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困境：模式演变及其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从哲学的层面探讨了交往问题，认为现代哲学在近代以来从总体上将自身推进到实践哲学，又从传统的“主——客”两分式实践观向“主——客——主”交往实践观转变，最后得出结论：交往实践观将能全面解答全球发展的种种哲学难题，而成为跨世纪人类共有的中心视界。
近来，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交往问题，这个一向被人们忽视的时代性课题被推上了哲学的论坛，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交往也成为我国理论界争论的一个热点。自然，人们从不同的“前知识结构”来切入这一问题、探索其本性，因而交往就不能不被不同的理论诠释成各异的样态。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场争鸣和对话自身就是“认知交往”活动；而交往在其全球化实践中以其特有的本性和功能为自身开辟着发展的道路，也因此检验和矫正着各种诠释理论，使其发生着模式演变。本文拟就从理论界研究交往的模式演变及其趋向角度，作些探索，并以此来观照跨世纪中国哲学主题转换的逻辑。
一、哲学主题：两次世纪性转折
交往是全球性、跨世纪的问题。对交往问题研究的思维模式转换，从横向上看，是全球化现象，即全球各不相同的哲学解答都在经历相同的或类似的嬗变；从纵向上看，则是哲学主题两度世纪性转折的一部分。关于前者，稍后再论；现对后者先加以说明。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全球的哲学主题或哲学主导性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换，即从近代以来的以存在论和认识论为主题的哲学阶段向实践哲学阶段转变。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也无论是英美哲学还是大陆哲学，都发生了“实践论转向”运动，都演化为这种或那种形态的实践哲学。将实践作为建构哲学体系的起始点，一以贯之的基础和总体性指导原则，成为20世纪全部哲学的主题。马克思早在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早期就自称“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将“主体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作为哲学建构的基础和本质特征，借以区别只诉诸“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以及诉诸“精神劳作”的唯心主义哲学。以皮尔士、詹姆斯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公开将“实践”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并以此作为反叛传统本体论的标准。继此之后，布里奇曼的操作主义、莫里斯的符号学、奎因的逻辑实用主义，等等，都秉承其先驱，将实践及其效用作为哲学的准绳。在欧洲，实证主义继承康德哲学传统，一直以“拒斥形而上学”，用实践作为实证原则的哲学为本。从实证主义、证伪主义到历史主义和新实在论的科学哲学，都是这一思路的哲学。无论逻辑实证主义知识论所强调的实证、概率支持，还是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所言的证伪、判决性实验，都是实践的检验功能。因而他们的哲学本质上是科学实践论哲学，而不是自然哲学或自然本体论。就历史主义而言，也莫不如此。库恩的“科学革命”奠定了规范的突变，实际上是群体实践规范决定论。拉卡托斯强调科学理论的划界在于两种理论的竞争，但最终标准是实践及其经验的“超量证认”和支持。这表明了科学哲学的实践哲学本性及其反本体论立场。
与此相应，分析哲学主流之一的语言哲学，本质上是语言实践论。这一本质如果说在弗雷格、罗素以及前维特根斯坦那里还不太鲜明，还残存某些本体论的痕迹的话（如指称理论、“语言就是世界的图像”），那么，经过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开创的“语言游戏论”或“语言即言语活动即生活方式”的哲学观，和摩尔创立的日常语言学派一起，从语言的逻辑句法分析走向语用分析，在言语行为和实际交往中考察语言的意义，塞尔、奥斯汀·克里普克等均从不同方面强化发展了这一主题。
结构主义与符号学也转向实践哲学。就结构主义而言，如果说早期代表如索绪尔、列维一斯特劳斯还企图发现语言自身及其野蛮人神话、心灵和亲属关系中的结构本体的话，那么到皮亚杰、戈尔德曼等后期结构主义者那里，结构就逐步摆脱了先天预成论的纠缠，而走向实践、活动决定论，其结构是由活动的“主—客”双向分化造成的。因而，活动、实践成为相关结构的基础，结构不再成为本体。
人本主义贤哲们亦是如此。就人本主义流派而言，影响最大、占主导地位的是存在主义。他们的“人本”不再象近代人本哲学那样将之归结为抽象的理性、人性和意识，而就是一种主体的、特别是个体化了的实践。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而人的本质，不再是由预先的某物决定的，也不是由自然对象机械决定的，而是由个体的实践、活动决定的。人怎样活动、实践，人的本质就怎样。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人的实践，是人本的直接证明，因而也就是人化与异化的总根源。
以上粗略地勾勒一个轮廓：现代哲学在总体上将自身推进到实践哲学这一历史的新台阶。“实践论的转向”已是形成的事实。
然而，从本世纪中叶开始，到世纪之交，哲学主题又开始了第二轮转变，即在实践论基础上，从传统的“主—客”两分式实践观向“主—客—主”交往实践观转变。交往与主体际，日益成为新的哲学主题。
应当指出，Intersubjectivety （主体际）思想与“主—客”思想相对应，早已存在于近代以前的中西方哲学之中了。在中国，孔子倡导的“儒学”，其核心范畴“仁”，从语形学上说，源自“从人二”，即多极主体或主体际，讲的是主体际关系。墨子“兼相爱、交相利”，是平等互利的交往观。在西方，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智慧，即是一种主观际对话论辩的交往艺术，是交往的精神辩证法，认知交往的求真过程。中世纪的神人对话和经文解释学，充满了交往的神圣意蕴。近代，从“社会契约论”构架到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有意论及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意识”之间的对话，都是对主体际的一种哲学探索。当然，这些都隐没在其主导的哲学框架中了。在古代被隐于总体的本体论之中，在近代则深埋于“主—客”哲学模式之中。只有在当代，交往和主体际问题，才作为哲学的主题突现，以普照之光洒满哲坛。
之所以如此，究其背景，是时代主题、文明主题转变的必然产物。首先，交往与主体际之成为哲学主题，是全球高度一体化进程的结果。一个半世纪前，资本主义用商品交换和武力将世界凝成一个整体，普遍的交往使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这一转变，在其新世界观的奠基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角度系统论述了“交往实践”和由此产生的“精神交往”在人类历史上的巨大作用，并将之作为走向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之一和理想（标准）形式之一。显然，时至今日，随着全球高科技的发展，卫星、超音速飞机、电脑交互网和光纤通讯技术正将地球变成一个村落。国际间交往正以日新月异的方式加速着世界一体化进程。各种交往席卷全球：国际间的对话，科技、经贸的合作，文化交流，已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存在的普遍方式。人类在空间日益广阔、关系日益缜密的交往中越来越察觉到：在信息时代，人类发展不可能孤立于个体或局部的闭关操作，而必须要“开放”，与国际“联网”和合作。人类存在与发展方式的这一重大改变，使人们在哲学上重新关注交往问题，将之推上主题的宝座。其次，后工业文化的崛起，亦使交往与主体际问题上升为当代主题。如果说，古代的农耕文明是自然客体对人的统治，即客体之天对主体的人的支配，那么，工业文明则是主体翻转过来的世界，是人将自己视为唯一主体、中心而统治、改造、驾驭、拷问自然客体的结构，即“主体—客体”实践结构。与这一时期相对应，哲学从本体论向认识论、最终向具有单一主体性的实践哲学转变是必然的。然而，在后工业文明期，人类绝对“中心主义”观念受到严重挑战，西方单一中心论的现代化模式在全球遭致失败，世界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霸权、强权、殖民主义已遭人唾弃，任何主体都在多元文明交往中切切实实地遇到另一个主体，因而迫使人们在全球交往中必须确立“多极主体”的观念。进而，在环境保护的客观压力下，人们甚至将自然界也作为“另一个主体”去体认其“生命的独立存在的权利”。这表明：在当代世界，交往与主体际成为全球的中心视界。
虽然交往与主体际问题受全球一体化大潮推动，撞进哲学的大门，但是，哲学界对交往与主体际问题的思索却经历了由传统而现代的模式转换历程。交往一度成为困扰人心而又难以化解的哲学难题。回顾这一困境及其解决的发展逻辑，正是探寻跨世纪全球中心视界之路。
二、交往：传统“主—客”视界的解释
一切理论演变都始于新问题的出现，但解答问题的思维框架常常滞后。这样，在转型之初，常见的现象是：人们持旧思维方式去力图解答新问题，力图将之同化到传统思维框架之中。用传统的“主体—客体”框架去解释交往问题，正是这种现象。
“主C往观认为：任何交往都包含着两者：主体和客体。 主体是交往的主动者，客体是交往的对象。交往过程是主体接触、作用于对象他者的活动过程。这一过程象主体的其他实践一样，颇似一对正跳华尔兹舞的伴侣，一个雄心勃勃而不断主动出击的“主体”支配着一个顺从旋转的舞伴“客体”，呈现单一中心结构。
然而，“主—客”结构的哲学观念本质上是与交往相对立的。首先，交往问题之所以实现，正是由全球一体化和后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对另一极主体”问题而派生出来的，其导向应是多极主体。而“主—客”模式仍然坚持单一主体论，这在实践上势必导致“单一中心论”或“自我中心论”，而与交往的本性相抵牾。其次，交往，从语义学分析来看，即是“有来有往”、平等交互作用的过程，其前提是交往各方的主体地位的相互确认，并且在上述基础上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则。而“主—客”交往观从一开始即破坏这一前提，将一方奉为主体，他方贬为顺从、受支配的客体，这种活动必然从一开始就沦为统治与被统治、支配与被支配的“主—奴”关系，何谈平等交往。
从全球发展的早期阶段来看，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者在对外扩张、将世界各地松散的板块纳入统一版图时所信奉的“交往实践观”正是“主—客”式的。将西方基督教文明奉为唯一文明的形态，将西方的现代化奉为唯一的现代化模式，而将被征服的对象统视为“野蛮人”，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交往观”曾盛行数百年，至今仍有余孽，然终究因其不合理性而正走向灭亡。交往，摆脱“主—客”模式的纠缠而走向“主体际”，是必然的过程。
三、“主体际”：多重困境的概念
从“主—客”框架走向“主体际”，也绝非一蹴而就。其间经历了类主体、复主体、互主体等观念历程。
所谓复主体，有两个含义，其一是指主体形态的多样性，它包括个体、群体和社会等，指望用主体形态的多样性来解释交往关系的多样性。个体之间的微观交往，与国家之间的宏观交往，无论其内容、性质还是形式都不相同，这是肯定的。但仅用主体形态的多样性并不能说明“主体际”关系。至多，是指交往因主体性质不同而各异。其二，指同一主体在交往中面向不同的客体，这一框架犹如社会学所指称的“角色丛”，每个人都处在多重社会交往关系的枢纽点上，这样，多样化角色汇集于一身的现象便是“角色丛”，即复主体。然而，复主体并没有引入“主体际”概念，因而也不可能解决交往与“主—客”框架矛盾的问题。
类主体拟强调主体的集约性、群体性和人类性，来解决交往的主体基础问题。但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类主体，而在于这一“类”本质究竟是有如费尔巴哈等人所设想的是“许多单个人本质的抽象直观”，即类聚合，还是内涵各种交往关系于自身的整合？前者仍不能克服单一主体性，而只有后者，才是交往的恰当观念形式。
互主体性也是针对“主—客”模式而提出的。在如何规定处于相互交往的多极项的问题上，“互主体观”仍囿于这样的设定：交往的多极项轮流或相互将自我设为主体，而将对方设为客体，即两极化的交互主体框架。其结果，交往者都是主体，同时又都是“交往客体”。显然，互主体观并没有真正完全摆脱“主—客”框架，而只是双重“主—客”框架的易位和重叠。主体，仍未能面对另一极主体。
主体际的框架是在反单一主体观的思维运动中必然得出的结论。在本世纪西方哲学中，无论是人本主义还是分析哲学，都相继转向这一框架。在分析哲学传统中，较著名的哲学家，有卡尔纳普、维特根斯坦、摩尔和奥斯汀等人。在卡尔纳普那里，主体际是促使他从早期所迷恋的“个人经验”证实原则解脱出来，转向后期的具有“公共经验”的物理主义语言学的一个主要杠杆。摩尔、奥斯汀、塞尔和赖尔等人代表日常语言学派，强调在日常的言语交往具体情境中界定、考察词句的意义，也屡屡涉及到主观际交往问题。胡塞尔晚年在思索现象学如何摆脱“独我论”时，也曾苦苦思索“主观际”问题。例如，在《几何学起源》一书中，他反复思索：一门科学如何由纯属人内心的观念而转成为主观际可以交流的科学，即从“intrasubjective”转为“intersubjective”。循着相类似的思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反复探索由存在者的交往而引发的“另一极存在者”，以及“共在”的世界等问题。这也成为萨特和德里达思考的核心。此后，对主体际作主题研究的哲学家有哈贝马斯、伽达默尔和利科等人。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的理论》、《交往与社会进化》等一系列著作中，详细地探索了“主体际”、“交往行动”等概念的内涵和意义，认为晚期资本主义造就的“总体性异化”的根源在于“日常社会”交往行动的异化，而扬弃异化的根本出路在于探索和建构“先验的交往合理化”结构。伽达默尔在“本文”问题、前知识结构、交往的合理化等问题上虽然与哈贝马斯有不同见解，但他从解释学立场出发，对以本文为中介的主体际历史交往问题作了许多有创见的研究。可见，主体际和交往，日益成为当代西方哲学共同关注的焦点之一。
然而，应当指出尽管上述哲学在努力完成“主体际的转向”，但是存在着内在深层的缺陷。其一，几乎所有的哲学家，包括哈贝马斯在内，都将“主体际”和交往行动理解为一种“主观际”精神交往活动，而未能从交往实践、物质交往的角度对主体加以现实的、客观的、感性的规定。这首先源于卡尔纳普和胡塞尔，继之于奥斯汀、海德格尔和萨特，最后归之于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显然，将具有现实、客观感性的主体际交往实践仅仅视为“主观际”精神的交往，意义的理解，本文的诠释，认知的交流，这是一种“主体际交往”问题层面上的新唯心主义。它们的谬误不在于肯定和弘扬精神交往中意义理解与诠释的重要性，而在于忘却和否弃了真实的基础——现实、客观的交往实践；不在于肯定“主体际”框架对于“主—客”模式的扬弃，而在于对这一转向作了唯心的、片面的理解，那里出了一种新时代的唯心化的交往哲学模式。用这一模式去解析全球化当代问题和面对后工业文明，其弊利自见。其二，所有的哲学家都还未科学地解答一个难题：一个主体在交往中如何同时面对另一极主体，即“主体际”关系何以可能建立的问题。这里横亘着一个障碍：美杜莎之谜。美杜莎神秘而可怕的目光将一切变成石头，而按传统的定义规则，任何主体的目光都将“对象”视为客体。“主—客”是相关的两极，是互相设定的。当一极之称为主体时，对主体而言，他实践、认识、评价、审美活动中所遇到的一切人和物，对他而言都变成客体。何以可能“主体面对另一极主体”呢？萨特曾一再烦恼地谈论“他人的目光”之可怕。因为一旦目光加身，自我便成了他人的客体。胡塞尔临终也未满意地解答这一大谜，只能抱憾终身。其三，“主体际”框架引出了当代一系列相对主义思潮，例如，在科学哲学中的费耶阿本德（“什么都行”），在人本哲学中的罗蒂，等等。
总之，从“主—客”模式向“主体际”的转向，虽然是划时代的，但却又是充满困境的。然而，困境之所生，正是新理论产生的温床。交往实践观，正是对上述困境的科学解答，因而是较为正确的理论框架。
四、交往实践观：新的理论框架
交往实践是在综合当代哲学有关主体际和交往理论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的新理论框架。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一种新理论之比旧理论“科学”，应满足三方面的边界条件：其一，能够包容和解释旧理论中所有合乎事实的成果；其二，能解释旧理论未能释然的“反常”事实；其三，能在本领域内有更大的预见力。而交往实践观完全满足上述条件。
首先，交往实践观积极包容了以往“主体际”和交往观的所有积极成果。其中有：多极主体性，“主—主”交往关系，主观际的意义理解和本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交往实践观所固有的属性。在这些方面，交往实践观与“主体际”、交往观一致，都是对传统“主—客”框架的变革。
其次，交往实践观科学解释了以往理论的困境和难题。其中，交往实践观实际上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将“主体际”和交往视作为一个包含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在内的交往体系。交往实践，即多极主体以改造中介客体为目标而进行的物质交往活动，是全部交往的基础。意义理解和语言诠释，不过是交往实践的派生过程和衍生形态，一是在精神交往层面上的存在，是交往实践的反映、派生和表现。因此，这一基本的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对以往交往行动的唯心主义最彻底的否证。它将交往和主体际理论重新纳入到实践的唯物主义轨道。
交往实践观也是对于以往交往理论中存在的“美杜莎之谜”的科学解答。主体之所以能面对另一极主体，是因为有中介客体。即是说，交往实践的结构是“主—客—主”三体结构。其中，任何一级主体都有中介客体作为对应，因此符合“主—客”相关律的定义规则；但是，多极主体的异质性、个性，使之具有交往关系和“主—主”相关，换言之，多极主体通过作用于中介客体而相关、交往，并互相建立为主体。任何一极主体改造客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一活动而打入普遍化的社会交往体系的过程。
再次，交往实践观对于跨世纪全球发展的趋势，具有新的预测力。当代全球发展的总格局是呈现既多极化又一体化。因此，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新的科学解释理论，来准确地把握当代全球的趋势，并预测未来。交往实践观正堪当此任。因此，它一方面指明了全球发展的多极性之源正在于多极主体性，另一方面又指明了交往的宏观整合是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新格局之源。与此同时，交往实践观指明了由高科技发展（全球交互网、生态一体化、交通一体化等）、经贸和政治交往以及文明的对话所构成的全球交往结构是由实体结构（科技、经济、政治交往结构）、意义结构（文化、文明的互动）、辩证结构（规模侧度和否定侧度）逐层递升的模式构成的。交往实践观将能全面解答全球发展的种种哲学难题，因而成为跨世纪人类共有的中心视界。
总之，由时代引发的“交往”问题终于成为跨世纪哲学的主题。对这一主题的哲学审视由“主—客”思维经“主观际”思维框架的转换再到交往实践观，经历了两度转换的逻辑历程，它展示了当代哲学发展的某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