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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6）01—0054—04
一、事业单位：单位制度下我国大学的组织定位
大学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其最初是一种行会组织，或者说是一种“学者社团”，经过漫长的数世纪的发展，大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和理念，如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并在这种传统和理念的指导下以其特有的方式为社会、国家的发展服务。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在欧美大学的影响下，中国创建了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其基本建制源于西方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上述大学的校长也在不断地实践着大学的传统和理念，如蔡元培在改革北京大学时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梅贻琦在主掌清华大学时提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大师论等等。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上实现了近代化，在大学理念、制度、内容等方面日趋接近大学的应有之义。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解决社会资源总量不足与实现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我国采用了单位制度，通过对单位所再生的资源进行行政性的强性提取和在国家统御性地依照行政级别进行再分配的机制，保证社会各个部门正常运转并达到社会资源总量快速增长的目标。
“单位”① 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它是建国以来我国城市普遍采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将命令权力和财产权力结合起来的国家统治的一种组织化工具或手段”[1]。从组织功能的角度划分，我国的单位分为三类：机关（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这三类组织分别承担管理功能、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大学的中心任务是为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级各类人才，这也是大学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服务的重要途径，因此大学在单位组织类型的划分上属于事业单位。虽然单位体制为解决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单位制度的一些固有特征与大学的本质属性学术性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为此我国大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该制度的约束。
二、单位制度下大学的组织特征解析
1.单位制度下我国大学的组织特征
大学作为事业单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单位所具有的特征。因此，在解析单位制度下大学的组织特征之前，首先要阐明单位制度的主要特征。
（1）组织依附性。 单位的依附性主要是由国家的统治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所决定的。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解决当时社会的总体性危机并进行其后的工业化建设，我国采取了“强国家弱社会”的统治模式，国家将行政权和财产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其对社会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成为大量社会财富的惟一所有者，单位所需的资源除了由国家提供之外，几乎找不到任何替代性资源。与此同时，单位从国家获取资源之后，又将其分配给单位成员，与国家垄断资源一样，单位也控制了单位成员所需的各种资源，它“不仅包括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物质生活资源，而且包括无形而重要的‘制度性资源’，如机会、权利、社会身份等等”[2]。这样就形成了单位组织中的单向依赖性结构，即单位依赖国家，单位成员依赖单位。由此导致组织形成了依附特性，组织成员形成了依附性人格。在所有的单位组织中，事业单位既缺乏行政单位的权力优势，又没有企业单位所具有的技术性特征与资源扩展的能力，因此事业单位对国家的依附性质尤为深重。
（2）功能多元化。在单位制度下，单位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工作场所， 同时还具有政治的、社会的以及自身专业分工的多种功能的组织。单位被赋予了全面管理单位成员的职责和全面负责单位成员生活的义务。而为了满足单位成员的各种各样的生活需求和工作需求，单位办成了一个“小型的福利社会”。在改革之前的单位中，不仅提供基本福利保障，而且还直接提供各种生活福利设施，如幼儿园、中小学、商店、招待所、浴室、理发室、医院、电影院、食堂等等。这种功能齐全的组织不仅易使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多，而且还会导致单位领导由于忙于其他事务而忽视单位专业职能的发展。与此同时，单位功能的多元化还会在极大程度上强化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赖。
（3）单位级别化。如上所述，国家是单位资源的惟一来源， 那么国家依据什么标准对单位进行资源分配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建国以来，我国对社会中的所有单位都进行了行政级别划分，并根据行政级别高低来分配资源和赋予权力。一般来说，行政级别越高，组织在单位序列中的地位就越高，也越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这导致了单位通过各种方式对行政级别的追求。
在单位制度下，作为事业单位类型之一的大学其组织特征首先表现为单位特征，也即组织依附性、组织功能多元化和单位级别化，其次才是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学术性。大学组织的单位特征与其本质属性学术性之间存在着冲突，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大学的学术属性。
2.我国大学的“单位”特征对大学学术性的消解
大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学术组织，学术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大学的学术属性要求大学遵从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要求大学重视其专业功能的提升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要求大学不断地通过内部制度创新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单位组织所具有的特征恰恰阻碍了大学在上述方面的发展。
（1）组织依附性对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消解。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自身功能的发挥需要大学拥有独立和自由的权力。自中世纪大学成立以来，西方大学为实现其独立和自由与世俗政权和教会之间的斗争从未间断过，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大学发展的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和自由。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成为西方大学的传统，并逐渐被其他国家所接受。值得注意的是：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大学在拥有独立和自由的同时，还必须对大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建立责任机制对大学拥有独立、自由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
根据交换理论的观点，权力产生于资源依赖，彼得·布劳将权力依赖形成的条件归结为以下四点：第一，对方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资源，而自己不拥有对方必需的资源；第二，自己无法从其它地方获取这些资源，而对方可以从多个地方获取所需资源；第三，自己无法放弃这些需要；第四，自己无法用强力迫使对方提供这些资源。当交换的一方满足这四个条件时，就不得不依附对方，而对方由此获得了权力[3]。相对于依附方而言，则是丧失了权力。在我国单位体制下，大学对国家资源的依赖基本上符合上述四个条件，这种资源的依赖使得大学逐步丧失了独立和自由的权力，根据权力与责任对等的原则，大学权力的丧失必然导致大学放弃对责任的承担。因此，单位的依附属性，一方面，扼杀了单位寻求发展的内在动力，使得大学的运作不再是依靠大学的内在逻辑来推动，而是依靠国家行政体制中的压力机制和补救机制得以维持。压力机制显示大学组织中存在着僵化的一面，即只有依靠行政压力才能保证单位贯彻国家的意图；扶助和救济机制证明了单位问题就是国家问题这一逻辑，大学无论是因为主观或客观原因产生的问题，最终的承担者不是个人和单位，而是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同时也使大学失去了形成责任机制的机会；另一方面，导致了大学对行政命令的一味服从和对权力的积极靠拢，大学本应该遵循的规律便被推到单位视野之外，或者降低为次要的制约力量。
（2）功能多元化弱化了大学实现其专业功能的精力和资源。 “大学办社会”是单位体制下我国大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与单位的功能多元化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建国以来在我国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大学自身的职能主要表现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而这也是大学之为大学所必须从事的专业职能。然而，在单位体制下，由于单位在国家体系中所承担的责任和社会自身功能的弱化，使得大学必须在内部为其成员提供全面的福利保障，大学的功能就不仅仅限于其专业方面，而是同时承担了专业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有时还会凌驾于专业功能之上。
大学的精力和资源都不是无限的，当大学要将部分精力和资源分散到实现大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上的时候，大学用于实现其专业功能的精力和资源自然就会减少。在单位体制下，大学内部的各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这种福利保障使得大学成员可以在单位内部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单位承担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一方面实现了国家对单位和单位成员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使单位成员的需要得到满足，但是单位在实现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的同时，造成了大学在实现专业功能时精力、时间和资源等方面的弱化。
（3）单位级别化与大学内部制度创新动力的丧失。 大学需要不断的内在制度创新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产生的新的需求，正如阿什比所言：“大学需要完成一种改革，一旦这种改革成功，一切其他改革都可迎刃而解。这就是养成自动地进行内部改革以适应社会的能力。”[4] 然而在单位体制下，由于单位是在国家统御性的再分配体制中获取资源供给的，“这种关系决定了单位生存与发展的资源供给者是由国家来承担，因此，单位本身的经营质量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国家的资源输入才是决定性的因素。于是单位不是通过内部的制度创新和管理质量来解决面临的问题，而是以单位与国家的关系作为他们思考的轴心。”[5]
当大学发展所需的资源不是通过大学自身不断的制度创新，实现人才培养质量提高而获得，而是通过行政等级的高低去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时，大学工作的重点便不再是去追求内部的改革以有效利用其所拥有的资源，而是通过外延的扩张或者说规模的扩大来提高行政等级从国家资源再分配中获取更多的资源。并且在建国以后，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人才，高等院校培养的人才是供不应求的，在国家实行“统包统分”的政策下，大学自身不必为自己培养的人找不到工作而发愁，因此也就逐步失去了为改善教育质量而进行必要的制度创新的动力。
三、单位制度对我国当前大学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且随着市场化的逐渐推进，单位体制的特征也在不断淡化，但是单位体制的某些观念和做法依然对当今大学发展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使我国大学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有研究者甚至说“高等学校的单位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诸多难解问题的根本所在”[6]。单位体制对我国当前大学发展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有人曾就单位制度对大学内部组织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深入地分析[7]。在此我们就单位制度对宏观层面上大学发展的影响进行阐述。
1.政府放权与大学自主管理能力提升的困难
政府与大学关系的处理既是当前大学发展中的热点，又是难点，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政府放权的困难和大学自主管理能力提升的困难，这些困难主要来源于单位体制下所形成的固有管理模式的影响。单位体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在当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权力下放更多的是权力重心的下移和控制的放松，正如李路路所言：“‘扩大自主权’只是一种授权方式和程度的变化，并且依授权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它并不意味着独立于国家行政权力其他权力的产生，也不意味着单位组织依赖地位的改变。”[8]
政府放权难有单位体制下资源配置方式的原因，然而，单位体制所造成的大学自主管理能力的低下是造成政府放权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单位体制下，大学的依附属性使大学内部缺乏自我约束机制和责任机制，而当前大学自主管理能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大学内部自我约束机制和责任机制的形成，否则政府所下放的权力会由于大学自身管理能力的缺乏而得到滥用。近些年来，不断曝光的大学招生丑闻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另外，目前大学的责任机制也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最近几年的大学城和新校区的建设，很多大学不顾学校实际情况和未来社会的需求而盲目扩大校园面积，说到底还是责任机制的缺乏。有的学校已经背负了上亿元的贷款，如果学校的经营效益不好，资金还贷由谁负责？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最终的承担者还是国家。
因此，要改变当前的现状，一方面政府要逐渐改变其资源配置方式，使政府拥有的本属于大学的权力尽快归还于大学，使大学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另一方面，大学自身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建立自我约束机制和责任机制，提升其自我管理的能力。
2.大学行政级别的淡化与强化
单位级别是单位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如前所述，在单位制度下，单位被赋予不同的行政级别，以此为基础享有国家授予的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一般来说，单位级别越高，获得的资源就越多。因此，单位级别的提升就成为单位领导人努力的方向。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淡化学校的行政级别，扩大高校自主权，使之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是我们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并且“早在1980年代中期的教育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中，即取消了普通高校的行政差别，将所有高校均定为局级”[9]。所有高校在行政级别上一视同仁，行政级别也不再是国家分配资源的惟一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资源的分配可以在各所高校进行公平竞争，大学之间资源的分配还是存在相当大差异，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如211工程、985工程等，属于上述不同类别的高校所获取的资源和权力有着天壤之别。我们知道，任何改革都需要一个过程，这种做法毕竟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然而，继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0余所大学被确定为“副部级”，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等11所大学也升格为副部级。这样，我国现有约32所副部级大学，都是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的优秀大学。大学的行政级别又一次得到了强化。进入副部级的大学在新一轮的发展中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权力，而其他大学相应地就失去了相当多的发展机会。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校的类型越来越多，大学在发展中的定位在当今变得越来越重要，强化行政级别，不但不利于各大学各就其位，而且还会促使大学为争取行政级别的提升而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大学今后的发展。
另外，事业单位的改革如人事制度、工资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住房分配制度等一直在进行并且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但是单位体制下形成的一些根深蒂固的特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阻碍着大学的发展，并且有些特征虽然在一段时间里淡化或消失了，但它的“幽灵”还会在环境适宜的时候重新出现在大学发展的过程中。因此深入认识单位制度下我国大学的组织特征，它对大学学术性的消解及其对我国当前大学发展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我国大学改革的前提、改革过程中问题的症结所在。
收稿日期：2005—10—20
注释：
① 关于单位的形成与计划经济之间有无必然的逻辑关系这一问题，多数学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形成单位制度的主要原因，但刘建军在《单位中国》一书中提出单位的形成与计划经济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认为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推行仅仅是巩固了单位概念的有效性和稳固性，但两者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即不能说单位是从计划经济体系中脱胎而来的。其理由在于：在以往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并不存在中国意义上的单位观念，由此认为单位导源于计划经济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单位制度对我国大学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