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五斗米道的诸首领及他们之间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首领论文,他们之间论文,关系论文,五斗米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张陵在鹤鸣山首创五斗米道起到张鲁在汉中对之作大规模的发展止，此段时期是五斗米道的创建时期。在此期间先后有多员道首主持过建教传道的领导工作，当时人对之颇有记载。但是有的学者对那些较为原始的记载似未能作总体的和细致的考察分析，偏信了其中的某种讲法，于是在定断谁应该是五斗米道的真正首领这个问题上就表述得未必合乎事实，继而也就未能真正合理地揭示出诸道首之间的传道关系。对此，笔者试略谈一点不成熟的浅见。
一、张陵以及张修、张鲁都是建教传道的首领人物
辞海“五斗米道”条说：五斗米道是由“张道陵（按：张道陵即是张陵，晋代五斗米道的信徒常在人名中加上一个“道”字，故张陵亦称为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创立”的。“陵死后，传子衡；张衡死后，传子鲁。东汉末，张鲁雄据汉中，五斗米道大行。”这种把张陵爷孙三人视为是五斗米道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人的讲法，是一种较为普遍流行的说法。此说其实是采据于魏晋间人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的讲法。该传说：“（张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按：即鹤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继而传文又用了约200 字的篇幅记述张鲁在汉中进一步发展五斗米道的情况。一般的意见认为《三国志·张鲁传》是目前所知记述五斗米道建立经过的最原始又最正规可靠的材料，故后人由是多据信其说。
笔者认为：《三国志》的记载固然值得参考，但我们如果只单纯地以陈寿所记述的内容为主要依据，来断定创建五斗米道的主要人物是张陵爷孙三人的话，那恐怕就不利于全面准确地揭示事实真相。大家都知道陈寿所撰的《三国志》，其记事是颇为简略欠周的，故南朝人裴松之为之作注时就需要加插和补充不少材料。所以对《三国志》是可以参考而不可偏信的。何况有关五斗米道创立的情况，除《三国志》的《张鲁传》外，《后汉书》中的《刘焉传》、《华阳国志》中的《汉中志》以及《三国志》注中所引的《典略》等好几种记载里，都有一些颇为可靠可信的材料，都是值得兼取以作参考的。以多种有关的记载来分析看，张陵爷孙三人中的张衡只是徒有虚名而不见有实绩。实际上只有张陵和张鲁以及一个叫张修的人才真正是功绩显著的，此三人才是对建教传道真正有功劳的领导人。特别是为陈寿所淡笔轻描的张修，他的功绩其实就并不亚于张陵与张鲁。
张修的事迹在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的《典略》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实无益于治病，但为淫妄，然小人昏愚，竞共事之。后角被诛，修亦亡。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
可见，张修乃是一个创建五斗米道的重要角色，曾经做了大量很有影响的创教传道工作，甚至其名气能够与张角并列。后来张鲁得以将五斗米道进一步地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利用了张修所奠定的基础而奏效的。有关张修的情况，陈寿在《三国志·张鲁传》中只是这样不涉重点地作一点点简略的提及，说：“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在这里陈寿并没有讲及张修传五斗米道。由于这样地写述，很自然就使张修创教传道的事实因而模糊失真起来。到裴松之替《三国志》作注时，《典略》中那段珍贵的史料才被裴氏珍重，把它摘录出来弥补了《三国志》之简缺。由是可见裴松之治史是颇为明智有眼光的。可惜裴松之的明智有眼光乃有其不足之处，那就是他虽已对这段史事作了必要的补充，但他对陈寿不详细记载这段如此重要的史事的不正常表现及原因就未能作深入的追究探讨。大概是为了勿令这个问题节外生枝和为了堵塞疑窦，他于是提出了“张修应是张衡”的错误推断。在这一点上裴松之的明智似乎又变成倒退了。
依理分析，陈寿之所以不详细地写述张修的事迹，而只偏重记载并颂扬张陵爷孙三人，这可能是受当时某些客观因素所影响而造成的。
按《三国志·张鲁传》说，曹操进军蜀中得胜后，“拜鲁镇南将军，待以客礼，封阆中侯，邑万户。封鲁五子及阎圃等皆为列侯。为子彭祖取鲁女。鲁薨，谥之曰原侯。子富嗣。”可知，张鲁归降曹操后不但受到十分隆厚的礼待，而且还与曹氏结成姻婚，张氏一族当时成为了汉朝爵位显赫的朝臣和势大名尊的贵族。更需要指出的是张鲁的女婿——曹操的儿子彭祖（即曹宇）又与魏明帝关系甚好。史载“明帝少与宇同止，常爱异之，及即位，宠赐与诸王殊”（《三国志·燕王宇传》）。所以明帝在位时，曹宇曾一度当过大将军。因此张家一门在整个曹魏时期，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都是非常煊赫的。在张鲁一门得势显贵的形势下，特别是在张修又是个失败者的情况下，张鲁以及他的子孙们肆意地夸大自己的政治成就及先人的创教功绩，贬低对手；对某些不利于自己祖先荣誉声望的事情加以掩盖隐讳，这些都是可能有的事情。而趋炎附势之徒把张修曾经对五斗米道有过贡献的事实加以抹杀，把张鲁爷孙三人的接承关系有意渲染夸大，这样的事成为必然也就不奇怪了。陈寿写《三国志》时，可能在有意与无意之间地接受了这种带偏袒性的说法，又可能是因为没有认真细致地对事情真相作一番合理的推敲分析，于是就在史书中把张修的创教传道之功偏笔淡写了，由是造成了史事真相含糊不清。而后人对于陈寿的《三国志》在总体上是多誉褒词的，故而对该书中的这些偏误也就有所忽视。即使裴松之在这一点上略已察觉到陈寿的记载有问题，利用补充史料的办法作了一些补救，但是他也未能追究得问题之疑根所在。不过裴松之仍然算是有眼光和有一定的清醒度的，在肯定张修创教有功这一点上，他的见解是正确的，他所补充引用的那段史料给我们提供了一点很有意义的启发。
将《典略》的记载结合其他有关的记载来分析，明显可以看到张修是五斗米道的重要道首之一。其一：张修在传播推行五斗米道过程中，所持的教义教规都比较完整有系统；他能够率领徒众响应黄巾军而进行起义，这可见他的创教传道是既有规模又有影响的。张鲁所传行的教规教义，很多内容都是在杀死张修后，“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的。这说明张修在张鲁之先已做了一番对传播五斗米道来说有十分重大影响的工作。其二：当时的人早已经称张修为五斗米道首领。例如上文所引的《典略》中就有提到他是“五斗米师”。又例如在唐人李贤所作的《后汉书注》中，在《灵帝纪》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秋七月， 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这段文字之下，就引了刘艾《纪》中的内容说：“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按《典略》的作者鱼豢以及《纪》（即《灵帝纪》）的作者刘艾都是三国时人，熟知当时史事，他们都同时一致地肯定张修该人及其创教功绩，都认为张修是道首，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完全可以相信其说之可信。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讲张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非常出色的建教人物，很应该将他与张陵、张鲁相提并论才是。
二、张修与张陵、张鲁之间的关系
张修与张陵之间有什么关系，史书无直接记载。但据各种现象来分析，他俩之间不容否定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这种关系应该是属于宗教组织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其中又带有师徒关系的成分。
从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张修和张陵所持的教义和教规都是颇为相似的，尤其是两者都具有要求信教者必须出五斗米作为入道经费这一特点。《三国志·张鲁传》说：“（张陵）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典略》亦讲：“修为五斗米道，……使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纪》也云：“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曰五斗米师。”多种记载都口径同一，皆指出张陵与张修具是要信徒们出五斗米，这决不会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足以说明张陵和张修所传的都是五斗米道，他们所奉行的教义教规基本上是同宗同源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张陵、张修两人在传教时间上表现为一先一后有所衔接，其次序颇为自然。《后汉书·刘焉传》说张陵在“顺帝（公元126—144年）时客蜀，学道鹤鸣山中，造作符书”。创教传道了几十年，到“汉熹平末（按：约在公元177 年）为蟒蛇所噏”（卢弼《三国志集解》引李膺《益州记》）而死。而据《典略》所载，张修则正好在张陵死后的很短时间之内，即在光和（公元178 年至183年）中时开始自树一帜地传播发展五斗米道。值得注意的是， 《典略》记载了当时好几个地方三个宗教组织的建立情况，提到了骆曜、张角和张修三位首领人物，却没有提到张陵、张衡与张鲁。可见五斗米道在光和年间实际上是以张修所部为最有影响，《典略》的作者显然是尊重事实以记事。看来他已经把张修所传之五斗米道看成是张陵所传的五斗米道了。说张陵和张修之间有上下级关系和师徒关系，又可以从以下几条材料中察出端倪来。据葛洪《神仙传·张道陵》云：“陵与弟子入蜀，……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长官。并立条制。”据宋人张君房《云笈七签》的记载说：早在汉安二年（公元143 年）时，五斗米道的组织已拥有二十四个治，分布于益州各地。可见当时宗教组织内部上下级的关系网已经存在而且颇为周密。又据《魏书·释老志》说：“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官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由此可知，张陵所传的道术乃是在师徒之间秘密传授的，那么张修的道术肯定是从张陵处接受而来的。总之，张修能够大张旗鼓地传播发展五斗米道，又是在张陵死后三两年之内而从事传道，而且拥有人数众多的信徒，其势力还发展到不久便举行武装起义反抗东汉政府；如果他不是张陵所部的大弟子，获得了师父秘传之道，获得了不少道友信徒的认可和支持，拥有一定的威信的话，他岂能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和能够获得如此快速的成就呢？可见，尽管史籍中无直接记载说张陵是张修的上司与师父，而事实上张修明显是张陵的部属与徒弟。只不过这一事实一直以来遭到忽视，未被人们清楚地认识罢了。
按一般情况，张陵的事业及其教主的权位，在未有作明朗的确定的情况之下，由儿子张衡和孙子张鲁去继承是属于正常的，然而由大弟子去接替亦未尝不可。张陵有否预先指定了继承人今已不可知，但从后来发生的情况可知事情亦颇为凑巧，张衡在张陵死后不久就归了天。据嘉庆《四川通志》（常明、杨芳灿等修纂）卷167 《仙释》之《孙夫人传》下引《女仙传》说：张衡是死于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179 年）正月的。距张陵弃世仅隔二年。张陵、张衡相继而死，自然令到张陵所创的五斗米道在教权承继问题上产生混乱和出现危机。因为这时的张鲁还是一个属于年纪很轻的人，从能力和威望来说都不能镇得住局面。有几条材料可以反映说明这种情况：《太平御览》卷518 宗亲部引《南郑城碑》讲：张鲁投降曹操后“位尊上将，体极人臣，五子十室，荣并爵均，童年婴稚，抱拜王人。”在同一卷处亦引《魏志》说：“鲁雅为魏武所宠，诸子未胜缨，并遣中使拜授官爵。”据《三国志·张鲁传》所载，张鲁降曹之年是在公元215年。 既然此时张鲁的五个儿子尚是“童年婴稚”，皆“未胜缨”，即使他有女能嫁人亦当在十六、七岁间，那么张鲁那时必然是个养着幼年子女的中年父亲。逆数大约40年到张鲁他爷和他爹去世之时，很必然张鲁肯定是一个未成年的孩童无疑。所以在张陵、张衡相继去世之时，张鲁之母曾一度要抛头露面以支撑局面。故《三国志·蜀志·二牧传》、《后汉书·刘焉传》及《华阳国志·汉中志》等对张鲁母及其活动的情况都有所记载。例如《三国志·蜀志·二牧传》说：“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从张鲁母要抛头露面以及要凭着姿色去跟军阀刘焉来往这件不大正常的事情中，实可以窥见到当时宗教集团内部明显是处在一种缺少一个有权威和有能力的首领的异常状态之中。
教权继承出现了危机，势必会导致整个宗教集团的组织趋向涣散，必须要有一个有能力的人出来主持局面才行。所以原是张陵的徒弟和部属的张修乘机自立，树起了旗帜。在汉末军阀混战英雄不断因势崛起的时代来说，张修有这种表现乃是必然的，其对五斗米道内部的教权承接关系来说亦不见得是突然的。结果张修不但乘势而起，而且还抓着机会领导举行过武装起义以响应黄巾军。而张鲁所部就不闻有所举动。可见，在张陵、张衡相继而死，张鲁母子俩孤儿寡妇威微力弱的情况下，五斗米道的领导权曾一度发生过偏移，变成由张修来主宰局面了。这时，在五斗米道内部，张鲁与张修之间已形成了两系势力，而双方力量的对比显然是张鲁所部弱小而张修所部强大。
大概是由于张鲁母靠出卖姿容给军阀刘焉能获得刘焉的好感与支持的原因，结果张鲁便在初平中（公元190—193年）得被刘焉任为督义司马。从此张鲁就有机会亦有能力去发展其祖父之遗业，他于是“住汉中，断谷道”，“行宽惠，以鬼道教，……巴、汉夷民多信之”（《华阳国志·汉中志》），势力不断地强大起来。而那个响应中原黄巾军而起义的张修却遭到镇压后被刘焉收编了，亦成为了刘焉的别部司马。在暂时都同属于刘焉部下的情况下，一个是居于有所恃而势力兴盛的地位，另一个则处在兵败失势身是降将的地位。这时张鲁所部的势力就反过来比张修所部的势力强大得多了。所以当刘焉命令张鲁与张修合兵去攻打汉中太守苏固时，张鲁便凭着兵多力强而乘势袭杀张修，收编其部众，结束了五斗米道内部派系分裂的局面。随后，张鲁又摆脱刘氏的约束，割据汉中自立，“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三国志·张鲁传》），遂使五斗米道大行起来。
总的来讲，五斗米道的创建与发展，张陵开了首创之功，张鲁成就了兴旺之业，张修则是介在从张陵到张鲁之间起承上启下作用的人。无论从实际功绩或从社会影响来看，都应该把张陵、张修、张鲁三人并列起来，称他们为五斗米道创建过程中的重要道首。单纯地从爷孙祖传世袭教权的角度去确定的所谓五斗米道创建发展是由张陵传子衡，衡传子鲁的讲法是片面的，亦是与实际情况有距离的。
（本文1997年4月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