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和平发展理论”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和平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 （1999）03—0014—04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理论，一个多世纪以来可谓震撼着整个世界，成为诸多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的经典法宝。特别是一些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进行和平建设时期，也扩大地甚至歪曲地运用“暴力革命”理论，使得很长一个时期，对“暴力革命”的坚持与否成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标准。认为只有坚持“暴力革命”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嫡传，才能完全摒弃修正主义的嫌疑。当今，虽说有此观点的人越来越少，但马、恩革命斗争理论体系中，在资产阶级统治下，利用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一切政治环境和机遇，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最终取得全国政权的和平发展思想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并未能同时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和理解。虽然时至今日，该理论的实际效用值得商榷，但它毕竟是马、恩花费了大量精力进行探索的一种理论，特别是恩格斯晚年更是致力于这种理论的实践，并对后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起着巨大的引导作用。因此，应当正确认识马、恩对和平发展理论的探索与实践，恢复历史的原貌。
一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组织的重要手段，暴力革命的理论在马、恩的革命理论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到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无不应验着这个理论的正确性。但是，在马、恩的著作中，更准确地讲是在其早期的著作中已开始闪烁着利用和平手段达到同样目的的思想火花。“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下引此书，只注卷数和页码。 逗号前的数字为卷数，逗号后的数字为页码。）这说明了马、恩在提出几国同时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同时，已显现出运用另一种手段夺取政权的思想萌芽。
1845年恩格斯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谈到：“如果社会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我们的现在关系的必然结果，那末我们首先就得采取措施，使我们能够在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的时候避免使用暴力和流血，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2,625 ）无产阶级不单单应用流血的暴力革命手段，而且也要尽量运用非暴力的手段来达到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最起码是准备用和平手段来达到。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度里，充分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如报纸、论坛、普选制等并不是非科学的，“普选制虽不如共和党人笨伯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同时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能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迅速清除自己的幻想和失望，它一下就把剥削阶级所有各个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脸上的骗人的假面具。”（7,32）在马、恩看来，普选制并不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唯一途径，但正确运用普选制参加政治性的和平斗争，对揭露资产阶级，教育工人提高政治素质，具有广泛的意义。
19世纪中叶，在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敌对双方由本身的利益和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阶级社会中的奋斗目标，“资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是：‘用一切办法扩展贸易并由郎卡郡棉纺织业巨头组织内阁来实行这种措施’，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是：‘根据人民宪章对宪法实行民主修改’。”（4,27—28）这些口号的提出对整个社会，特别对欧洲的无产阶级来说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无产阶级可以利用一切民主的改革手段来使自己的利益成为全社会的利益，这样，就可以避免无产阶级的力量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进行和平斗争关键是要提高无产阶级的知识层次和思想觉悟，“工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愈多，他们现在的愤怒就愈快地成为多余的（如果这种愤怒今后仍然表现在以前的那种暴力行动中，那它无论怎样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运动中粗暴行为和野蛮行为也就愈少，假如能够在斗争展开以前使全体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化，那末斗争就会很和平地进行。”（2,586）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早期的和平发展的实践运动同样十分重视，积极关注并鼓励此运动的发展，对无产阶级在利用和平手段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给予高度赞扬。法国1850年3月的选举中， 提出了选举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马克思听说有工人阶级和其它民主派的代表非常高兴，他说到：“政府的种种挑衅举动只是加强了对现状的普遍不满情绪并没有阻碍住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这三个候选人，代表三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代表着革命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居于革命联盟主脑的地位。……不管敌人如何拼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7,106）1848年，马克思在分析科伦各党派的状况时， 尽管当时民主党派被联合的敌人所击败，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地指出民主派在选举中的胜利前景，指明民主派在选举中的伟大作用和不可忽视的功绩，“这几次投票的结果说明，这里的社会情绪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初选时，民主派处处占少数。补选时民主派成了三个相互斗争的党派中最强大的一个，它只是在其它两个党派反常地结成联盟的情况下才被击败，我们不去责备天主教派同意结成这个联盟，我们只着重指出一件事实，立宪派已经销声匿迹了。”（5,90—91）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活动的早期就已具有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手段，发展工人运动，改变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去夺取无产阶级胜利的和平发展思想的萌芽。尽管这些论述在马、恩早期著作中所见不多，但它毕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一种新探索，也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革命斗争理论出现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二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议会制、普选制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断得到“完善”，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马、恩的和平发展理论在这个时期也逐渐趋于成熟，并成为指导各无产阶级政党、民主党派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运用的基本理论之一。7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回顾分析了工人运动，特别是70年代后工人运动所遭受的种种挫折，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在工人运动内部对革命斗争策略的认识问题所产生了严重分歧，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为进一步指导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马、恩撰写了《1877年的欧洲工人》一文，非常鲜明地阐述了工人运动应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的思想，批评了那些只醉心于暴力革命的部分派别。“我们那些考察过国际工人协会历史的读者都会记得，巴黎公社失败以后，紧接着就在伟大的工人组织内部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上造成了公开的分裂，后来更造成了瓦解。造成分歧的祸首是俄国人巴枯宁和他的追随者，他们不择任何手段，力图在他们只占区区少数的组织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主要的拿手办法是根本反对工人阶级进行任何政治活动，而他们在这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在他们眼里，参加选举这是背叛无产阶级的利益。除了直接的暴力革命以外，他们不容许任何其他的行动方法。”（19,141）在当时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灵活的革命斗争方式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放弃其它一切斗争方式，而仅仅拘泥于暴力革命，这只能给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任何国家的工人运动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这是马、恩一贯的观点。只有分析了自己的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达到这个目的——夺取政权的正确斗争方式，一味追求暴力是不明智的，但一味地乞求议会斗争来取得胜利也是不合实际的。1892年8月25日， 倍·维·阿德勒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青年派”在爱尔福特大会上发言反对党的策略，并指出这些批评家把策略看作是一种永恒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恩格斯在回信中指出：“你对策略问题的议论是很对的，但遗憾的是，许多人为了图省事，为了不费脑筋，想永久地采用一种只适宜于某一时期的策略。其实我们的策略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根据经常变化的条件制定的；在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下，我们往往不得不采用敌人强加于我们的策略。”（38,439）在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各国，当时的客观条件是这些国家根本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是没有受到外来民族的压迫、统治，这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利用讲坛、普选权，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报纸，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工会、合作社。如果“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22,273）在英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因为像英国那样的君主国，每天都在报纸上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70年代初的法国，马克思把它作为必须采用暴力革命方式的典型国家，而恩格斯在90年代初则把法国列入有和平过渡可能性的诸国之列。这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法国是指第二帝国时期和梯叶尔政府统治时期，此时的法国无议会民主可言，而恩格斯所说的则是第三共和国，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把法国纳入“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之列。在德国，恩格斯确切认为“反社会党人法”废除以后，工人阶级利用普选权进行斗争优于暴力革命，并且认为这一斗争应长期坚持下去——他说：“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面颊红润，好像长生不老似地繁荣滋长。”（22,610）
三
马克思、恩格斯还积极地鼓励和指导各国工人党去进行广泛的实践，在实践中求进步，在斗争中求发展，在与资产阶级的和平斗争中使自己的地位日益提高。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度里，不能放弃任何的政治斗争，“如果放弃在政治领域中同我们的敌人的斗争，那就是放弃了一种最有力的行动手段，特别是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17,304）资产阶级是直接通过用普选制来统治的，而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那么，他们仍然会以现在的社会制度为唯一的可能的不可逾越的社会秩序，成为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对于普选权、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手段来说都是斗争的很好武器，工人阶级应很好地利用它，维护这些武器的所有权，“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方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22,91）
各国民主派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发展思想的指导下，认识到了运用各种政治权力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真正体会到选举“能使人们有权期望从中得到的一切”（38,395）。在每一次新的选举中，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的选票总是不可遏止地增长。在德国，1877年1 月10日，根据普选制举行了三年一次的德国国会选举，这种选举从1867年起就使德国工人党有了可能统计自己的力量，并向世界显示它组织得很好和不断壮大的队伍。1874年，工人的候选人获得了40万票，1877年获得了60万票，而在1890年的选举中，社会党人获得了21个席位，在20个选区里，社会党人的力量比所有其他党派加在一起还强大，成了一个拥250万张以上选票的强大的党，而当时的保守党人、民族自由党人、 天主教徒的选票却大大落后于社会党。“目前的选举使德国各党派的地位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它真正开创了德国历史上的新时代。”（22,4）恩格斯对此非常赞赏，并充满信心地预言：“一个拥有250 万张选票以上的强大的党能迫使任何一个政府投降。”（22,291）“所有这些选区无疑都会转到工人阶级手中。”（19,137）1893年的选举结束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票数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恩格斯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22,609）因此恩格斯对德国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要保持这些成果，另一方面要求扩大自己的影响，使斗争更富于实际性，要珍视自己取得的一系列成就，要有效地应用和平斗争的革命方式，否则“会失掉25年来占领的一切重要阵地”。（22,92 ）德国工人阶级在一次次的选举中，逐渐使自己成熟起来，“暴力、警察的专横、法官的卑鄙勾当，——一切都白费力气”。“工人阶级的政党成为帝国的第二个最强大的政党”。（22,10—11 ）“一个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作为一支真正的政治力量出现，它是在极其严酷的迫害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势不可挡地夺取一个又一个阵地”。（36,230）
英国更是有着很好的革命和平发展的条件，英国的政治空气比较民主，为工人的各种政治活动提供了方便，“英国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工人阶级发展程度和组织程度，足能使这个阶级利用普选权来真正地为本身谋利益。”（17,468）英国工人阶级正是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条件，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在英国的1892年的选举中，工人阶级开始了独立的选举活动， 坚决拒绝和两个旧政党进行合作，尽管这样，工人阶级获得了以前任何选举中都不曾拥有过的直接的和间接的成绩，英国的工人阶级看到了通过和平斗争可以使自己的阶级获取所需要的东西，从令人信服的实例中看到当他们提出要求而且了解他们要求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在英国就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在英国如果只用盲目的暴力手段，而放弃和平的手段，按恩格斯的话来说就是“不明智的”。我们可以看到，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90年代开始，基本上是在用和平手段开展各种政治斗争的，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发展思想在指导欧洲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惊人成绩。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能发生的。在当前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现存的建立在普选基础上的有主权的议会民主制度，工人在政治上拥有扩大的民主权利，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政策等，都决定了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即使和平过渡也不再是人们脑海中浮现出“红旗飘飘插满街头”的壮丽景色。而应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活动，一种更为尊重社会现实的活动。一味地抱着旧的教条不放，只能作为社会的弃儿被人们所抛弃。社会在前进，理论也在不断更新与发展。对任何一种理论都应抱着全面掌握、灵活运用的态度，更要允许对理论有所突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收稿日期：1999—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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