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文化观中的核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诺德论文,核心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应该怎样看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文化观？其核心问题是什么？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一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从意识形态或阶级的角度切入这一问题的方法似乎成了一种时髦。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可以看做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把阿诺德的“文化”视为一项“意识形态课题”，其使命是“把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一药剂裹上文学糖衣”(Eagleton 26-27)。伊格尔顿还把阿诺德的“文化”看做没落贵族阶级向它的中产阶级新主人提供的精神库存：“中产阶级自己无法炮制出一套丰富而精致的意识形态，以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因此在阿诺德看来，社会的当务之急是用‘希腊精神’来教化粗俗的中产阶级，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只需向后者灌输带有贵族传统风格的东西就行”(Eagleton 24)。
伊格尔顿的观点遭到了程巍先生的置疑。在不久前发表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一书中，程巍针锋相对地提出：“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这才是阿诺德考虑的核心问题”(程巍180)。程巍还说：“谈不上是资产阶级征用了没落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库存来统治工人阶级，而是没落贵族以自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库存来夺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程巍191)。
上述两种观点看似截然相反，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立足点都是意识形态这一视角。当然，阿诺德的文化观跟几乎所有文化观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核心问题一定是如何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或争夺文化领导权。阿诺德的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假如只从意识形态的视角死抠问题，那就容易忽视阿诺德文化观的丰富内涵。事实上，任何优秀的文化观都带有超越阶级的特性，阿诺德的文化观也是如此。此外，要把握阿诺德文化观中的核心问题，就要审视阿诺德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语境以及他提出文化理论的宗旨。有鉴于此，本文拟对阿诺德阐述文化理论、规划文化策略的宗旨以及他的文化观所具有的超越性作一探讨。
一 问题的提出
阿诺德为什么要提出自己的文化理论和策略？不从这一问题入手，就无从了解他的核心思想。
阿诺德生活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迅速转型的时期，生活在“社会转型”这一概念首次渗入人类普遍意识的时期。关于这一点，霍顿(Walter E.Houghton，1905-1983)有过确切的说明：
这一时代(笔者按：指维多利亚时代)的唯一区别点是一种共识，即“我们生活在转型时期”。这是当时几乎普遍存在的基本概念，而且是维多利亚时代所特有的概念。虽然所有时代都是过渡时期，但是此前人们从未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做一个由过去向未来转型的时代。在英国，这种意识确实是跟维多利亚时代同步开始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于1831年发现，社会转型成了他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人类进步得太快，以致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了废弃，可是人类又还没来得及掌握新体制和新学说。”穆勒同时还注意到，这一特征“在几年前”只有少数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辨别，而如今“即使最没有观察力的人也不得不正视这一特征”。(Houghton 1)
这一转型引发了一系列的思想和文化方面的危机，其中包括物质进步和精神文明脱节以及新旧社会来不及衔接等问题。
先说物质进步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反差。阿诺德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期承接了无数的赞誉，如“第二次英国文艺复兴”和“现代社会的开端”；见证了空前的物质繁荣和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如第一台电报机的问世、深入英国各地的铁路网、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伦敦地铁——的建造。工业革命使“英国商船的吨位高居各国首位”，使“伦敦成为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使英国变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余开祥187)。然而，阿诺德感受到的却是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深刻孤独感与异化感。这种感觉首先来源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脱节。用阿诺德自己的话说，“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在我国，机械性已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韩敏中11)。阿诺德的哀叹其实是对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呼应，后者此前曾经指出工业革命导致了精神生活被放逐，并把他所在的时代称为“机械时代”：“假如我们需要用单个形容词来概括我们这一时代的话，我们没法把它称为‘英雄的时代’或‘虔诚的时代’，也没法把它称为‘哲思的时代’或‘道德的时代’，而只能首先称它为‘机械的时代’”(Carlyle 21)。
卡莱尔的下面这段话更能表明为什么当时的英国像阿诺德所说的那样，机械性已经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目前受机器主宰的不光有人类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而且还有人类内部世界和精神世界……不光我们的行动方式，而且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都受同一种习惯的调控。不光人的手变得机械了，而且连人的脑袋和心灵都变得机械了”(Carlyle 24)。跟卡莱尔一样，阿诺德为此而痛心疾首，并把“对机械工具的信仰”称为“纠缠我们的一大危险”(韩敏中12)。正是针对这一危险，阿诺德才绘制了他的“文化”蓝图。这在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1867-1869)一书的前言中得到了清楚的陈述：
全文的意图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在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上，世界上有过什么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文化都要了解，并通过学习最优秀知识的手段去追求全面的完美。我们现在不屈不挠地、却也是机械教条地遵循着陈旧的固有观念和习惯；我们虚幻地认为，不屈不挠地走下去就是德行，可以弥补过于机械刻板而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文化了解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就会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这就是下面的文章所要达到的唯一目的。我们所推荐的文化，首先是一种内向的行动。(韩敏中208)
可见，“文化”的性质是一种促进心灵转变(“内向”)的行动，它的任务是“调动起鲜活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坚定而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也就是冲击前文所说的“对机械工具的信仰”。只有冲击了对机械的信仰，才能缩小乃至消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反差。
再说新社会和旧社会之间的衔接。阿诺德生活在社会、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时期。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因此有了前文所说的穆勒的“发现”，即旧体制和旧学说遭到了废弃，而新体制和新学说还来不及诞生。阿诺德曾用诗句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情形以及人们的感受：
徘徊于两个世界之间，
一个已经死去，
另一个还无力诞生。
我的头脑无处依靠……(Arnold 1965：288)
新旧世界之间的断裂意味着社会畸形发展，而造成社会畸形发展的原因又跟上文讨论的“对机械工具的信仰”不无关系。阿诺德这样评论过上述关系：“我们缺乏灵活机动的特性(笔者按：即机械性)……我们往往只看事情的一面而不及其余，我们一旦追逐什么，便会全副精力投入(笔者按：也就是畸形发展)。因此，在我们这个国家，文化的任务十分艰巨”(韩敏中12)。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还表明，“文化”的任务之一是要扭转社会畸形发展的现象，实现新旧社会的平稳过渡。应该说，社会转型带来的问题并不是维多利亚时期所特有的，因为任何“一个蕴涵着革命性变化的转型时期都有两个方面：毁坏和重建”(Houghton 3)。不过，维多利亚社会的迅速转型确实触发了严重的危机，这在当时许多作家的笔下都得到了反映，其中以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1803-1873)的描述最为典型：“这是个毁灭的时代！……如果我们不为重建做好足够的准备，我们将面临悲惨的命运”(Lytton 281)。阿诺德就是要通过“文化”来为重建做好准备，以避免悲惨的命运。卡罗尔曾经指出，阿诺德希望自己的“文化理论能够跨越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鸿沟，并把两者连接起来，也就是保存过去的精神遗产，并用以统一振兴现代世界”(Carroll xvii)。这段话精练地概括了阿诺德的理论宗旨，即用“文化”连接过去和现在。这一宗旨在阿诺德自己的许多论述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他认为“文化”“起源于对完美的爱”，“是对完美的研究”(Arnold 1993：59-104)，而对“完美”的追求又跟社会的转型有关：“完美永远都不会实现。然而，当一个转型时期来到时，辨认它并诚实地、理性地适应它的规律，这或许是各个国家及其人民能够做到的跟完美最接近的事情”(Arnold 1993：25)。显然，离开了对社会转型及其对策的思考，阿诺德的文化观是无法想象的。
简而言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以及新旧社会的衔接是阿诺德所思考的核心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身就远远超出了“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这样的概念所能涵盖的范畴，更何况阿诺德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所提出的文化理论和思想意蕴深厚，假如仅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加以阐释，就难免导致简单化的理解，甚至会扭曲阿诺德的核心思想。
二 阿诺德文化观的超越性
程巍先生有过这样的断言：“阿诺德的‘文化’不是平民主义的，而是贵族主义的，甚至是激进贵族主义的”(程巍194)。这一论断忽视了阿诺德的文化观所具有的超越性。
确实，阿诺德把当时的英国人分成了三个阶层，并分别称之为“野蛮人”(贵族阶级)、“非利士人”(中产阶级)和“群氓”(工人阶级)。这三个“雅号”都明显地带有批评的含义。事实上，阿诺德对这三个阶层的陋习——尤其是文化上的陋习——都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其中又以对中产阶级的批评最为激烈。不过，同样明显的是，阿诺德在分析了这三个阶层各自的缺点以后，又分别为其留下了追求“最优秀的自我”的空间：“但是在每个阶层中都有一群人对他们最优秀的自我有着天生的好奇心，喜好看清事情的本质，喜好把他们自己从工具理性中解脱出来，他们单纯得只关心健全理智和神的意旨，并尽全力使之发扬光大；——简而言之，喜好追求完美”(Arnold 1994：72-73)。言下之意，每个阶级都有可能在本阶级的优秀分子的带领下改造并完善自己。
毋庸质疑，阿诺德心中的理想国家是一个超越阶级的和谐共同体。他明明白白地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心：“通过我们最优秀的自我，我们能团结起来，客观公正，和谐相处”(Arnold 1994：64)。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阿诺德的这一观点及其相关论述，就很难苟同程巍先生的以下说法：“阿诺德强调的是阶级的差别，而不是阶级的团结”(程巍202)。当然，我们有必要再来看一下程巍先生这样说的理由：“尽管阿诺德的写作带有典型的资产阶级普遍主义色彩，热衷于使用‘整体性’、‘完美’、‘道德’等普遍性概念，但他不过借用了这些概念的合法性外衣，以隐藏某个特定阶级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目标”(程巍182)。这一理由并不充分，因为阿诺德不光使用了“整体性”、“完美”、“道德”等普遍性概念，而且在多种场合表达了对各个阶级的“异己分子”的欣赏——上面那段有关各社会阶层中“最优秀的自我”的引文就是一例。此外，阿诺德还清清楚楚地强调那些“异己分子”的“指导思想主要不是他们的阶级精神，而是普遍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类完美的热爱”(Arnold 1994：73)。也就是说，阿诺德之所以寄希望于各个阶级中最优秀的成员，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某个特定阶级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目标，而是因为他们在必要时能违背本阶级的利益来维护全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利益。
阿诺德的文化观所具有的超越性，还在于“文化”这一概念的动态性。程巍先生称，“所谓‘文化’，在他(阿诺德)看来，就是‘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即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古典文化，此乃贵族的文化库存”(程巍158)。然而，凡是认真读过《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人都不难看出，“文化”这个概念在阿诺德眼中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并非指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时期的文化，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第一章“美好与光明”中，阿诺德首先提出了关于“文化”的两种动机：一种是出于“求知欲”的动机，另一种是出于“社会性”的动机。前者“产生于科学热情的文化(不论表现为何种形式)”(韩敏中7)，其真正的基础如孟德斯鸠所言，是“使我们的天性变得更加优秀、使聪明人更加聪明的愿望”(韩敏中7)。后者源于对完美的热爱和追求，“它的动力并非只是或首先是追求纯知识的科学热情，而且也是行善的道德热情和社会热情”(韩敏中8)。此处的“变”、“愿望”和“热情”等显然是动态的，无法用静态的“库存”一说来涵盖。
前文已经多次暗示，“完美”是阿诺德文化观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而“完美”也不是静态的。阿诺德明白无误地指出，“完美是人类大家庭普遍的发展”，这种完美“在于不断地转化成长、而非拥有什么，在于心智和精神的内在状况、而非外部的环境条件……”(韩敏中11)追寻“完美”的文化之旅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将在变动中惠及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至少阿诺德的理想是如此：“因为每个人都是社会整体中的成员，生长在人类本性中的同情心不会让社会中的一员对其余成员冷漠不顾，或独享追寻完美所带来的幸福……”(Arnold 1994：33)不难看出，阿诺德先生的文化视野并非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阶级，也非局限于少数的社会精英，因此把“精英文化”的标签贴在阿诺德身上的那种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做法不免过于牵强。
还须强调的是，阿诺德对“文化”赋予了他的道德期许，而这一道德期许又具有超越阶级的特性：
文化的视野超越工具手段，它憎恶怨恨。它自有强烈的爱好，那就是热切追求美好与光明。还有一件它愿意更热切追求之事，那就是让美好与光明蔚然成风。在我们全体都成为完美的人之前，文化是不会满足的。文化懂得，在粗鄙的盲目的大众普遍得到美好与光明的点化之前，少数人的美好与光明必然是不完美的……我们必须要有广阔的基础，一定要让尽可能多的人拥有美好与光明。我曾一次又一次、坚持不懈地指出，当一个国家出现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的闪光时，当整个社会充分浸润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聪明智慧，富有活力——这便是人类最幸运的时刻，是一个民族生命中的标志性时代，是文学艺术繁荣发达、天才的创造力流光溢彩的时代。(韩敏中31)
阿诺德此处为“文化”规定了一条道德底线，即完美必须超越狭隘的阶级利益。应该说，他把这条底线划得再清楚不过了——“蔚然成风”、“全民性的生命和思想”、“少数人的美好与光明必然是不完美的”以及“在我们全体都成为完美的人之前，文化是不会满足的”等语句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这类表述呈密集型涌现，其意图只有一个，即强调那条道德底线。类似的阐述其实在阿诺德的著作中还可以找出许多，如下面两例：
文化寻求消除阶级，使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知识传遍四海，使普天下的人都生活在美好与光明的气氛之中，使他们像文化一样，能够自由地运用思想，得到思想的滋润，却又不受之束缚。(韩敏中31)
一个个体或一个阶级，如果只关注他们自己的利益，那就只会给他人以及自己带来麻烦。如欧博曼所说，没有人能在遭受苦难的人群中独自享乐……对于高尚的灵魂来说，独自享乐的生活不是幸福；对于卑鄙的灵魂来说，独自享乐的生活并不安全。(Arnold 1993：224)
假如阿诺德真的如程巍先生所说，仅仅是用普遍性概念的合法性外衣来隐藏某个特定阶级的文化价值和政治目标，那么他为何要不厌其烦地致力于划清“少数”和“多数”、个体和全体以及“阶级”和“全民”之间的界线呢？模糊界线的做法岂不更能达到“隐藏”的目标？
那些热衷于往阿诺德身上贴“精英文化”这类标签的人，往往忽视他对身处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怀有深切的同情。也许是受这类标签影响太深的原因，很少有人注意或提到他的那些对下层人民饱蘸深情的诗句。阿诺德对穷人的关切在《伦敦东部》(East London，1867)和《伦敦西部》(West London，1867)这两部姐妹篇中可以得到印证。在《伦敦东部》中，我们看到纺织工人和贫穷的教士们都在为生计而苦苦挣扎，其中纺织工人的状况尤为糟糕：在“肮脏的街道上”，“窗棂背后露出面色苍白的织工/其神情十二分地沮丧……”(Arnold 1949：566)《伦敦西部》中的情形更为凄惨：
我看见一个流浪女子，
蜷缩于贝尔格雷夫广场的人行道旁，
欲诉无言，闷闷不乐，病态怏怏。
她怀里搂着个婴孩儿，身边坐着个
女孩儿，全都衣衫褴褛，脚丫光光。
每当有前去上班的劳动者走过，
她就轻触女孩儿；女孩儿就穿越广场。
每次乞讨，都会有所收获。
每当富人从身旁走过，
她就会横眉冷对，毫无乞讨的愿望。
我想：“一种精神屹立在她的困境之上；
她不会向外人乞怜，而只会向朋友——
拥有共同命运的人——请求帮忙。
“她拒绝来自大人物的冰冷的施舍，
因为大人物对无名小人物并不体谅。
她指引我们向往胜过这个时代的美好时光。”
(Arnold 1949：566-567)
这些诗句不仅反映了社会下层的疾苦，表达了对穷人的同情，而且赞扬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他们虽然贫穷，但是总能互相搀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大人物的冰冷的施舍”，此处阿诺德褒谁贬谁的态度跃然纸上。更让人感动的是那位宁愿饿死也不向冰冷的施舍低头的流浪女子，其“精神屹立在她的困境之上”。这一精神的意义在最后那行诗句中得到了凸显：“她指引我们向往胜过这个时代的美好时光。”也就是说，这种精神与本文中讨论的“文化”并行不悖，是超越物质文明和机械文明的东西，也是通向美好与光明——流浪女子的精神让人想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第一章“美好与光明”——的真正动力。前文已经多次提到，阿诺德的“文化”意味着对“完美”(包含了“美好时光”的意思)的研究和追求。此处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在通向美好与光明的文化之旅中，起指引/领导作用的并非那些包括贵族阶级在内的“大人物”，而是一位“无名小人物”，一位身处社会最底层的流浪女子以及她所象征的崇高精神。当我们读完这一首诗歌时，那种所谓阿诺德帮助没落贵族“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言论便不攻自破了。
综上所述，阿诺德考虑的核心问题不是如何帮助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而是如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以及如何实现新旧社会之间的完美衔接。他所绘制的文化蓝图及其意义远非“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这样简单化的概念所能涵盖。他的文化观具有超越性和动态性，这也是它如今仍然青春焕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