位分配率（DDR），即40％低收入阶层的所得占有率除以20％高收入阶层的所得占有率得出的值。从DDR变化情况看：1965年为0.46，1970年为0.47，1976年为0.37，1982年为0.44，1985年为0.44，1988年为0.47。这里发现，几乎整个工业化时期，DDR没有大的变化，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很大，这与基尼系数变化类似。20％高收入阶层与20％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1997年为4.49倍，1998年为5.41倍，1999年为5.49倍，2004年为5.41倍。
更为重要的是，韩国上述统计仅是劳动收入，并不包括不动产等财产收入。而来自于财产的收入分配不公更为严重，特别是城市住宅分配和土地占有失衡现象严重等。如果从民有土地也可以建住宅的宅地分配系数看，DDR（十分位分配率）数值1988年为0.159，与同年收入分配的DDR数值0.47相比，就可看出显著差距。这种现象在住宅分配和金融资产分配上也大同小异。据韩国银行推算，金融资产分配方面的DDR系数为0.12，与宅地分配一样，失衡现象也极为严重。即，在住宅、土地及金融资产等财产分配中显示出更加严重的不公平。特别是考虑到住宅在韩国人意识结构中的重要性，住宅占有的严重不公平，就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稳定问题。因为对大部分家庭来讲，住宅是第一重要的财产，也是无住宅者一生最大的梦想。当不能满足这种强烈的欲望时，无论怎样称收入分配公平，也难以实现社会的稳定。
4、粮价与工资长期低水平。为稳定物价，韩国在工业化时期，除70年代前期实行过高粮价外，一直实行低粮价政策，导致农村耕地减少，收入下降，负债上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物价却未因此而稳定，劳动者名义工资的增长也被长期的通胀所压制。从消费物价年均增长率看，一五期间（1962～1966年）为17％，二五期间（1967～1971年）为12.8％，三五期间（1972～1976年）为16％，四五期间（1977～1981年）为18.6％，五五期间（1982～1986年）为3.6％，六五期间（1987～1991年）为6.7％。因此，1962～1992年期间消费物价年均上涨11.1％，两位数的通胀率大大吞噬了名义工资的增长。韩国三十余年的工业化高速增长，是以牺牲物价稳定、牺牲劳动者收入为代价的。
从收入分配变化看，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劳动者报酬所占比率1985年为41.4％，1997年为38.7％，低于日本的56.3％，同期企业及财产所得比率由35.4％上升至39.7％，远高于日本的20.8％。通胀下的名义工资分配率也在下降。
5、地区间矛盾加深。经济非均衡发展，不仅导致东部岭南地区与西部湖南地区间巨大的发展差距和收入差距，还导致地区间政治上的对立和居民感情上的对立。因为在韩国历届总统和政府要员中，多数出身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岭南地区，这便形成了所谓的“东西现象”，即不仅在自然地理上，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呈现出“东高西低”现象。直到90年代中期，韩国仍有60％以上的人认为东部与西部感情严重对立，70％的人认为总统选举受地区感情影响。西部湖南人不仅在西部地区受东部岭南人歧视，就是进入首都汉城后也依然多是受歧视的社会底层。如果说1997年大选中金大中由阶下囚变为总统就是“东西斗争”和“东高西低”现象逆转的结果，那么，2002年大选中卢武铉的上台则可以说是平民与权贵斗争的结果。地区对立也给当今韩国经济社会的整合带来了巨大困难。
四、韩国经济当前均衡化发展的政策取向及对我们的启示
地区收入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扩大与非均衡发展，导致西部落后地区和平民百姓的强烈不满。他们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改变这种经济及政治上的“东高西低”现象，改变劳资关系长期不平等现象。2002年12月进行的韩国第16届总统大选中，平民总统卢武铉的当选便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这种均衡和谐发展的要求，表明韩国平民时代的开始和权贵精英时代的结束。
卢武铉新政府上台伊始便提出了“财富共享”、共建“温馨和谐的大韩民国”的基本奋斗目标和20大基本国策，表示要消除贫富差距、扩大中产阶层；实现地区均衡发展、消除地区对立；发展和睦的劳资关系，确立增长与分配良性循环机制，同时加强社会保障和农民增收。为此，韩国政府成立了“国家均衡发展委员会”，制定了“地区均衡发展特别法”、“地方分权法”和首都地区新的综合发展计划，并与各地方共同制定了各具特色的地方综合发展计划，加大了对首都地区的“消肿”和对地方的支持。
韩国工业化进程中非均衡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后工业化时期均衡发展战略的取向，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至少有以下几点：
1、在均衡与非均衡、效率与公平方面，发展中国家面临比发达国家更艰难的抉择，需要更多的智慧。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诸多问题是“不发展”的问题，因此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发展”是第一要务。这就导致两个问题：第一、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初始阶段不可能均衡使用，也不符合“发展第一”的效率原则，非均衡发展与效率优先便成为首选，但这很快便会产生地区发展差距、群体收入差距问题，而一旦形成较大差距，后期纠偏又将十分困难。正如Myrdal所说，在工业化过程中，如果先给某一地区优先发展权，就会产生累积效应，地区间经济及文化福利差距等就会渐渐扩大，这就是地区差距结构上的刚性。这对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切实有效“兼顾”均衡与公平问题委实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第二、由于市场不发育，政府在职能定位上又多了一项替代市场、助长市场发育的任务，而这很容易导致政府与市场追求目标的一致性，发生职能错位，产生有悖于政府本色职能的问题。而一旦用缩小政府本色职能范围、削弱其市场纠偏能力的办法来增加市场作用，就等于减少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因此，政府在助长市场发育的同时，如何切实限制市场的负效应，避免“两只手”变为“一只手”，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也是一个智慧的考验。
2、虽然我们说均衡与非均衡、效率与公平是辩证统一，不能说非均衡发展战略与“财富共享”的社会价值观就一定存在内在的矛盾和冲突，但何时强调效率，何时强调公平，确实有一个因时间、条件等客观要求而异的问题。任何一边倒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韩国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实施“先增长后分配”、“先效率后公平”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是明智的，但问题是，“后”究竟是何时？如果长期不能解决非均衡发展的差距问题，失衡变成常态，“马太效应”加剧，那么后期必将陷入社会矛盾激化的泥潭，先期的效率将被后期的非效率所吞噬，先期节约的经济社会成本将在后期加倍补偿。韩国迄今已长达8年之久的经济徘徊与社会纷争便是例证。
3、虽然不能说我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现行战略提法有更多的不妥，但问题在于我们实践中“效率优先”切实，“兼顾公平”发虚，没有把财富与收入的均等纳入发展政策的核心，因此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韩国在非均衡发展的工业化期间也并非没有注意兼顾均衡问题，它搞过“新村运动”、三个“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在诸多“五年计划”中也强调过均衡发展问题，但都因“兼而不顾”、“兼而不实”，导致经济长期失衡，社会矛盾日益激化。问题是，韩国是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实现人均收入1万美元之后才出现非均衡矛盾激化，而中国现在人均收入才1000余美元便进入了矛盾敏感时期，因此，中国的非均衡发展显然不会坚持到工业化的结束。这是因为：其一、韩国幅员不大，非均衡扩展效应缓慢，而中国幅员广阔，资本黑洞可吸纳的范围极为广泛，可迅速在人均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形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在短期内孳生出富豪阶层；其二、中国正处在转型期，公共权力、公共资源和国家垄断行业非均衡的市场化运作，可迅速形成一批权贵资本，使中国面临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的危险。需要明确的是，非均衡并非就等于效率等于发展，公平并非就意味没效率不发展。
4、增长与发展的目的是“共同富裕”和“成果共享”，“效率优先”不是富人优先和少数人优先。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党或领导人在经济发展中虽取得重大成就，但却纷纷在大选中失败，问题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惠及更广大的群体，而只是少数人受益。或许正因如此，才有学者指出，当今世界上的贫困与两极分化，既是一个不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发展的问题。
5、长期低工资的做法不可取。韩国经验表明，长期低工资是导致长期劳资纠纷不断，以致形成严重对立和社会断裂的重要原因。中国的优势不在于它的劳动力，而在于它广阔的市场。另外，加强社会保障和控制房地产价格，比单纯增加工资更重要。80年代末期以来，韩国愤怒的劳动者不断要求提高工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房地产价格不断暴涨和社会保障体系脆弱所致，它使工人长期感到工资保障薄弱，追赶不上房地产价格的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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