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个人主义——美国改革时代的民主主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人主义论文,美国论文,新旧论文,主体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是个人主义的大本营。在美国，个人主义意味着“自然权利的哲学，自由企业的信念和美国之路”。[1](P26)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深刻地影响了个人主义，从而使其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形成了新个人主义。新个人主义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政治文化：它不但占据了美国政治意识的核心，而且，由于新个人主义重新定位了作为民主主体的个人，美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亦发生了变化，为美国民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本文即考察美国改革时代（注：美国史学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将美国内战到1890年的美国历史看作是工业化、大陆扩张和政治保守的时代，将1890年后到二战的历史称为改革时代，本文使用此称呼。考虑到延续性，本文在时间上略有出入。参见［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美国的新崛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个人主义的这一变化，从而对美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体现出来的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一、传统个人主义的危机与进步主义的挑战
在古代希腊，民主主体论基本上是整体主义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贯穿了整体主义的精神，亚里士多德更是坚定不移地认为，“活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2](P7)这种整体主义的个人观把城邦视为个人的福祉，认为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随着城邦的没落，这种个人观念亦逐渐发生了变化；到了近代，西方社会出现了个人主义的观念。史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将这一转变归于宗教个人主义(religious individualism)，认为宗教改革推动了个人精神的兴起。[1](P94-98)从基督教个人主义(christian individualism)到原子个人主义(atomic 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形成了一整套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政治价值，甚至出现了绝对个人主义(absolute individualism)的表现形式。
19世纪，美国的个人主义深受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理论的影响。1860年到1903年间，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发行达368,755册。[3](P41)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和威廉·萨姆那(William Graham Summner)不谋而合地结成联盟，用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征服了美国。（注：不仅如此，人们甚至在各个领域里发现达尔文主义，如在法学领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了支配性的法哲学，施瓦茨(B.Schwartz)即提出了“法律达尔文主义”的概念。参见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P124-125.）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进化论引入人类社会，用生存斗争、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人类社会现象，在经济上重弹“自由放任”的老调；在政治上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在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上，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将传统个人主义推向了顶峰。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个人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萨姆那成为其中最为狂热的一个，他将斯宾塞视为“个人主义和进化的万丈光辉”。[4]Z(P34)萨姆那公开宣称，是“自由、不平等、适者生存……推动了社会进步。”[4](P34)
事实上，随着美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个人主义已经给西方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其是贫富分化、社会公平等问题已经严重地威胁着美国的社会秩序和民主制度。即使是极力主张自由放任的斯宾塞在1882年访问美国时，也曾告诫美国人，认为美国的自由正处于危险之中。
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将矛头指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尤其是这一理论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莱斯特·沃德(Lester Ward)在《动态社会学》一书中指出，“适者生存”的信条“不是毫无意义的就是罪恶的”，[5](P206-207)首先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开战。在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中，西蒙·派顿(Simon Patten)、乔治·麦德(Geoge Herbert Mead)和赫伯特·克罗利(Herbert Croly)等人都强调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其中，克罗利猛烈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张，成为新个人主义的典范。
克罗利的新个人主义主张带有一种集体主义的趋向，甚至被称为“民主集体主义”。[6](P4)克罗利认为，传统的“个人机会”、“小型企业”以及“极端的个人自由”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了，人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以应付美国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变化。过时的思想意识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状况，从而引发剧烈的冲突，成为美国危机的实质。克罗利的思考并非只限于经济和政治，事实上，他还密切关注心理的和道德的内容。克罗利将新型个体的形成寄托于“亲密联合的本能、认同的沟通、融洽的友谊”[7](P62)克罗利描绘了个人和集体和谐一致的社会。在这一社会里，“个人成为国家的缩影，为个人的独特目的而努力；国家成为一个放大的个人，它的目的就是关心人们生活的改善，在国家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7](P414)
以这种合作的个人主义(corporative individualism)为基础，克罗利主张改革政府，加强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克罗利断言：“财富集中于少数不负责任的人手中正是政治经济组织中一踏糊涂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必然结果”。[7](P23)美国人民的希望在于“实现某种程度的纪律而不是经济自由的最大化；个人的服从和自制而不是个人难填的欲望之壑。”[7](P22)克罗利认为，政治经济集中化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组织方式，他主张加强政府权力，调节大企业，利用税收的方法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我们看到，克罗利实际上是要将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所有制揉和在一起以解决美国生活中的矛盾，发展一种混合经济，从而协调个人权利与社会公益之间的矛盾。
二、传统个人主义的转型与现代个人主义的确立
虽然进步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个人主义，但是，传统个人主义还是以其顽强的韧性保持着主流地位。进步运动后，美国又进入了持续的繁荣，传统个人主义的地位再度得以加强。然而，人们还是对传统个人主义感到担心。1922年，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胡佛(Herbert Hoover)曾写过《美国的个人主义》的小册子。在这本书中，胡佛在严格的“机会均等”意义上理解个人主义。他认为，美国个人主义的伟大理想就是：
“虽然我们的社会建立在个人所获得的成就之上，但我们保证使每一个人有平等机会享有他的才智、性格、能力和愿望使他有资格占有的社会地位；我们使社会问题的解决不依仗固定的社会阶层；我们鼓励每一个人努力取得成就；通过加强责任感和理解协助他实现这一目的；但与此同时他必须经受得信竞争这块金刚砂轮的磨炼。”[8](P295)
胡佛多次强调社会对个人的约束，并对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做了重要调整，但1929年经济危机还是使这位从矿工干起，不到40岁就成为百万富翁的美国总统四面楚歌，名誉扫地。在大萧条期间，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受到了自其产生以来最为严重的挑战，成为众矢之的。胡佛本人亦开始号召以“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来代替传统个人主义，应对形形色色的对个人主义的挑战，试图通过改革渡过危机。然而，与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果断相比，胡佛的转变还是显得慢了一些。罗斯福将这个国家宪政与民主制度的张力拉伸到最大限度，却没有过火地使它走向崩溃。新个人主义依旧是个人主义正证明了这一点。（注：洛克滕堡称“新政”为一次“剧变”、“罗斯福革命”。参见［美］洛克滕堡.罗斯福与新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P4.然而，大多数美国史家还是看到了这一革命并没有带来价值观的根本改变。）
适应美国社会的变化，约翰·杜威(John Dewey)先后发表了《新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行动》等著作，为美国新旧个人主义的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成为美国新个人主义的代表。
杜威认为，极端的个人主义正在造成一场严重的文化分裂和社会道德危机，它反过来又推动了个人主义向新个人主义的转变。杜威指出，传统自由主义对个人与自由的关怀并没有改变，然而，其内涵却发生了变化，[9]它推动个人主义的含义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来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开始倾向于通过合作追求共同的利益。杜威宣布，美国已从其早期的“拓荒者的个人主义”的时代发展到“合作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试图说明，由于传统个人主义死抱着机会平等的观念越走越远，完全无视现存经济、法律、政治制度造成的不平等，从而破坏了民主的原义，背离了民主的要旨。
尽管如此，杜威并不认为进行改革的方法是抛弃个人主义，而是“培养一种新型个人——其思想与欲望的模式与他人具有持久的一致性，其社交性表现在所有常规的人类联系中的合作性。”在杜威看来，新的个人主义仍然是“一种主张，它认为每个人的心智是独立于其它一切事物的，是自身完全的。”[11](P320)多种多样的个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中形成了个体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必要的。然而，在强调个性的同时，杜威又进一步认为，进步的社会既需要个体的差异性，同时，又需要对个体进行某种程度的指导。这就需要民主制度担负起整合差异的责任。我们看到，杜威话语中的人已经不是那种“固定的、现成的、给予的”的个人，而是社会中的个人，达成的个人。因此，杜威的理论明显地对“有益的法律、政治与经济制度的正面建设抱有兴趣。”[12](P48)
杜威批判传统的个人主义，但却不想根本改变它，在骨子里，他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依然是实用的、多元的、自由演进的，他仍然相信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挽救神圣的个人主义，对他来讲，集体主义意味着尽头。大萧条使学者们更关注群体的目标、阶级和有组织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社会、国家对个人的指导，而他所珍视的仍然是自由、实用和个人机会。
杜威曾应邀访问当时的苏联，他认为当时苏共领导人正在为个人主义的心理寻找一个集体主义状态的替代物，[13](P66)他不相信民主会在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中生根发芽，他宁愿“亲眼见到这种试验在苏联而不是自己的国家发生。”[13](P67)这表明，杜威的个人主义无论多么激进都没有超出个人主义的范围，他的主张是在个人主义的根本原则上进行修正。
新旧个人主义的转型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以新个人主义的形成为契机，美国学术界实现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建立在新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个人权利理论更注重社会范围内的公正，为打破孤立的个人，倡导社会合作提供了空间；建立在新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政治意识更注重积极的自由，为新自由主义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建立在新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政府政策也相应地抛弃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放任，为国家干预政策的施行提供了理论论证。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建立在新个人主义基础上的政治权力理论更注意发挥民主的作用，为美国的政治改革与政府创新提供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