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主导性哲学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会论文,主导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2000年零点洪钟敲响的时候，人类将迈入自纪元以来的第三个一千年。面对这样庄严的历史时刻，中国哲学工作者正在回溯过去的一两个世纪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历程，展望新世纪中华民族将要迈进的光辉道路。思考跨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学术发展，把握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和作为其精华的哲学精神，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哲学事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借此机会，我想就21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和新世纪中中国主导性哲学精神的规定发表若干意见，以就教于可敬的同行们。
一、21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
讨论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精神，必先研究产生这种哲学精神的土地，研究21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问题。在我修改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江泽民向大会所作的报告中， 对20世纪的中国作了这样的概括：“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对21世纪的中国作了这样的展望：“到下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之后，将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展开长期的奋斗。为了深入理解十五大的概括和展望，准确把握21世纪中国社会的走向，我们必须研究20世纪在中国造就的既成格局；研究这种现实格局中潜在的多种可能性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由这个客观可能性空间所决定的社会运动的统计性规律。
在新世纪起跑线上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呢？这里有一个背景参照系。这个参照系的纵座标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这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一个焦点；横座标是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和格局，中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一个关键性局部。就中国近现代历史而言，它是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中国人民近代以后的实践，就是以自己无法选择的社会形式——生产力结构、经济结构二元性社会——为出发点的。19世纪末叶中国的改良派、20世纪初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先后作了艰巨的努力，试图克服那一“半”的封建主义，使中国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摆脱贫弱落后状态，但都没有成功。不是中国人不愿意改良、不愿意搞资本主义，而是主客观条件没有提供实现这种愿望的充分可能性，而是缺乏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的足够的主观力量。正当中国陷入困境的时候，中国人遇到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遇到了胜利了的十月革命，遇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式的武器，在内外条件根本改观的新情境下，由中国无产阶级胜利地领导了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并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历史时代，通过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归宿。就当代世界格局而言，邓小平的判断无疑是一种洞见：世界新时代的主题已经不是本世纪前半期的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和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中国在这个格局中，既面对东西方关系， 又面对南北方关系。前者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问题，后者是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发展的非意识形态问题。在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方面，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西方有些人是不赞成的，他们在几乎一切领域内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遏止中国的发展或导引中国的道路；但他们自己的社会其实正在发生指向社会主义未来的变动，包括由于资本社会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民掌握了越来越大的资本额，这就含着资本家阶级扬弃自身的历史动向；也包括种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被采用。在非意识形态方面，生产的社会化越过了国界而越来越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结构，这有利于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实现。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实行全方位开放的政策，从而调动国际范围内一切有利于我们的积极因素，胜利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国际格局提示给我们的结论。
研究了21世纪起跑线上的中国，就可知中国仍面临着多种发展可能性，多条发展道路的竞争。沿着我们已经选定并经过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道路走下去，那么，21世纪将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使自己作为先进民族站立在世界民族队伍的前列的世纪；是中国完成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的世纪。但是，21世纪对于中国也不是平静的、在笔直大路上凯歌行进的世纪，中国社会仍将遇到国际国内许多的矛盾、困难和问题。正如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中国仍然存在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问题。在笔者看来，“命运是主体在初始条件系统约束下为把可能性转变为现实而展开的实践过程及其结局”，“是实践中诸种可能性的竞争。”（参看拙作《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中国之所以仍有多种发展可能性的问题，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二元结构的中介过渡型的社会。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就成了这样的社会——传统生产力与现代生产力二元并存、封建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二元并存；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前进到现代生产力加速发展同时传统小生产依然严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获得解放而社会主义经济应运而生的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现代生产力取得主体地位，传统小生产加快被改造，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相应地成为主体，同时又有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对于这个居于中国封建社会与将来的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漫长的中介过渡社会诸阶段，我在《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中作了详尽的剖析，其主要结论是：既为中介过渡态社会，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存在着不同发展道路的竞争，存在着主体选择，存在着某种选择由于切合中国的社会条件而战胜其他选择，而展开为社会历史的相对规律的事实和趋向。
照此看来，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仍然会有不同可能性，不同发展道路之间的竞争，站在这个竞争的诸方面的，有各种不同的国际力量，国内各种不同的阶层，抱有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们。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对这条道路及其进一步发展，国际国内仍有不同的评论；此外，还有人期待着其他的道路，诸如现在的俄罗斯道路，或者香港、台湾模式在中国大陆泛化的道路，或者不谈“主义”、只求实效、走到哪儿就算哪儿的道路，或者“要社会主义，不要市场经济”的道路，“要市场经济，不要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这也许就是学术界有些朋友所说的意识形态多元化。
在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可能性是占有显著优势的。中国人民正在主体奋斗中创造着充分和必要的条件，把这种可能性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性，从而展开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我读过一些讨论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及其历史使命的文章，大多避而不谈我在本文所作的分析，用非意识形态化来回应意识形态多元化。但是，如果我们直面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直面当前的中国和世界，我们无法回避社会制度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问题。“现代化”是一个中性的范畴，我们应当用中性的态度来对待它；但现代化的制度性也是事实，我们又不可能完全不理会“主义”。我以为，中国现在走着的道路已获大效，继续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实现中国的相当高度的现代化。党的十五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这是因为它对如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作了部署，特别是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机制相结合的方向，使社会主义观念得到更新，社会主义前景更加明朗。我国将适应生产现代化和社会化的进展，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资本组织形式的社会化，逐步达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保证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最终成功和民族现代化的完成。这样，在100年以后， 中国将结束前面所说的中介过渡性社会阶段，经济总规模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跻身于富裕社会行列，社会政治生活实现民主，东方文明得到伟大复兴同时与西方文明融为一体，变成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国家。这条道路是合乎中国社会的历史实际与当代实际的，是把合规律要求与合目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条道路的优胜性，在于它是对于中国在上世纪和本世纪曾经发生的伟大革命的肯定，是对于它的遗嘱的忠贞的执行，是维护中国社会的稳定，以较少的改革代价争取现代化事业较为顺利实现的途径；也在于它又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及其在经济机制方面的主要成果（市场经济）的肯定，从而顺应世界潮流，更新了社会主义观念，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解为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本质和导向的制度、体制创新过程，不但较快地发展经济，而且给人民创造自己的经济富裕、政治民主、精神自由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其他道路对于这条道路的挑战，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挑战，是对社会稳定的挑战，是对更新了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实践的挑战。在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坚持通过改革和开放，实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创新，坚持用发展民主的方法使执政党保持自己的特质的条件下，我们能够克服这些挑战而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达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彼岸。
二、21世纪中国哲学的道路
与当代世界与中国在跨世纪的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中国哲学也面对着新世纪的发展。20世纪晚期的20年已经显示出下一世纪中国哲学的道路。
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文化多元化和哲学多元化的动向（这里，作者暂且使用“多元化”的提法，在后面的文字中将对此作出辨正）。中国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期经历过一个相当长时间的阶级搏斗时代，它既是民族解放性质的搏斗，又是人民解放性质的搏斗。在这样一个时代，代表着不同阶级要求的哲学也参与搏斗，而试图自外于这场搏斗的哲学则很少为社会和大众所理会，他们的呼声即使自己声嘶力竭也很难为搏斗的各方所倾听。这场搏斗是那样尖锐，那样曲折，那样洒遍了鲜血，那样彻底地以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它为结束阶级搏斗年代创设了历史前提。人们指责说，那时的哲学过分政治化，我看，莫如说，那时的社会不得不以政治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我们的错误是在阶段搏斗基本结束之后搞人造的“阶级搏斗”，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政治对于哲学的制约似乎有这样的规律，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越是稳定和巩固，它对于哲学的干预就越少，在意识形态领域就越能容忍、倾听和宽松；反过来，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越是受到挑战，它就越是敏感，越会对挑战者作出强烈的反应。到了20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中国由于成功地实行了改革开放而造成了社会的政治稳定，造成了开明的政治态度，这就使各种哲学思潮在中国得到了正确的对待。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中国有着各种哲学思潮赖以活动的现实依据。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经济成分和相应的价值观念多元化了。它们都可以从中西方已有的哲学学说中找到合乎自己的地位和要求的东西，并在自己的尘世生活中发扬和特化这些哲学学说。
哲学的多元化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表现为各种时空整体上出现的哲学元。人们说，中国有三种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它们之间是一种多元存在。二是表现为各种哲学元中又有不同的学说和学派。就此而言，中国哲学中有各种学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的中国哲学与用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分析的中国哲学（例如新儒学）是显然不同的。“西方哲学”中也有各种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的和后现代主义的，人本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再加上研究者的立足点不同，被他们所阐释的“西方哲学”更是不同的“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发生了分歧的理解——“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实践唯物主义”理解、“实践人本主义”理解正在争论和讨论之中。这两个方面的表现相互交叉，开出了色彩各异的花朵，结成了甘甜不同的果实。哲学园地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好生热闹啊！
哲学的多元化以及哲学精神的多样化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性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这里，就要说到哲学多元化的提法。在一些学者看来，“多元化”就是各派哲学都有其合理合法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一个学派发生它的作用；“多元化”也就是对于主导性哲学思想与主导性哲学精神的否定。这里的“多元化”论者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后者认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的根本问题是“一与多的关系问题”，“现代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他期望找到统一性、秩序、一致性、成体系的总体性、客观真理、意义及永恒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是悲观主义者，他们期望发现多样性、无序、非一致性、不完满性、多元论和变化。”（R·H·麦金尼：《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争论之解决》，美《今日哲学》1986年秋季号）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总体性实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的中国哲学在“一与多”的关系问题上，既需要“百家争鸣”，相互补充，又需要统一的哲学主导思想。不是任一哲学派别和任一哲学精神都能承担起指导中国人民新世纪总体实践的，只有能够引导着这一总体实践的哲学思想和它的哲学精神，才可以看作是主导性哲学思想和主导性哲学精神。例如，“新儒学”能指导和引领这一总体实践吗？怕是不能的，不但不能，恐怕连契合进来都困难。新儒家学者说：中国文化“有道统而无学统，有治道而无政道”。他们要做的是：其一，道统之肯定，即护住孔孟所开辟的人生宇宙之本原；其二，学统之开出，转出“知性主体”以容纳希腊逻辑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是政统之继续，由认识政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参看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序，东海大学，1959年11月印行）他们所说的新道统、学统、政统包括着积极的内容，但毕竟难以指导我们正从事的总体实践。再如，主张“西化”的自由主义能指导和引领我们在新世纪的总体实践吗？不但不能，恐怕是格格不入的。自由主义首先主张“告别革命”，使目前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失去历史前提而不得不中断；其次主张以西方经济政治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把现在的实践引向另外的方向。自由主义的这些主张如果付诸实践，只能挑起尖锐的社会冲突，把中国拖入动乱的境地，使民族支付无力支付的代价。自改革开放以来，指引我国人民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指导着全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则同我国新的实践、新的时代条件相结合的哲学思想。可见，各派哲学虽然可以并存，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确定的关系。一种哲学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哲学也能发展，它们在这样的侧面上或那样的侧面上对主导性哲学发生促进其丰富和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样一种结构关系是“哲学多元化”提法所不能概括的。我们须从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相继时段来理解主导性哲学思想和它的指导意义。历史地看，成功地指导着我们完成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任务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这一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思想，这一哲学思想的真理性和有效性在严酷的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证明，并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核心部分。现实地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和哲学蕴含，继承并在新条件下发展了革命时期的哲学，把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哲学推进到新的阶段，为新世纪中国主导性哲学思想指示了方向和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解放思想”的口号和运动在中国土地上广泛开展，这是呼唤摆脱非主体性的依附性而获得主体性的独立性的口号和运动，是中国民族精神的脱胎换骨的更新；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敢试、敢闯、敢冒，在勇敢的实践进取中走出中华民族发展新路，这是把主体能动性与实践条件客观制约性统一起来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精神和思路；果断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依靠物质经济基础的力量，改造自然经济、计划经济造成的传统文化观念，在中华民族中建立独立、自由、平等的文化风骨，实际地解决西方个人本位文化和东方文化的融合问题；在对当代世界特征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判断的基础上，实行开放政策，把革命时期外争内和、以争为主的辩证观念转变为以和为主、争而有节的辩证观念；……所有这些新哲学观念给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民族新文化建构注入了新的灵魂，并且在实际的发展中变成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巨大成就。面向未来去看，我们不是要去抛弃历史地形成且现实地高扬着的，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而产生的哲学思想；而是要随着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事业的进展，扩展和深化这一哲学思想，逐步形成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主导结构。
在进行这项伟大的哲学工程的时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要排斥中国古代以来哲学和西方古、近、现代哲学，而是要以中国现代化实践为基础，有分别地吸收它们中的一切优秀成分。刘放桐教授写道：“面向21世纪的中国哲学将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吸取和容纳百家的开放型哲学，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优秀遗产的基础上与体现当代的时代特征的西方哲学相衔接的哲学。”（引自刘放桐《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新华文摘》1996年第8期）这意见是不错的， 我想补充的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的整合工作不但一般地说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而且应具体地说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的哲学蕴含为定向物的；并且是在21世纪中国人民的总体实践的基础来实现这种整合的；实践检验的力量同时也是根本性的理论整合的力量。年青学者何中华写道：在哲学的整合中，哲学的每一元“都既消解自我中心倾向，又不放弃自己的独特话语，从而使互补整合关系成为现实的可能。体现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历史进步与道德完善等一系列两极对立关系中的理性与价值两种根本尺度，通过对话而实现整合，这正是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引自何中华《回到自身：世纪之交的哲学重建》，《新华文摘》1996年第1期）这意见也自有它的道理， 但论点是建立在“哲学多元化”之上的。我以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则与我国新的实践和新的时代条件相结合”的原则就已经考虑了对各种合理哲学观念的吸收和整合，但能够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潮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中国的新发展。
三、21世纪中国的主导性哲学精神
我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指明，就中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而言，在多种哲学的共存与对话之中，必有一种哲学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哲学精神是主导性哲学精神。这个哲学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与中国现代化实践及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新哲学；这个主导性哲学精神就是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振兴为目标的实践精神。
把“以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与民族振兴为目标的实践精神”当作21世纪中国主导性哲学精神有着充分的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在理论内容上，它建立了以生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实践观念，从而超越了旧哲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抽象对立，同时也就克服了主体与客体、真理与价值的二元分化，成为以实践基础上的现存感性世界为对象的新世界观，展开为实践基础上主客体统一的新认识论、新价值论和新历史观。在社会功能上，它把握住了时代的要求，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用以改造旧世界，最终创造出一个真正自由自觉的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便被当时正在从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所掌握，使之同这个伟大实践结合起来，产生了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哲学。这个新哲学坚持了实践观点的基础地位，坚持了实践论的唯物主义和实践论的辩证法，坚持了高扬主体能动性和严格尊重实践条件的客观性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在客观条件历史舞台上演出创造历史的辉煌活剧的历史观。这个新哲学又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经过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的努力，得到了伟大的发展，它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高扬主体能动性与严格尊重实践条件客观性的结合。这个“结合”的前一侧面表现为思想大解放，社会主义改革大试验；后一侧面表现为确认世界的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客观的发展阶段及由此形成的客观条件系统；二者结合，走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由此看来，从马克思到毛泽东和邓小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所展现的基本精神始终是实践唯物主义精神，在毛泽东阶段是以实现社会革命为目标的人民群众推翻旧世界的实践精神，在邓小平阶段则演变为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为目标的实践精神，带上了一系列新特点，并且表现得更加强烈。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概念，作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的历史性决策，坚持按邓小平理论所指明的道路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推向成功的彼岸。这就进一步确证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精神亦即他所发展了的实践唯物主义精神是21世纪中国的主导性哲学精神。
把“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为目标的实践精神”理解为21世纪中国主导性哲学精神，真正体现了人类哲学的本质。哲学是“穷根究底”的存在之学，运动之学，是对宇宙之谜、世界之谜、社会历史之谜的解答。 人类创造哲学首先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 对于21世纪的中国，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就是要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从传统社会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完成多少世纪以来仁人志士的祈求：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创造的过程，在实践检验中使主体选择与客观条件取得一致的过程，这就必须经过实践，必然具有强烈的实践精神。哲学又是“追寻价值”的人性之学、价值之学，是对人的“自我”之谜的解答。人们常说哲学对人提供“终极关怀”。“终极关怀”的说法带着宗教和神赐的意味，似乎人不能自救、自助，而必须由神来呵护和关怀，人需要富裕的生活，需要和谐的存在，需要自由，需要幸福。但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都要依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依赖于民族的振兴。否则，只是空洞的许诺甚或是反现实道路的、给人带来苦难的蛊惑。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为目标的实践精神，是中国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是人民为奔向人类自由目标而自我奋斗的精神，是人民自己向自己提供“终极关怀”的精神。
把“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振兴为目标的实践精神”理解为21世纪中国的主导性哲学精神，包容和整合了当代中西哲学的各种积极的成分，是人类哲学发展在现代中国的聚焦。一切哲学都是人的哲学，哲学的一切积极成果都是属人的和为人的，都是在人的实践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因而，人的实践精神是一切哲学精神相互对话与整合的基础。
——价值与理性。近现代哲学中价值与理性的对立是因为脱离实践基础而发生的。在人的实践中，二者便得到了统一。价值是实践的成分。任何人的实践都带着确定的价值准则，而价值准则之是否具有确实性是要由实践来检验和修正的。价值理想的实现和提升依赖于实践中创造出新的条件。理性是实践的又一成分，实践要获得成功必须理性地把握实践的条件体系，实践的过程，而理性的提高和发扬，也是实践的结果。价值是热烈的，是与欲念、热情联系在一起的；理性是冷静的，是与逻辑、客观性联系在一起的。价值与理性结合，热烈与冷静结合，推动着实践的发展。所谓实践精神是价值与理性结合在一起的精神。
——人文与科学。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高扬了人的价值与价值理想。人文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后被许多中国哲学家所呼唤，一是针对“文革”中对人的尊严的肆意践踏，二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对个人独立性和创造性的束缚，三是针对市场经济中“人为物役”的现象，要求提升人的主体地位。因此，人文精神在中国的某种复兴是可以理解的。但人文精神不能脱离实践基础，它只能在具体实践中具体地实现，而不可能是抽象的，同时，人的价值正是人通过实践来创造世界和创造自己的价值，而人的价值理想也只有在人的实践发展中才能一步一步地得到实现。人的主体性是人的实践规定中的中心环节，以客观态度对待宇宙和尘世的科学主义，突出了人的活动的客观制约条件，但把握这种制约条件的求真过程必是一个实践过程，而突破这一制约条件的求善过程仍然依赖于实践的力量。人的主体性与实践活动的客观性的统一，是实践中的统一，在这里，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都扬弃了自己的片面性而结合成完善的整体。
——批判与创造。“批判”以其主体独立性与科学分析态度（从肯定中发现否定、在批判中发现未来）被认为是西方近代以来哲学的优良传统。他们曾经主张理性批判，一切既有的东西都在理性的庄严法庭上接受审判；但是，马克思以实践批判精神深化了理性批判传统，他宣告认识的真理性问题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这是科学的、彻底的批判态度。马克思说：他所倡导的“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致卢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中，批判与创造是统一的，用现代哲学的语言说，“解构”与“建构”是统一的。中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应该担负双重的任务，既论证和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又要批判地指明这一建构过程必定要付出的代价及防止这种代价付出过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归结为对“异化”或“物化”现象的批判，这是片面的。（参看衣俊卿《异化理论、物化理论、技术理性批判》，《哲学研究》1997年第8 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中国的解放事业，坚定不移地批判教条主义，比别人更强调“实践是检验认识之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批判中，实现了理论思想和政策体系上的“两次飞跃”，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就把批判精神和创造精神统一于一身。在21世纪的创造现代新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实践精神的这一方面将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个人与民族。以实现民族现代化为目标的实践精神，强调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全民族的奋起和勤劳，因为这项历史性的伟大实践决不是独立的个人的行为，分散的努力说不定会招致共同的失败。这是东方文化精神在新世纪内的进一步高扬。但是，新世纪的实践毕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实践，它同时要求确立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每一市场中的活动者的独立性，整体主义的东方文化精神中又熔进了西方的个人本位的文化精神。二者结合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在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范导下的个人奋斗是一种形式；在自觉的个人奋斗中对民族振兴作出贡献又是一种形式。我看不出民族本位与个人本位有什么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性。
——自由与律戒。“自由”概念有多重规定性。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自由是对自然必然性的把握和在把握基础上的对自然的改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自由是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中关系各方的行为自主性。这样的规定仍然是抽象的。它们具体地展开在历史过程中。就社会关系而言，在人对人依赖的社会历史时期，人没有独立性，束缚在自然关系之中，那不是自由的人；在人对物依赖的社会历史时期，人有了独立性，因而也就有了自由，但那只是商品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自由，饥饿的纪律，失业的威胁，破产的威胁，使一切人都这样地或那样地约束着自由，这时的自由就是一个悖论；只有到了将来的“自由个性”的社会历史时代，自由才是摆脱剥削、压迫与一切不平等，摆脱分工对人的制约，摆脱社会规律作为盲目力量强加于人的那样一种自由。“自由”不是一个无对待性的范畴，自由的一切内涵和一切变动都是在人的实践中、它的成果中得到实现的。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现实的“自由”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自由，仍然内含着和外在着各种形式的社会律令。在主体性意义上，自由还同自律相对待。“存在主义者讲自由，当代儒家讲自律”，“讲的都是实存生命自我作主、自贞自定的主体性。”（唐力权：《自由与自律之间：存在主义与当代新儒学的主体性观念》，载《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人类的实践，是自由的， 因为实践作为意志行为总是选择；又是自律的，实践检验与纠错是自律的基础。
——对抗与和谐。在革命和革命战争时期，基本的社会实践是处理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实践，这时的实践精神也就是同反动统治阶级对抗的革命精神，在革命队伍内部，则强调以批评求团结、以斗争求联合。当时的著名口号是“对敌狠，对己和”。革命和革命战争时期早已过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实践是处理人和自然关系、人民内部社会关系的建设、改革实践，现代的实践精神是善于协调各种矛盾的诸方面的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是“和”或“协调”的精神。在这里，中国传统哲学的“贵和持中”的精神得到一种整合。在我国，辩证法经历了上述两个历史时代，具有两种相互区别的表现形式。这只有联系实践过程才能理解，显示出唯物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对于国际关系，人们预见到，21世纪将是“用对话代替对抗”的世纪。这里的关系与国内关系是不同的。国际间的矛盾有许多是根本利益上的矛盾，是不同世界观、价值观之间的矛盾，但是，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用协商、对话的方式，达成一种妥协，借以排除国际间合作的障碍。中国人民为了适应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首先着眼于国际合作和交流，学习和吸收世界一切民族的先进文化，同时在维护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反对国际不公正和霸权主义方面，不会动摇自己的原则立场，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会采取激进的方式来处理国际关系。21世纪是中华民族为实现自己的振兴而空前团结的世纪，是促进国际合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而不懈奋斗的世纪！
总之，实践精神是人的自我完善的精神，它包含了崇高的价值追求，却不仅是价值追求；实践精神又是取得人与环境的统一的精神，它包含了清醒的理性，却不仅是理性。实践精神是主体性精神，它包含了人文主义却不能归结为人文主义；实践精神又是客观性精神，它包含了科学主义却不能归结为科学主义。实践精神是批判精神，实践检验构成对一切非现实思维的否证；实践精神又是创造精神，人类的进步和中国的现代化伟业只有在实践创造中才能变成现实。实践精神是人的自由精神，它是人类争取越来越大的自由的奋进过程，而不是抽象的自由呼喊；实践精神又是人的自律精神，它是人类不断克服谬误而达到真理的过程，而不是抽象的道德自律。实践精神是人向自然界、向既成落后社会现实作斗争的精神，它实行着对抗，却不以对抗为目标；实践精神又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协和的精神，它追求着和谐却不能排除必要的抗争。对于处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经历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摆脱经济文化落后状态而实现民族现代化、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的中国人民来说，尤其需要发扬民族和个人共同奋起的实践精神。这就是21世纪中国的主导性哲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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