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大论文,甲午论文,战后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甲午战后，饱受侵略者蹂躏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和变化。中国旧式的封建士子们终于开始了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历程。笔者以下将浅论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变化。
一、文化心态的变化
经历了甲午惨败冲击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文化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下两方面最为突出：
其一，从“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这主要是指甲午战后知识分子对待“西学”态度的改变。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半个世纪中，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态度，基本上没有超出“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范围，但甲午战败却不能不使知识分子们对“中体西用”这种中、西学关系的模式产生怀疑。人们希望了解和学习西方富强的根本，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感而去反思传统文化的不足与不适，这种心境，恰为他们改变对西学的态度提供了可能。
当时，读西书、译西书、了解西方在知识界渐成时尚。而甲午战后勃兴的维新思潮又为这种局面推波助澜。正如梁启超所述：“数月以来，天下移风，千万之士人……争讲万国之故，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讲译出之西书。”①许多人正是受甲午战败的冲击而逐步走出传统文化的樊篱的。章太炎先生在回溯自己思想发展过程时说过：“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②谭嗣同也曾剖析自己说：“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③远没有上面两位有名望的孙宝瑄，是一位亦官亦绅，亦学亦文的人物，他在甲午战后对西学态度的改变，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从已出版的孙宝瑄的《忘山庐日记》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甲午以前，他所读的书不外乎“经史子集”一类旧书。但战后，便大不相同。他在《日记》中提到的中国“古圣先王”、“名贤鸿儒”的名字越来越少，而“西哲”、“西儒”的名字却不断出现。诸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孟德斯鸠、斯宾塞、赫胥黎、卢梭。以及黑格尔、康德、圣西门等等，都成了他仰慕赞赏的人物，尽管他并未读到其中许多人的著作，但从各种介绍文字中他对这些人的事迹和学说有了一定的了解。在读西书之时，他还总不忘与当时的时势相联系，如他曾用三天时间读完严复所译《天演论》，对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理颇有感慨，在日记中写道：“余为之掩卷动色曰：诚如斯言，大地之上，我黄种及黑种、红种其危哉。”④读过不少西书之后，他将“中学”和“西学”做了一番比较，认为“西人治学，无往而非天理。中人治学，无往而非人欲。西人日求理之明，故日进而智，中人日溺记之博，故退而愚。”⑤厚西薄中的倾向已跃然纸上。
迎合于知识分子们读西书的需要，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近代第二次译书热潮。同洋务运动时期的第一次译书热潮相比，战后所译之书不再重兵学而轻西政，也不再重技艺而轻科学。甲午惨败的剧痛已经告诫有见识的中国人应该把目光投向哪里。特别是严复等人把译书之举与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相联系，使译书热潮更具近代文化的意义。所译之书中。既有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学说的，如《民约论》、《法意》、《代议政治论》、《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原富》、《社会通诠》等，也有介绍西方国家史地及发展概况的，如《五大洲各国统属全图》、《万国史记》、《大英国志》、《俄史辑译》、《联邦志略》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介绍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书籍也大量出现，在当时的《申报》及其他报纸上，我们可以找到不少这类译书的出版广告，如《物体遇热改易记》，《通物电光》、《热学揭要》、《物理学》等。这些译著范围之广泛，可谓第一次将“西学”比较全面地展示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不但直接引起了他们知识结构的更改，而且导致他们认识论、科学观的发展，从而又加深了人们对西学态度的改变。
就在许多知识分子转而去读西书、译西书、了解西学、西政之时，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日益扩大的维新派提出了“会通中西”的模式，以非凡的胆识，深刻阐释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梁启超曾解释过提出这一模式的原因：“康有为、梁启超、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想，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⑥这种模式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放弃以往“体、用”、“本、末”的界限，而强调“通”。如康有为主张：“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⑦梁启超也说：“舍西学而言中学”或者“舍中学而言西学”，“皆不足以治天下”，而要将中西学熔为一炉，以构成融合中西的“一国之学。”⑧尽管“会通中西”的模式具有很强实用主义倾向，显示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以及传统文化人“中庸”的思维定式，但其意义却十分重要：统观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如果说“中体西用”是为封闭式的封建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天窗”，则“会通中西”则为知识分子接受西方近代先进文化打开了一扇“大门”。它减弱了过去人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纠缠于“体”“用”而造成的文化心理障碍，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待西学态度的变化。
其二，从“守旧”到“开新”。这主要是指甲午战后知识分子们对层出不穷的新的文化形式的认同。当时思想文化界的许多有识之士为了救亡图存和变法维新的需要，倡言新的文化形式，掀起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白话文运动”等风潮，使传统的文化形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如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新文体便风靡一时。他把俚语、韵语、外来语熔为一炉，不受古来章法的限制，虽被守旧者视为“野狐禅”，但在士子文人中传播之广泛则是空前的。他倡导的这种新文体，实质上是在实施古代文体向近代文体的过渡。再如被称为“诗界革命主将”的黄遵宪，号召人们写诗要反映时事、反映社会，不要单单去尊古、复古、拟古，所谓“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他的许多诗歌都反映了甲午战后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如他所作《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各八首，每首诗最后一字联成“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旅师定约，张我国权”六句战斗口号，慷慨雄壮，催人奋发。此外，无锡人裘延梁创《白话报》，发出使用白话文的呼吁，在知识分子中也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苏州、安微都有一批知识分子起来响应。尽管当时还没在全国范围内动摇文言文的地位，但其毕竟是20年后“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先声；还有宣传维新、揭露清朝腐败、社会黑暗的政治小说、谴责小说在甲午战后也先后出现，它同以往曾经为文人名士们所欣赏的才子佳人、清官侠士、功名宿贵等等有很大不同。对上述这些新的文化形式的认同，实际上正表现了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潜移默化的，但又十分深刻的变迁，许多知识分子正是随着文化形式的更新，而逐渐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
二、价值观念的变化
读“经史子集”圣贤之书，参加八股科举考试以求功名，是旧式知识分子的唯一“正途”，也是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甲午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维新思潮的兴起，一些旧式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发生动摇和变化。甲午战后，八股科举的危机进一步显露，当时知识分子对科举的不满主要有两大方面：其一，科举功名之途拥挤狭窄。晚清的教育有一定的发展，除了各省州府县学而外，“大小书院则达千数百处之多”，但科举取士的名额却没有什么增加。时人埋怨说：“泰西抡才，皆无额也，而科举则不问通否，惟额是副，吾粤南海、顺德、新会、童试至五六千人，而学额仅四十；诸生试者万二千余人，而诸生不得录科者尚十之五六，监生不得录科者以千数。会试则吾粤举子五百余，而进士仅十六人……”。⑨其二，科举考试内容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国难当头之际，科举却使人“自童生至壮年，国之以八股，禁用后人之书，不读史书、掌故及当今之务。”“问以新世五洲之舆地国土政权俗艺，皆茫然无所睹。”⑩正由于这些不满以及甲午战后维新派对“废科举”的不断鼓吹，使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改变对待科学的态度直至改变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的改变表现为以下两方面：其一，功名意识日益浅薄。当时，各种规模的新式学堂已在各地出现，在旧式书院中开设西学也成为时尚，这些都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不把读四书五经求功名视为唯一要务了。战前，连严复这样饱受西方文明薰染的人也热衷于科举，他曾于1885、1888、1889、1893年，四次参加乡试，但到甲午战后，1895年2月起，便只见他致力于译西书以宣传维新救国。其二，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了职业转型。甲午战后，“实业救国”，“商战”等思潮的勃兴，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使一些知识分子走上“弃仕经商”创业的道路或选择新闻出版、科学技术等职业，为新式企业效力。当时最有影响的当数“状元办厂”的张謇。传统文化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轻商”，“重利轻义”等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知识分子在投身实业之时需要为自己的行为作道义上的辩护，把投身实业与救亡相关联在甲午战后正是一种能说服别人和自己的理由。张謇便曾说过：“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而以读书励行取科名守父母之命为职志。年三四十以后，即愤中国之不振。四十年后，中东事已，益愤而叹国人之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矣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实业始。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志不丧。自计既决，义无反顾。”(11)把自己“弃儒从商”的行为称之为“舍身喂虎”，并声称自己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中国大计”，这种具有说服力的籍口，使知识分子们在职业转型之时能够克服纠缠于“义”“利”之说的心理障碍，进而加剧了这一过程。
三、政治意识的变化
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由于惨败的巨创和维新思潮的兴起而发生变化，最主要的也有以下两大方面：
其一，感悟危机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甲午惨败，使危机意识成为整个知识阶层的共识。当马关签约的消息刚刚传到国内。士子们便越出康、雍、乾以来严禁知识分子干预时事的成规，纷纷上书朝庭，表述对战败签约将带来的灾难的愤慨和忧虑。翰林院侍读至华等155人联名上书，认为日本提出的赔款、割地、屯兵各条款，是五洲未有之奇闻，三千年所无之变局，如果照此签约，后果必然是“法人窥奥、英人窥滇，俄人西窥新疆，东窥三省，四夷交侵，各求所欲。”(12)奉天举人春生等二十人呈文说：“割地赔款以求和。不惟大失民心，抑且有伤国体。与其输巨款以饱寇仇，何如发重赏以励将士。”(13)当时，正值全国各省的举人会试北京，这些举子们“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14)而件件皆极陈和约之害，亡国灭种的忧患溢于笔端，如“是不成议和也，直纳降耳。从古中外和议未有要胁如此者，大伤国体，尽失利权，岌岌乎无以自立矣。”(15)据清宫档案记载，先后上书者共计1581人次，37件。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推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合18省1300余位举人签名上递的“公呈”。这一被史家及后人称为“公车上书”的壮举，尽管“公呈”，由于某些朝臣的干扰而未能递交，但康有为令梁启超、李孟华等人“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16)许多知识分子已大受震动。
知识分子们对危机的感悟、焦虑以及挺身呼吁，尽管一时无法改变既成事实的危机状况，但却意味着一种深刻的改变已经发生，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17)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的涵义应是主体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当危机意识成为知识阶层的共识，当知识阶层不再虚骄于“天朝上国”的旧梦，而群起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唤之时，正是中国人近代民族意识觉醒之时。甲午战前，中国已多次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民族危机实质早已日趋严重。在当时的知识界、思想界，也曾出现过一些体现警悟的先觉者，但遗憾的是，在他们的周围，并没有形成同样意识的群体，知识阶层并没有群起呼应，他们走得越远就越孤独。传统文化心态强大的惰性力，封建专制统治对知识分子的高压政策，使得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交迫之时仍能静读诗书，争应科举。直到甲午战败，中国败给以前看不起的日本，再加上《马关条约》丧权辱国程度之深，知识分子们无不感到震惊、愤慨、困惑和忧伤，进而在巨创之惨痛中惊醒。后来以写小说得文名的包笑天，当时是苏州城里一名19岁的秀才，他在晚年的一段自叙，便很能说明当时知识分子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吗？”(18)
其二，社会批判和社会改良主张成为政治意识的一种时尚。甲午战前，面对一个日益衰败的社会，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只有代表不同阶层的少数先进思想家，在呼吁和阐释不尽相同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良主张。至甲午战后，尽管整个知识阶层没有完全接受维新派的政治观点，但以救亡图存为前提的社会批判和社会改良主张却成为知识分子们政治意识之时尚。因为甲午惨败充分暴露清政府统治集团的昏庸腐败，军政要员的昏庸无能，封建统治机制的衰败腐朽。有目共睹的事实，使维新派们在揭露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黑暗残酷之时，不再象以往先进思想家那样曲高和寡，或被视为“悖逆”之言。尽管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具有鞭挞封建末世的胆识，但战后，为清王朝歌功颂德之作已大为少见。至于社会改良主张，在如何改良——即向西方学习什么的问题上，知识阶层并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但在是否要改良，要变革这一问题上，知识阶层的观点日趋一致。因为强敌日本当时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榜样。日本崛起于岛夷，最后跨海而来，将中国打得大败，原因恰在于其“变政”之举——明治维新。活生生的事实使士子们难免要对一直尊奉为神圣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产生怀疑和动摇。而这时维新派为了政治的需要，也在高唱“变”的哲学，宣传各种变革理论，其中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影响最大。书中告诉中国人的以西方进化论为依据的“变”，是中国传统的循环式的历史进化论中所没有的，但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对于甲午战后中国人所面临的变局，却提供了一种易为局中人接受的解释。于是，这种西方的自然观，便成为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一些知识分子独特的社会观。而持这种社会观者，无疑是赞成改良或变革的。
综上所述，甲午战后，遭受了空前的屈辱、空前的震惊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以及中国近代化过程本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一篇，第二章；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②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③《谭嗣同全集》上，259页，8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⑤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280页，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⑥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79页。
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9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⑧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后序》
⑨徐勤《中国除害议》，《戊戌变法》（三），13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⑩徐致靖《请废八股疏》，《戊戌变法》（二），第339页。
(11)张謇《大生纱厂股东会宣言书》，《张季子九录·实业录》。
(12)(13)《中日战争》（四）第12-13页，第39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14)(16)《戊戌变法》（四）第130页。
(15)《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2卷，19页。
(1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第133页，中华书局，1954年版。
(18)包笑天《剑影楼回忆录》，第145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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