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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突破。知识和智力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已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实践证明，我国国民经济为什么能连续多年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科技的贡献功不可没。但是，就目前科技工作本身来讲，还存在着不少涉及环节较多、影响面较广的问题。与发达国家比较，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还比较低。以农业为例，全国每年6000多项科研成果中能转化为生产力的只有30％～40％，与国外70％～80％相差甚远[1]。这已引起国家政府部门、科技界、经济界、企业和农民的广泛关注。诚然，对科教单位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来说，更应该主动审视自我。本文通过目前科研项目运行管理中存在的某些深层次问题探究，试图找出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软肋。
1 游离于市场需求之外的“封闭”科研模式及其成因分析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科教单位总体上的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改革仍然滞后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许多科教人员缺乏市场意识，善于“关”起“门”来搞科研，形成了游离于市场需求之外的“封闭”科研模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过分依赖政府，而不直接与市场对接。大多数科教单位目前的科研项目和经费来源90％左右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各种科研计划，而世界发达国家研究开发项目70％～80％直接来源于市场和生产需求[2]。我国多数科教人员的科研取向不是直接面向市场和经济建设，而是面向政府，形成了所谓的跑“部”“钱”进之势。投入过多的“辛勤劳动”用于政府项目的申报、论证、检查、验收、鉴定等非研究性工作。诚然，目前政府对科研的立项已逐渐走向市场化，但必定其管理机制还不能完全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部分项目“起点”就偏离了市场，很难想像其结果能与市场有效对接。二是传统的科研模式不适于“开放式”的市场需求。多年来，相当一部分科教单位已经形成了一种游离于市场需求之外的科研定式，即“申报政府课题—可行性论证—课题实施(实验室研究居多)—撰写研究报告—发表论文或著作—完成政府部门组织的项目验收、成果鉴定”。这种就课题看论文著作、就论文著作谈成果的科研“怪圈”有两方面形成原因：一方面，部分科教人员功利思想突出，“现得利”的潜意识占上风，热衷于追求课题完成后能获得符合目前成果鉴定程序的国内或国际“高水平”，而不重视能否应用于生产；热衷于为评职称而赶进度、凑指标、写论文、多出书的脱离生产实际的“实验室”科研，而不顾及为生产需求赶进度、为增效增收创指标、为科学技术改进写“论文”出“著作”。更何况有些科教人员既担心跨出单位门走向社会课题难找，也担心找下课题“骨头”难“啃”。最后优选的办法还是把工作重点放在实验室研究、发表论文、早出成果的途径上。另一方面，目前相当一部分科教单位普遍还没有建立健全有利于科研与生产需求有效对接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甚至有些单位将长期在生产第一线，特别是农业第一线搞科研的科教人员误认为是“不务正业”、“工作层次太低”等等，助长了这种科研“怪圈”的定势。三是科研攻关内容尚未完全围绕着工农业生产难题展开。例如：在农业方面，近年来农作物重大病虫害及畜禽重大疫病问题较突出，不仅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损失，而且直接影响我国农畜产品与国际市场接轨，但截至目前还少见高效、实用的防治新技术或新产品；小麦是我国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提高单产是解决我国如何在有限的农业土地资源上较大幅度增产的根本性措施，为什么玉米、水稻能通过杂交途径实现单产跨越式提高而小麦就不行？诚然要解决这一问题有许多重大技术难关，但水稻、玉米能解决而小麦为什么就解决不了？再看看目前许多高产优质的畜禽良种，为什么国内“土产”不多而“洋货”一统天下？等等。尽管近年来科研项目及经费增幅不少，但围绕着“啃”这些“硬骨头”的突破性进展相当有限。即便是有，“啃”下来的“硬货”也不是很多。四是科教单位科研定位与实际运作有较大差距。例如：农业高等院校，特别是研究型农业院校的科研定位应该是以应用研究为主，但目前无论从科研项目的构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还是对应用研究的重要平台——“露天实验室”(试验田与科研基地)建设等均没有体现这一科研定位。恰恰相反，在相当部分农业高校中，课题仍然是以基础研究为主，人力资源仍然是以基础研究的学术梯队配置为主，科研平台仍然是为多出较高水平论文的“实验室”建设为主，而应用研究的实力很难得到充实和加强，甚或有削弱之势(例如“露天实验室”建设等)。这样长此下去，由于直接来源于实践的创新性研究素材有限，也就不会多出高层次的文章。更由于长期游离于农业生产难题之外搞科研，也就不会出较“硬”的创新性成果。这样，论文、成果双失利，最终将会使科教单位的科研与社会服务功能逐渐淡化，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2 “分包”式“倒塔”型科研项目运作及其成因分析
目前，国内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农业科研有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即科研项目自上到下的“转包”、“分包”，最后落到实处的往往是：项目很大、经费不少；能干事的人少干事，干不了大事的人多干事；拿钱不干事，干事没有钱。笔者在长期的科研管理工作中十分注意这种现象产生的过程与原因，并做了分析：国家或省部级计划实施某些重大科研项目，某些科教中心地区(有些情况下已形成了某类科研项目的主要垄断区，或称“寡区”)由于信息灵，再加之这些项目的计划指南多属本地同行依据自身优势编写而成，甚至在编写过程中就将有可能“中标”的课题负责人“心中有数”。因此，这些地区“重量级”人物(有些情况下已成为某类科研项目的主要垄断者，或称“寡头”)，由于其“实力”与项目指南吻合度较高，往往易于中标。这样，“重量级”人物牵头“领取”国家或部级投资额度不算太少的重大课题，形成了科研项目的“一包”，并将项目“肢解”为数目不少的支课题。诚然，有时也是出于无奈，有时是为平衡地区关系，有时也的确需要这些“基层”人员搞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工作。这些支课题往往又形成了项目的“二包”。大项目“一包”主持人与参加人(即“二包”主持人)少则10～20名，多则30～40名。每一个支课题“二包”主持人一般也多属某些地区的“次重量级”人物或代表人物(有时已成为地区性某类科研项目的“寡头”)，参加人亦少则有10～20名，还不包括有些由于诸多客观原因(资力、年龄、学历等)排不上名序但确属项目真正“干活”的科教人员。这样，一个大的科研项目从纵向分析，“一包”责任人主要任务就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协调与“二包”之间的关系，协调下达科研项目的上级主管部门与本项目组的关系，能真正进实验室、试验田搞科研的时间和精力就不是很多，但他实际上“切掉”的“肉”(课题经费)往往是相当“肥”的。“二包”责任人尽管在大项目中它是参加人，但作为支课题的主持人，项目完成后又可单独报奖，他也可能参照“一包”的模式，首先从本来就不富裕的课题经费中又切掉一大块“肉”，然后将支课题的主要内容分解为由若干责任人完成的“小课题”。由于“小课题”完成后亦可单独报奖，故这些“小”负责人有时亦比较情愿。而“二包”责任人的主要任务自然而然地与“一包”相似了。最终，一个大的科研项目，经过层层的名义上不“转包”而实质上“转包”，项目越分越小，挂名越来越多，最后留给真正搞科研的“人”和“肉”都相当有限，形成了“拿钱者”有名“不干事”，“干事”者无名少钱难“干事”的局面。如果下面“干事”的人对“二包”，“二包”对“一包”干事不多、“抽油”过多有意见，下次再申请项目异人罢了。在目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还愁找不到人，故大都心照不宣，还希望再次能愉快合作。科研项目这种不正常的“转包”、“分包”与建筑业不同：后者每“转包”一次分流的费用相对较低，可谓“支流”，而前者每“转包”一次的“抽油”量较大，相当于长江、黄河的大决口；后者“转包”最后留给盖楼的资金是“大头”，而前者“转包”留给最后“干活”的经费相对较少，从1/3～1/2到1/5～1/4不等，甚或更低；后者“转包”其总经费截留从上到下看是“宝塔”型，而前者则是“倒塔”型。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将许多科研项目的运作叫做“转包”。有些项目负责人也确实干了一些工作，但由于项目跟踪管理机制不健全，实施环节还是有相当大的漏洞，大量科研经费仍然没有真正落到研究工作的实处。这种现象应引起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3 项目经费大与“小科研”、少投入的浮躁风及其成因分析
科研浮躁是多年的一个老话题，但在目前管理机制下的部分科研项目运行又现新“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大课题”对应“小科研”模式。近年来我国整体对科研的投入量增幅较大，重大项目较多。其实施往往需要由多学科、多兵种、不同学术梯队的科研人员组成的“集团”军联合攻关才能完成。然而，目前许多重大科研项目运行大都是以一个老师带几个或十几个学生组成的单学科、团队优势不明显的“小科研”模式来实施，“关”起“门”来搞科研，难以实现项目目标。以农业高校为例来分析：首先，这种“小科研”模式的主体力量多为在校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学生，他们多是围绕着学位文凭的获取来安排时间，客观上具有局限性和非连续性。老师们也不敢将目标定为像袁隆平院士那样通过实实在在地、连续不断地攻关，最后在农业生产上获得突破性贡献。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听到某些农业高校在某些方面(多以基础研究为主)有突破性进展，如克隆动物、动物干细胞等，但“雷声”过后很久再没有听到下了多少“雨”，或者在应用方面深化研究的“闪光”成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小科研”模式运行的结果。第二，这种“小科研”模式人员流动性强的特征决定了它很难取得突破性的应用研究成果。以农业科研为例：一个大的农业科研成果，往往需要多学科、多兵种的“集团”式连续性地联合攻关，少则花费5～10年，多则1～2代人，需经从应用基础研究开始，到应用研究、开发研究多个阶段。内容由浅到深，由单一学科到学科交叉，期间需要实力较强的固定人员不断地艰辛努力，方可完成。纵览我国取得的多项重大科技成果，每一项都无不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多年的心血和汗水。很难找出哪一项是通过“小科研”模式完成的。第三，“小科研”模式往往会导致与实践相脱节。学生为文凭而关注的是如何发表论文；有些学校甚至专门将此类模式划归为在实验室“上山”搞纯学术研究的队伍，将其目标定位于似乎要向拿诺贝尔奖方向努力。这种以基础研究为主而实际上是与农业高校的研究定位远不相符。长此以往，科研即会断掉“源”，获得的成果可能也不会“流”(即用于生产)，“孤岛”作战有何用哉！二是大课题、大经费与实际投入不协调。主要表现在：第一，课题申请经费的细目与实际支出不相符。一个大的科研项目往往是围绕产业化链所进行的配套技术研究，申请经费时必须严格按指南要求写，否则难以立项。这其中包括相当比例的设备购置和产业化开发经费，但实际支出中又有多少经费是用于设备购置，用于“露天实验室”的开发研究。据报道，中、小科研项目实际经费支出中，用于非研究性支出的比例占总经费50％以上[3]。第二，实际投入总量与实现课题目标任务有一定差距。首先，许多科教单位科研管理侧重点在于争取项目，疏于项目实施的过程管理，这样，就难以保证课题人、财、物能落到实处，客观上为科研浮躁风提供了温床。其次，大项目的“课题组”成员难以保证投入更大精力搞科研。以农业高校为例：先分析有些科研项目主持人：学校以育人为主线，教学(包括研究生培养)时间必须保证，大约能占30％左右的时间；各种学术、非学术会及应酬、技术咨询与顾问，为项目跑“部”及与项目无关的出差等，需20％～30％的时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兼任数职，特别是兼任管理干部，至少要花费30％以上的时间，剩余落实到科研的时间和精力能有几多。项目主持人都是这样，课题组其他成员就更难说投入了多少精力。三是在目前机制下，大课题有时还会助长科研浮躁风。小课题由于目标有限，如果实施结果与项目要求不吻合，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验收，汇报完成情况时只能说“小话”，表现为“小浮躁”。如果说“大话”则与项目的“小目标”不相吻合，会弄巧成拙；而大课题则不然，执行过程、项目经费开支尽管与计划要求有偏差或有较大偏差，研究成果尽管较“小”，但结题汇报时，为了验收过关，还不得不拉郎配或临时抱佛脚，不敢说“小话”，不然就与课题的“大任务”、“大经费”不能对接，岂不是“大浮躁”。仔细分析近年来各类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的实施效果，人所共知多少都存在“水分”，但又有几个项目没有通过验收？又有几个管理验收专家敢站出来当面锣对鼓地详细质询？这种科研“浮躁”与管理“浮躁”的结合，是目前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之一。
4 科研项目数量与获取的有效成果“倒挂”问题及其成因分析
一项科研成果是否真正有应用价值，根本的一条是看其核心技术是否有突破性创新。例如：为什么许多高产优良农作物和畜禽品种容易在生产中推广，甚至“不推自广”？为什么许多高效低残留农药、肥料、高效饲料、兽药等新产品在市场上能成为抢手货？但目前的现状是，农民渴求的许多农畜良种在市场上很难找到；企业到农业科教单位很难找到高附加值农产品加工技术成果；许多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重大难题通过农业科教单位科研攻关难以得到解决？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核心只能归结为一个，即目前相当一部分科教单位缺乏能解决困扰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技术难题的创新性成果。导致这一结局的关键性因素有以下三方面：第一，科研项目与获得的成果“倒挂”。笔者在科研管理工作中发现一种较为奇怪且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有些科教单位科研经费不断增加，但获得的科研成果数量变化不大，甚至还有减少趋势，即科研成果数量与科研经费量未必成正比。就已获得的科研成果，相当一部分还不是“大课题”所结之“果”，往往是一些中、小课题或经费量少的课题研究的成果。那么，我们就要分析，大课题、经费多、少结“果”；中、小课题经费少，能结“果”。这些“大课题”经费没有花在结“果”上流向何方？“掘口处”又在什么地方？值得引起我们深思。诚然，许多“大课题”的研究涉及到产业链的技术创新点较多，实施不易，要结丰硕“成果”自然不易，但未必所有课题都是如此。因为实施过程很难发现有人力、财力、物力资源配置的重大举措，与中、小课题实施别无二样。再回过头来分析“小课题”。本来经费不多，大多科技人员还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些工作，加之目标有限容易达标，则易获得成果。但毕竟财力、人力不多其成果含金量亦不会太高，即便是转化为生产力也“后劲”不会很足。第二，可直接应用于生产的有效成果缺乏。例如：大多数农业高校的科研项目构成多为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即便取得了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必须经过基础向应用基础、应用基础向应用、应用向开发、开发向产品规模生产转化等多个环节才能实现，谁来资助，难度较大。在这种格局下，能直接与市场对接的有效成果当然就不会很多。这个问题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截至目前，评价科研成果，特别是农业科研成果的“价值”往往是以发表论文数量与层次、参与人学术地位高低、所获奖励级别来衡量。这种仅体现成果“技术价值”而忽视它的“市场价值”的惯例做法，虽能表明成果有较高的创建性，但不能说明它具有市场领先性；虽能增产但不能增收，不具备产业化开发可行性；虽核心技术明确，但作为技术商品缺乏必要的构件组装。再加之面向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确实辛苦，导致许多科教人员搞科研不愿到生产第一线去，甚至不愿和农民接触，不愿就生产难题进行攻关，老是围绕着“难题”僻重就轻，游离于制约国民经济发展重大问题之外，至于研究出的成果能否转化，能否解决生产难题，那已不是吾的责任，也不影响吾的利益。这种市场价值的“缺失”必然造成满足成果转化“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生产上可行”基本条件的比例较低[4]。第三，成果“先天性”不足，偏重于产中研究，产前、产后配套研究缺乏。纵览我国近年来获得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农业科研成果，多是在产业链中某些重要问题或关键技术环节上有突破，甚至是重大突破，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但多半不是可以直接应用于生产的完整技术。是完善这些配套技术难吗？不是。其重要原因在于这些技术研究往往非常繁琐、非常辛苦但又不能体现水平，在农业科研中尤其如此。科教单位又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广大科技人员即便花费了大量时间完成此项工作，也很难与个人职称晋升、工资及其他待遇挂钩，有谁还爱干这些“费人”、“费时”、“无功”或“少功”、“无利”或“少利”的事呢？这是目前许多科研成果的“技术价值”难以在生产中体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5 结语
目前，科研创新中存在的问题涉及环节较多，面较广。笔者认为其关键还是科研本身的问题。深层次地分析这些问题及其致因，对提高科研整体水平，实现技术创新，对推进产学研结合的进程，特别是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首先应转变科研思维，变“封闭”的科研模式为面向市场的“开放”式科研。坚持创新，从市场中选题立项，“大项目”大干，实干，力戒浮躁风。强化科研项目实施运行的追踪管理，提高成果的“硬度”，挤掉“水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鼓励围绕产业链的产前、产中、产后配套技术研究，实现科研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实现农业科研成果的技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