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与热点问题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年中论文,研讨会论文,热点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8年2月15～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与热点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讲话。研讨会由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陈佳贵主持，副院长武寅、院纪检书记李秋芳、院秘书长黄浩涛、学部主席团秘书长何秉孟出席会议。来自经济学部各研究所（中心）和相关研究所、职能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专家围绕中国2008年的经济形势及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一）世界经济形势
1.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2008年世界经济面临次贷危机、油价高企等因素的影响，各研究机构纷纷调低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介绍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08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测从2007年7月时的5.2％下调到4.1％，下调了1.1个百分点；对美国和日本经济增长率的预测均下调至1.5％；对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降为1.6％；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预测降为10％。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向阳认为，美国经济发生衰退的风险加大，但不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主要经济体之间周期的非同步性决定了全球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小。
2.美国次贷危机及影响。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雪松认为，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9·11以后，为刺激经济，美联储一直实施低利率政策，导致不动产价格攀升，形成房地产市场泡沫。从2004年6月开始，为缓解通胀压力，美联储连续17次提高基准利率，导致房地产需求下降，价格回落。同时，因为债务已经超过了房屋的实际价格，拖延还贷的现象显著增加，首先被拖欠的贷款就是所谓的次级贷款。美国住房市场的急剧降温，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激烈动荡。
关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刘树成和李雪松评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经济将陷入严重衰退。第二种看法，认为对美国经济的估计不必太悲观。从长期看，美国经济结构比较稳健，目前所面临的只是一些短期的不确定因素。第三种看法，认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拐点，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第四种看法，认为以美国为支柱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瓦解，需要重新考虑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使命。
李向阳认为，短期内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中长期经济走势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次贷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利率政策、注入流动性政策、财政政策、行政措施进行市场干预，这些政策会阻止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扩散。但中期内大量注入流动性与降息使通货膨胀风险加大，长期内将影响金融市场的运行模式。
3.石油价格波动及走势分析。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认为，油价已不单纯是石油供需关系的反映，而是世界地缘政治、外交关系的晴雨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的衍生物。近期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1）美国原油库存的变化；（2）石油产量的变化及产油国政局的影响；（3）石油市场的投机活动；（4）全球通胀与美元贬值；（5）对经济增长的预期；（6）经济结构变化与技术进步导致对原油的依赖程度大幅下降，等等。
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石油价格的确定，既受供求关系影响，又受金融投资影响，还受预期影响。研究显示，石油市场是一个信息无效市场。这意味着，石油价格并非随机游走。目前，金融投资是决定石油价格的主导因素。国际上的金融强国（美国、欧洲和日本）在石油价格的制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关于油价走势，李扬认为，持续6年的弱美元局面可能于年内改变，相应地，高油价、高金价状况也会改变，国际大宗资源和农产品价格的走势可能不会延续太久。这是因为尽管弱美元有助于提高其国家资产负债的质量，但从战略上说，强美元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长期实施弱美元政策对美国不利，一是降低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和国际储备资产的地位；二是使俄罗斯获益；三是激化了美、欧矛盾。
李向阳认为，投机与OPEC理念的转变是此轮油价上升的主要动因，但全球经济减速短期内将不支持油价大幅攀升。油价走势在短期内不排除继续创出新高的可能，但需求面不支持油价上涨；中期看，新兴市场经济对石油需求的稳定增长与OPEC理念的转变，使油价仍然维持在高位；长期看，油价走势将取决于替代能源的开发进展。
（二）世界经济形势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刘树成认为，国际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1）出口减少，经济增长下降。有关分析认为，外部环境“趋冷”，使中国内部经济自动“降温”。如果宏观调控再紧缩，容易形成“超调”。（2）货币政策加息空间很小。中美货币政策具有不同取向。在美联储不断降息的情况下，中美利差的扩大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流入中国，加剧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中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加息空间被一再压缩。
李雪松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程度将取决于美国经济减速的程度。根据测算，中国出口增长率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美国GDP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率平均将下降5.2个百分点。因此，2008年要警惕出口增速下滑，但一些行业的生产性投资依然过快增长而可能出现产能过剩。
李向阳认为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全球经济减速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在美元有序调整与美国经济减速的环境下，外部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强大；发达国家对华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加强；高油价、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国际金融市场激烈动荡对资本市场的心理冲击加大；国际社会炒作中印充当全球经济增长发动机有可能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对主权基金的投资限制有可能放松，为“走出去”战略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二、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与预测
（一）2007年经济形势和2008年计划情况
陈佳贵通报了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和2008年国民经济计划情况。2007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GDP比上年增长11.4％。三次产业增长率分别为3.7％、13.4％、11.4％，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1.7∶49.2∶39.1。农业生产继续稳定发展，粮食再获丰收，为历史上第4个高产年，也是1985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首次实现连续4年增产。工业生产增长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快增长。价格上涨较快，全年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4.8％，生产价格指数（PPI）上涨3.1％。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实现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就业增加较多。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财政收入继续增长。关于2008年的经济发展规划，陈佳贵提供了一些重要指标的计划数。计划GDP增长率为8％，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CPI涨幅在4.8％以内，财政赤字不超过1800亿元。
（二）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与预测
1.对2008年中国经济走势的不同预测。刘树成和李雪松介绍了研究机构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不同预测情况。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认为GDP增长率高于10％，提出2008年不是中国经济的拐点；第二种预测，GDP增长率低于10％，高于9％。第三种预测，GDP增长率低于9％。据“巴克莱资本”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经济2008年将开始降温，GDP增幅大幅回落至8.8％。对2008年居民消费价格的走势也有三种预测：第一种，高于4.8％。有的认为在5％以上；也有的提出在7％以上。第二种，与4.8％持平。第三种，低于4.8％。有的认为在4.5％以下；也有的提出在4％以下。
李雪松对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做了初步预测。他认为，2008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0.3％左右，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受美国次贷危机、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出口及工业增加值增速将有所降低，进而生产性投资增速将相应有所降低，但由于基础设施及房地产投资仍将会快速增长，因此总投资增速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受收入水平提高影响，消费增速将继续有所上升。因出口增速下降、国内消费增速上升以及国际大宗商品进口价格上涨的影响，2008年进口增速将略低于去年。全年CPI上涨4.8％左右，与去年基本持平。
2.经济周期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拐点”问题。刘树成认为与前9轮经济周期相比，从2000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周期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在以往历次经济周期中，上升阶段一般只有短短的一、二年，而本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到现在已持续8年，在8％至11％左右的区间内平稳较快地运行。这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出现了新的波动形态，即经济周期波动的上升阶段大大延长，经济在上升通道内持续平稳地高位运行。针对有人提出2008年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由升转降的“拐点”这一观点，刘树成进一步指出，在一个典型的经济周期波动中，波形比较简单，即一起一落，其中只有一个高峰，可称为“单峰型”波动。而在现实的经济波动中，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波形，如在一个周期中可能出现两个高峰，可称为“双峰型”波动；也可能出现三、四个高峰，可称为“多峰型”波动。中间的微小起伏不宜称为“拐点”，而可称为“高位调整”。中国在2008年GDP增长率若放缓，不能断定就是“拐点”，也可能属于“高位调整”，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3.南方雪灾反映出的问题及对策建议。1月中旬至2月初，我国南方地区发生了罕见的雨雪和冰冻灾害。吕政认为，春节前的南方雪灾又揭示出新的问题。一是沿海的经济密度过高，农民工数量庞大，才会形成短期内的人口大流动，自然灾害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交织在一起。二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产业升级进展迟缓，产业结构仍然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三是沿海地区产业向内地转移遇到土地约束、投资环境、产业配套能力等问题。
针对此次雪灾反映出的问题，吕政建议，第一，我国应做好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抗灾救灾的思想与物质准备；第二，抗灾、救灾应把发挥政治优势与运用经济杠杆结合起来；第三，加强灾害应急体系建设；第四，加强跨区域、跨部门的协调和实行积极疏导的方针；第五，科学布局、建设与合理利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第六，统筹规划输变电设施的修复和电力建设；第七，积极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
李雪松提出，南方雪灾警示我们反思自然灾害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并采取有效的对策。一是基础设施薄弱，应加大建设力度；二是应急保障能力脆弱，应加大应急保障能力建设；三是灾害保险缺位，应加快建立灾害保险制度；四是铁路、能源等垄断行业改革滞后，应加快推进相关领域改革。
4.宏观调控政策及影响因素。刘树成指出，2007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双防”，“双防”之下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宏观调控政策取向的第四次转变。但是，由于当前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减速等许多不确定因素，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并根据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政策，应对变化。宏观调控要科学把握节奏和力度，尽可能长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防止大的起落。
李扬分析了2008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影响因素。国际因素包括：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各主要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普遍趋向放松；弱美元局面可能于年内改变，相应地，高油价、高金价状况也会改变，国际大宗资源和农产品价格的走势可能不会延续太久。国际经济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利有弊，但净影响可能是有利的。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国内因素包括：净出口贡献率可能大大降低；出口增长可能继续下降，其吸纳的就业将相对减少；冰雪灾害使得重建成为重要挑战；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剧了就业矛盾；来自供给面的价格上涨冲击至少在上半年会比较严峻；同时又有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2008年应进一步放松管制，加快市场化改革，稳定投资，但要改变投资结构，加大对社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弥补净出口增长下降留出的缺口；另一方面，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条件下，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和水平。
5.物价变动趋势分析。刘树成指出，2007年年中以来，消费品价格及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更加明显。全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4.8％。这是自1997年后11年来的最高点。从物价结构上看，影响这一轮CPI上涨的直接原因是2007年年中猪肉价格的上涨。总的来看，这一轮物价上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总量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影响；既有需求拉动因素，也有成本推动影响，还有市场预期因素等，是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
李雪松认为，四方面因素推动了价格上涨：（1）全球性通货膨胀。自2007年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的情形，燃油、食品和许多消费品价格都在上涨。（2）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3）农业生产连续四年增速下降。（4）翘尾因素高企。翘尾影响将是2008年CPI涨幅难以显著降低的重要因素。2008年上半年CPI上涨中翘尾因素的影响将高达5.0％，虽然下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将下降到1.8％，但全年平均仍将达3.4％。
6.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李雪松认为，近几年我国经济在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主要问题是：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偏多；资源环境压力较大，节能减排任重道远；城乡差距扩大，收入分配恶化。这些结构性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并延续了一段时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领域中的一些关键性改革不到位，比如财税体制改革以及垄断行业改革滞后。结构性问题难以单靠宏观调控来解决，必须按照“十七大”报告精神，通过深化结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要实施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
三、中国经济运行与宏观政策
（一）产业发展及相关问题
1.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分析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形势。他认为当前农业形势变化的最重要特征是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出现了新的格局，即农产品的需求明显增长，而供给增长受到的资源约束更加明显。张晓山指出，中国耕地紧张，需要通过进口平衡国内需求。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市场上有可能面临着不断快速增长的农产品需求和不断快速上扬的农产品价格。因此，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立足于国内，提高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保护耕地资源，确保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1）千方百计稳定农业生产资料价格。（2）组织实施振兴油料生产计划。（3）保护小规模养殖户的生产能力，发挥其调节供求的关键性作用。（4）在流通领域采取措施稳定价格，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5）控制农产品的出口。
农村土地一直是利益相关者关注的重点。当前各地在实践中都在进行各种探索和试验。在未来十几年间，农村土地资本的分配方式与分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左右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1）农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运作程序和增值收益的分配问题。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当前有三种观点，一是“涨价归公”；二是“涨价归私”；第三种“私公兼顾”则最为合理。（2）宅基地问题。关于宅基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等问题，我国《物权法》等相关法律中已经做了一些规定。在当前的情势下，对于宅基地采取“管住用途，放开产权，认地不认人”的管理政策或许是一种次优选择，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关于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问题，张晓山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有两种思路，一种是要在农村中培养和发育农业企业家，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另一种认为现代农业的主体形式应当是企业，要形成一大批大规模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企业，直接雇工从事规模化的农业生产。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实践中的不同做法的争论可能将长期进行下去。需要注意的是，在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发展规模经营的同时，必须防止一些工商企业进入农业，以发展现代农业为名、圈占农民的土地、损害和侵犯农民经济利益的事件发生。
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提出农村金融改革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中国的农村金融不应学习孟加拉和南非的模式，建立全国性的市场化农村金融机构，而应借鉴东亚的经验，建立地区性、服务特定人群的中小银行，不能片面强调市场化。二是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问题。虽然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资产质量有所提高，但是改革的难度超过了预期。
2.工业经济运行的特点及主要问题。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认为，2007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的特点是：工业持续高速增长，出现了过热的苗头；市场需求稳定增长，工业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工业品价格温和上涨；企业利润继续高速增长，利润向上游产业和垄断行业集中趋势明显。当前我国工业盈利主要依赖于资源和垄断等非经营性因素，而技术创新、市场竞争力提高等经营性因素所起的作用仍然有限，工业盈利的基础还比较脆弱。
2007年我国通过采取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促进节能减排、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大力促进工业结构调整，并取得一定成效。但2007年6月无锡太湖蓝藻事件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企业应当承担的治污成本外部化、私人成本社会化；二是单个企业污染物排放达标，但由于经济密度超出环境承受能力，仍然会导致大面积的环境灾难。预计2008年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增速将会放缓，机电产品的出口将保持较高的增长。
吕政认为，由于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土地使用成本趋于上升、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上涨、环境保护成本投入增加等原因，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生产要素成本上升阶段，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弱。在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后，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调整原有的低成本战略，努力培育起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新的竞争优势，实现竞争优势的转换。
关于企业收入分配问题，吕政认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垄断行业获得的超垄断利润上缴给国家财政的比例偏低，职工的工资水平过高；二是非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工资过低；三是财政税收增长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的幅度偏大。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必须首先解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金碚指出，企业盈利和初次分配的关系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统计分析表明：企业盈利大幅度增长，除了自身竞争力增强之外，低劳动报酬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初次分配向利润高度倾斜。
吕政认为，能源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当前国内的煤炭供应问题。关闭小煤矿，减少了安全事故，但另一方面，又使煤炭供应出现紧张，煤炭价格上涨。二是能源价格管制问题。为了稳定物价，国家出台了临时价格管制措施，其中包括对石油、电力价格的管制。然而，价格管制只是控制了价格水平，却不利于解决油品短缺问题。油品和电力的短缺折射出能源价格体制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改革尚未到位。
3.房地产及调控。城市发展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牛凤瑞认为，中国房地产业应有较快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致的持久旺盛的住房需求决定了未来几十年内房地产业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具有必然性，一定时期内房地产投资高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是合理的。适度松动土地和资金两个闸门，增加房地产产品供给满足住房需求，不仅是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改善民生的釜底抽薪之策，而且对于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降低过高的存贷差，增加就业，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的主导方向应是增加有效供给。虽然2007年年末，几个城市的房价出现下降，或市场交易量大减，有价无市，但作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拐点的判断为时尚早。因为影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的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住房有效供给不足将是今后几十年中国房地产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上，要统筹协调政府、市民、开发商、被征地农民（拆迁市民）的利益关系。一方面强化行政手段在市场失灵领域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根据公共财力提供的可能性，着力建设和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确保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住房需求。住房保障建设要在四个层次上统筹兼顾：一是廉租房建设与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租房、双限房建设的统筹兼顾；二是住房保障体系建设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统筹兼顾；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统筹兼顾；四是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统筹兼顾。
4.A股市场走势分析。金融所副所长王国刚分析了2007－2008年中国A股市场走势。2007年股市走势的主要特点是，股指大幅上扬，股市规模快速扩大；股市的融资功能充分展示，融资额居全球之首；机构投资者成为股市投资的主要力量并直接导向着股市走势；股市运行中的波幅明显加大；监管部门公开的政策调控较少，而行政性窗口指导明显强化。
股票市场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应当引起注意。主要是：（1）A股股价和市盈率均偏高，高位投资有着较大的风险。（2）在各月份之间，公开发行的新股融资额差距较大，推进了股市的波动增强。（3）股票的发行价格与交易价格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股票发行市场机制的改革还需更加深化。（4）A股价格与H股价格差异所引致的争论。二者的直接对比缺乏实质性经济意义，也不可能实现所谓的“联动”。（5）小非、大非的界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并采取切实措施予以监管。（6）行政性窗口指导的政策效应需要进一步关注。
2008年A股走势将受到宏观经济走势、企业经营环境和状况、调控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综合判断，2008年A股市场股指还将继续上扬，但涨幅可能明显减弱；股市均价很可能降低，但不排除区间上行；股指期货的推出将强化在指标股上的多空争夺，从而使股市投资更需理智和技巧。
（二）对外贸易与国际收支
财贸所所长裴长洪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形势。2007年出口继续快速增长，全年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847亿美元。2007年减顺差调控措施密集出台，包括大幅度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广泛使用出口关税杠杆及出口许可证管理、加工贸易政策调整等。但这些调控措施却未能抑制出口的增长势头。推动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国际市场价格上涨。转变增长方式的成效体现在培育新的商品出口顺差。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中居于重要地位，出口结构略有改善。电线电缆、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等相当一部分出口商品实现了量增价升，体现了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良好态势。
关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裴长洪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两个基本约束：一是在国内储蓄持续大于投资的条件下，贸易顺差是必然的。贸易顺差反映的资源流出主要是劳动要素，有利一面是主要的。二是在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的条件下，贸易顺差是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然结果。在这两个基本约束条件下实行减少贸易顺差的努力，即便有些成效，也会因国际市场价格变化而抵消，因此不可能成为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出路。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努力方向不应是货物贸易项目，而我国服务贸易额尚小，而且逆差呈下降趋势，因此也不是经常项目。相反，经常项目顺差不仅是必然的、长期的，而且对于我国尚处在“世界工厂”的上升阶段，还是很必要的。从政策调控角度看，抑制投资增长速度和减少贸易顺差是相互矛盾的，因为消费率的提高不可能很快。贸易顺差额占贸易总额10％以内是可以容忍的。第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出路在于发挥资本项目收支的调控作用，首先是扩大开放，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资本输出；其次是深化改革，改变中央政府垄断持有与个别垄断企业经营外汇资产的格局，不仅藏汇于民，而且用汇由民，从而缓解外汇储备大和外汇供大于求的压力。
（三）就业形势与热点问题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介绍了当前的就业形势。2007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创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的最好水平，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为近年来最高。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稳中有降。劳动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大于需求。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六大行业就业需求旺盛。总体来看，我国劳动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在今后15－20年时间内，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足，劳动力成本上升不会在短期内削弱经济的竞争优势。
随着我国劳动供求关系的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总量矛盾正逐渐减轻，但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表现为“短缺”与“过剩”并存。一方面是企业的“招工难”，另一方面则是大学生“就业难”。供给方面的劳动力数量、素质和结构的变化甚至户籍制度、教育和培训体制的改革，需求方面的经济结构性特征以及经济增长的阶段性，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有关。张车伟反驳了“中国经济是一种无就业创造的增长”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不是无就业创造的增长，反而是大量创造就业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岗位除了要消化经济转轨造成的大量就业摧毁外，还必须吸纳每年大约200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没有足够多新增就业岗位，就不会有今天稳定的就业形势。
关于《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张车伟指出，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兼顾了双方的利益。实施《劳动合同法》可能给用人单位带来的成本主要有三项，即裁员的经济补偿、缴纳社会保险的费用和违法成本。对于正规企业来说，几乎不会增加用工成本；对于非正规企业则大大增加了违法成本。
《劳动合同法》对就业的影响因期限和不同企业而有所差异。对正规部门就业几乎没有太大的负面影响，守法的外资企业用工成本增加非常有限，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对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影响较大，尤其那些过去以逃避对劳动者的责任为生存手段的用人单位受冲击最大。从短期来看，《劳动合同法》实施也许使失业率略微升高；但长期来看，《劳动合同法》有利于扩大就业，有利于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建立长期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从而有利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玲介绍了德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情况。德国自2003年始的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取向，是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从而增强就业灵活性。在理论上，强调向有关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思想回返，将就业安全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政策设计中，对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系统实行“去官僚化”改造，变革社会救助和失业保险条例，激励失业者从事灵活就业。同时，辅之以对人力资本的大规模公共投资，并以就业目标为导向，在职业培训和中介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在经济整体向好的形势下，德国改革取得了就业形式多样化和失业率下降的成果。这其中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值得中国决策者和公众借鉴。
（四）财税形势与货币政策
1.财税形势分析。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对财税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财政收入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物价上涨、税源结构、区域不平衡、征管加强、进出口平衡等多种因素。2008年影响财政收入的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增收因素包括：国民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改革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制度；规范调整非税收入管理等财税政策；加强税收征管措施等的进一步落实。减收因素包括：实行新企业所得税法；中部地区26城市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减征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实施支持节能减排、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西部大开发、促进就业等税收优惠政策。此外，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如工业增长，特别是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行业的增长将继续减缓；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不确定性；2007年基数较大；等等。但综合来看，财税收入仍将维系超常增长态势。
高培勇指出，2007年我国实施了统一内外资车船税、修订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等税制改革项目。2008年税制改革将进一步推进，核心层面在于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之前已启动项目是非主要税种，对于财政收入增减影响不大。增值税转型与两法合并是税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带来的税收增减规模最大。“两法合并”正式启动，预计减税1000亿元。增值税转型实际上处于等待状态。自2004年在东北开始试点，已历时4年之久。2007年又在中西部26个城市进行试点。增值税转型更多地被地方政府误认为一种税收优惠。在减收成本和通货膨胀双重压力下，增值税转型不可能实施，个税、物业税和燃油税也不可能启动。
预决算偏离已成为近年中国财政收支的常态。造成预决算偏离的根本原因是体制问题。在税收计划制定环节，GDP计划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为超收预留了空间，在执行环节产生的超收直接转换为超支。当前的财税体制已经使得从被动的接受“超收”转变为主动的追求“超收”。2007年财政会议提出了解决预决算偏离度的改进方案，即改进超收收入使用办法，逐步将超收收入转入下年度使用。虽然“超收”势头将仍旧延续，但“超支”势头有所抑制，预决算偏离度将缓解。
2.货币政策分析。李扬认为，无论就操作频度还是就操作力度而言，2007年中国货币政策都是相当紧的。就对冲操作来说，法定准备金率连续调高10次，累计提高5.5个百分点；央行票据净发行超过1万亿元。就价格操作来说，利率连续提高6次，利率水平翻番。这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亦为世界历史鲜见。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仍然延续了较松的格局。2008年1月货币供给和贷款都出现了反弹。
李扬指出，当前国民经济中出现的诸种问题，多数并不发端于货币领域，也不能归因于需求膨胀。国民经济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供应面，反复不断地在需求面进行调控，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带来副作用。因此，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的主要含义，并不是要依靠它来“独木撑天”，而是要通过保持货币环境（货币供应、信贷供应、利率水平）的稳定，为解决各种主要来自供给面的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他认为，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已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仅仅转变中介变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中国正面临货币政策范式转型问题。2008年从紧的货币政策，固然包含在政策上至少保持2007年态势的含义，更需要通过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体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全面、加速推进金融改革一途。短期内，应着力于改进以下方面：（1）切实加强货币当局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2）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认真研究并尽快公布我国货币供应统计的新口径。（3）尽快改革准备金制度，取消对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做法。（4）加速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利率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5）促进统一互联的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建立货币当局基于统一支付清算体系的信息优势。需要注意的是，通过信贷控制手段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是不可取的。从长期看，首先要清醒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即保持货币金融环境的相对稳定，稳定社会预期，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其他宏观调控手段的实施赢得时间和创造适当的条件。其次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第三，认真研究货币政策范式的调整问题。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可供借鉴的方式。
（五）环境保护问题
城市发展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潘家华分析了当前的环境形势。2007年节能减排取得一定的成绩。气候变化更加令人关注，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中国沿海海平面近30年来总体上升了90毫米，其中，天津沿岸上升最快为196毫米。2006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美国，人均排放已经超过世界人均水平。未来中国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针对全球气候变化，2007年12月的巴厘岛路线图确定的目标是，发达国家明确减排目标，提供资金技术；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行动；2009年达成全球减排协定。
潘家华还分析了当前环境保护的一些热点问题。第一，国际贸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中国出口产品相对附加值较低，能源消耗较高，碳排放高。如果按照投入产出表折算成内涵能源，我国的贸易顺差却逆转为巨大的能源逆差。国际贸易中内涵能源在外交与贸易政策、国内政策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二，环境退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有观点认为，压缩型工业化和复合型污染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鉴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权衡取舍互动关系，环境污染难以控制是经济增长过速之过。潘家华认为，经济增长没有过错，关键是没有让环境分享增长收益，将环境维护的那一部分收益用于社会消费，造成了环境欠账。如果将经济增长的收益返还于环境，将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第三，关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环境恶化是否出现拐点的问题。潘家华认为，由于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使然，经济高速增长动力犹存，拐点尚待时日；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仍将持续；节能减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能源环境拐点出现的条件是资产与物化能源存量接近或处于饱和状态，尚需时日。环境问题，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只能通过发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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