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公移山：20世纪的民族精神建构及其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愚公移山论文,民族精神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愚公移山的故事，出自《列子·汤问》，在中国20世纪的时候得到广泛的传播，俨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但是愚公移山的故事实际上并不代表主流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而且，这个故事在古代的传播也十分有限。它是20世纪最大的一场文化建构活动：五四时期的重写解读，毛泽东主席的极力推崇，使得愚公移山的故事迅速扩散推广，以至于家喻户晓。该故事除了确实具有其积极性的一面，其隐含的负面因素也不可以低估。本文是对于这场文化建构运动的初步考察和反思。
一 历史上的愚公移山故事
愚公移山的故事，记载在《列子·汤问》里，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露面的时间很晚。《列子》原书早就亡逸，我们现在见到的本子，一般认为是一部伪书。到晋代张湛的时候，大部分已经没有了，据张湛说，只有《杨朱》《说符》等篇还在，但他的父亲及其朋友曾经有《列子》的稀有藏本，永嘉之乱中得以幸存，他把这些书拿到一起，去其重复，得为八篇，遂为之注，这便是今天的《列子》本之祖。对于这种说法，人们多不相信，说是伪造此书的托词。
关于该书的真伪，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所知道的愚公移山的故事，就记载在这本书里面。伪书也好，真本也好，记载这个故事确实实实在在。今本《列子》的记载，大多数是从《庄子》《说苑》等古书中摘取编纂而成，但是，愚公移山的故事却是别的古书中所没有的，为张注《列子》所独有，从这一点看，张注《列子》本还是有独特价值的。
愚公移山的故事记载在张注《列子·汤问》篇里面，原文不长，现录于下：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献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长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应。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①
这一完整的故事，不见于晋代以前的典籍，也不见以前的典籍有相关的题材的记载，说明该故事可能是晋代的传说作品。张湛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如大小，愚智，修短，宣扬相对主义。他在注释愚公时说：“俗谓之愚者未必非智也”，而在解释智叟时说：“俗谓之智者未必非愚也”。张湛期望忘怀事功，不期得失，不求一朝之美的无心境界，愚公能否挖山成功，不是他所向往和关心的，那种不计成败的行动乃是张湛赞美的核心价值。在叙述愚公移山故事后，张湛评价道：“夫期功于旦夕者，闻岁暮而致叹；取美于当年者，在身后而长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为一朝，亿代为瞬息；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在我之与在彼，在身之与在人，弗觉其殊别，莫知其先后。故北山之愚与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欤？”② 这是一种非功利的理想，但这段叙述却是一个注重事功的，企图有心获得成功的故事，我们可以很容易从中推论出刻苦耐劳的主题。原文和注文的矛盾，使得文气有些不够和谐。虽然这种思想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表达，但在主流上人们是不大会理会这样的主张的。
因此，尽管愚公移山是一个如此独特的故事，但在出笼后基本上就很少有人关注它了。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它几乎就沉睡在故纸堆里面。许多的文选都没有选录这个故事给大众阅读，其广泛传播的可能性就很小。著名的《昭明文选》没有这个故事，而唐人是那样关注该选本，所谓“文选烂，秀才半”，如果是《文选》以外的作品，影响力要小很多，因此愚公移山的故事在唐代是很难被知晓的。我们从唐代欧阳询的类书《艺文类聚》看到关于“山”的解释和典故，“太行山”“王屋山”都提到了，但关于这两座大山的掌故，都没有愚公移山故事。唐代的另外一部著名的类书《初学记》也没有愚公移山的记载。这说明在唐代愚公移山的故事就不大被人提起了。加上柳宗元指斥《列子》为伪书，那就更没有多少人看了。古代著名的故事，会被历代类书收载，还会被种种“类编”“集语”“广记”“书钞”“类林”等等反复收录转载，由此而影响深远，但是愚公移山故事在古代没有被多次转录，影响之小可见一斑。
明代张岱编了一本小百科《夜航船》，其中出现了愚公谷的记载，但那是记载在《说苑》里面的一个大智若愚的故事，和愚公移山故事里的愚公完全是两回事。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是那个愚公和他所在的愚公谷，而搬山的那个愚公被提到会很少。清代的《古文观止》是一个广泛传播的古文选本，也没有见到愚公移山。至于儿童读物《幼学琼林》、《三字经》等等，都没有选载这个事典。这说明，自晋代张湛注《列子》出现“愚公移山”的故事以后，这个故事在20世纪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少得可怜的人提到他，在大众中基本无声无息。
为什么这样一个还算精彩的故事不会得到人们的共鸣呢？
首先，《列子》这本书被称为伪书，被阅读的概率大大降低，加上又被诸多选本和类书所弃，作为一种古籍，它的传播就会受到障碍，其故事的知晓度就会很小。
其次，该书的故事情节与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相左。一是虚无而忽略事功的思想不是主流思想，与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思想不符。二是挖山行为有违山岳崇拜的禁忌。
日月山川，古代被视为上天的直观体现，大山都是被祭祀的主体，挖山掘岭，一向为忌。若太行、王屋这样的大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九大神山。《吕氏春秋》卷十三说：“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岛，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所谓的“九山”是哪九座山呢？《吕氏春秋》卷十三接着说：“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太行、王屋尽在其中。这样的神山，岂容挖掘？
还有，挖山目标的盲目性也是其不受欢迎的地方。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愚公移山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故事，一个小小的另类故事。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微弱。
二 20世纪前期愚公移山的发现与解读
愚公移山的故事被重新发掘出来是20世纪初时候的事，这与张湛写出这个故事的时代相差了一千多年。重新提起愚公移山，并将其作为人生问题讨论的最重要的对象的是现代著名的学者傅斯年。
傅斯年1918年在《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著名的《人生问题发端》一文，宣扬积极的人生观，他对于历史上的老庄阮籍等人生观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出世论、物质主义和遗传论，认为这些都是破坏人生的“左道”。那么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呢？他说：“姑且抛开理论，把伪《列子·汤问》里的一段寓言，取来形容这道理吧”。于是，他把《汤问》篇里面的愚公移山故事全文引用出来，仿佛新大陆被发现一般。在原文的后面，傅斯年这样写道：
这段小说把努力、为公两层意思，形容得极明白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一句话，尤其好。我们可以从这里透彻的悟到，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末一节话虽荒唐，意思乃是说明努力的报酬。但能群众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竟成”的。我们想象人生，总应当遵从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简截说罢，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的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然则愚公的移山论，竟是合于人生的真义，断断乎无可疑了。③
这是愚公移山故事的一个全新的，大胆的解读，愚公移山的意蕴与张湛的本意，已经有了质的区别。张湛的“无心”与“忘怀”，不求事功，多少有些逍遥闲适的意味。但傅斯年截然不同，给这一则故事注入了全新的内涵。他提出“为公”和“努力”两层意思，并明确地说：“我的人生观就是愚公移山论”，人类的进化是与愚公的办法相合，那么，愚公移山的精神合乎人生的真义就毋庸置疑了。
傅斯年对于愚公移山的重新解读，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傅斯年的“愚公移山论”、“愚公人生观”成为他的新思想的一种表达。傅斯年既是一位时代战士，也是古代文化研究的学者，他的“夷夏东西论”提出传说时代的古史形态的天才性的猜想，大量运用了神话传说材料，伪《列子》这样的书便进入到他的阅读范围。毛泽东对于伪《列子》一书充满了兴趣，除了愚公移山，他还引用共工头触不周山的故事，创作杰出诗篇。但后来毛泽东参加武装斗争，携带图书很困难，除了二十四史，毛主席阅读别的著作的机会不是很多，尤其是《列子》这样的伪书，不大可能带到井冈山。毛主席心中的《列子》的故事，应该是他以前在北大图书馆学习期间积累下来的，傅斯年的这篇文章激起了他对于愚公移山的故事和《列子》一书的兴趣，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沉睡千年的古老故事在20世纪初被重新发掘出来，在部分有志于改造中国社会的人们心中产生震撼，但在学术界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列子》还基本上照旧被视为伪书，就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虽然也称引过《列子》的若干故事，但还是强调《列子》是一部伪书，不列为专书讨论。在《中国小说史略》开头的“神话与传说”篇，鲁迅在摘录《盘古开天》后，即摘录了一段《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的故事，这也是《列子·汤问》篇记载的故事，但是，鲁迅没有摘录在同一篇的愚公移山故事，这说明鲁迅并不认为这则故事有多么重要。这说明在学术界，这个故事被视为意义不大。解放前的高校教材很少提到愚公移山，这种表达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还是没有改变，文学史和文学作品选几乎不提愚公移山的故事。这是有修养的学者遵守传统规则，在古文教学中依守旧例的缘故。
画家徐悲鸿是一个对愚公移山故事很有兴趣的人。1940年，徐悲鸿旅居印度期间，开始构思愚公移山题材的画作，先后创作出水墨画《愚公移山》和油画《愚公移山》。回国后，徐悲鸿办画展筹款支持抗战，《愚公移山》是展出的作品之一。徐悲鸿的作品以一种激昂的奔马般气概，带给中国人一种精神的提振。选择愚公移山题材，与徐悲鸿积极进取的价值观是密切关联的。经过“五四”时期的激烈的反传统的过程，闲适逍遥的道家思想肯定是不可取了，而“打倒孔家店”作为一个口号，把儒家文化视为封建伦理的代名词，自然不会从中寻找民族精神。这时，对一部伪书里面的故事的重新解读，便为寻找民族精神带来新的希望。抗日战争期间，徐悲鸿的画作有力图唤起民众保家卫国的意味，故愚公移山的故事的精神意蕴在徐悲鸿那里得到进一步扩展延伸，具有了强烈的民族意识。评论者称：“《愚公移山》这则寓言，在历史上流传了几千年，徐悲鸿第一次用大幅中国画揭示了它的深刻含意，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④ 但是，一幅画作虽然艺术水平很高，但仅仅通过展出，辐射面还是很有限的，影响力在美术界之外并不是很大。廖静文把徐悲鸿创作《愚公移山》说成是他坚信：只要坚持愚公移山精神艰苦奋斗，就一定能移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显然是她读过毛泽东主席的《愚公移山》后的一种猜测，因为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通过愚公移山精神推倒两座大山的文章。⑤
愚公移山的故事在毛泽东主席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意义扩展，并得到强有力的传播，毛主席是愚公移山故事及其精神得以在中国迅速扩散，产生极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在他的著名的著作《愚公移山》发布之前，他已经在延安多次讲述愚公移山的故事了。
1938年12月1日在抗大第4期第一、三、四大队15个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提到愚公移山的故事。毛泽东告诫大家抗日是长期战争，我们的办法就是打下去，一直到胡子白了，于是把枪交给儿子，儿子的胡子又白了，再把枪交给孙子，孙子再交给孙子的儿子，再交给孙子的孙子……总要打下去，日本帝国主义不倒也差不多了。这是引用愚公移山的事典，赋以鼓舞抗日斗争的新意在其中了。
1939年1月28日在抗大第5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重申，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儿子再给儿子，再给儿子……毛泽东说，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条道理是中国古代一个老头发明的。他家门前有座山……毛泽东引用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之后，又把话题落到抗日的问题上。指出，我们打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条道理。⑥ 此时，毛泽东主席运用了愚公移山的主题意蕴，但没有把故事完整地叙述出来。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愚公那一段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话，显然是他对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具有理性认识所致。抗战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来势汹汹的架势，有人抛出“亡国论”，有人则过于乐观，提出“速胜论”，毛泽东通过对于局势的深入分析，对于两种观点进行了尖锐批评，提出对日“持久战”的著名战略观念：由于实力悬殊，中国对日不可能速胜；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民众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所以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抗日战争与愚公移山有着一致的联系：愚公移山是要子子孙孙挖下去，直到胜利，这样一种坚持不放弃的韧性，正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精神。抗战精神与愚公精神的关系，在毛泽东的报告中有力地联系了起来。
使得愚公移山故事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多次报告。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他这样说：
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⑦
我们看到，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讲话的时候，愚公移山的故事只是记得子子孙孙挖下去的这样的情节，到了1945年，这个故事被添油加醋地讲起来，很随意地发挥着。可能这段时间通过回忆，故事情节稍微完整一些了。但是子子孙孙打下去还是被首先强调的。他也很清楚，这个故事要是他编的，影响就会不好，所以他强调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政治报告中开始强调带有学术色彩的严谨性。
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结尾时，毛泽东说：“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⑧ 经过多次表述，人们应该对于这个故事有了一定的印象，这为最后把愚公移山故事作为“七大”政治主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致闭幕词时，他说：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个闭幕词就是后来著名的《愚公移山》，他把题目直接改为《愚公移山》，可见这个寓言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无与伦比。而愚公移山故事的表述，在报告中变得和《列子》的原文更加接近，这段时间毛泽东是否见到《列子》原文，或者愚公移山故事的原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通过一定的途径，较为接近原文地传达了这个故事的基本梗概，故事的合法性和严肃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当年的那些“长胡子”的口语去掉了，报告成为了一份引证合理文从字顺的文献。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而愚公移山精神针对的目标在七大的报告里面，也从过去单一的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转为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封建主义的双重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愚公移山的故事既是中国人民打到日本侵略者的思想武器，也是解放战争的思想工具。七大的报告和愚公移山故事的进一步弘扬，实际上是一个宣战书，《愚公移山》在叙述完故事后这样写道：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可以把该文理解为战争动员令，毛泽东十分巧妙地将原文中的愚公和上帝合为一体，这样既保持了坚忍不拔的精神的一面，也把胜利的希望融入其间，自我和救星为一人，这是对于愚公移山原文的一次最大的新的解读。当时国民党的六大也正在召开，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个要把中国引向光明，一个要把中国引向黑暗，两条路线在激烈斗争着，其结果呢？他说：“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这就是说，愚公移山精神鼓舞下的人民是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的大好形势下，中国人民迅速消灭了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毛泽东在抗大的子子孙孙抗战直到取得胜利的宣言，很快就实现了；而在七大的闭幕词，消灭封建势力的目标，也几年时间就实现了，并没有等到子子孙孙去，连长胡子的年纪都还没有达到。这个结果的太快到来可能是他后来产生大跃进思想的一个现实前提，曾经的理性的持久战思想被局势的变化所改变，愚公移山的思想，那种持续的、坚持不懈的精神逐渐转变成迅速搬走三座大山的想法，使得他有些回归到寓言的原来的幻想之中。
七大精神中，愚公移山本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他的多次报告中，人们更加看重他的《论联合政府》这篇政治报告，《愚公移山》只是一个带有情感性的鼓动令，是对未来胜利希望的一种具有艺术意味的表达，而《论联合政府》更加细致理性，因此更具有操作性。所以后来中共的机关报纸《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等并没有多少文章讨论学习《愚公移山》。《愚公移山》有些随笔的感觉，作为经典文件传达，各级领导可能感到还是不太适宜。更可能的还是愚公移山的故事大众还是不太了解，毕竟各级领导，还有普通民众文化水平不像毛泽东那么高，也没有接触过这个寓言，宣传起来有些为难，而民间故事中，愚公移山的传播面也很小，猛一听，人们对愚公移山的故事会感到莫名其妙。所以在解放前，这篇《愚公移山》的著作在群众中的反响并不是很强烈。当一个文本没有被广泛认同的时候，诠释起来容易，接受起来却很困难。
在20世纪前期，从傅斯年高调开始愚公移山的新解读，将其作为人生的道路的目标开始，面对的却是一片茫然的目光，不要说大众难以接受，知识者阶层，多数人还是冷眼旁观。只有毛泽东等人记在心里，在延安进行强势的解读，赋予全新的意义。但这也还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毛泽东一个人反复讲来讲去，还是有些知音恨少，整个社会对于这个故事感到陌生。在20世纪前期，愚公移山故事在缺少群众基础的背景下，作为强势知识分子代表的傅斯年，作为强势政治人物的毛泽东，为这个故事的传播作出很大的努力，但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这说明，民间传统才是有效传播的基础。
20世纪前期对于愚公移山的重新解读，是一种政治文化的强势介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效果并不能说十分满意。但20世纪前期的愚公移山解读还是很正面，很富有理性的。
三 20世纪后期的愚公移山的传播
解放后一度时间里，举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人们似乎忘记愚公移山这件事情了。但随着工农业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偶然的事件使愚公移山的故事再次提起，以新的形式在新的背景下开始了愚公移山故事强势传播的新局。
1957年10月9日，一份来自山东莒南县的关于农业生产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报告的题目是《山东莒南县厉家寨大山农业社千方百计争取丰收再丰收》，叙述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厉家寨掀起热气腾腾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的事迹。毛泽东看后很兴奋，立刻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并要求每个县都要上报一个材料来。
厉家寨何以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如此重视呢？据《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3日《开山劈岭填沟挖渠改造自然——大山农业社做出建设山区的好榜样》一文报道，这个厉家寨原是山东的一个土地贫瘠的小村庄，自然环境恶劣。自1953年成立农业合作社以来，向自然界展开了大规模的斗争。寨里有个叫厉月举的农民，带领社员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当年粮食亩产达到274公斤。同年冬，他被推选为由13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成的大山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为了夺取全社农业高产，他提出“让河流让道，叫土地翻身”的口号，带领群众改河道，削岭头，建水库，闸山沟，砌石井，并地块，整梯田，科学种田，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1956年，全社粮食亩产达到276.4公斤，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标，被誉为“英雄的大山社”。1956年底，他出席了山东省首届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7年2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首届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并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显然，这真是一个现代的愚公移山的故事。
这个报道是在毛泽东的批示4天以后登载出来，因此，编者按语这样写道：“大山农业社成功的事实，使我们更加相信：只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合作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无限地发扬广大群众的集体力量和集体智慧，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坚强的毅力，任何贫困、落后的山区面貌，都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过来。”⑨ 愚公移山的精神便由推翻三座大山的政治方面的功能转为对于自然的斗争。“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的批语，使厉家寨名播全国，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后来，人们截取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八个字，当作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鼓动性的口号。从1957年以后，在改天换地的各项工程中，往往都会挂出这条醒目的标语。后来的农业战线的模范，一般都会被描绘为愚公移山的模范，如天津的沙石峪、山西的大寨等。
20世纪50年代，愚公移山的故事得到很大的普及。一方面，《人民日报》等核心的报刊已经畅通顺利地发行到全国各地，健全的各级组织会向民众传达，这是当年在抗战期间，解放战争期间无法做到的。和平时期的建设高潮与愚公移山的故事伴随，尤其是农业和水利工程建设中，愚公移山成为动员的精神武器，一个新时代强力灌输了一个貌似传统的故事精神。《人民日报》除了连篇累牍宣传厉家寨的事迹外，还将各地的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和水利工程都与愚公移山的故事联系起来。如河南济源县，王屋山所在地，号称愚公的故乡，水利建设中发扬了愚公精神，因此，《人民日报》发表《水利建设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的文章，对河南兴修小水利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和表扬。⑩ 后来陆续有报道称济源县把愚公的理想实现了，因为他们修了许多的水库，这都是1957年年末的事情，显然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事迹，都是受愚公精神的鼓舞，都是媒体宣传造势的结果，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这时，人们会发现，现实的改造山河的故事变得一蹴而就，有些和愚公移山的本来故事有些相仿了：宏大的改造山河的意愿，很快就完成任务了，就像愚公一样，他们只是挑了一担土，结果就有人把山背走了，我们才干几天，就完成了愚公的愿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后来的浮夸风气。浮夸的情绪又反过来推动了愚公移山故事的传扬，二者互为表里。
1957年10月大约是毛泽东心情比较激动，成功欲望比较强烈的一个时期，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得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11) 恰好厉家寨的战天斗地事迹的报告递上来，自然是心潮激荡，信心倍增，当年抗大时期那种子子孙孙打下去的耐心和理性没有了，代之以浪漫的想象，似乎忘记了：愚公其实没有把山挖走，是别人背走的。毛泽东给厉家寨的批示，和《做革命的促进派》的写作是一天完成的，都是1957年的10月9日。毛泽东正在想着怎么快一点发展，一下子就来了一个快发展的典型，这使他再次想起愚公移山来。打到长胡子子子孙孙打下去的愚公精神被轻而易举地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快好省。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和他看了厉家寨报告，以及他催促各县送上来的浮夸的报告有着密切的联系的。随后计划的浮夸和生产产量浮夸得让人目不忍睹的那些数据，已经达到和超过了愚公移山的挑一担土即移走两座大山的奇迹的程度了。现实的神话般的数据与愚公移山的本身的神话简直是浑然一体的。
1964年，大寨大队在陈永贵的带领下，战天斗地，取得好成绩，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于当年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学大寨和学习老愚公成为可以互换的名词。“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主旋律遂成为后来20年间中国社会的主题之一。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时代主潮都是由愚公移山的故事助推的。直到1976年毛泽东主席逝世，华国锋还是将发扬愚公精神作为继承毛主席遗志的表现，在五届人大会议上，愚公移山再次成为主旋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即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欢呼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胜利闭幕》(12)。这正好是毛泽东题写“愚公移山改造中国”20年以后的事，体现出这段历史时期的不易的生活主题之一。本来随着“大跃进”的破产，这种愚公移山式的神话想象也要收敛，故事本身也该停止张扬了，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愚公移山的故事又再度兴盛起来。这次是林彪在推波助澜。文革初期，林彪积极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以捞取政治资本。除了编辑《毛主席语录》，林彪还提出重点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毛泽东主席写于抗战期间的著作，这就是所谓的“老三篇”。1966年的时候，《解放军报》先后发表了政治教员学习这三篇著作的辅导材料，人民出版社即将其集为一书，供各级学习，林彪说：“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13) 这段文字后来被谱曲广为传唱，对于推动“老三篇”的阅读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些辅导材料指出，《愚公移山》“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教育的经典文献，是我们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最根本的必修课”。(14) 《愚公移山》一文的地位可谓空前提高。这时候，大量的《愚公移山》的单行本，“老三篇”的合订本，以及国内各种民族文字版本、外文本都印刷发行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火程度。而通过文艺形式宣传“老三篇”，尤其是启用了传统的民间文艺形式，如三句半、对口词、数来宝、快板书形式进行宣传，(15) 由于朗朗上口，效果很好。
有趣的是，研究者和众多的读者都谴责林彪在文革期间的种种不当的行为，但是，对于学习“老三篇”时林彪的提倡活动，他的那段颇有些荒诞的号召学习“老三篇”的话，几乎没有人批判过。仿佛是一个坏人做的一件好事，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今天还有不少的地方在提倡学习“老三篇”，要求撰写心得体会，以至于有人在网上购买体会交差。这说明，我们对于《愚公移山》这些故事的传播，还是缺少反思。《愚公移山》著作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们该怎么去阅读它却很重要。解放后的愚公移山故事的传播，是属于非理性范畴的，愚公移山故事不恰当地组织到政治资源中去，充当了浮夸政治的工具，充当了破坏自然的工具，非理性不仅表现对于自然的那种无所畏惧的非科学态度，更重要的是对于胜利的幻想，所以我们20世纪后期对愚公移山故事的解读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解放后的愚公移山故事除了主流媒体的宣扬以外，学校教育也是该故事得以传播的重要因素。民国时期，除了少数省份中小学语文教材选录《愚公移山》的一部分以外，教育总署编写的初高中国文，以及大部分教育专家和省份编写的教材，都是没有《愚公移山》一文的，就连吕叔湘等编写的著名的《开明文言读本》，都没有选录《愚公移山》。但解放后，从60年代起，初中的语文都编入了《愚公移山》这篇课文，而且都毫无例外地要求背诵，并有一系列的思考题需要学生动脑筋去想，于是，一代人便迅速被该故事所熏陶，愚公移山精神俨然成为中国精神的代名词之一。
这时的愚公移山故事，仿佛是一个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故事，人们已经不知道他的曾经默默无闻了。在大学教材中，解放后最早编写的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社科院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都没有叙述愚公移山的故事，这说明老一代的学者还是对于传统有所了解的。但是，到了1998年的时候，有人编写的文学史便说愚公移山故事是“流播久远的佳作”，(16) 忘记了这其实只是20世纪的一项宏大的文化建构工程。
知晓奠定了传播解读的基础，但不意味着必然成为富有民族精神价值的东西，它能否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不取决于政治，也并不是外在的传播就会真正影响人心。今天的愚公移山故事已经没有像上个世纪那样负载沉重的文化内涵了，我们感觉，它会回到它过去的状态。半梦半醒地存在于中国文化之林中，成为一棵小草。这或许是愚公移山故事本来应该有的状态。
那么，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愚公移山故事参与的民族精神建构，也许将只是潇洒走一回，成为历史的一种记忆。
结语
愚公移山本来是一个倡导无心的、随性的和不求事功的故事，就像愚公那样，不追求效率，但求一种精神的趣味故事，是一个早早沉睡传播有限的故事，五四时期被重新提起，作为人生道路的榜样提倡，但还是相应寥寥。抗战时期，毛泽东反复演绎，重述这个故事，赋予新的内涵，提炼出清醒的理性和坚韧的耐性，希望担当推倒两座大山的职责，并最后形成《愚公移山》这样一篇重要的著作。但是，作为一个没有民间传播基础的故事，在它的身上寄寓这样重大的意义，要达到其期望的结果还是勉为其难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时事的变化出人意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没有像毛泽东主席判断的那样打到长胡子还没完成，而是几年就解决了，这和愚公移山的神话有些相像。这导致了他对愚公移山故事进行新的想象，厉家寨的充满着英雄主义的事迹，以及一些充满浮夸的材料，使得共和国的主席失去了理智，沉醉在上帝援手，大山顷刻移除的神话般的幻想之中。所以，“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口号，伴随着“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大行于天下。但大跃进带来的不是像解放战争那样的痛快淋漓的胜利，而是深重的灾难。然而，人们似乎并没有清醒过来，继续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过程中期待伟大胜利的到来。
这个故事在20世纪后半期调动了一切机器展开传播，企图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精神。但是，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20世纪后期的愚公移山故事实际上已经偏离了20世纪前期的那种理性与坚韧，更多的是一种非科学，非实在的幻想，在政治游戏中失去了它应有的刚健的精神禀赋，成为一种依附性，期待性，盼望他者拯救的颇带奴性的，一种寄生在我们潜意识里的有害的东西。缺少反思的文化建构，其建构可能盲目，其文化框架会随时崩坍。
因此，愚公移山的故事要么在新的文化建构中被选择作为强旺的民族精神再度解读而传扬，要么就会进入一个新的消沉时期，而如果作为充满拯救幻想的东西继续传播，反倒是危害甚深的。
注释：
① 文字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二子》本之张注《列子》“汤问”篇，1985年，210页。
② 张注《列子》“汤问篇”注文，《二十二子》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10页
③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新潮》第一卷第一号，1918年。
④ 王哲庆：《徐悲鸿评集》，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年，45页。
⑤ 廖静文：《徐悲鸿的一生》，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71页。
⑥ 刘洁：《毛泽东论愚公移山精神》，《毛泽东思想论坛》，1994年第2期。
⑦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第130页。
⑧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九四五年四月——六月）》，第228页。
⑨ 《开山劈岭填沟挖渠改造自然——大山农业社做出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编者按语，《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3日。
⑩ 《水利建设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人民日报》1957年10月31日第四版。
(11)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引自《大跃进和调整时期的国民经济（1958－196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3页。
(12) 《人民日报》1978年3月6日第三版。
(13) 《学习〈为人民服务〉学习〈纪念白求恩〉学习〈愚公移山〉等》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
(14) 同上44页。
(15) 如编于1966年12月的《老三篇万岁》（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书即收录了各种老三篇宣传的文艺作品，开篇即是林彪的那段后来被谱曲的“老三篇题辞”。
(16)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7页。《第一编先秦文学》述说《列子》：“书中保存了不少先秦遗文和寓言故事，颇有文学价值。著名者如‘杞人忧天’、‘朝三暮四’、‘愚公移山’、‘两小儿辨日’……都是流播久远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