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理念的投射：嵇康与《圣贤高士传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圣贤论文,理念论文,高士论文,生命论文,嵇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传记作品，从它们文本的存在形式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散传，一为类传。散传是指正史列传以外的单篇个人传记。此类传记如《王廙别传》、《王威别传》、《山涛别传》、《诸葛恪别传》、《邴原别传》、《赵至自序》等等。类传是指正史列传之外，以类相从的传记集。此类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所称的“合众人之事为一书”的“总录”，如《益部耆旧传》、《高士传》、《海内先贤传》、《会稽先贤传》、《名士传》等等。散传和类传的区别在于其文本的存在形式是单篇还是丛集。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就是一部出色的类传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嵇康收罗古今“圣贤高士”，借他们的行事，寄寓与投射自我的生命理念，对后世传记乃至小说创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论是在传记文学史还是在小说史上，它却长期被旁置、被忽视，本文拟对其略加论述。
一、嵇康生平及其《圣贤高士传赞》
嵇康字叔夜，谯国铚人，《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晋书》卷四九有传。《晋书·嵇康传》云嵇康被诛，“时年四十”，关于嵇康的生年，有五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嵇康生于建安二十一年(216)。《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干宝、孙盛、习凿齿云嵇康正元二年(255)被诛，由此上溯四十年，嵇康生于建安二十一年。其二，嵇康生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吴容光《历代名人年谱》附录云：“一作生于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年四十四。”其三，嵇康生于黄初四年(223)。《资治通鉴》卷七八称嵇康以景元三年(262)被诛，上溯四十年，嵇康当生于黄初四年。其四，嵇康生于黄初五年(224)。陆侃如持此说，他在《中古文学系年》中将嵇康生年系于黄初五年。其五为黄初六年(225)，李剑国先生持此说。
关于嵇康的卒年，有四种说法：
其一，嵇康卒于正元二年(255)。干宝、孙盛、习凿齿持此说，干宝等人之言，见《三国志》裴注所引。其二，嵇康卒于景元三年(262)。余萧客《文选纪闻》卷二十四云：“《嵇康传》列于《晋书》，予每疑其误。康死之日实魏元帝景元三年，又二月魏禅于晋，则康何有于晋哉！”又，吴容光《历代名人年谱》亦以为嵇康卒于景元三年。其三，嵇康卒于景元四年(263)。陆侃如持此说，他在其《中古文学系年》中将嵇康卒年系于景元四年。其四，嵇康卒于景元五年，李剑国师持此说。
陆侃如认为嵇康生于黄初五年(224)，被杀于景元四年(263)，他在《中古文学系年》中作了考证，（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第460页、第610-61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李剑国先生“以为嵇康的生卒年应定为黄初六年（225年）至景元五年（264年）”。并在《嵇康生卒年新考》（见李剑国《嵇康生卒年新考》，载《南开学报》，1985年第3期。）一文中，从辩驳“景元四年卒之说”入手，条分缕析，举证确实，甚为有理，从其说。
嵇康幼孤，养于母兄，并为母兄所宠，养成了任性放纵、疏放散简的习性。少有俊才，学不师授。及成年，娶沛王曹林之女（或云孙女）为妻，因此得封郎中，拜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嵇康所处的时代，正是司马氏培植羽翼、消灭异己、打击曹魏势力，大力树立自己的时期，身为曹魏宗室的嵇康，当然让司马氏有所戒介，另外，嵇康性格耿介、刚直，对于司马氏集团以卑劣手段施行的一系列勾当，他是十分愤激的。于是，他便不以仕进为怀，游心老庄，与阮籍等人只作竹林之游。遇吕安事件，为钟会所谗，司马昭诛之。
《三国志》之《魏书·王粲传》裴注引《魏氏春秋》云：“康所著诸文论六、七万言，皆为世所玩咏。”《隋书·经籍志》集部著录《嵇康集》十三卷，注云：“梁十五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嵇康集》十五卷，《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及其它宋代书目著录《嵇康集》十卷。关于《嵇康集》的流变存亡，著录流变，鲁迅先生曾详加考索，可参看。（见《鲁迅辑佚古籍丛编》第四册《嵇康集》之《嵇康集著录考》及附录《嵇康集考》，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今通行本为明黄省曾所辑《嵇康集》，共十卷，鲁迅先生又据此校勘，并附有《嵇康集逸文》，甚为精善。除本集所载诗文论难等之外，嵇康又曾注《左传》，《隋书·经籍志》经部及《释文叙录》载其有《春秋左氏传音》三卷，佚，马国翰据《释文》采得五节，据《史记索引》和宋痒《国语补音》采得二节，录于其《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春秋类中。
嵇康另撰有《圣贤高士传赞》一书。其兄嵇喜为其所作之传云：“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嵇喜《嵇康传》，见《三国志》卷二一《魏志·王粲传》裴注引。）《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云“《圣贤高士传赞》三卷，嵇康撰，周续之注”。《宋书·周续之传》云：“常以嵇康《高士传》得出处之美，因为主注。”可见，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有宋周续之注。《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嵇康“《高士传》三卷”，又著录周续之“《上古以来圣贤高士传赞》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嵇康“《圣贤高士传》八卷”，又著录周续之“《上古以来圣贤高士传赞》三卷”。于此可见，新旧《唐志》认为“传”为嵇康所作，而“赞”为周续之作，而不言周续之注。据嵇喜言，嵇康所作是“集为传赞”，表明嵇康所作包括“传”和“赞”，又据《隋志》，周续之所作为“注”，则新旧《唐志》误以“赞”属周续之。严可均辑此传，亦以为新、旧《唐志》有误。（见严可均辑嵇康《圣贤高士传》前序，《全三国文》卷五二，中华书局，1995。）又《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作“八卷”，不知所出。
嵇康《圣贤高士传赞》今佚，有严可均、马国翰、王仁俊三家辑本，严可均所辑录于《全三国文》卷五二中，其云：“今检群书，得五十二人传，五赞，凡六十一人。”唐鸿学据严本加以校勘，增加了三人，共六十四人，并收入《怡兰堂丛书》中。马国翰据诸书采得约五十人，录于其《玉函山房辑佚书》史编杂传类中。马本较严本少十一人，即少广成子、襄城小童、巢父、壤父、老子、原宪、范蠡、段干木、庄周、田生、韩福。但马氏从《圣贤群辅录》中所采求仲、平仲二人，又为严氏所无，其中，马氏所采的安邱望之、逢萌、徐房、李昙、王遵数人事较严本为善。王仁俊据《御览》卷五一○采得蒋诩事一节，录于其《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可见，嵇康《圣贤高士传赞》今仅存六十多人事迹，与原本“凡百一十有九人”之数，相差一半。
二、《圣贤高士传赞》与嵇康的生命理念
嵇喜《嵇康传》云：“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嵇康自己也说：“托好老庄，贱物贵生，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嵇康《忧愤诗》，见鲁迅辑校《嵇康集》第一卷，《鲁迅辑佚古籍丛编》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嵇康一生服膺老庄，潜心玄学，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一种“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嵇康《释私论》，见鲁迅辑校《嵇康集》第六卷，同前。）的人生境界。他的《圣贤高士传赞》正是他生命理念的投射。
《圣贤高士传赞》之命名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在这里“圣贤”与“高士”合二为一了。我们知道，“圣贤”在儒家传统里，是周、孔、汤、武一类的人物，而“高士”是巢父、许由一类的人物，他们本是两种意义上的人物，而嵇康却把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名为“圣贤高士”。嵇康的“圣贤”显然已经与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圣贤观念不同了，从其传录的人物看，传统意义上的“圣贤”如周公、孔子并不在其列，有的只是如季札、老子、庄子、范蠡等“高士”，可见，嵇康所指“高士”即“圣贤”，“圣贤”即“高士”，二者的所指是一致的。这一名称，又是与嵇康对生命意义与价值的认知相一致的。
《圣贤高士传赞》所录人物，正如嵇喜所言，是“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这些人物的生命历程，是嵇康生命理念完美而具体的范式。嵇康所展示的如广成子、襄城小童、老子、庄子的等人物，是他向慕自然心理的具体化，老子、庄子的形象自不必说，其它如广成子的形象，也无不渗透着“自然”的气息：
广成子在崆峒之上，黄帝问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养万物，为之奈何？”广成子蹶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吾将去汝，入无穷之间，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见《艺文类聚》卷三六《人部二十·隐逸上》引。）
这里，嵇康借广成子之口，道出了他自己皈依自然的心理和志向。与这种向慕自然的心理相联系的，就是遗落世事，归隐不仕，他曾说：“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见鲁迅辑校《嵇康集》第二卷，同前。）《圣贤高士传赞》中的人物，如巢父、许由、善卷、狂接舆、段干木、田生、郑仲虞等皆是此类。
其实，嵇康的对自然的向慕，希求归隐只是其心理之一，嵇康是徘徊在出处之间的，他曾说：“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心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见鲁迅辑校《嵇康集》第二卷，同前。）他也有建功立业的志向，只不过，他希望在建立功业之后，功成身退，重返自然。在《圣贤高士传赞》中，他所传之人如范蠡、屠羊说、鲁连等即是其这种心理的反映。但是，他自己正直、孤高的品性和他与魏室的姻亲关系，让他不得不舍弃“晋阙”而走向山林。伯成子高正是其写照：
伯成子高者，不知何许人也。唐虞时为诸侯，至禹，复去而耕。禹往趋而问之曰：“昔尧舜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吾子去而耕，敢问其故何耶？”子高曰：“昔尧治天下，至公无私，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而不劝，罚而不畏，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盖行，无留吾事。”悒悒然乎遂复耕而不顾。（《太平御览》卷五○九《逸民部九·逸民九》，《艺文类聚》卷三六《人部二十·隐逸上》引，从《御览》卷五○九《逸民部九·逸民九》。）
伯成子高是愿意出仕的，只不过由于禹世的“德衰”、“刑作”，使他“去而耕”，归隐田园。嵇康也正是主要因为不满司马氏的凶残伪善，而不与司马氏合作，自我废弃，流连山林。
所以，我们说，嵇康撰《圣贤高士传赞》，虽名曰为“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立传，其实是在对圣贤高士的传写中描绘自我的心灵，寄寓与投射自我的生命理念。也正因为如此，嵇康在取去所传写的人物和表现人物的事件时，往往不考虑其是否真实，刘知几对嵇康的这种做法十分不满，在《史通》中不惜篇幅多次大加批评，他说：“嵇康撰《高士传》，取《庄子》、《楚辞》二渔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园吏之寓言，骚人之假说，而定为实录，斯已谬矣。况此二渔父者，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而辄并之为一，岂非惑哉？苟如是，则苏代所言双擒蚌鹬，伍胥所遇渡水芦中，斯并渔父善事，亦可同归一录，何止揄袂缁帷之林，濯缨沧浪之水，若斯而已。”又说：“庄周著书，以寓言为主，嵇康述《高士传》，多引其虚词，至若神有混沌，编者首录。苟以此为实，则其流甚多，至如蚌鳖竞长，蚿蛇相邻，锠鸠笑而后言，鲋鱼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录》、《齐谐记》，并可引为真事矣。夫识理如此，何为而薄周孔哉？”（刘知几《史通》卷一八《杂说下》第九，浦起龙释，第522-5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又说：“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刘知几《史通》卷五《采撰》第十五，第116页，同前。）刘知几批评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采摭“寓言”、“假说”，按照史传实录原则来衡量，嵇康的这一做法显然是应当受到批评的。但刘知几在批评时，显然没有考虑到嵇康撰作《圣贤高士传赞》，主要目的在于展示自己的心灵，在于投射自己的生命理念，而不是仅仅为人物立传。所以，凡是与其生命理念一致的人物和事件，他就选取。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嵇康为何要采摭“寓言”和“假说”，把“较年则前后别时，论地则南北殊壤”的人事录于其《圣贤高士传赞》中，也就能明白在《圣贤高士传赞》中为何“颜回、蘧瑗独不见书”（刘知几《史通》卷七《品藻》第二十三，第187页，同前引。）的真正原因。
那么，嵇康又是通过怎样的手法来传述高士、传达其生命理念的呢？《圣贤高士传赞》佚失大半，不过，其《井丹传赞》赖《世说新语》注所引保存较为完整，以《井丹传赞》为例，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的传人手法：
（井）丹字大春，扶风郿人。博学高论，京师为之语曰：“五经纷纶井大春，未尝书刺谒一人。”北宫五王更请，莫能致。新阳侯阴就使人要之，不得已而行。侯设麦饭，葱菜，以观其意，丹推却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来相过，何谓如此！”乃出盛馔。侯起，左右进辇，丹笑曰：“闻桀、纣驾人车，此所谓人车者耶？”侯即去辇。
越骑梁松，贵振朝廷，请交丹，丹不肯见。后丹得时疾，松自将医视之。病愈。久之，松失大男垒，丹一往吊之，时宾客满廷，丹裘褐不完，入门，坐者皆悚然，望其颜色。丹四向长揖，前与松语，客主礼毕后，长揖径坐，莫得与语，不肯为吏，径出，后遂隐遁。
其赞曰：井丹高洁，不慕荣贵；抗节五王，不交非类。显讥辇车，左右失气；被褐长揖，义陵群粹。（《世说新语·品藻》第80条刘注、《御览》卷四一—○《人事部五一·请交不许》引，从《世说新语·品藻》第80条刘注。）
在《井丹传赞》中，嵇康选取了两件事来表现井丹的“高士”品性，一是与新阳侯的交往，一是与梁松的交往，在对井丹与侯者、权贵的交往的叙述中，表现井丹“高洁、不慕荣贵，不交非类”的品性。不难看出，嵇康善于抓住一、二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而在这一两件事中，又并不是详细地叙述每件事的经过，而只是重点叙述每件事的中的一、二细节，在叙述与新阳侯的交往中，着重描述了拒麦饭和盛馔之后的两个特殊细节。在叙述与梁松的交往中，仅仅着重描绘了井丹往悼梁松长子一个细节，在这个细节中，井丹的“被褐长揖，义陵群粹”形象被描绘得十分鲜明、生动。
嵇康是善于以细节来展示与刻划人物性格，又如《亥唐传赞》：
亥唐，晋人也，高恪寡素，晋国惮之，虽蔬食菜羹，平公每为之欣饱。公与亥唐坐，有间，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时与亥子坐，腓痛足痹，不敢伸。”叔向悖然作色不悦，公曰：“子欲贵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禄子；夫亥先生乃无欲也，吾非正坐无以养之，子何不悦哉。”（《太平御览》卷五○九《逸民部九·逸民九》。）
这里，仅仅叙述了晋平公与亥唐共坐不敢伸腿这一细节，表现亥唐之为诸侯所敬惮。这也是从侧面刻划人物的一个典范，在这一细节中，并没有直接描述亥唐，而以晋平公之表现、言语，从侧面表现亥唐的品性。
《圣贤高士传赞》中还多以一个个简单的场景，通过人物在场景中的对话让人物自我展示，而把人物写得鲜活灵动。如《狂接舆传赞》：
狂接舆，楚人也，耕而食，楚王闻其贤，使使者持金百镒聘之，曰：“愿先生治江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去，其妻从市来，曰：“门外车马迹何深也。”接舆具告之，妻曰：“许之乎？”接舆曰：“富贵，人之所欲，子何恶之？”妻曰：“吾闻圣人乐道，不以贫易操，不为富改行，受人禄爵，何以待之！”接舆曰：“吾不许也。”妻曰：“诚然，不如去之。”夫负釜甑，妻戴纴器，变易姓名，莫知所之。尝见仲尼，歌而过之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后更姓名陆通，养性，在蜀峨眉山上，世世见之。（《太平御览》卷五○九《逸民部九·逸民九》。）
这里，嵇康根据楚王使使者百镒聘狂接舆之事设置了一个场景，详细描摹了狂接舆与其妻的对话，生动地写出了狂接舆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在与其妻的交谈中从犹豫而最终走向坚定的心理过程，狂接舆与其妻的音容形貌栩栩如生，如在目前。
作为一名玄学大家，嵇康的思想是深邃的，这在《圣贤高士传赞》中也反映了出来，在《圣贤高士传赞》的行文之中，处处闪烁着智慧的星光炫辉，其中如《广成子传赞》、《老子传赞》、《庄子传赞》、《屠羊说传赞》等，往往通过人物对话，表达出一个个精妙的哲理。捧读这些传赞，一如翔泳于智慧之长河，试读《市南宜僚传赞》：
市南宜僚，楚人也。姓熊，白公为乱，使石乞告之，不从，承以剑，与僚弄丸不辍，鲁侯问曰：“吾学先生之道，勤而行之，然不免于忧患，何也？”僚曰：“君今能刳形洗心，而游无人之野，则无忧矣。”（《太平御览》卷五○九《逸民部九·逸民九》。）
《圣贤高士传赞》虽名为圣贤高士立传，实为嵇康生命理念的寄寓与投射，以史传规范比量，相去遥远，《圣贤高士传赞》可以说是借史传之体例与外壳，借历代“圣贤高士”之名行而表现自我的创作。加之其传人叙事的形象化手法，其间又多杂“寓言”、“假说”，简言之，它是颇具小说品格的，对后世小说创作、特别是唐人传奇有重要影响，故鲁迅先生称其为“唐人传奇文的祖师”。当然，鲁迅把它视为传奇文的祖师，是基于其“想象和描写”，即本文所谓大量的“寓言”、“假说”以及叙事的形象性和体制诸方面来说的，先生说：“但六朝人也并非不能想象和描写，……就是嵇康的《圣贤高士传赞》、葛洪的《神仙传》，也可以看作唐人传奇文的祖师的。李公佐作《南柯太守传》，李肇为之赞，这就是嵇康的《高士传》法。”（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之《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见《鲁迅文集全编》，第116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
三、《圣贤高士传赞》之遗响
嵇康《圣贤高士传赞》，改造了传统的儒家圣贤观念，视“隐逸、遁心、遗名者”为“圣贤”，为其作传；广采寓言、假说，不重史实，在人物身上寄寓与投射自我的生命理念，不论是在体例还是在题材方面，都拓开新域。《圣贤高士传赞》影响巨大，后继之作，历代不断，仅魏晋南北朝时期，摩仿其体例、沿袭其题材的作品就有多部，包括：皇甫谧《高士传》、《逸士传》、《达士传》、张显《逸民传》、虞槃佑《高士传》、孙绰《至人高士传赞》、习凿齿《逸人高士传》、孙盛《逸人传》、阮孝绪《高隐传》、袁淑《真隐传》、周弘让《续高士传》。皇甫谧的《高士传》、《逸土传》、《达士传》，本人有专文讨论（见拙文《皇甫谧考》，载《文献》2001年第4期；《略论皇甫谧杂传的小说品格》，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这里，对张显等人之书略加介绍。
张显《逸民传》，《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七卷”，《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稍异，作张显《逸人传》，“三卷”，原名当为《逸民传》，两《唐志》避唐太宗讳改“民”为“人”，《隋书·经籍志》著录尚有七卷，至五代及宋，仅存三卷。张显，“泰始初为议郎”，（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七三“张显”条，同前。）魏晋南北朝时期，张显有多人，梁有洪州刺史张显，西梁有酒泉太守张显，《晋书》也有张显（当为张凯），文廷式以为作《逸民传》者为“凉后主《李歆传》有从事中郎张显，当即此人”，（见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二史部杂传类“张显《逸民传》”条，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误。张显又有《析言论》一书。
张显《逸民传》，佚，其文今存数条，章宗源云：“《水经》颖水注卞随投洞水而死，《太平御览》逸民部曹子臧以国致、成公为君、周党征议郎以病辞并引张显《逸民传》。”（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一三史部杂传类“张显《逸民传》”条，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
虞槃佑《高士传》，《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与《隋志》同，唯“槃”作“盤”。《御览》引又作“般佐”，丁国钧云此乃槃佐“形近而误”，（见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卷二史部杂传类“虞槃佐《高士传》条”，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本。）虞槃佑，《经典释文·序录》之《次第》“《孝经》”条下云：“虞槃佑，字弘猷，高平人，东晋处士。”（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序录》，《四部丛刊初编》本。）除《高士传》外，又有《孝子传》一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
虞槃佑《高士传》，佚，其文今尚存者数条。《元晏遗书》之《元晏先生集附》采得皇甫谧事一条，未注出处，作“虞槃佑《高士传》”。另外，《御览》卷四七四《人事部一一五·礼贤》有引“虞敬叔《高士传》”宗少文事者、《文选》卷六○李善注有引“虞孝敬《高士传》”何点事者各一条，章宗源以为此虞敬叔、虞孝敬与虞槃佐为同一人。而姚振宗以为：“虞槃佐，东晋人，宗少文名炳，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年，见《宋书·隐逸传》。何点卒于梁天监三年，见《梁书·处士传》。皆虞所不及，虞敬叔、虞孝敬盖在槃佐之后，别有其人，非一人也，虞孝敬又别有《高僧传》，亦称《高士传》，见后，其非此书尤信。”（分别见章氏、姚氏《隋书经籍志考证》史部杂传类“虞槃佐《高士传》”条。）姚氏所言甚是。
孙绰《至人高士传赞》，《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卷”，孙绰，字兴公，太原中都人，《晋书》卷五六有传。孙绰是西晋才士孙楚之孙，历官至廷尉卿，他是东晋著名玄学家，玄言诗人的代表之一，与许询并称。钟嵘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钟嵘《诗品》卷下，曹旭集注，第385-3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孙绰诸文体皆善，其碑诔犹为当世称道，东晋前期著名人物如王导、庾亮等人的碑文，皆由他撰制，然后刊石。孙绰有集十五卷。除《至人高士传赞》外，又著有《列仙传赞》、《孙子》和《论语集注》三书。
《至人高士传赞》久佚，严可均据《初学记》卷一七《人部上·贤第二》采得“原宪赞”事一条，录于其《全晋文》卷六一中。检《初学记》，题孙绰所作人物赞不止原宪一条，又有卷一一《职官部上·太尉司空司徒第二》有孙绰“贺司空循像赞”一条、卷二三《道释部·道第一》有孙绰“老子赞”一条，姚振宗又以为《文选》卷二一《咏史》李注所引孙绰《嵇中散传》者亦出《至人高士传赞》，（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史部杂传类“孙绰《至人高士传赞》”条。）恐非，总计其佚文，共三条。
习凿齿《逸人高士传》，《隋书·经籍志》无录，《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八卷”。习凿齿，字彦威，襄阳人，官至荥阳太守。《晋书》卷八二有传。《隋志》、新、旧《唐志》并载其有集五卷，习凿齿博洽多闻，有史才，除《至人高士传》外，又著有《汉晋春秋》和《襄阳耆旧传》。
习凿齿《逸人高士传》，佚，今见存佚文一节，见于《太平御览》卷五三二《礼仪部一一·社稷》和《北堂书抄》卷八七《礼仪部八·宗庙十六》，《御览》引作《逸民高士传》，《书抄》引作《逸民传》，均叙董威辇事，文略异。
孙盛《逸人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无著录。孙盛，字安国，太原中都人，官至秘书监、加给事中。《晋书》卷八二有传。《晋书》本传言其“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隋书·经籍志》载其有集五卷，注云：“残缺，梁十卷，录一卷。”《逸人传》，久佚，今见存佚文一条，《初学记》卷一七《人部上·孝第四》、《太平御览》卷四一四《人事部五五·孝下》均引丁兰事，文同，云出孙盛《逸人传》。
阮孝绪《高隐传》，孝绪《七录》序目附记云：“《高隐传》一帙十卷，序例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著录，“二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卷”。阮孝绪，字士宗，陈留尉氏人，不仕，著有《七录》，为著名的目录学家，卒后门人谥曰“文贞”。《梁书》卷五一《处士传》、《南史》卷七六有传。《梁书·阮孝绪传》云：“乃著《高隐传》，上自炎黄，终于天监之末，斟酌分为三品，凡若干卷。”《南史》卷七六《阮孝绪传》云：“乃著《高隐传》，分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传为上篇，始终不耗，姓名可录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尘表为下篇。”又说：“初，孝绪所著《高隐传》中篇一百三十七人，刘敲、刘吁览其书曰：‘昔嵇康所赞缺一自拟，今四十之数将待吾等成耶？’对曰：‘所谓荀君虽少，后事当付钟君，若素车白马之日，辄获麟于二子。’敲、吁果卒，乃益二传，及孝绪亡，吁兄絮录其遗行，次篇末，成绝笔之意云。”可见，《高隐传》分为上中下三篇，中篇有《阮孝绪传》，为刘絮补作。
阮孝绪《高隐传》今已全佚。
袁淑《真隐传》，《隋书·经籍志》无录，《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均言“二卷”。《宋书，隐逸传》序又云：“陈郡袁淑集古来无名高士以为《真隐传》。”袁淑，字阳源，陈郡阳夏人，历官至尚书吏部郎、御史中丞等。他博学多通，有才辨，善属文，《宋书》卷七○、《南史》卷三四有传。袁淑有集十一卷。
《真隐传》，佚，今存文数节，《艺文类聚》卷三六《人部二十·隐逸上》引二节，《太平御览》卷四一○《人事部五一·绝交》引一节，卷五一○《逸民部一○·逸民一○》引十节。严可均辑得“鬼谷先生”一条，录于《全宋文》卷四四中。
周弘让《续高士传》，《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隋志》作“七卷”，新旧《唐志》作“八卷”。周弘让，弘正之弟，汝南安成人，历官国子祭酒、太常卿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陈书》卷二四、《南史》卷三四有传。他始仕不得志，遂隐于句容茅山，频征不出，后仕侯景为中书侍郎，为时人所讥。《隋志》载其有集九卷，《后集》十二卷。《新唐志》载其集十八卷。
周弘让《续高士传》今已全佚，其名《续高士传》，不知所续为谁书。
此外，《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还著录无名氏《高士传》十卷，无撰人。章氏《隋书·经籍志考证》著录魏隶《高士传》，云见于《艺文类聚·人部》；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著录葛洪《隐逸传》，言出本传。
这些逸民传、高士传，也多承嵇康《圣贤高士传赞》之采摭寓言、传闻、虚实夹杂的做法，多具小说品格。如袁淑《真隐传》所传之人，连姓名也没有，其事迹更不见于简册，必源于道听途说无疑。又如孙盛《逸人传》所载“丁兰”者：
丁兰者，河内人也。少丧考妣，不及供养，乃刻木为人，仿佛亲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后邻人张叔妻从兰妻有所（《御览》引无有所二字）借，兰妻跪报木人，木人不悦，不以借之。叔醉，疾来谇（《御览》引谇作酣）骂木人，以杖（《御览》引无此二字）敲其头，兰还，见木人色不怿，乃问其妻，妻具以告之，即奋剑杀张叔，吏捕兰，兰辞木人去，木人见兰，为之垂泪，郡县嘉其至孝，通于神明，图其形象于云台也。（从《初学记》卷一七《孝第四》引）
丁兰此事又见于刘向《孝子传》，叙述较此简略，看来此事流传甚广。思念甚深，刻木人加以供奉，尚在情理之中，但木人喜怒哀乐悉备，宛如生人，则不免虚诞。如此，小说意味甚浓，可以小说读之。而中国古代小说，也正是在此类传记中孕育并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