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吉登斯阐述——“第三条道路”内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第三条论文,内涵论文,学者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被称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早在1994年他就出版了《超越左与右》一书。1998年他又出版了被认为是布莱尔执政理论纲领的《第三条道路》一书。1998年5月1日他在《新政治家》周刊上发表了《左派瘫痪之后》一文，通过对社会民主主义（所谓的老左派）、新自由主义（所谓的新右派）和第三条道路（所谓的中左派）的逐条比较，对第三条道路，进一步给予了清晰的界定。
吉登斯从五个方面比较了三者的不同，从而分析阐述了“第三条道路”的主要内涵：
一、在政治方面打破左右两分法
社会民主主义显然是左派的阶级政治，其主要的选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而新自由主义虽然没有公开它的阶级政治，但是把自己定位在政治右派上。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快速变化和两极世界的消失，阶级政治的突出地位和左右的传统划分已经削弱了。当然左与右还没有完全失去它们的重要性。然而今天的主要问题横跨了或者说重塑了左与右的分界线。它们包括对全球化的反应、文化差异以及科学和技术的变革。
许多国家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左右两分法作为理解当代社会和政治态度的手段是不全面的。由约翰·布兰德尔和布赖恩·戈特沙尔克进行的调查发现，实际上政治态度可以分为五类而非两类。在1997年大选前，在布莱尔的带领下工党首次得到了这五个集团中的四个的支持。
由于求诸如此广泛的选民的支持，第三条道路表现为一种崭新的中派现代化运动。它在接受了社会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同时，抛弃了阶级政治，追求跨阶级的支持，反对威权主义和排外主义。另一方面，第三条道路不是极端自由主义，它主张个人自由依赖于集体资源，这意味着社会正义。政府不是自由的敌人，相反，好政府是自由发展和扩散的必要支持。
二、在经济方面创造混合经济
在当今世界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成了风气。不论是左派政府还是右派政府都忙于处理国有产业，把资产卖给私人。而在全球范围内市场似乎横扫一切。
市场原教旨主义是否横扫世界了？事实显然是它还没有而且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新自由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最大错误是把解除管制等同于自由，但实际上经济管制通常是自由和繁荣的条件。在某个经济领域解除管制往往会把管制的需要转移到另外的领域。
在目前的条件下，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不同于老左派提出的混合经济，不是在国有和私有之间取得平衡，而是在管制与解除管制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之间取得平衡。
管制通常是政府或国家的权力，因为只有它们才有执行法律的机制。进行管制主要有如下原因：（1）当垄断威胁到竞争时， 保持经济竞争。有管制的竞争通常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的基础。（2 ）控制自然垄断。在这方面，管制和反托拉斯措施一样必要。（3 ）建立和维护市场的制度基础。（4）保护公共的、 政治的或者文化的产品免受市场的冲击。（5）利用市场实现中长期目标。（6）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减小市场波动。（7）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合同关系。（8）应付灾难和处理灾难后果。
在新的混合经济中，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是广泛的社会后果。这个标准同样用于公司中。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没有民主就没有权威，这是第三条道路的基本原则。负责的公司能够履行这些原则，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政府要通过利用激励和控制手段来创造一种风险共担的企业文化。
三、在行政方面分解国家的权力
从历史上看，社会民主党人一直热衷于扩大国家和政府的范围，而新自由主义者则坚持缩小政府。第三条道路认为有必要把二者结合在一起，超越“政府是问题的根源”和“政府是解决问题的答案”的套话。自由民主处于危机之中，不是因为它受到了对手的威胁，而是因为它没有了对手。面对危险而非敌人的国家必须找到不同于以往的合法性源泉。自由民主的衰落是因为它的民主性不够。民主正在战胜民主。必须解决民主之间的不平衡。第三条道路主张，为了重新获得信任和合法性，要进行彻底的一揽子改革，以明确新的民主国家的特征。
新的民主国家的基础是分解权力。这种分解不仅向下而且向上，即把权力向下转移到地方和地区，向上交给跨国机构。政府不再以国家边界为活动范围。在全球化时代，必须将世界政府治理问题提上议程。
实现新的民主国家的关键是“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在公共事务上实现更大透明度，实践新的民主参与形式。在“民主制度的民主化”过程中，国家要培养与市民社会中的组织进行积极合作的伙伴关系。而社会民主党人在传统上怀疑市民社会，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政府都不应干预市民社会。
政府能够而且应该在复兴市民社会中发挥基本作用，这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必要组成要素。第三条道路与老左派相反，它承认市民传统的衰落和犯罪的不断升级反映的是真实而紧迫的问题。政府通过复兴共同体能够直接解决这些问题。对共同体的强调是与全球化的影响相符合的，因为全球化一方面远离了地方舞台，另一方面也推进了地方舞台的发展，给共同体的复兴提出了压力，提供了机会。
四、在国际方面建立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
社会民主党人一般对民族国家观念不感兴趣，他们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民族国家，把它看作国际团结的威胁。新自由主义者则把一种过分自信的、分离主义式的民族主义与他们的自由市场主张混在一起。而第三条道路要在一个世界主义的世界中为民族国家寻找到一个新角色。正在出现的全球秩序不可能作为“纯市场”维持下去。重新肯定民族国家是一种稳定力量显得很重要，它是抗衡无休止分裂的力量。我们需要保持民族国家的更具有世界主义的一面。这种世界主义是国家间大规模战争可能消失的原因与条件。“强国家”在过去意味着战争准备能力强，而今天则意味着国家有充分的自信接受主权的新限制。
在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国家间只有边界，没有国界，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政治机器来在它的外部边缘实施权威。现在国家的国界又在变为边界，因为跨国的联系和各种各样的跨国团体对国家内部事务的介入增多了。
世界主义的民族国家是积极意义上的。但是现在的民族国家建构与以前的肯定不同。在过去，民族国家的团结必须通过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仇恨实现。今天，民族国家的认同需要以更开放、更令人信服的方式维持。
五、在社会方面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
对待福利国家，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采取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对社会民主主义来说，充分发展的福利制度是体面而人道的社会的标志，因此要维持最大化的福利国家。对于新自由主义来说，福利制度则是企业的敌人，是公民秩序衰退的原因，因而要把福利制度减小到保障网络的程度。
第三条道路则认为，新右派对福利制度的某些批评是合理的。福利机构的工作经常是偏离目的、官僚化的，福利的提供创造了既得利益，带有消极后果，与原来制定的目标相悖。需要对福利国家进行全面的改革，这不是为了减小福利的规模，而是要使它顺应今天变化的环境。改革的重点是使消极福利变为积极福利，使个人和其他机构同国家一样对福利的实现和创造作出贡献。
改革后的福利国家要成为一个社会投资国家在风险和安全之间、个人责任和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风险保护原则仍然是社会投资国家的核心部分。但是还要利用风险的更积极或更充满活力的一面，因为这是建立一个富有动力和创造力的社会的必由之路。社会投资国家的主要行动原则是，只要有可能就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给予直接的补偿。
此外，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第三条道路在福利国家的其他一些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例如，怎样对付不断扩大的不平等？怎样提供普遍化的健康保障？制定怎样的家庭政策？充分就业现在意味着什么？我们离“工作的社会”是远了还是更近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