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展开与深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范畴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范畴研究与古代文论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早期奠基人之一的郭绍虞先生，不仅注重材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证， 而且极其重视文学观念的历史演变，对古代文论中的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概念和范畴，在历 史的动态发展中概括其规律和意义。郭绍虞先生的概念、范畴研究往往紧密联系理论流派和 时代思潮，进行剖析，如《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文气的辨析》、《儒道二家论“ 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与道的问题》、《神韵与格调》、《性灵 说》等论文就是这方面的典范。郭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很重视各个文学观念的渊源与 流变，从而显示了文学批评史的整体性。郭绍虞先生对“文”、“文学”等观念的考察，对 古代文论的范畴研究具有理论的先导意义。但他对范畴的研究更多地关注文学批评内在的历 程，且具有鲜明的“史”的性质。
明确提出进行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并开拓了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新局面的是80年代以来的事情 。80年代初期，周扬指出，“在美学上，中国古代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范畴、概念和思想，如 比兴、文与道、文与情、形神、意境、情景、韵味、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等等。我们应该对 这 些范畴、概念和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注：周扬：《关于建立与现代科学水平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美学体系和整理美学遗产 问题》，《美学》1981年第3期。）
）黄鸣奋肯定了范畴研究中微观研究的意义，但认 为微观研究往往难以看出范畴演变的痕迹，因此他提出要进行古代文论范畴的宏观研究。要 以通史的眼光认识范畴的地位；要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要进行中西比较以把握古代文 论的民族特色。（注：黄鸣奋：《应当重视古代文论范畴的宏观研究》，《福建论坛》1985年第2期。
）这就注意到了范畴研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批评内部的事情，而且是和其他 学科以及西方理论体系的比较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是处于整个古代文论之网的理论结晶，它往往从多方面体现着古代文论 演 变的进程。首先，一个新范畴的萌芽和诞生，是整个时代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学内部规律演变 的必然结果；其次，古代文论范畴往往和哲学、美学范畴互相交叉和渗透，形成其意义的统 一性和丰富性；再次，范畴往往具有延续性，同一时代或不同的时代的理论家可以运用或延 用同一范畴，并赋予其以新意。因此，从范畴入手可以形成一种既微观又宏观的开阔视野， 它是深入研究古代文论的理论内涵和拓展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一条切实之路。
二、范畴研究：从美学到文论
80年代以来，对范畴的系统研究首先是从中国哲学、美学领域开始的。1983年在西安召开 了全国第一次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上，有的学者剖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如“ 道”、“气”、“理”等的含义及其演变；有的学者探讨了认识论上“类”、“故”、“理 ”三个范畴的逻辑发展；有的学者揭示了由“和”、“反”、“争”、“合”、“分”以及 “分”和“合”的统一所表现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有的学者提出由“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三个命题可推演出中国古代哲学的完整范畴体系。（注：《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顾》，《光明日报》1984年10月8日。
）80年代 的一些著作对中国哲学范畴进行了系统整理，如张立文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中国 哲学范畴发展史》两本著作突出了中国哲学范畴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背景、中间环节及其演变 规律，将中国哲学范畴系统分为“天道”和“人道”两部分，并将中国哲学范畴分为象性范 畴逻辑结构、实性范畴逻辑结构和虚性范畴逻辑结构三大类，对哲学范畴作了相对系统的研 究。张岱年的《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分为三大类：一是自 然哲学的概念范畴，二是人生哲学的概念范畴，三是知识论的概念范畴，并指出“哲学史上 各个范畴都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即令是同一时期的哲学范畴，不同学派的见解也是 不相同的”。（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张著正是本着这样的出发点仔细清理各个概念与范畴的。
相对于文论范畴而言，哲学和美学范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强的统摄性。就哲学范畴与 文论范畴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古代文论某些具有本体意义的范畴往往延用哲学范畴，有其 哲学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范畴本身往往孕育着文论范畴。就美学范畴与文 论范畴的关系而言，按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审美意识包括形象的系列和范畴的系列 ，文论范畴大致包括在美学范畴之内。但又因文学作为艺术的特殊性，文论范畴往往突破美 学范畴的包容而在内涵上有所丰富。就研究方法而言，从哲学、美学的高度观照文论范畴是 使文论研究从纵向和横向得以深入和扩展的必要条件。
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范畴研究往往更多地与哲学范畴、美学范畴研究相交叉，与书法、 绘画等艺术门类相结合，呈现出综合研究的态势。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主要从 狭义的美学史的角度对表现为理论形态的审美意识作出解剖。该书提出要从现代科学发展的 高度对中国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进行科学的分析解剖，尽可能予以现代语言的表述， 准确地阐明其在美学理论上的实际含意。（注：《中国美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的，第13页。
）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美学界较早也较为 系统地研究中国美学史的著作，强调中国美学的民族特色，是该书的理论出发点。关于中国 美学史的研究对象，该书指出，美学史应该着重研究每个历史时期出现的美学范畴和美学命 题。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是一个时代的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这样做利于把握中国美学史的 主要线索及其发展规律，从而使历史和逻辑统一起来。这样做，也有助于把中国美学史和中 国美学（艺术）批评史区分开来。该书将中国美学分为发端期、展开期、总结期和近代美学四 个阶段，各阶段或以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美学家为核心，或以各个艺术部类的美学思想为 核心进行了系统论述。作者意图通过对各个时代的重点人物、著作的介绍和分析，反映各个 时代的美学思潮，同时体现美学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律。该书的内容涉及从先秦到近代的美学 家，涉及的美学范畴包括诗歌美学范畴、书画美学范畴、小说美学范畴、园林美学范畴。这 本书在方法论上的启示在于，从范畴入手对整个中国美学史的初步整理。与以每个时代的美 学 家按时代先后加以介绍的做法相比，该书更能突出中国古代美学史发展的整体线索以及各时 期的重点成就。曾祖荫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以文艺的特征为中心，选取了六对范畴，即 情理、形神、虚实、言意、意境、体性，以“说明艺术的内部规律，特别是着重说明艺术形 象反映生活的特性”，“力图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出发，揭示范畴的辩证性质和最基本的美 学要求”，（注：《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对艺术的内部规律的揭示，体现了80年代初期文学研究从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 的转向。而周来祥的《中国美学主潮》力图抓住每个时代美学的总范畴和审美理想，作为历 史发展的主要线索，着力揭示这些总范畴和审美理想的产生、发展、裂变、兴替的历史轨迹 。涂光社的《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着重从发生论的角度探溯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的 原始轨迹，中国美学范畴的民族特色和这种民族特色形成的原因。作者对中国美学范畴的发 生进行了清理，从华夏民族的心理和思维方式，汉字的特性、中国美学范畴的哲学依据几个 方面进行了阐释。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中国美学范畴进行研究，强调中国美学范畴的民族特殊 性，这是该书不同于以往中国美学著作的出新之处。
有的著作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古代美学范畴或文论范畴进行研究。考察原始文化或考察儒道 释 诸家思想与各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或考察它们对各范畴形成的影响，都是这一时期研究的 一个特点。如赵沛霖的《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一书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兴”这 一古代文论范畴作了发生学的探索。对于“兴”这一历史范畴，作者抓住其“先言他物”的 特点，对《诗经》中的大量原始兴象的起源寻幽探微，揭示出鸟类兴象与鸟图腾崇拜之间、 鱼类兴象与生死崇拜之间、树木兴象与社树崇拜之间、虚拟动物兴象起源与祥瑞观念之间在 源起上的联系。作者运用宗教学、神话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既有成果，从原始文 化的角度，对“兴”的源起作了考察。又如张皓的《中国美学范畴与传统文化》从中国古代 文化的实际状况与中国人的心理历程中追溯考察并阐明范畴的本来涵义，强调在广阔的文化 背景上深入追思范畴的文化内涵的“文化还原”方法。该书将中国美学范畴体系分为本原 范畴、体用范畴、品格范畴和艺法范畴四个交叉渗透的部分，对“人”、“气”、“道”、 “意”、“象”、“情”、“兴”、“游”、“味”、“品”、“趣”等范畴进行了分析和 梳理。吴调公的《神韵论》把神韵思潮同民族文化、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和创作实践结合，来 探讨神韵论范畴的特殊性，对民族文化民族审美意识的贡献及其对文艺实践和文艺鉴赏等方 面的价值。汪裕雄的《意象探源》将意象问题提到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及相应的思维方式的高 度，对“象”从一般文化领域向审美与艺术领域延伸的脉胳，进行了系统的清理，对中西文 化传统的诸多相通和相异之处作了一些富于启示意义的诠释。
从美学、文化学和文学思想史等多学科的角度去拓展新的领域，是这一时期范畴研究的成 就和特点之一。不仅如此，这一时期范畴研究的成就还体现在对一些新的范畴的整理和挖掘 方面。作为古代文论范畴或古代美学范畴，它们是历史的陈迹，但相对于研究领域，这些范 畴又是崭新的。可以说，古代文论研究与众多学科的渗透，诱导和促进了范畴的研究。20世 纪上半期，学者们就言志、赋比兴、文笔等诗文领域的范畴进行了研究。80年代初期范畴研 究主要集中在意境、风骨等范畴方面，或把意境与西方典型理论相比较，或赋予风骨以“现 实主义”的内涵，都体现了当时在西方思想和国内意识形态的的冲击和影响下，范畴研究更 多 地受外在非学理因素的干扰。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开始关注那些最能体现古代文论审美意 识、最富于民族特色的范畴，深入探索它们在其他艺术门类中的面貌，并深入挖掘它们所体 现的中国艺术精神。如蒋述卓的《说“飞动”》一文结合文论、书论、画论，对“飞动”这 一美学范畴的美学意蕴进行了分析。不仅如此，作者还对传统文学、绘画和雕塑艺术作品中 所蕴含的“飞动”观念进行了深入了探讨，指出“飞动”这一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美学范畴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与灵动、自由、和谐的精神。（注：《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中国 古典美学范畴丛书”从美学的角度出发，综合文学艺术、哲学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对各个 范畴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整理。其中陈良运的《文与质、艺与道》就中国美学史上具有 纲领性的两对范畴文与质、艺与道进行了阐释。对于这两对范畴，作者以史的纵向进行了考 察，在各个历史时期，又对它们进行了综合的概括。作者深入到中国美学、中国文学和艺术 的发展历程，对美学和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文质观、艺道观进行了抽绎。袁济喜的 《和》对“和”这一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范畴进行了清理。该书上编考察了这一 范畴从奠 基到成熟到衰变的发展历程，下编对“和”这一审美范畴进行了解析，对审美对象的“和” 、审美心态的“和”、审美主客体关系的“和”进行了分析，并对“和”所体现的协调个人 与社会关系的作用进行了考察和论述。而对于“和”这一范畴所体现的传统思想的价值取向 的分析使该书对“和”的论述处于了一个开放性的视野之中。涂光社的《势与中国艺术》对 先秦两汉子书中的“势”、传统诸艺中的“势”进行了清理，并对“势”所蕴含的艺术动力 学的意义进行了探索。此外该丛书中蔡仲翔、曹顺庆的《自然、雄浑》，汪涌豪的《风骨》 也分别对各个范畴进行了全面的清理，显示了综合整体的眼光。除上述五本著作外，“中国 古典美学范畴丛书”新的部分将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陆续出齐，包括上述的部分共39个范畴 的清理将成为新时期范畴研究一套里程碑式的丛书。
这一时期对范畴的研究不仅重视对单个范畴跨时代、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也重视对某一特 定历史时期其他多种学科对文艺范畴的聚焦。有的著作集中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美学范畴或文 艺范畴的发展线索及其内在逻辑。如李炳海的《周代文艺思想概观》一书认为，就意识形态 本身的特点而言，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宗教的、哲学的、文艺的观念总是互相影响， 彼此渗透。尤其在周代社会这个历史阶段，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文艺思想与其他意识形态 ，很大程度上还处于鸿蒙未开的浑然状态。这就需要把文艺思想同当时社会的普遍思潮联系 起来，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就文艺论文艺，或就文论而论文论。在周代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尤 以 政治、道德、哲学、宗教对文艺思想的影响最为明显。政治、道德归结为礼；哲学、宗教归 结为自然天道观。该书分两编对礼、自然天道观与周代文艺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周代对 礼的崇尚体现在文艺思想上，是以道德准则作为文艺的规范看待，由此产生出文与质、性与 情、礼与乐、中与和、隐与显、忠与信等不同因素相统一的文艺主张；周代的文艺思想和礼 密不可分，礼又和阴阳学说结合在一起，周代的文艺思想必然要受阴阳学说影响，由此产生 出形与神、气与味、刚与柔、动与静、清与浊、虚与实等文艺范畴。又如詹福瑞的《中古文 学理论范畴》分文德、文术、文体和文变四章，对中古时期关于文学本质和特征、文学创作 、文学风格和文学发展的四大方面的范畴进行了清理。该书在考释和阐述中古文学理论范畴 时，着重从哲学根源和创作基础两个角度入手，以探索范畴的形成之因。作者指出，哲学范 畴和文学创作对文学理论范围的影响，不是单向的，而是交叉、混融的。它们是与时代政治 、社会思潮、士人生活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场，影响和作用着文学理论。
不同的学者对于同一范畴从不同角度的研究往往也会促进对于该范畴的认识。如关于“文 气 ”范畴的研究，钱仲联先生《释“气”》一文对“气”进行了考释，对“气”由单词而推衍 为复合词的丰富内容进行了清理。于民《气化谐和—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独特发展》一书注 意到了哲学和人体科学的气化论对审美意识特点的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对从原始的谐和 气化一体到殷末西周的阴阳与五行说的形成的历史进行了研究，指出气化和谐，形成了早期 系统的哲学和审美认识基础。进入魏晋，文艺美学气化论初步形成，审美的重点从人转向艺 术、从艺术之用转向艺术之作，气化和谐论便广泛深入地被吸收到创作欣赏中，并结合艺术 的特点得到了独立的发展。蒋述卓《说“文气”》一文将“文气”论的来源追溯到原始人的 宗教观和生命主义思想，并结合音乐、绘画和书法理论，对“文气”论的多重内涵和美学精 神进行了剖析，指出它比“风格”、“个性”两个概念具有更为丰富的内容。（注：钱仲联：《释“气”》，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蒋述卓：《说“文气”》，见《中国文学研究》1995年第4期。
对范畴进行个案研究或对某一历史时期的范畴集合进行研究，推动人们对范畴间整体联系 的思考。研究的进展也体现在对古代美学、古代文论范畴资料的汇编方面。如胡经之主编的 《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徐中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专题资料丛刊》、贾文昭主编的 《中国古代文论类编》、江苏美学学会编辑的《中国美学史资料类编》、成复旺主编的《中 国美学范畴辞典》都从美学体系或文论体系的整体性出发，把各种零散的材料进行了归纳和 整理。
有的学者从范畴出发，对中国古代美学或古代文论体系的整体框架进行了思考，如周来祥 认为中国古典美学是以“和谐”美为逻辑起点的美学体系；（注：《中国古典美学的艺术本质观》，《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
）皮朝纲把“味”与“意象”看 作是具有基础性质的范畴，来建立古代文艺美学体系；（注：皮朝纲：《关于创建中国古代文艺美学的思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成立认为，“象”与“兴”这两个 元范畴及其相互联系构成了中国美学范畴体系化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起点，构成理解 并掌握中国美学独特体系的一条基本线索；（注：成立：《中国美学的元范畴》，《学术月刊》1991年第3期。
）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提出中国诗学发 端于“志”，演进于“情”与“象”，完成于“境”，提高于“神”，分“言志”、“缘情 ”、“立象”、“创境”、“入神”五部分，阐明中国诗学之发展历程与诗学体系之建构； （注：陈良运：《中国古代诗歌理论的一个轮廓》，《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
）吴调公认为文学美最重要的范畴是“意境”，“意境”是中国文学美学史的一根纵轴， 文学美学史的建构应以“意境”范畴为核心。（注：吴调公：《论中国古典文学美学的建构》，《文艺理论研究》1990年第2期。
）党圣元指出先秦哲学方法论为中国传统的 理论思辨和分析方式奠定了基础，所以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自有其分析性、思辨性，有其 逻辑与系统的特点；他认为可以按照文原论、文体论、功用价值论、作家主体论、创作论、 作品论、风格论、批评鉴赏论和通变论概括范畴的主要理论指述诠释功能，从而大致显示出 传统文论、美学范畴体系框架之基本轮廓。（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体系》，《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他还指出，中国文论实际上是一种“潜体系 ”。蒲震元对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古代美学）研究中从微观渐及于宏观，从对概念、范畴的 诠释逐渐拓展、深入到对思想体系的深层研究的理论取向进行了分析，指出通过对大量文艺 现象与文论范畴的研究，由范畴研究向体系研究拓展，是一条可行之路。（注：见《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
）对体系的探索 往往突出了中国古代文论那些最为本源、最为中心也最能体现审美规律的范畴。
新近出版的汪涌豪的《范畴论》着眼于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自身，在古代文论范畴方面作了 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该书清理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构成范式和主要特征，分析了中国 古代文论范畴形成的内部规律，即古代文论范畴与创作风尚、古代范畴与文体的关系，剖析 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逻辑体系。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构成范式，该书着重考察了汉语 和特殊性、取式于自然人事的思维方式对范畴的品格的规定。并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形象 直观性、超越逻辑性、可动作性进行了阐释。关于中国古代文论得以形成的内部规律，该书 着重分析了创作风尚、诗词曲等文体对范畴形成的内在规定，指出在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学术 风潮的影响下，文学范畴相应地表现出的与之趋同的色彩，而文体则直接关乎文学创作的内 在机理和具体的操作规程，从而也往往使范畴带上了更为根本的特点。关于中国古代文论范 畴的逻辑体系，该书通过考察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考察，分析了“道”、“气”、“兴” 、“象”、“和”五个元范畴的对中国文论范畴形成的本源性意义；通过对本原性范畴、创 作论范畴、作品形态和风格论范畴、鉴赏与批评论范畴的清理，指出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 潜体系”的征象。该书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清理较为全面，不仅涉及其形成的内部规律 ，而且涉及其形成的外部规律；不仅探索它们形成的规律，而且剖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作者指出，因语言、文体和文化构成的改变，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并未再现其辉煌。但它是一 个尚未闭合的体系，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一种知识修养，乃至一种趣味，一种审察的角度， 古代文论范畴对人的影响可以说是深刻的，并且可以预期将长久存在。因此，汪涌豪先生认 为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并未“失语”，持此论者的这种表述反映了一种并不可取的文化心态 ，而有期待传统文论及其概念、范畴全面复兴的，则更是根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汪涌豪 先生的观点从发展的角度道出了古代文论在历史流程中的地位和理论价值，在对待传统文化 的态度方面，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在范畴研究趋向深入的过程中，古代文论研究界就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讨论和 反思。党圣元指出，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绝大多数是从中国古代文化哲学概念、范畴中导引而 来的，在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轫时期，先秦诸子的文艺思想与文艺批评方法与他们的哲学 思想及其方法论原则是浑然一体的，影响所及，自然形成了传统文论及其范畴与传统哲学及 其范畴互相渗透、互相交融的特点。基于此，他还主张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与传统文化 哲学、文学创作和批评鉴赏结合起来，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行考察。（注：见《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
）对于党圣元关于 范畴研究方法的意见，王振复强调研究中国古代美学、文化范畴的发生，可采用包含文化哲 学因素的文化学研究方法，认为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的“发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本不 是一个哲学或文化哲学的问题，而是包含一定哲学或文化哲学之前期意识萌芽因子的远古文 化问题。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范畴的文化母体，是整个中国远古文化而不是比较晚成的文化 哲学。哲学或文化哲学不是古代美学、文论范畴之源，而仅仅是它们从发生走向成熟之漫长 文化历程的一种中介。（注：见《方法与对象的适应》，《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
）其实，从整体的角度看，文化哲学研究法和文化学研究法都力图 从不同角度更为切近范畴的本来面目。文化学研究法强调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或美学范畴在 远古文化的发生学意义，文化哲学研究法强调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或美学范畴在先秦的理论 基点；从“史”发展的纵向考虑，它们都不可偏废。
值得一提的是罗宗强先生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对范畴研究的启示。在写作《隋唐五代文学思 想史》之前，罗宗强先生准备对一些常用范畴“考其原始，释其内涵，辨其演变”，但他深 入研究又发现，这些范畴的产生都和一定时期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潮流的演变密切相关， 不弄清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不弄清文学思想潮流的演变，就不可能确切解释这些概念的产 生以及它们产生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因此，他转向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史。（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后记，上海古籍出版1986年版。
）罗宗强先生文 学思想史的研究从另一个入口说明了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微观研究所具有的实证意义。文 学思想史的研究为透析中国古代文论范畴提供了了一个最为直接的窗口。
80年代以来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成就，在于以范畴研究为中心所体现的问题意识及其对古 代文论研究由史向论的突破，在于多学科研究的进展及其之于古代文论研究方法的启示，在 于对古代文论总体构架的思索及其之于当代文论建设的理论借鉴意义。但范畴研究中存在问 题也是明显的，如汪涌豪先生认为“从外在构成看，主要范畴研究多，次要范畴研究少；诗 文范畴研究多，而戏剧、小说范畴研究少。从内在质性上看，则狭义诠释多，广义综括少； 具体例释多，条贯归纳少；单个专论多，体系探索少”。（注：蔡仲翔，涂光社，汪涌豪：《范畴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第 108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范畴研究又 是不成熟的。而这些不足也正是今后的研究所应突破的。
值得思考的是，有的学者提出建构古代文论的理论体系，那么这个体系的理论指向又是什 么呢？果如他们所言“基于本民族话语资源，衍伸和抽绎出能与世界文明接轨的精华部分” 吗？（注：蔡仲翔，涂光社，汪涌豪：《范畴研究三人谈》，《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第 116页。）
）西方美学从本体论美学向认识论美学又向语言论美学的转向，其中有一个可供我们 与之对话的统一整体吗？古代文论是与对中国文化的阐释相联系的，如果抽空了它对古典诗 文或当代文艺现象的阐释功能，去建构一个体系，它的生命力又何以维持呢？
三、说不尽的“意境”
对“意境”多角度、多方法的探索是这一时期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最为热点的一个问题。专 著就有刘九洲的《艺术意境概论》、林衡勋的《中国艺术意境论》、蒲震元的《中国艺术意 境论》、蓝华增的《意境论》等。对意境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 范畴意义的丰厚，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具有的被阐释的多种可能性。
这一时期对意境的研究体现了鲜明的当代意识。这首先表现在对意境从美学、哲学、宗教 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进行探索方面。80年代以来，“意境”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对意境与文 学或文论自身的关系、意境与哲学的关系、意境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关系的思考上。
关于意境与中国文学艺术及其中国古代文论或艺术理论的关系。首先，是对意境概念的界 定，大致而言，代表性的看法包括艺术典型说，情景交融说，审美关系或审美体验说和情感 氛围 说。（注：马正平：《五十年来意境研究述评》，《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对于意境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地位，薛富兴把意境界定为中国古典美学中的审 美理想。（注：《意境：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理想》，《文艺研究》1998年第1期。
）其次，是对意境与中国文学关系的考察，蓝华增认为《诗经》里的民歌已经存 在着“意境”，但由于民歌的意境需要唱和相答才能体会到，所以当诗乐分离后，《诗经》 中的意境就一直未被人们所认识。直到魏晋南北朝，随着“文学的自觉”，陆机提出的“缘 情”说才成为意境理论的源头，而《文心雕龙》中讲的“意象”，《诗品》中说的“滋味” ，也都是意境说理论的萌芽，但意境说的真正形成却是唐代。唐代“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的审美经验，为诗境说提供了确凿不移的根据，佛学思想的影响则导致了“境生象外”、“ 思与境偕”等概念的出现。（注：蓝华增：《意境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章。）
）张节末通过分析王维诗歌中“空”的境界，以阐明禅宗现象 空观与唐代诗歌内在意蕴的关联，由此证明禅宗的出现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影响。并认为中国 古代诗歌的意境，在盛唐已经形成。（注：《禅宗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六章“禅化与诗化”。
）再次，是对意境理论的发展过程的考察，蓝华增把 意境的发展勾勒为四个阶段，即周至两汉为潜匿期，魏晋南北朝为孕育期，唐代为形成期， 宋代为发展期，明清的广泛运用和总结期。（注：蓝华增：《意境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章。）
）学者们对意境理论史上庄子、刘勰、刘禹锡 、皎然、司空图、严羽、王夫之特别是王国维对意境理论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研究。而冯契 先生的《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注：《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见《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1期。
）一文同对近代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 宗白华、鲁迅等人的意境观作了分析，把对意境理论的研究延升到近代和现代。
关于意境形成的哲学基础。首先是意境与先秦哲学思想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易经》里 的“言不尽意”，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辩，对意境理论的产生都有一定影响。而冯契认为中 国古典美学中关于艺术意境的理论，在庄子这里已经有了萌芽，在先秦道家思想那里找到了 中国美学意境理论的基石。（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也认为，意境说的源头在 《庄子》那里，认为“在庄子那里，审美的境界的达到是与物同一的达到分不开的。审美的 境界即是物我一体，‘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为后来的意境说所本。（注：《中国美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256-258页。）
其次是关于 意境与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内在联系，有的学者如王达津则认为，“意境，境界的概念实由佛 经而来”，“佛经讲心之所游履攀缘者，谓之境，所观之理也谓之境，能观之心谓之智。境 与智在文学方面就变为意与境”，“佛经所说的智境，实起了促成文学中的意境说的作用” 。但王先生认为佛经的智境之所以能转化为文学上的意境，主要还是由于“中国诗歌创作， 意与境合，早有境界形成”。（注：王达津：《古典诗中有关诗的形象思维表现的一些概念》，《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 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97、98页。
）张文勋也认为境界的概念取自佛教之“六根”、“六境” 说。（注：《从佛学的六根六境说看艺术境界的审美心理因素》，《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90年代以来，蒋述卓对意境与佛教思想之内在联系进行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在两晋 南北朝时期，佛性理论空前繁荣，受此学术风气与社会气氛的影响，佛家的境界理论渐渐地 渗透 到文艺美学领域，在王昌龄的《诗格》与皎然的《诗式》中，他们开始明确借用“境” 、“境界”、“缘境”、“取境”、“造境”一类概念，进一步阐述文艺创作中的心物关系 ，并确立了艺术意境理论的基本理论形态。从此以后，运用佛教境界理论一方法来进一步阐 说与丰富文艺美学中的意境理论的现象，也便不断出现。佛教的境界说给文艺美学中意境理 论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营养和思维方式上的启发。（注：蒋述卓：《佛教境界说与中国艺术意境理论》，《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叶朗先生和张节末先生则 从考察禅宗自然观的角度去探索禅宗思想对意境理论的启示。叶朗先生认为，意境理论的形 成，不仅受道家和魏晋玄学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唐代佛学特别是禅宗的影响。禅宗主张在日 常生活中，在活泼泼的生命中，在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去体验那无限的、永恒的、空寂的 宇宙本体。这种思想进一步推进了中国艺术家的形而上追求，表现在美学理论上，就结晶出 “意境”这个范畴，形成了意境的理论。（注：叶朗：《再说意境》，《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张节末的《禅宗美学》则从禅宗的色空关系入 手， 指出禅宗最基本的感性经验是现象空观，直观方式取代了譬喻方式而成为中国佛教尤其是禅 宗的主流感性经验；当禅宗趋于文人化，禅的经验也被赋予了更多的诗的性质。因此，他认 为意境应是禅宗美学突破的产物。（注：《禅宗美学》第五章。
意境研究的当代意识还体现在对意境与现当代文学、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汇通之处的思索。 如蓝华增的《意境论》对“意境与现代诗学”、“意境与当代诗歌”关系的探索，蒲震元的 《中国艺术意境论》对“近现代文艺创作中意境审美内涵的拓展与更新”、“当代中国艺术 意境的存在形态与发展趋势”的探索。而一些学者尝试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把意境说与西方的 “典型”说进行比较，把中国的意象说与西方的意象派进行比较。这些研究往往注意到了西 方理论与中国理论的汇通之处与中国理论的特殊之处，注意到了意境在现当代的新质及其特 殊性。一些文学评论家也从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变入手，对古代文论的意境说进行了质疑，例 如“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诗群”的代表人物孙绍振说，“新诗在走向2000年，而我们 的批评家用的解剖刀却还是古典的。他们用古典诗歌的美学原则去衡量50年代、60年代的新 诗已经捉襟见肘了。例如他们老是把我们古典诗歌的意境概念，无限制的运用，其实，很大 一部分是讲究激情的抒发的，早已冲破了意境的美学原则。”（注：孙绍振：《给艺术革新者以更加自由的空气》，《诗刊》1980年第9期，第50、51页。
）“在抒情诗中，情渗透于 生活形象，情景交融，和谐统一，可以创造出动人的意境，情冲破景，情使景和物变形，变 异，情使理性逻辑变异，情占了压倒优势，也可以产生充满激情的诗篇。”（注：《论诗的想象》，《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
）钟文也认为 ，“艺术美是诗美的一个内容，但意境美不能概括诗美的全部”，“用意境作为独一无二的 最高楷模创作诗的时代终究过去了，用它来作为唯一审美准绳的时代必定是过去了”。（注：《论诗美书》，《诗探索》1982年第3期。
意境理论在当代文学评论中的“遭遇”说明新的艺术理论的产生来自新的艺术实践。作为 理论的特殊价值，“意境”已经被纳入现当代文艺理论、现当代美学理论的编写之中，（注：（37）见古风《现代意境研究述评》一文第三部分“现代意境研究的学科建构”，古风先生 认为学科建构是现代意境研究的最终目标。） 但如何对它加以运用，却成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从另一个意义上说，现当代与古典审美 旨趣的分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意境”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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