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话题#183；乡愁民俗解读”--城市化中的乡愁_乡愁论文

“前沿话题#183;乡愁的民俗学解读”——城镇化的乡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愁论文,民俗学论文,城镇化论文,话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8-7214(2015)02-0011-04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专门在北京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城镇化工作会议。会议公报明确提出，城镇化的建设与推进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现代化实现的一个不可违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经过多年的倡导、践行，城镇化已经卓有成效。按2013年底公安部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常住人口为基准，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6%，但按户籍人口计算，城镇化率则仅达35.3%。也即在城镇化过程中，滞后的户籍制度使得已经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的占全国人口总数17.3%的人是“半市民化”。这些“半市民”无法分享市民的红利。与此大相径庭的另一面则是，在地方政绩、GDP驱动下的“拉进城”“被落户”“被城镇化”“被上楼”等诸多乱象。

      显然，此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及其公报是在城镇化建设层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经济发展、城乡巨变的理性总结，是对问题的正视，是对未来良性、可持续发展的期许。但是，在充分肯定城镇化对于国计民生不可替代的工具理性的同时，这里更需要前瞻性质疑的是：城镇化是否一定就意味着发展，尤其是是否一定就意味着好的发展？人类文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原本是多样的。在强调城镇化重要性的同时，我们是否也还可以兼提多样、多元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天地、日月、神鬼为伍的乡野是否一定就意味着落后，是否一定要被发展掉？不愿意城镇化的人、将来希望从城镇回到乡村的人是否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是否还有选择的权利、机会与可能？

      今天大行其道的都市文明及其生活方式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石、以科技为手段的，也是所谓的发展中国家身不由己地努力仿效西方的结果。彼得大帝时期的沙俄、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圣雄甘地之后的印度大抵都未逃离这一怪圈。不能否认的是，工业文明是剥离土地的文明，是将天、地、人、神分割的文明，是强调人定胜天、远离乡土、乡愁、乡音，继而支配也破坏自然、生态的文明，更是人在肯定自我、彰显个性同时也迷失、忧思弥漫，荒诞感倍增的文明。集团化的工业生产、骤然聚集的人口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城镇、都市。与此不同，传统的城与堡多因政治(如王公贵族所在地)、交通(如驿站、港口)、军事(如屯、堡)和商贸(市集、边关)等原因而生，并常有宽、深的护城河和高大厚实的城墙萦绕、护佑。这在东、西莫不如是，并无多少差别。

      伴随工业革命而生的便捷交通，使得工业文明以来人类社会物理意义上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可是，与此相左的是，各自为阵的心理距离却日显遥远。尤其是独裁专制的强权政治土崩瓦解时，涣散也是异质的人心、人性更显隔膜与冷漠。信息时代倍增的异地交流、沟通方式与信息获取手段不但未能有效地加强心与心的理解、交融，反而使得近在咫尺的人都形同陌路。父子反目、兄弟相煎、夫妻情断、师徒破门、同行倾轧、上下灌水、是非混杂、造谣生事等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常态。绿色、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这些看似前卫的观念、运动都是工业文明、科技文明、信息文明大行其道之后的亡羊补牢术、掩耳盗铃术。

      虽然有形的道道城墙使农耕文明主导的传统城市和乡村的外在形态迥然有别，但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礼俗社会，其城乡的底色都是费孝通所言的“乡土性”的。①在或主动或被动地效仿西方的现代化历程以来，古旧城墙的灰飞烟灭在促使以西方为准绳的现代都市文明及其生活方式迅猛地开疆拓土的同时，也空前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观念层面上首先定格为发展与美好的城市、城市群、大小城镇成为了建设的重中之重。教育、医疗等与个体日常生活基本关联的社会资源被有意地不均衡配置。“重工轻农”的政治强权时代如此，“重城轻乡”的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同样如此。

      城市和享有城市户口的人处于了社会金字塔的上位，也占据着道德形态学的制高点，及至在日常口语中，“进城”“上街”和“下乡”“返乡”都有了特定的意涵。②改革开放前，“城里人”与“乡下人”泾渭分明的区隔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不公和阶序，培育了数代乡下人对城市的憧憬，至少激发了“乡下人”对城市的窥视欲望和在可能情况下“入主”的心性。鲁迅笔下的阿Q和高晓声笔下的陈奂生分别是二十世纪首尾的冒然也兴致勃勃进城的“乡下人”心性的代表。这种窥视欲和入住心性直接促生了改革开放后城乡之间的巨大人流，导致城镇一窝蜂地斩断历史线性链条的盲目拆迁，整齐划一地摊煎饼式扩建钢筋水泥堆砌的“石屎森林”。③

      对于绝大多数原本生长于乡野的个体而言，无论城镇真实的工作、生活境况是多糟，挤进城市、拥有城市户口仍是人生的基本梦想。拥有京、沪、广这些代表当代中国荣耀的一线城市的户口更是千千万万人的理想。没有乡愁的背井离乡、抛妻(夫、父母)弃子的都市化是如此的急不可耐，蓬蓬勃勃，红红火火！长此以往，这种单一、趋同的价值认同势必会催生文化的贫瘠和精神的枯竭。因此，城乡并重，而不仅仅是在城市中融入或者有限度地保留乡土的元素，应该才是可持续发展应有的理性基础。

      在机械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艺术创作的方式、人们的生活形态与观念的年代，行吟诗人般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对前工业文明及其众多文化艺术形态的“光晕/韵(Aura)”表现出了让人感伤的眷恋。④如大抵同期的中国文学中美丽、婉约的乡土文学，无论是周作人的“乌篷船”、废名的“竹林”还是沈从文的“边城”，在给人以温馨与浪漫的同时，多少都有些凄楚和断人魂肠的苍凉。同样，数十年前，法国人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

ois Lyotard)曾用“房舍”和“大都市”来分别喻指前工业文明的素朴和后工业文明的繁杂，多少有些怀旧、感伤，亦不乏明敏的思考与批判。⑤当下，西方发达国家乡村-房舍的居民对自己享有的生活已经有着与利奥塔不同的体认，多了发自内心的喜爱。都市—好、乡村—不好的界限已经模糊，甚至颠倒过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也不再是人们坚守的唯一信条。

      2006年7月，我曾前往日本进行短期的访问研究。在神奈川县真鹤町的一个面朝大海的百余人小村，村口路边公交站牌上，清楚地写着每班次车停靠、离开的时间，精准到了几点几分。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标牌。我乘坐的公交车正如同站牌上标示的时间那样，准点到达，准点离开。村中，除了小型的超市间杂民居之间，不时还能碰到正常运行的自动售货机。作为一个公共场所，村子神社围聚了不少喝茶闲聊的村民。我问身旁一位八零后的年轻人：“横滨、东京好，还是这里好？”这个小伙子很诧异我有这样的问题，反问道：“这里很好，城市有啥好的？”后来，我才知道，在日本，一个原本出生在城市的人，要想长期定居乡村实际上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2013年5月，在剑桥寓居的我曾数次专程前往纽马克(Newmarket)小镇一个散居着三百余人的小村，并有幸到迈克和西娜夫妇家做客。迈克夫妇都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大学毕业后，双双回到了村里安居乐业，育有三子一女。他们水、电、气、网络等设施一应俱全的房屋背后是通往村外、连接邻里的平坦马路。房前的花园、养殖场和手工作坊渐次排列开来。花园中有苹果、李子、草莓、无花果等果树，蹦蹦床、秋千、梭梭板、羽毛球场等间杂其间。夫妻俩都有宣传自己产品的网站。在收到订货单后，迈克在他的手工作坊给客户制作水箱、车斗等大型机械的零部件。

      西娜经营着紧邻花园的养殖场。除了种类繁多的鸡，养殖场还有兔、羊、猪等动物。禽畜的圈舍、喂养都是高度科技化的。每次收拣鸡蛋时，西娜都会在鸡蛋上标明时间、类别。没有帮工，数百只动物的喂养、产品的营销都是西娜一人。但是，繁忙的西娜歇息下来时，还会拿起她的油画笔，画出与她朝夕相处的这些动物。在初进她的家门时，我还误以为那些跃入眼帘、栩栩如生的大小镜框中的油画是买来的。

      我多次问过迈克夫妻俩对自己生活现状、对这个小村的看法。在不同场合，他们夫妻的回答基本一样：“确实辛苦些，但很好。没想过要去剑桥、伦敦！为什么呢？”

      相对上述两幅图景，当下中国乡村空间的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的城镇化，人口的城镇化快于人的城镇化，人的衣着举止言行的城镇化快于人的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城镇化。以此观之，“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意义非凡！惟愿城镇化的践行者能将城镇根植于乡土，而非斩断乡土之脐，从而多少实现些“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愿景！

      当然，绝对还应该在“记得住乡愁”后郑重其事地加上“听得见乡音”。因为乡音承载着在乡野中如风般传衍的故事、传说、歌谣，令人开怀大笑或会心一笑的段子，家长里短的粗言俚语；承载着在节庆、庙会、红白喜事等场合的野台子戏、曲艺；承载着浓浓的乡情，邻里、村社之间的纷争、理解、关爱与依依不舍。没有了乡音，哪怕共为邻的青山绿水历历在目，乡愁也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是无迹可求的水中月、镜中花！

      但我更愿意说：乡土本身就丝毫不逊色于城镇！愿我们子孙后代的中国不是“一个”苍白无趣的城镇，不是一片没有蓝天、阳光的石屎森林，而是一个个有着自己乡音、乡情、乡韵，有着自己个性、历史、记忆、温馨与乡愁的“村落”城镇！或者会有那么一天，相比“村落城镇化”，人们会更喜欢“城镇村落化”，也有更多人的愿意自得其乐而又胸怀世界的生活在乡下，生活在村里。

      与慎终追远、崇德报功两位一体的光宗耀祖、叶落归根价值追寻、身体认同使得乡愁确实与乡土——故乡、故土、故人、故里——密不可分。自然而然，乡愁绝不仅仅只存在于乡土。广义上的乡愁与感怀伤时的“恋旧”“追忆”“凭吊”是孪生姊妹，它指向的是所有已经逝去了的景象与心性。因此，无论是追述岁时节日的《荆楚岁时记》，还是慨叹、追思已逝繁华市井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梁录》，及至今人王世襄的《秋虫六忆》、邓云乡的《燕京乡土记》、北岛的《城门开》都有着浓浓的依托于“故城”的乡愁。当然，这类对一去不复返、不可复制的消散之城——故城——的追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城愁”。

      对于过去数十年以强拆、强征土地为基础的摊鸡蛋、摊煎饼式的“城镇化”“都市化”“大都市化”及其如影随形的异型建筑、空城、鬼城或堵城，来自各界的警醒、批判之声早已不绝于耳。鸟蛋、鸟巢—鸟窝、麻花、马靴、大裤衩、牙医箱等批评者对各大城市异型建筑的命名，及至2014年官方对异型建筑的正式叫停，既是“乡愁”的不同表现形式，更是鲜活的当代“城愁”。不仅包裹每个都市子民日常生活的空气、食物、用水等有着安全隐患，大投入的街区文化建设要么是陷入褊狭的复古保守主义，要么就是陷入不接地气、人气的精英虚无主义。多数所谓的街区文化建设沦为徒有其表的空中楼阁，或昙花一现的海市蜃楼。

      尤其让人困惑的是，位高权重、财大气粗并拥有话语霸权的“官媒精英”要在百余年来斩断的文化链条中，要在老百姓已经片面接受了的都市文明的基本观念与行为准则中，勉力嵌入市井小民自身同样视之为“落后”“愚昧”并早已抛弃的鞭春牛之类的“旧俗”。在北京，不少居上位者口口声声地要恢复三教九流汇聚的作为京城“下体”的杂吧地老天桥。在上海，恢复莺歌燕语、香烟袅袅的龙华寺庙会不但正义凛然，还有道德上的优越。在成都，那个只有吃食的“假”宽窄巷子让游人大呼“上当”“没劲儿”。

      伙同雾霾，高楼大厦林立的石屎森林终于遮挡了人们的视线，强力改变着人们的视阈。混同基因与转基因食品的争吵，各种肉香味、汗臭味遮蔽着人们的味觉、嗅觉、听觉。纷繁的物质、言语和易变的电子信息不折不扣地混搭，快速地重组着人们的感官感觉。打工仔、房奴、车奴、网奴、蚁族、工蜂也就层出不穷、前仆后继地成为了今天在都市生活的芸芸众生的标签、隐喻。如果都市文明高于乡土文明这个价值论命题成立，那么今天都市的乡愁——城愁——的散失与凝聚远远胜于乡村。声、光、色、电、雾霾、车流、网络、直刺天空与眼帘的高楼等装饰的繁华都市更缺少根基。因此，飞蛾扑火般奋力挤进都市的子民们很快又将其双脚迈向所谓原生态的乡野，迈向空气清爽、商品质优价廉的异国。

      其实，人在哪里生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否感觉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有着安身立命并赋予其安全感的挥之不去的或浓或淡的乡愁，有着既不不妄自菲薄也不卑不亢的自尊、自信与自豪！

      本文是根据拙著《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的“前言：城镇化的乡愁”修订而成。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②岳永逸：《都市中国的乡土音声：民俗、曲艺与心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1—172页。

      ③李欧梵：《人文建筑的愿景》，《读书》，2011年第12期。

      ④[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尤其是第12—14、89—91页。

      ⑤[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非人：时间漫谈》，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05—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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