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发展范式的转换：普遍性与特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普遍性论文,特殊性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07)06-0119-07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社会发展就是指经济增长。二战结束后，和平的国际氛围营造了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各国经济得到迅速增长。然而，经济的增长却并没有带来社会的同步发展和人们幸福感的相应增加。人们开始质疑“社会发展就是经济增长”这一发展范式①。于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在尝试调整发展范式。很多学者也都试图探索一种关于发展的合理的解释框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是首要问题。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关键时期，也面临着发展范式转换这一问题。本文拟以马克思的实践论为基点，辩证吸收已有的关于发展范式转换的研究成果，建构出合理的发展范式转换的解释框架，并以此框架为坐标系，全面考察中国发展范式转换的普遍性及其特殊性。
一、当代社会发展范式转换的三种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大量的物质财富。战后，百废待兴，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所以，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成为发展理论的主流，并认为“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发展”。人们将社会发展状况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类型。社会发展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趋近的过程，而其实现手段就是“经济增长”。但是，按照这一范式进行的发展，一些国家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单一经济的畸形发展和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失调。经济的畸形发展主要表现为片面追求数量增长和规模扩大而忽视质的优化。与此同时由于只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贫富两极分化、传统文化价值崩溃等，以至危及到整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面对这一社会发展境遇，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这一传统的发展范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现实，需要转换为新的发展范式。西方有三位学者——弗朗索瓦·佩鲁、阿马蒂亚·森和保罗·谢弗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分别提出了向价值本位、自由本位和文化本位发展范式转换的理论。
（一）弗朗索瓦·佩鲁②的“价值本位发展范式”
面对“经济增长发展观”，佩鲁反思道：“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当前目标是什么？在什么条件下增长是有益的？增长是为什么人的？”[1](p8-9)佩鲁认为现有的经济学描述的各种指标只能让我们认清物质财富的多少，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却没有丝毫的反映。他认为只重视经济增长是行不通的，因为：“1.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并且2.企图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他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1](P165)而且，“更重要的是，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1](P15)在佩鲁看来，经济增长与文化价值是分不开的。一方面，文化价值发展状况是经济增长的评价标准，另一方面它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所以，佩鲁认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就在于文化价值的进步。佩鲁理论的核心之处在于，认为社会发展除了指经济增长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文化价值的进步，并认为文化价值的进步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追求，所以针对传统的“经济增长范式”，他提出了新的社会发展范式——“价值本位范式”。
（二）阿马蒂亚·森③的“自由本位发展范式”
阿马蒂亚·森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2](P1)。“由于两个不同的原因，自由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1.评价性原因：对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拥有的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首要标准；2.实效性原因：发展的实现全面地取决于人们的自由的主体地位。”[2](P2)为了消除限制自由的因素，森提出了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2](P31)，并认为这五类工具性自由的目的是保证物质财富能够为民众所享有。所以，森关注的是人与商品的关系，而不是商品本身。如森在考察“贫困与饥荒”时鲜明地指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3](P5)森的这一考察方式贯穿于其整个理论体系。森的理论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发展范式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他认为经济理论，包括经济发展理论，除了关注物质财富的丰富性以外，更应该关注物质财富如何为人所分享，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发展这一主题。
（三）保罗·谢弗④的“文化本位发展范式”
保罗·谢弗认为，“人类已经走到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4]（序言，P1），“经济时代无法解决那些棘手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并且正挫伤着人类生存元气的问题，无法使地球生态恢复其健康状态。”[4]（序言，P7）这些问题只能在文化时代得到解决。“这样一个时代的主要成果是，在其包含一切的结构中，文化和民族文化、整体论、人民、人道关怀、共享、利他主义、平等、自然资源保护、合作，以及精神文明和环境保护，将获得更高的优先发展地位。这就有可能降低人类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和其他物种的需求，同时也能够把财富、收入、资源和机会更平等地分配给全世界所有的人民和国家。同时，这种时代还将把人道主义推向一个更加强大的地位，使地球文明的未来发展方向得到切合实际的、持续连贯的确立。”[4]（序言P9）谢弗提出了“文化本位”的社会发展新范式。文化时代充满了人文关怀，是一个关注人的个体和整体的价值、对不同观念宽容和对群体合作具有真诚态度的时代。这种发展追求代内和谐与代际和谐，是对原来的“经济增长范式”的全面超越。
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都提到了社会发展范式的转换问题，由重视经济增长的范式转型为重视价值、人的自由和文化的发展范式。他们所提出的新的发展范式，表面看来是互不相关的，但本质上却是高度一致的。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而文化和价值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人的提升和自我超越的问题，所以他们所提出的新范式的核心理念是关注人，关注人的价值，从文化的境域来完成全面而自由的人的生成。而且，他们都认识到对人的价值的提升不但是评价发展状况的指标，还是可持续性发展的真正实现之道。
二、对上述三种范式转换理论的实践论批判与构建
但是，如果依从这三种发展范式的观点，就很容易将社会发展由重视经济增长的范式到重视价值、人的自由和文化的发展范式的转换进行机械化的理解，从而造成认识上的错误。其实，经济增长和文化—价值—人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两翼，这两者辩证统一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实践。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而文化—价值—人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二者辩证统一于人类的实践活动⑤。马克思的实践论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践论转向缘起于对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P54)
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其对发展的理解也只表现为客体的形式，将发展片面理解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不考虑主体的需求和能动性；唯心主义只从“能动的方面”即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对象，“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其对发展的理解就只表现为主体的形式，将发展片面理解为人的价值的实现，而不考虑物质财富的增长。只有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才从主体和客体两种形式来认识人类的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5](P55)“环境的改变”——经济增长的维度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文化—价值—人的进步的维度辩证统一于“革命的实践”活动。⑥一方面主体根据客观规律来改造客体（物质财富的增长），是合规律性的，可以称其为实践的理性维度；另一方面，被改造的客体对主体应该是有意义的（人的价值的实现），是合目的性的，可以称其为实践的价值维度。这两个维度是对立统一的。主体按照规律更好地改造客体，才可以更好地为主体的发展服务，而主体更好地发展，又可以使其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但是，如果主体改造的客体不符合主体的需求，或者没有用于主体的提高，这样的活动是没有意义的，也不能激发主体改造客观世界的主动性；空洞地追求人的价值的实现，不注重客体改造，其价值的诉求就只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断想。所以，两者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张力。
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经常是保持一定张力的。当投资不旺，人们的物质需求极大时，发展的理性维度就凸显出来。二战结束后，物质财富遭到极大的破坏，经济增长、物质的丰裕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成为发展的中心，各国重视谋求经济的增长和科技的发展。但是，当物质产品丰富，贫富差距加大，资源逐渐枯竭，发展的价值维度就会凸显出来。人们便开始反思经济增长对人的意义，佩鲁、森和谢弗都是顺应了这一发展实践，提出了新的发展观。根据对西方三位学者提出的范式转换理论的马克思实践论阐释，本文构建发展范式转换的理论框架如下：
（一）社会发展存在着两个维度：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理性维度在现实发展中的表现是市场经济、工业化、科学技术和分工等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商品世界的丰富性；价值维度在现实发展中的表现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程度。这两个维度辩证统一于具体的社会发展实践，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现实，交替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但两者之间却始终需要保持必要的张力。当前的社会发展实践凸显了发展的价值维度。佩鲁、森和谢弗三位学者提出的新范式深刻地抓住了这一主题，对世界各国构建发展新范式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应该以实践论为指导。
（二）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辩证统一于具体的发展实践。所以，各国发展的范式转换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模式可寻，其具体模式必须以各个国家的具体发展实践为基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的发展范式转换是在市场经济、工业化、科学技术和分工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展开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工业化、科学技术和分工等未必已经得到高度发展，所以对各国的发展范式转换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只有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范式转换才能顺利完成。
三、中国的社会发展范式转换及其特殊性的当代审视
（一）当前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性问题：世界与中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一些国家出现了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发展滞后，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经济高增长下的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社会腐败等问题。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存在着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物质财富十分匮乏，加快经济增长成为当时发展实践的主要任务，我们也把握住了这一发展的核心矛盾，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主张，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但是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中国社会发展也出现了其他国家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共性的问题：能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两极分化、失业增加、经济结构不合理等。
（二）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因差异：中国与西方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各国相同的问题。但问题相同，引起问题的原因却不尽相同。西方各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社会发展的理性维度——市场化、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高度发展所造成的，而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是由当代发展问题全球化的国际原因和中国市场化、工业化水平低等国内原因所造成的。
西方国家，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市场化、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发展水平都已经相当高。“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着这样的生产力呢？”[5](p277)事物发展超过“度”的限制，其弊端就会出现。当前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过度工业化、科技滥用和经济制度的弊端所造成的。而中国社会发展虽然也出现了与西方社会相似的一些发展问题（主要指贫富差距和能源枯竭、环境污染问题），但其动因却有很大不同。
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由工业化质量低、科技研发水平低以及分工不合理所造成的。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是师承苏联模式的——以沉重的资源代价来换取国家的工业化。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试图改变这一局面，以实现经济的高效增长，但是收效甚微，这主要是由传统体制的惯性造成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没有相应的得到转换，各级政府仍然拥有不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的资源配置权力。这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一直没有走上一条高效发展之路。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低，已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自主创新能力低下，科研开发投入明显不足，产业发展存在着对国际技术装备的较高依赖。[6](P67-68)。分工不合理，主要体现在服务产业发展不够迅速。中国服务产业的发展水平与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距，而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活动，“是制造业效率改进的基本源泉”[7](P80)。所以，服务产业的发展滞后成为经济效率提高的一个严重的障碍。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发展中虽然出现了和西方国家相似的社会发展问题，但其原因却有重大差异。前者决定了中国社会发展范式转换的普遍性，后者决定了这一转换的特殊性。
（三）中国发展范式转换的特殊性：理性不足与政府主导
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发展范式由理性维度到价值维度的转换这一问题。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发展实践有很多独特之处。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发育、工业化、科技发展和普及、分工和协作的发展程度还不高。从政治国家的角度来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有根本区别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发展范式的转换和西方国家相比是有特殊性的。
1.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性层面——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发育不成熟
西方社会发展范式转换是由于经济发展的理性维度的过度发展造成的。事物发展超过“度”的限制，其弊端就会出现。当前西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是过度工业化、科技滥用和经济制度的弊端所造成的。所以，西方国家社会发展由理性维度向价值维度的转换，是伴随着对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批判而进行的。因为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发展都遵循着理性的原则，其高度的发展，必然对人性缺乏关照。
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论述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成为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颓废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5](P775)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强烈的价值批判。
新发展观的提出者佩鲁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论述道：“有人说，市场经济能创造剩余产品和收入，它所带来的有益结果最终将惠及整个社会；那些以此为借口来为市场经济辩护的人们，现在已经缓慢地、不情愿地意识到，如果严格使用偿付能力的规则，它将冷酷无情地危害儿童、老人、病人和任何因丧失体力和智力而有某种障碍者。”[1](P27-28)佩鲁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发展问题，而且其高度发展，必定会带来贫富分化。同时，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过度发展对人的自由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也影响到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佩鲁接着论述道：“必须牢牢记住，个人的发展、个人的自由，是所有发展形式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个人的发展和自由能够在每个人所赞成的和在其各种活动中所感受到的各种价值范围内充分实现他们的潜力。”[1](P175)
可见，西方社会在发展范式的转换过程中，是伴随着对发展的批判而展开的。但是在中国，这一问题却有其特殊性，不但是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理性层面的发育还不成熟，还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由资本同劳动的对抗性而决定的市场经济、分工、工业化、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在中国不会成为主流。这使中国发展范式转换面临着一个特殊的问题——如何在构建追求价值的新发展范式过程中实现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成熟发展。我们既不能借鉴西方在现代化初期对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高度赞扬的积极态度，也不能采用西方现在的批判态度。
2.中国社会发展范式转换是党和政府的主动行为
发展范式转换的价值诉求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关注的是全人类利益，所以其发起者必定是广大人民群众。西方国家建立的是资本主义政权，代表资本的意志，因此，它不会主动寻求这一发展范式的转换。其发展范式的转换是被动进行的，主要是来自于民众的压力。民众通过选举、游行示威和成立非政府组织等活动对政权施加压力，从而完成发展范式的转换。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主动顺应中国发展的实践需求，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将发展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新范式。“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表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向是人民，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物质的匮乏，所以我们鼓励投资，经济发展的状况主要是以物质产品的丰富程度来衡量的。但是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如何使最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变成了当前工作的重点。转变发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饱含着对人的发展的极大关照。科学发展观蕴涵了丰富的价值意蕴，表明了我国的社会发展由重视经济增长的维度到重视人的价值维度转换的全面启动。
四、促进中国发展范式转换的对策
（一）针对中国发展范式转换的普遍性的相应对策
从发展范式转换的普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社会发展由理性维度到价值维度转换是大势所趋，但同时，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也要认识到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应该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发展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没有注意到在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之间保持一个合理的张力，致使发展不能有序进行下去所造成的。
当然我们将发展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保持一个必要的张力，并不是说对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同等重视。事实上，恰恰相反，非但不能同等重视，还要根据具体的社会发展实践进行具体的发展范式选择。当社会财富极端匮乏，发展的理性问题就是发展的主要问题，此时的一系列发展政策就应该凸显发展的理性色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针对物质财富极端匮乏的状况，而采取了一系列凸显发展理性色彩的理念和方针政策。而当贫富差距问题和能源危机开始显现时，发展的价值问题就成为发展的主要问题。
但是，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一定要注意，发展范式的这一转换，也并不意味着只重视发展的价值问题，而不重视发展的理性问题。在理解发展范式的转换这一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辩证地看，因为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是对立统一的。
（二）针对中国发展范式转换特殊性的对策
1.对于社会发展的理性层面——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发展应采取一种独特的态度。第一，要认识到，现在批判并制约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发展的时机还尚早。这是由中国现代化发展水平不高这一发展现实所决定的。所以不应急于引进西方的后现代思想。西方的后现代性思潮对现代性社会中由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发展给人带来的消极影响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如科学知识社会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对后现代思想进行学术研究当然是应该的，但如果上升到决策和宣传层面，还为时尚早；第二，要制定合理机制，避免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负面影响。西方国家在早期发展进程中，能源和环境问题还没有上升为发展的焦点问题，所以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到的牵制比较少。但今天中国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贫富差距、能源和环境问题，注意避免市场、工业化、科技、分工等发展的负面效应，合理规范市场竞争带来的贫富分化、通过合理分工和科技创新提高工业发展的效率等。
2.要建立与中国发展范式转换相适应的政府职能。中国政府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范式转换的过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所以，必须建立与中国发展范式转换相适应的政府职能。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建立适应发展双重维度转换的应有机制。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发展双重维度的转换是通过选民意愿来完成的。在多党制国家中，一般情况下，各个党派会代表不同的发展取向，选民通过选择适应发展现实的党派上台，从而完成发展维度的转换。中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能够自觉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进行发展维度的转换，但是这种转换的实现仍应有相应的制度保证。
第二，规范政府相关职能，使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得到健康的发展。西方的社会发展现实已经表明，在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工业化、科技和分工等的发展是付出了某种代价的，所以必须注意避免发展的负面效应。
第三，将社会公平与正义作为政府制定各项政策、法规的核心价值理念。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虽然没有达到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但是在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过程中，由于立法的滞后，使得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过早地凸显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公平正义也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追求，在社会还没有进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时代，公平和正义是保证每个人得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价值追求。在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平正义应成为政府各项政策、法规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
[收稿日期] 2007-07-11
注释：
①“范式”(paradigm)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参见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②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法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曾于1983年出版了《新发展观》一书，阐明以人为中心、以文化价值为尺度的新发展观。其主要思想可参见弗朗索瓦·佩鲁著，张宁、丰子义译：《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③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出生于印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写过人类发展报告，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关于发展研究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是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来的卓越成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他的研究改变了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认为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其主要思想可参见所著之《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保罗·谢弗(D.Paul Schafer)，加拿大著名文化学者，在文化领域工作长达四十年之久。其于2004年所著的《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详细阐发了以文化为本的发展范式。参见D·保罗·谢弗著，高广卿、陈炜译：《经济革命还是文化复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1-9页。
⑤社会发展的两个维度，不同学者对其称谓不同，但其所指的意义是相同的。有的学者如丰子义将这两个维度称为历史维度和价值维度，“认为所谓历史维度，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能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为标尺，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评价。所谓的价值尺度，主要着眼于社会发展现实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主体性原则为标尺，对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评价。可以看出前者属于客体尺度，后者属于主体尺度。”（见丰子义著：《发展的反思与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0页）；有的学者如何中华将这两个维度称为“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并对早期社会发展理论只重视理性维度的状况进行了批判：“早期的发展观以经济增长速度、工业化程度等物化指标作为发展的参照系，把发展理解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工业文明的发达及人类生存环境的优越，偏重人对外部环境改造所取得的成果，反而忽视了人本身。”（见何中华：《当代发展观的演变及难题》，《文史哲》，1997年第2期，第62页）。虽然两位学者对这两个维度的称谓不同，但意义是相同的，而且与本文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发展的理性维度和价值维度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主要表现在效率与公平等范畴的矛盾与统一的关系中。
⑥此前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研究，主要是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进行的。然而在当代，随着发展问题的凸显，从发展的角度来谈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意义就有重要价值。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旧唯物主义发展哲学（只从客体的角度来谈发展问题，认为主体完全被动，没有任何价值诉求）和唯心主义的发展哲学（只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谈发展问题，从而脱离物质现实，很容易进入一种乌托邦式的迷梦）的批判，构建了其实践论的发展哲学（从主、客体的双重维度及其辩证关系来谈发展问题）。以实践论为基础构建马克思的发展哲学，对当前发展难题——经济增长与人的价值实现的不同步甚至互相排斥——进行破解，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在当代得以显现的一个主要的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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