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分类与民初国学的学科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国学论文,学科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1)05-0075-08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国学”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出现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则主张“国学”与“国故学”是两回事，只有取消“国学”才能安顿“国故学”；更有人连“国故学”一起否定，又有人觉得“国学”一名可以接受[1]。然而不论“国学”还是“国故学”，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尤其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学人对“国学”的困惑很大程度上正因其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西方学术分类较难吻合。
东南大学的《史地学报》在1923年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说，“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惟故籍浩博，多须为大规模之整理；而整理之业，尤以历史为重要；而研究之中，莫不须用历史的眼光。故该刊《发刊宣言》亦谓‘研究中国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审乎此义，可见《国学季刊》与中国史学前途关系至巨”[2]。该刊显然接受“国学”这一称谓，并特别看出“整理国故”与史学的紧密关联（胡适即将国学定义为各类“中国文化史”）；但更重要的是，《史地学报》提出了中国原有学术“分隶各种学科”这一直接关系到“国学”认同的关键问题。
在民初新旧学科分类俱存的语境下，中国固有的主流学术，比如“经学”，怎样融入胡适所谓的“中国文化史”？有些学科如“中国文学”（虽然概念尚在界定之中）已大致取得依西洋分类的学科资格，从事此类研究者是否愿意承认他们是在研究“史学”的一种？那些尚未容纳在胡适“中国文化史”范围内的“中国原有学术”又是不是“国学”呢？很明显，“国学”也好，“国故学”也好，均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且与新旧中西的学科分类都有所冲突（注：刘龙心已详细探讨了当时国学、史学与学术分科的问题，参其《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544-580页。我与她看法相近处不再申论，而不甚相同处，除本文外，也可参考拙文《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在蒙文通看来，既然传统中国学术的主流是经学，则国学几乎就是经学的同义词。他在1922年著《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后修改更名为《经学导言》）说：“近二十年间汉学的派别很多，可说是清朝一代的缩影，就说他是中国几千年学术的缩影亦无不可。一部分是陈兰甫、桂文烁的余波，是主张汉宋兼治的；一部分是不辨别今古的，却还有乾嘉风流，这两派都是前时代的余韵，也不甚惹人注意。最风行一世的，前十年是今文派，后十年便是古文派。什么教科书、新闻纸，一说到国学，便出不得这两派的范围。两派的领袖，今文家便是广东的康先生，古文家便是浙江的章先生。二十年间，只是他们的两家新陈代谢，争辩不休，他们的争议便占了汉学的大部分了。”[3]这里的“二十年来”指20世纪的前20年，则民初许多人所说的“国学”仍不过就是清代的“汉学”，其典范也还不出康有为和章太炎所代表的今、古文经学。
或许正是针对蒙文通观察到的现象，林玉堂便认为“国学”乃是一个与传统“经学”对立的正面新词汇。他认为“国学须脱离经学而独立”，以形成其所谓“科学的国学”。林氏提出，“今日的人治经须与古人不同，就不必使六经为我们的注脚，却须以六经为国学的注脚。清代学虽有离经说子、别成一家的人，但他独立的动作还是有限的，敢暗谋而不敢明叛”。今日就须“拿国学研究我国各种文化现象”为目的，而“国学的规模可因科学的眼光而改造”。以前的经学家提不出什么问题，如胡适所列的各种“文化史”子目“都是前人所梦想不到的，而由研究西洋政治思想宗教文艺的人看他，都是急待考查的”[4]。
对刘复来说，这样的国学正是“新国学”。他在1925年说，“我们只须一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中所做的工夫，可以断定此后的中国国学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时还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绩，总至少能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他界定说，“我们‘新国学’的目的，乃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5]。这一“新国学”的提法因日本人的认可而强化，留日的何思敬从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那里听说“中国有新国学之发生”，遂到东洋文库去读《国学门周刊》，“从中发见了颉刚先生的一九二六年的始刊词及另外数篇，后来又见到他的孟姜女研究前篇，忽然我的心境好像来了一阵暴风，觉得中国学术界起了革命”[6]。
本来清季刘师培、邓实等人所重建出的“国学”不论在思想含义还是学术含义上都已是一种“新国学”（注：关于思想含义方面，参见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故北大国学门所谓的“新国学”，实际可以说是一种“新新国学”了。不过这一未能确立自身学术典范的“新国学”虽然意在标新，仍与旧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正如胡适注意到的，在以北大为中心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始之前，已有类似的“运动”出现：古学界青黄不接造成的学术寂寞使许多人产生古学将要沦亡的悲观，结果“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包括梦想孔教复兴者、试图通过保存古文古诗以达到古学保存者、甚至静坐扶乩者。胡适宣布，“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相反，“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7]。
很明显，胡适正试图用“国学”这一认同来区别于破产的“古学”，并使整理国故运动区别于先已存在的挽救古学那“没气力的运动”。然前引蒙文通的观察已提示了当时一般人的认知仍是经学国学不分，而胡适自己在其《〈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不仅在综述清代“古学”时数次使用“经学”一词，在论及将来意义的“整治国故”时，也无意中说出“这还是专为经学、哲学说法；在文学的方面，也有同样的需要”这样的话。吴文祺立刻发现这里含有新旧学术分科的冲突，指出“旧时经史子集的分类，实在是很可笑的；但这篇宣言却于哲学文学……的名称之外，别有所谓‘经学’的名称的存在”（注：本段与下四段，吴文祺：《重新估定国故学之价值》（1924年2月），收入许啸天辑：《国故学讨论集》（以下径引书名），上海书店影印群学社1927年版，第1集，33-35、38-39、41-44、49页。）。的确，若新“国学”里仍有“经学”一科，又怎样区分于旧式的“古学”呢？
故在吴文祺看来，胡适的《宣言》虽“可算是一篇国故学上的空前的伟论”，但也有不足；且其“既不说明整理国故的必要与价值，更不说明国故的性质，而只定了许多整理国故的方法”。他进而说，“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我且来替它下一个定义吧：用分析、综合、比较种种方法，去整理中国的国故的学问，叫做国故学”。吴氏主张，“中国过去的一切文化历史，便是中国的国故”；而“整理国故这种学门，就叫做国故学；国故是材料，国故学是一种科学”。这其实基本不出胡适《宣言》所论，但其竟然可以说“从来没有人替国故学下过定义”；当时少年新进那种目中无人、横扫一切的气概，于此可见一斑（注：按吴文祺比胡适小十岁，撰此文时不过二十出头。当时青年读书人大约也不太讲究今日所谓“学术规范”，吴氏自己及本文多次引用的曹聚仁论“国故学”的见解，多半都是发挥或系统化毛子水先已提出的观念，然皆不提及借鉴了毛氏的主张。）。不过他看出胡适所言主要侧重“方法”，确有眼力。
与郑伯奇、曹聚仁一样，吴氏也不同意国故学就是国学（吴文之撰写在郑后曹前）[1]。他说：“老先生们以骈文、古文、诗词、歌赋、对联……等为国学，听见人家谈整理国故，他们便得意扬扬地大唱其国学（？）复活的凯旋歌；而一般把学术看作时髦的装饰品的新先生们，也在‘和老先生们同一的国学观念’之下，大声疾呼地来反对国学。”其实，“现在有许多人以抱残守缺为保存国粹，或是诋整理国故为迷恋骸骨，完全是由于缺乏历史进化观念的缘故”；而历史进化观念的缺乏则因为“中国枉有数千年的文化，但是到现在还没有一部完全的历史”。研究国故则一方面可使人们知道历史上一切制度学说是在不断进化的，同时又是完成一部完整历史的“重要工作”。
吴文祺提出，“国故学是超乎文学、哲学……之外的一种科学，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人人所必备的常识”。换言之，国故学是一个“总名”，包括考订学、文字学、校勘学和训诂学；“严格讲来，只有以上这几种学问，才是纯粹的国故学”。故“应用国故学所整理出来的材料，只可谓之国故学的结果，决不可认为国故学的本身。我们假使所整理的是哲学，那末当然归入哲学的范围；文学，文学的范围；政治学，政治学的范围；经济学，经济学的范围”。换言之，国故学不过是研究中国的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都要“借重”的一种特殊基础学科。这一观点与前引《史地学报》关于“中国原有学术须经大规模之整理始可分隶各种学科”的主张非常相近，惟“近人往往不明白国故学的性质，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中国的文学、哲学……都硬揿到国学这个名词里去”。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见解，国故学虽是一个“总名”，其所包括的却都是经过新式划分的传统中国学问（将考订、文字、校勘和训诂视为独立的“学”，显然是新眼光的产物）；所以，国故学虽与现代西方学术分类中的许多学科都有联系，却并非包含各种西式学门的“总名”。吴文祺与胡适的重要区别在于，胡适的整理国故用“文化史”的名目暗中将传统中国学术直接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而吴氏则认为整理国故只是将传统中国学术转换成现代西式学术进程中一个必须“借重”的过渡环节，只是在此意义上才有所谓国故学，此后便是（世界通行的）的文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些类别了。如果据今日已具“世界性”的西式学术分类看，吴文祺的观念似乎相对更“合理”，因为许多“国故”的确不是“文化史”所能涵盖的。
然而这里也含有隐忧：吴氏已说“国故学是一种科学”，这样一种无法纳入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的“科学”又是怎样的“科学”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国故学的性质，很像数学。数学一方面是训练思想的最好的方法，一方面又是各种科学的基础。国故学在一方面固然是研究中国的哲学、文学……的基本学问，在别一方面，研究国故学的人，也可以藉此成我国人所最缺乏的重徵求是的科学精神。”这基本是转述毛子水的见解[8]，但数学为“各种科学的基础”并不限于西方，而国故学则只是研究中国“哲学、文学……”的基础，两者的可比性实有限；且国故学是否能具有数学在西方科学系统中的地位，恐怕还难以形成共识。进一步的问题是，国故经整理而纳入“各种科学”之后，这一“基础”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曹聚仁注意到吴氏的看法，他说，有人“以为国故学乃暂名：国故之资料，未完全整理以前，其名尚可存在；或以为国故学乃统摄名，多［分？］之则为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合之即为一‘国故学’。国故学之本身，无特殊之本质可言也”。如果这样，“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故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9]。这并非假设，许啸天便正式提出，要使国故成为学问，就需要“后代的学者肯用一番苦功”，从“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中一样一样地整理出“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并一一“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里，把这虚无飘渺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10]。
问题在于，“待各学完全独立以后，则所谓‘国故’者，是否尚有存在之余地？所谓国故学者，何所凭藉而组成为‘学’”？曹聚仁以为国故学仍有其存在价值，其凭藉即“国故学之独立性”。他说，由于“国故中所含蕴之中华民族精神，与他民族完全异其趋向”，故“国故虽可整理之以归纳于各学术系统之下，而与他文化系统下之学术相较，仍有其特点”。即使各学分立，将来“吾人欲知此大民族在此长期中所产生之特殊思想，必于此中窥其消息”（注：本段与下段，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国故学讨论集》，第1集，74-75、64、68-69、71-72页。）。这一见解与胡适当时强调的“历史的眼光”相通，只要注重人与事本身的发展历史，自然产生某种独特性，这大概也是后来“区域研究”在西方兴起的一个理论基础。
不过，这种“独立性”与五四人最欣赏也最提倡的“世界性”相当对立，且很可能降低其“科学性”。曹聚仁再次援用了胡适的思路，他论证国故学的“科学性”说：“国故学者，记载此思想之生灭，分析此思想之性质，罗列此思想之表形式，考察此思想之因果关系，以合理的、系统的、组织的方式述说之者也。简言之，国故学者以‘国故’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科学也。”所谓合理，即“客观性之存在”；所谓组织，即“以归纳方法求一断案，以演绎方法合之群义”；所谓系统，即“或以问题为中心，或以时代为先后，或以宗派相连续，于凌乱无序之资料中，为之理一纲领也”。简言之，“国故先经合理的叙述而芜杂去，继经组织的整理而合义显，乃入之于系统而学乃成”。这大致仍是胡适的取向，即某一“学”是否为“科学”主要视其运用什么方法怎样“成学”，而不特别考虑其是否合于现代西方的学科分类。
胡适的朋友陈源却不能同意这一观点，他认为，“现在的国故学者十九还不配去整理国故。他们大家打的旗帜是运用‘科学方法’，可是什么是科学方法？离开了科学本身，那所说的‘科学方法’究竟是什么呢？一个人不懂得什么是科学，他又怎样的能用科学方法呢”？国故既然是“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则整理的工作“是不是一个仅能读几本线装书的人，挟了‘科学方法’所能够胜任的”？他主张应“让经济学者去治经济史，政治学者去治政治史，宗教学者去治宗教史”[11]。很明显，陈源并不承认有什么超越于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的抽象“科学方法”，实即根本不承认“国故学”为“科学”。
究竟怎样才算“科学”，或国学与已通行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西方学术分科怎样衔接，的确是使当时学者困扰的问题。陈独秀在1923年就提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12]。这里陈独秀大致已按西方学术分类来认识国学，但在他的认知中只有章太炎一人长于历史，王国维所长仍是文学；而鲁迅在1922年已经注意到王国维为《流沙坠简》写的长序，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13]。两人都认可王国维所治为“国学”，然而其在西来的学术分类中究属何学，却缺乏共识。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研究院，年初制定的《研究院章程》规定，“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具体的研究对象，则包括中国经籍、近世所出古代史料，以及“其他人事方面，如历代生活之情状、言语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自然方面，如川河之迁徙、动植物名实”等[14]。这抽象的分科和具体的研究对象显然是有差距的，如“自然方面”的内容便不太容易纳入前面列举的学科。同年9月，研究院主任吴宓又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15]。前后定义也不甚同，前者是在“国学”之下按照西学分科，后者则对分科态度含糊（注：不过后者有可能是因应校长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曹氏当时指出，研究院要“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以“寻出中国之国魂”（曹云祥：《开学词》（1925年），《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263页）。）。
北大国学门的顾颉刚尝试解决这一问题说：“所谓科学，并不在它的本质，而在它的方法。它的本质乃是科学的材料。”科学的材料无所不包，自然也包括“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由于科学的“纯粹客观性”，它既“是超国界的”，也是超时代的（即“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这样，“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注：本段与下段，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13（1926年1月6日），1-3、5、9-10页。）。各种“东西”都成为科学研究的“材料”后，“科学”便使它们平等，惟其在科学面前的“平等”实际也掩盖了各自的“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后者乃是曹聚仁所说的“独立性”之基础。既然“科学”是超越的和普遍的，国学的存在价值就产生了问题，许多否定国学或反对研究国学的人恰以此为其立论的基础（详另文）。
顾氏自己并不觉得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他本将国学定义为“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他进而说，北大国学门“并不是（也不能）要包办国学的。我们需求于别种科学的专门人才之处真是非常的多”。如果各种科学都发达，“中国方面的各科的材料都有人去研究，那么我们的范围就可缩小，我们就可纯粹研究狭义的历史，不必用这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做我们的标名，就可以老实写做‘中国历史学门’了（要放大一点，可以称‘东方历史’，或单称‘历史’，都无不可）”。这似乎是说，由于研究中国材料的别种科学尚不发达，故“历史科学中的中国部分”乃以“国学”为名暂时兼代其他有关中国的“科学”之职能，则“国学”仍是一个过渡性的名称。
无论如何，顾颉刚希望能“不必用这模糊不清的‘国学’二字做我们的标名”这一点提示着“模糊不清”的确是当时国学的明显特征。主张“国故学”是“科学”的曹聚仁正据此以否定“国学”的正当性，他说，“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本来“各科学之命名，当合论理之规范。如天文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天文；地质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地质”。而“国学定名之初，非经长期之考虑，但见陈吾前者为隆然之遗产，漫名之曰‘国学’而已（夸大狂白热时，则名之曰国粹，以傲四夷）”。惟既以国学为名，则“对象即为‘中国’，其势必将取中国之疆域、山川、都邑、人口、物产为资料；然按之事实，夫人而知其不若斯也。由斯可知国学之为名，不但不足代表其对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误会”。这样的国学“但有一名足矣，实之存否不计也”[16]。不过，曹氏个人固可从学理上区分“国故学”与“国学”，在多数时人认知中，两者基本是一回事。
蔡尚思稍后恰反曹氏之道而行之，他将国学界定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这些人“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却始终以为，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17]。蔡氏所言不无随意处，如将章学诚也纳入“今之学者”，其对吴文祺的主张显系误读；然其意在强调国学之“大全”，的确与多数人的主张异趣。
而郑振铎又从这“大全”处看到了国学的问题，曾为整理国故正名的郑氏到北伐后已转变态度，以为“‘国学’乃是包罗万有而其实一无所有的一种中国特有的‘学问’，‘国学家’乃是无所不知而其实一无所知——除了古书的训诂之外——的一种中国特有的专门学者”（注：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10页。关于郑振铎曾经支持整理国故及其态度转变，参见罗志田《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待刊。）。明明长于“古书训诂”却被认为“一无所知”，实际是将“古书训诂”排除在学术和“知识”之外。那时除了少数像胡适那样钻研过西方“考证学”的留学生外，很少有人知道“古书训诂”不仅是“中国特有”，它也可以是西学的一部分；但其在通行的西学分类中的确较难定位，郑振铎或者便是据此得出国学“包罗万有而其实一无所有”的结论。
在整理国故尚未风行之时，樊抗父曾主张“中国固有之学术”可“因世俗之名以名之”为“旧学”[18]。但那时若真名之为“旧学”，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了；必以科学化的“国学”或“国故学”名之，方有吸引力[19]。整理国故的影响之一，便是各中学皆开设“国学”一课。时任中学教师的钱穆即因教学所需而于北伐前后编撰《国学概论》一书，他在《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注：钱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影印1931年版，1页。钱穆立论之时，“国学”本身已由高潮转向衰歇，郑振铎等人的态度转变即是一证。）
由于中西学科分类之间确有一些难以弥合的差异，而时人认知中新旧中西的对立和冲突使“调和”变得困难；且“国学”本身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从清季国粹学派开始就有排斥历代学术主流而从边缘重建“国学”统系的倾向（虽然其“国学”又以包容宽广为特色）[20]；但一个并非枝节的原因是其风行时间毕竟太短，“国学”或“国故学”终未能形成自身的学术典范，在学科认同上缺乏一个广泛接受的界定。正是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成功衔接这一点，成为当时及稍后一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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