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与中韩两国的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利用外资论文,两国论文,中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韩国的现代化努力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但是中韩两国全面的现代化运动还是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因此本文把它作为研究的起点。文中涉及的现代化概念主要指经济现代化，就是打破原有的经济低水平均衡状态，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完成工业化的过程。
1 按照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r)模型（g=s/k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s为储蓄率，k为资本产出率），资本产出率是一个常数，经济增长与储蓄率成正比。储蓄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反之，储蓄率越低，则经济增长率越低。要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就必须有高水平的储蓄率。但是，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人均收入水平低，储蓄率因而也低，在实际的储蓄率与其希望达到的经济增长率而要求的储蓄率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利用外资可以成为弥补“储蓄缺口”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的有效手段，这就是罗森斯坦(Rosenstein)、罗丹(Rodan)等人提出的“储蓄缺口理论”。巴拉萨(B·Bllasa)、麦金龙(R·Mckinon)等人的“外汇缺口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储蓄缺口是外汇缺口所导致的，外汇不足，就会制约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能力，在外汇不足的情况下，许多急需进口的技术、设备、原材料、中间产品等无力进口，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利用外资可以弥补“外汇缺口”，增加进口能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V·Strout)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四：储蓄、投资、进口、出口。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几乎都要受到储蓄不足和外汇不足的约束。利用外资除了直接地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外，还间接地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弥补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这就是“双缺口理论”。总之，无论以上哪种理论都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追赶型现代化的过程中资本的不足和利用外资的重要性。
2 中国和韩国在现代化建设的开始阶段及过程中也一无例外地存在着严重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一段时间内经济陷入混乱之中，南北分治后，“北工南农”的经济结构，对韩国尤为不利。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三年的战争把仅有的一点产业破坏殆尽。1954-1965年韩国人均GDP70-80美元，储蓄率3.7%，投资率12%，增长率3.9%，国家陷入“低收入——低储蓄——低投资——低增长——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之中，存在着严重的储蓄和外汇双缺口。
严格来说，韩国的利用外资是从接受美国的援助开始的。虽然是相对来说被动地利用外资。从60年代开始，韩国通过立法来努力吸引外国贷款和直接投资。1960年1月1日，韩国开始实施《外资引进促进法》，允许外国资本以直接投资、合资经营、股本投资、技术投资以及现金贷款的方式进入韩国，并规定了各种外国资本的租税减免、投资回收、利润分配以及投资者将红利汇回本国等条款。1962年制定了《关于对贷款支付保证的法律》，规定对民间引进的商业贷款也由政府来保证。1966年制订《外资引进法》，1973年又制订了《关于公共贷款的引进及管理的法律》，1983年将有关外资引进的几个法律合并为《外资引进法》，到1994年先后修订了6次。从1962到1992年，韩国共利用外资801.81亿美元。（注：张蕴岭主编：《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第380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6月。）
1949年10月中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8年抗日战争，3年国共内战的中国，可谓“一穷二白”。5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中国只获得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的74亿卢布（约19亿美元）的低息贷款。60年代前期，中苏交恶及苏联撤援逼债，西方对华继续封锁，中国被迫自力更生。60年代后期由于“文化大革命”实行“闭关锁国”，70年代初期，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扩大了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但是真正的对外开放，大量利用外资还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吸引和规范外资，制订了一系列有关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年7月）及《实施条例》（1983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0年9月）及《施行细则》（198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984年4月），对外资企业实行所得税、进口关税、工商统一税和土地使用费的优惠。截至2000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3486.2亿美元。从1993年开始连续7年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韩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具有如下共同特点：
(1)从利用外国贷款为主到利用外国直接投资为主
韩国从60到80年代主要是利用外国贷款。在此期间经历了几个明显不同的阶段。60年代初以公共贷款为主，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以商业贷款为主，1966-1978年共引进外资147.31亿美元，其中商业贷款78.08亿美元，占53%，80年代前半期转入银行贷款为主，后半期实行多元化，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机构、企业发行外汇债券等；90年代后韩国把重点放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上。
中国利用的外资中，在整个80年代，对外借款所占的比重较大，1979-1982年高达85.82%，1983-1989年虽然有所下降仍然高达63.16%。进入90年代，特别是从1992年起，中国利用外资的数量急剧增加，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更快，一举超过对外借款及其他投资成为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注：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管理世界》1999年第5期。）截至1999年底，累计外商直接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6.57%。
(2)外资的来源特别是在早期明显集中
韩国的外资来源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直至70年代前半期，韩国的借款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约占借款总额的60-70%，到1989年底，从美、日的借款占韩国借款的总额仍有42.2%。外来直接投资的来源也主要集中在美、日两国。其中日本的直接投资约占50%，美国的直接投资约占25%。进入90年代韩国的直接投资来源趋向多元化。
中国的外资来源也很集中，早期以港澳台侨资本为主，一般在60%以上。1992年后，外资来源增加，但即使到1999年实际利用外资来自港台部分仍占总额的47%。（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编委会：《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0》第478页，中国对外经济出版社，2000年9月。）
(3)外资的投向比较一致
中韩两国引进的外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第一和第二产业以及出口部门。在韩国，1959-1984年期间60.2%的贷款用于电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贷款的31.3%用于制造业，用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7.5%的贷款用于农业，解决工业化所需要的粮食问题。韩国利用外国贷款发展经济主要在前20年里，后来将一部分或大部分用于还债。
截至1999年底，中国累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占1.8%、59.7%和38.5%。长期以来进入中国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中韩两国利用外资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韩国偏重对外借款，中国偏重引进直接投资。从1962-1992年，韩国利用贷款（包括公共贷款、商业贷款、银行贷款）578.61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的72.1%，发行外汇债券（包括金融机构和企业）145.35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的18.2%；吸引外商直接投资77.85亿美元，只占利用外资总额的9.7%。（注：转引自张蕴岭主编：《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第380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6月。）1979-1998年，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656.03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的65.27%；借款1271.27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的31.24%；外商其他投资141.75亿美元，占利用外资总额的3.48%。（注：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第60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所载1979～1998年中国利用外商投资数据计算得出。）
3 中国和韩国利用外资取得了相当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有力地促进了两国的现代化建设。韩国在70年代已经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1991年被欧洲共同体(EC)宣布为发达国家，1996年加入有“富人俱乐部”之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而中国近20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现代化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利用外资的作用。具体来看。
(1)弥补了储蓄和外汇缺口，促进了超高速的经济增长
韩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施行高额投资，而高投资率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靠引进外资实现的。由于贫穷和通货膨胀，韩国的国内储蓄率在现代化的早期很低。外资的大量引进弥补了资金的不足，对经济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五”期间总投资率为16.3%，其中国内储蓄率为8%，海外储蓄率为8.6%；“二五”期间总投资率为25.4%，其中国内储蓄率为15.4%，海外储蓄率为10.1%；“三五”、“四五”期间海外储蓄率仍达到6.7%和5.6%。据韩国开发研究院的综合测算，1962-1982年期间韩国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8.2%，其中利用外资实现的经济增长率为3.3%。（注：张蕴岭主编：《韩国市场经济模式——发展政策与体制》第382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6月。）
中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的控制下，用压缩消费方式提高了国内储蓄率，但是面临着很大的“外汇缺口”。根据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测算，1980-1999年20年中，中国GDP年均高达9.7%的增长速度中，大约有2.7个百分点来自利用外资的直接和间接贡献。（注：课题组：《从制度着手——新时期我国利用外资的战略调整》，《国际贸易》2001年第2期。）
(2)扩充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为制造业发展所需，也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所需。中韩两国将对外借款的绝大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两国在较短的时间里新建和扩建了港口、电站、高速公路等能源、交通、通信、仓储、用水等设施，满足了工业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
(3)促进了产业升级和工业化
韩国工业化所需资金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利用外资贷款来解决的，特别是利用国外贷款发展了重化工业。重化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升级，使韩国经济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韩国的相当一部分外国贷款都采取了技术转让方式，据统计，韩国技术引进的20-30%是通过外资企业带来的，那些没有技术引进合同的外资企业也都通过它们的经营、销售等把经营管理技术带进了韩国，外资成为韩国引进先进技术的主要渠道之一，大批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了韩国的工业技术落后的状况。
外商投资经济对中国工业产值和增加值的贡献很大。1990年外商投资工业产值在中国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1.9%，到1999年已达14.4%；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14.8%提高到1999年的20.7%。据统计，1995-1999年外商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对全部工业总产值的贡献率达23.3%。利用外资中的对外借款等资金通过进口设备、技术等技术贸易方式还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1987-1999年期间，外资企业的设备进口大约相当于投资额的60%，据调查，其中转让技术中有34%左右是先进技术，其余66%左右是成熟技术。微软、英特尔、IBM等著名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和实验室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注：课题组：“利用外资的直接经济效益评价”，http//:www.drcnet.com 2001-02-27。）
(4)扩大非农部门就业，提高国民收入
1963年韩国的失业率为8%左右，大中城市的失业率则高达16%。借外国贷款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吸收了大批城市失业人口，还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1962-1981年外资使就业总量增加8%，占每年新增加就业人数的36%。截至1999年中国已开业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5万家，直接产业人员1750多万人，约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0%。（注：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26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
外资推动了国内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转移，并且通过职工培训等人力资本开发和“干中学”，促进国内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失业率的减少，以及随着经济增长工资的提高，增加了国民所得，韩国制造业职工月工资从1979年的12万韩元，1989年的49.16万韩元，1994年上升到102.25万韩元（注：《世界经济年鉴 1981》第18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国际统计年鉴'97》第31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中国制造业职工的年收入从1978年的597元，1988年的1710元，发展到1998年的7064元（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第3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5)促进了国内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合资、合作及外商独资企业直接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并对国内企业产生示范作用，促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外资的引入使国内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提升企业利用全球资源的能力；还促进如会计制度、生产标准、环保标准、商业惯例等与国际的接轨。
另外，促进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之初，采用的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历史证明这一模式缺乏可持续发展性。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把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引入中国。为了大量引进外资，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中国逐步对价格管理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内外贸体制、外汇体制等各方面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改革，推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4 恰当地利用外资可以快速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利用不当，将会产生问题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希望以“市场换技术”，结果很多情况下是出让了市场又削弱了原来的技术水平，事实证明这一想法太天真。韩国政府为了解决国内资本的不足，大借外债，外债增长过快、外债负担过重，80年代中期人均债务超过1000美元，据世界第四，虽然当时并未出现大问题，但是长期走钢丝，终究要出问题。加上从1996年起，韩国银行不顾期限风险，大举短期债务，到1997年10月底，使长期债务与短期债务之比由此前的80:20变为40:60，韩国外债从1995年底的1000多亿美元增加到近2000亿美元，（注：李长久：《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比较》，李明德、江时学主编：《现代化：拉美和东亚的发展模式》，第2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借债失控又缺乏透明度，结果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原本国内出现金融问题的韩国遭遇国际资本紧缩，无法继续大量在国际市场上借新债偿还旧债，引爆金融危机，使韩国的经济倒退若干年。所以，把握利用外资的原则很重要，在利用外资的结构上，要注意长期和短期，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结合，另外，还要注意控制外资的总量，把握引进外资的质量，引导外资的方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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