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色、实践特色、理论特色和民族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色论文,唯物史观论文,体总论文,五位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2)12-0027-07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产生，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顺应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以进一步认识这一总体布局的深刻内涵，从而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自信坚定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民族复兴的奋斗目标。
一、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特色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唯物史观“像一根红线贯穿着党的一切文献”。[1](p.39)人类社会要生存，必须进行生产。由此产生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概念和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基本动力。“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p.33)这一理论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整理得井然有序”，使丰富多彩的社会形态得到了“生动描绘”。[2](p.10)这样一来，“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3](p.365)唯物史观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壮丽的日出”。
唯物史观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深化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的内涵和外延。马克思说：“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p.102)这个有机体也和有生命的物体一样，是由消化系统、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等组成的。各个不同的系统既自成体系，完成各自的功能，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列宁把社会有机体的经济系统称之为骨骼，把上层建筑称为血肉[2](p.9)，是很恰当的比喻。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唯物史观社会有机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具体体现，不仅具有深刻的科学内涵，而且具有鲜明的制度特色。
第一，经济建设。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让人民群众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共享经济繁荣的成果。这一制度建设的基本特征是：既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要把公有制和多种经济成分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既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又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又要勇敢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
第二，政治建设。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制度建设的基本特征是：既拒绝资产阶级专政，又不是简单地照搬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既不搞西方的议会制，也不照搬苏联模式的“苏维埃”，而是坚持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不搞西方的多党制，又不搞苏联模式的一党制，而是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不搞西方的多党轮流执政、匆匆忙忙搞全民选举，又不搞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存在的专制主义、家长制和一言堂，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保障人权、发展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三，文化建设。就是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制度建设的基本特征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又要兼容并蓄，防止封闭僵化；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又要关心和照顾个人利益，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关系；既要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又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既要抓公益性文化事业，又要抓经营性文化产业；既要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又要注意借鉴和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和现代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第四，社会建设。就是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这一制度建设的基本特征是：既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坚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方向；既要贯彻效率原则，调动各方面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又要坚持公平理念，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加强宏观调控，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既要关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加强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眼前利益；既要大力加强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又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既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收入，创造条件使更多的人拥有财产性收入，又要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的调节作用，努力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五，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建设的基本特征是：既不搞“人定胜天”的人类中心主义，又反对无所作为的自然中心主义，而是强调在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基础之上，合理地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靠消耗最小的资源来获得人类所需的产品。一句话，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p.384)
二、唯物史观的实践观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发展脉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5](p.284)唯物史观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并且不断走向完善。实践是唯物史观最显著的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从科学的实践观点出发，阐述了社会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指出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彻底划清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它不仅强调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揭示了社会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指出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
但是，要从理论上说明社会形态更替的必然性，还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从而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必然性，使唯物史观建立在客观的坚实基础之上。马克思为之花费巨大心血和精力的《资本论》及其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丰富和完善唯物史观的光辉成就。
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逐渐把视野转向东方，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方面的特殊性质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兴趣，因此，马克思全身心地投入了对东方古代社会和人类学的研究之中。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和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对唯物史观的巨大创新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去世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工人运动的一些领导人错误地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产生了教条主义的倾向。恩格斯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反复强调实践对于理论的重要性。在指导美国工人运动时指出，要使美国工人运动一开始就完全按照正确的路线出发是做不到的，除了在实践中探索正确的道路以外，“别的道路是没有的”。[6](p.560)恩格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教条主义，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6](p.560)恩格斯还特别批评了从德国移居到美国的一些工人运动领导人的教条主义错误：“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6](p.562)恩格斯也反对对未来社会制定所谓详细的规划和最终目标。他说：“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7](pp.561-562)总之，恩格斯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发展和丰富完善的。实践是唯物史观的显著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拓展的。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形成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两个文明”一起抓。邓小平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的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增加人民的收入。”[8](pp.311-314)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又从物质文明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9](p.26)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并着重论述了生产力标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373)
随着我们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精神文化领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叶剑英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科学概念。紧接着，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艺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辞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8](p.208)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概括。1980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把精神文明建设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8](p.367)党的十二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并把精神文明内容概括为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大方面。1989年3月，李鹏在《坚决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使它们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两个文明一起抓”实际上就是二位一体总体布局。
第二，“三个文明”协调发展。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概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10](p.1173)江泽民在199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基本路线和十三届七中全会提出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实社会主义现代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11](pp.152-153)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从这三个方面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对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展开。[12](pp.13-18)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建设和改革的安排都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来布局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联系、相结合，“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三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确立。
第三，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各种非政府组织、群众团体和社区基层单位不断涌现，对党和政府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党认识到社会建设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组成部分。继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中之后，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央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13](p.286)并将提高构建社会和谐的能力作为党的主要执政能力之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全面论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总体要求、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并把和谐社会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项重要内容确立下来。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14]党的十七大把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写入党章，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生态恶化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因此促进生态建设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迫在眉睫。党的十六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目标之一，提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5](p.15)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6](p.16)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紧密结合起来，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
实践没有止境，人们的认识也没有止境。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因此，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也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而向前推进。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7](p.1471)中国革命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展开并且取得胜利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的60多年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风雨飘摇的残破河山，整治得井井有条、欣欣向荣，引起了世人的瞩目。由此就产生了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和研究。
所谓中国道路，就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过程。因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产生和发展进程，实际上就是中国道路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产生，丰富了中国道路的内涵。中国道路的产生，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化。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中国道路产生的事实，从两个方面给人们提供了新的理论反思和启示：
一方面，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世性”提出了反思。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唯一能够取得成功的道路。基于这样的认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一直期待在西方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普世化”的文明，最后完成梦寐以求的“历史终结”的梦想。但是，中国道路告诉人们，世界上不是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实现现代化，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处于不同发展状态的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当然，中国无意将自己的发展方式向全世界推广，也无意对其他发展模式提出挑战或者替代，但是，中国道路为丰富人类实现自身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供了选择；也为发达国家反思自身的信条提供了启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一定是所有国家的理性选择。胡锦涛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宣示：“各国及各国人民都有权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各国应相互尊重彼此选择的发展模式。”[18]中美两国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迥异，能够发表这样的声明，说明至少在口头上，西方已经不得不面对已经初步强大的中国，不得不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邓小平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0](p.3)中国道路取得成功证明，人类的现代化进程除了资本主义道路以外，还存在着超越“资本的逻辑”、符合各个国家实际情况的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也为人们反思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提供了启示。按照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应该首先从某些基本特征方面去理解，例如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等。因此，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不断地在生产关系领域进行“继续革命”，以期建立起符合经典作家个别论述的纯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但是，照搬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个别论述并不总能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失误和挫折。邓小平的英明之处在于，他首先从根本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然后在这一根本目标及其衡量标准下逐步探索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道路不仅是对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突破，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超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四个方面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因此，社会整体结构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政治生活关系、精神生活关系和社会生活关系的总和。“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体都是这样。”[1](p.17)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丰富和充实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标志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诗·大雅·民劳》中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作为一种告诫：意思是不要让老百姓过得太辛苦。①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我们的今天谈到的小康社会，已经有了全新的内涵。最早是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使用小康来描述“中国式现代化”。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状态。”[8](p.237)邓小平说的小康，从话语、衡量标准都是“中国式”的。党的十二大把人民物质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作为主要奋斗目标和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标志，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首次使用小康概念。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实现小康列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2000年，我国顺利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可是，总体小康还只处于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不平衡的阶段，只是全面小康的初级阶段。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和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牢牢把握我国的国情，紧密结合我国的民族特点，充分顺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下全方位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在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形成具有中国传统、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形态。
第一，抓住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产业发展的协调性，实现工业信息化，带动农业发展；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重点扶持中西部小康社会创建；打破城乡之间二元结构，提高城镇化质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取得实质性成效；继续实施“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战略，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总之，确保经济稳步增长，以提高人民实际收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其根本。
第二，坚持以民主政治为保障。始终坚持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维护人民当家做主，不断扩大人民民主；加强党自身建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党的廉政建设，重点遏制贪污腐败现象，阻止“权力寻租”，同时抓好基层民主建设；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增强司法公信力。一言以蔽之，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要保障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民主与自由，让人民群众的各项权利得到合理实现。
第三，发挥文化灵魂引领作用。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用主流文化去凝聚社会人心，树立共同理想，激发社会成员的创造热情。要丰富文化产品，打造积极健康的文化市场，通过优秀作品鼓舞人，并同时建成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第四，促成和谐社会合力功能。唯物史观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p.56)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有效地促进社会合力功能的发挥，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五，以创建良好生态为基础。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4](p.383)一切生产发展，都要做到资源有效利用，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做到发展兼顾生态平衡，要通过较小的力量获得人类所需要的产品，注重美丽中国建设，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格局。
我们坚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不断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将会如期实现。富强、文明、民主、和谐和美丽的中国必将在不远的将来出现。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望也将会成为现实！
注释：
①参见卫忠海：《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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