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微观时代的精神状态：微观时代与后启蒙_启蒙思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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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双向互动的微时代，我们中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被深嵌其内。微时代奠基于后福特主义工业文明，它肇始于新媒体传播方式的变革，但最终指向的却是人类经济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精神状况的全面转型。曲径通幽的微时代勾连着无远弗届的大时代，它既是大时代的产物，也是大时代的多棱镜，更是大时代的突破口。微时代将“老大帝国”带入一个个性、自由的青春中国，为解决中国当下诸种困境带来了更多想象的空间，然而微时代的喧嚣浮躁、疏离虚无、自我怀疑乃至自我消解的时代症候，也让我们对微时代到底要将人类引往何方保持了一些警惕。微时代到底给我们的日常生活、精神状况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微时代表征的微托邦与大时代所寓意的乌托邦是什么关系?微时代带来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抑或只是自由的幻象?敏感于当下中国复杂的文化现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近期举办“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学术研讨会，本刊选取其中一些专家的精彩发言，发表于兹，以望对正在崛起的微时代的精神状况作出一些蠡测，期待学界进一步探讨。

       ——主持人叶祝弟

      

       尽管我们可以不去理会网络上层出不穷的新词在不断提醒自己“有多老”，但作为“时代之子”，我们却无法摆脱“我是谁”这个身份认同问题。对当今时代的某种命名，就是对“怎样认识你自己”给出的一份答卷，它关系到对时代精神和社会性质的洞察。正如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在后现代进一步展开为数字时代、图像时代那样，一切新的命名都嵌入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并都在这个古老问题之下重置。在这个意义上，“微时代”敞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奠基于移动通讯与互联网的迅捷发展，以微信和微博代表的微文化，正冲出权力与资本的禁闭和招安，带着从全球与本土提出的问题意识，以人文思考探寻某些价值共识，开启了后启蒙的微时代，并形成一种指向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历史理性将之提升到批判高度择途前行——明白我们“在哪里”，并知道我们“往何处去”。

       科学技术发展的革命性首先在于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人文思想观念的革命将成为社会政治变革的先导。马克思曾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每一发现与发明充满希望，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1]。微时代与后启蒙的革命性关系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相携之历史理性之上。人类历史没有终结，启蒙理性也就不会停止前进的脚步，重要的是怎样自觉地意识到烙上微时代的精神印记的后启蒙与过去的启蒙之间的区别。

       电子时代的科技革命跨过了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的四级台阶，至今仍然没有放慢脚步。数字化(digitization)信息技术承载着“大数据”——从KB/MB/GB到TB/NB(10[100]字节)——进入微时代。一条微博限于140字，微信收发只是瞬间，然而上亿之微民，每秒以千百万条信息更新，使微时代成为真正“大”时代。大数据以海量信息、快速刷新、多种类型等特点颠覆了传统数据库。大数据之可适用性与可操作性全方位地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政府决策和企业管理、营销及科学研究起着难以估计的作用并适应着全球化态势。大数据的流行也引起许多争议，其中重要的争论焦点涉及哲学因果律。《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作者库克耶认为，数据之间“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关系”，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指出：“作者不了解因果关系本身也是一种相互关系”[2]。

       大自然与社会生活中任何表面看起来随机、偶然的现象都存在一定的前因与后果关系，并呈现出相互联系与作用之必然性。大数据争论的双方并没有梳理线性的直接简单因果关系与非线性的复杂因果关系之间的区别。因果关系还包含着互为因果、倒因为果等等，大数据不关心这些形而上问题，不等于否定事物之间复杂因果联系。这在哲学决定论上是一元线性决定论与多元非线性决定论的问题。这个哲学问题把大数据(big data)与大数定律(law of large number)联系起来。

       大数定律属概率论范畴，研究现象的偶然性、随机性与必然性、规律性之间的关系。有些偶然性随机事件表面上无规律可循，其深层却有着客观规律在起作用。在大量重复出现现象背后，往往呈现几乎必然的统计特性，当试验次数足够多时，事件出现的频率无穷接近于该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如所说“公共理性”，由于人始终没有摆脱自然性，所以人类社会有大量偶然发生的非理性冲动，而人区别于自然物的根本特性是理性，人类社会不能靠丛林法则维持，必须建立社会契约保障共同安全，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大数定律超越局限性群体意志体现的“少数服从多数”民主原则，上升为历史理性，体现为公共理性的动态堆积与走向，进而把民主作为阶段性手段与终极目的统一起来。

       大数据在入库之前是人的能动作用的成果，进入数据库便化为受动的工具，以其工具性区别于大数定律。人作为能动的主体支配大数据，不过人们既可能成为主人也可能沦为它的奴隶，因不断急速涌动的信息激流“失忆”，陷于迷茫，引起焦虑、错乱甚至恐惧。

       大数据与大数定律都属于混沌范畴，只告知“是什么”，“会怎样”，不关心“为什么这样”。当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如众所周知的投币实验，就会显示必然的规律。信息的缺省切断了可辨性因果链，这就是混沌。混沌是复杂的不确定因素在相互作用的动态关系中构成的系统，大数据是混沌系统中不确定性的信息表达。流动、搜集、库存，其中隐含着大数定律。

       大数定律在数学上可以用若干公式表达，这些公式的共同点在于以最大极限值的趋向为起点，最后的总和等于“一”，如：

      

       从这个“一”，我们可以找到自然与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普遍性。“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无数的多元异质性包含在此“一”中，正如历史理性中包含着众多非理性。“微意志”集合着无数“微无意志”与“微无意识”，趋利避害本能中包含无数“原欲”式非理性冲动。在微时代的高效率下，大数据与大数定律在信息论基地上的结合，统一模糊与确定、杂乱与有序、微观与宏观、量与质、现象与本质，使得随机性与偶然性化为必然性，微观精确度转化为真实性的宏观洞察力。在这个意义上，微时代是把科学与人文提升到新高度的时代，可望在应用的功利性中进一步植入人性之形而上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小数据可以超越亿万字节之大数据，在民主作为大数定律之终极目的意义上与偏离性的非理性小数法则相统一。这就提供了从工具理性跃向人文理性批判、科学技术革命作为社会政治革命先导的契机。

       与微时代大数据密切相关的微文化，正凸显了微政治的革命意义。We Media不是I Media，不是“单子式”个我在象牙塔中的自言自语，而是采集、发布、传播与接受一体化的互媒体，所以自媒体即带着自觉公民意识关注时事、参与政议的公民媒体。这种媒介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带着公民意识的人们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从不同视角全方位地注视社会各个角落，即时发布信息，发表议论。信息传播从单纯技术层面与审美文化层面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虽然传媒新闻从来没有取得脱离权力和资本之完全独立和自由，但是自媒体与微时代之信息革命将提升新闻自由度，从而导致一些昔日落后地区民众的民主维权意识迅速高涨。

       在后启蒙时代，“还权于民”，首先是归还话语权。话语权是任何时代的启蒙所照亮的人们自身根本人权，于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捍卫你的发言权”。微时代发展了人们维护话语权新的可能性，故而反腐民主维权浪潮如此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

       今天，我们应重新对“白痴的一代”(爱因斯坦语)加以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之考量。微时代的“白痴的一代”并不是只会聊天，玩游戏，也会在交往、对话、共识中产生公民意识觉醒，萌生着启蒙的智慧、创造的才能。微时代之后启蒙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事，“微”作为无限延展的“新器官”使得“微民”成为可能真正走出洞穴之“巨人”，在新的格局中重构公民社会之公共理性与践行新的社会契约精神。

       网络世界表面上的动机往往是虚拟的，其背后却隐藏着真实的动因，如无数的“蝴蝶效应”，在混沌之中，一位失业青年自焚引起突尼斯独裁制度的解体；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没有策划者与组织者，而是“美国网民党”的“领导”；单个微现象的初始动机杂乱而模糊，但其作为公众的传媒革命之终极指向必然以普遍正义与公正为旨归。

       有些忧心者告诫，微博“反腐”会发展成“文革”大字报。微时代的自媒体与大字报存在“有神论”与“无神论”根本区别，前者大讲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是以绝对神权与极端无政府主义混合式的所谓“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是在一个巨大的无形笼子里演出一场宏大的“解放”叙事。第二大区别是，人文与反人文：微文化对传统虽也有冲击甚至颠覆，但与“文革”把人类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当作“封资修黑货”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不可同日而语。从工具理性批判揭示科技之“双刃性”，固然可以列出网络微文化的大量负面问题，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对科技的非人性掌控与利用。从总体上看，摆脱权力与资本控制的自媒体作为一种具备容错/纠错功能的“自组织、自调节”之“自我净化”系统，将被纳入历史理性的轨道中。工具理性最终必将纳入人文理性，是被“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而不是异化的力量。

       总之，信息传媒革命在微时代给社会带来的透明度与自主性，强化了民众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民主维权意识，后启蒙豁然开朗。这是历史理性的选择——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相携，人们在良知策动下踏上追求真理、实现正义奋进之程，在历代启蒙迷失与期待中不断克服自身非理性状况。存盘于思想库中原创马克思学说精粹：“告别暴力革命”、“资本之自身否定”及人类共同价值自由、平等、博爱等，必将在“大数据”的“洞穴”中重新焕发启蒙之光，导引世界变革。后启蒙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事，不断延展着“新器官”的“微民(‘白痴的一代’)”，正长成为重构公民社会之公共理性与新的社会契约之“巨人”。还原被颠倒之中国古代伟大启蒙思想传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要驱除蒙昧，把被剥夺的思想自由和话语权归还于民。新人类之主体将沿着这一自由之路，从“无革命有暴力”步入“无暴力”之“大革命”。这正是后启蒙有别于以往历次启蒙以暴力革命作为后果之彻底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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