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派的主将拉斯普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将论文,拉斯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知道，60年代下半期苏联文坛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作家群体。这些人看到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尤其看到某些地区农村的衰败景象，便对俄罗斯十月革命后所走的道路产生了怀疑。他们还看到打开国门后西方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俄罗斯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正在遭到巨大的冲击，因而产生了一种危机感。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发出了恢复俄罗斯民族意识、发扬俄罗斯民族传统、回到民族之根和拯救俄罗斯的呼唤。他们认为农村是俄罗斯文明的发源地，那里保存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财富最多，于是提出了振兴农村的口号：他们在探究救国救民的方案时，把目光投向了俄国的历史，试图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到启发；他们颂扬过去的生活风习，对传统文化遗产和东正教教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切反映到创作上，使得农村题材和历史题材成为他们的作品的两大题材。这个群体后来被称为传统派。70年代到80年代上半期，他们的阵地得到了巩固，他们在文学界的影响讲一步扩大。“改革”年代，由于许多原来持正统派观点的作家向他们靠拢，他们人数有所增加，成为一支唯一能与自由派抗衡的力量，与自由派形成了两军对峙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保持到今天。本文要介绍的拉斯普京就是传统派的主将之一。他在传统派作家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他的许多观点具有代表性。了解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加深对整个传统派的认识。
一
瓦连京·格里戈里耶维奇·拉斯普京1937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他的家乡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州安加拉河畔。1959年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青年报社工作，在报社工作期间开始写作。六七十年代陆续发表了《为玛丽娅借钱》、《最后的期限》、《活着，可要记住》和《告别马焦拉》等4部中篇小说， 这为他奠定了名作家的地位。他塑造的农村老妪安娜和达丽雅的形象是传统派文学人物画廊里两幅出色的肖像，受到人们的称赞。
1985年，在“改革”尚未真正开展起来时，拉斯普京发表了中篇小说《火灾》，其中写了一个由附近村庄合并而成的工人村供应处仓库发生的一场大火，叙述了当地的无赖门趁火打劫的行为。作者把这部小说看作是自己写农村题材的收尾之作。后来有的批评家发现，这部小说包含着对国家面临的危险的警告。
拉斯普京对“改革”是抱怀疑态度的。他对“改革”开始后俄罗斯传统的文化和道德准则遭到更大冲击而深感忧虑。根据当时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利加乔夫说，拉斯晋京曾于1987年夏天去找过他，“对大众文化的无孔不入和低劣的音乐作品的泛滥表示不安”。1988年10月，他在俄罗期联邦作协书记处梁赞会议上作了关于文化问题的报告，强调“文化的民族所有制不能废除”，否定“超民族文化”的存在。他主张在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成果时，应根据本民族的需要，为我所用。他还谈到目前威胁人类生存的三大危险，即核战争、生态失衡和文化遭到破坏的危险，认为第3种危险是最大的危险。 他的报告是在自由派和传统派之间的“内战”已拉开序幕的情况下做的，他的观点被自由派说成是民族主义和排外。
从80年代初开始，拉斯普京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用于社会活动上，曾为保护贝加尔湖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各地的历史文物而奔走。而当“改革”造成的混乱局面日趋严重时，他像他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觉得自己不应该袖手旁观，而“应该立即指出恶的根源”，于是便“投入了政论的写作”，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1989年他当选为人民代表，并在同年5—6月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对自由派人士提出批评，称他们为“鹰隼”，说他们“企图成为国家的处于垄断地位的主人”，反对他们把不同意他们意见的人宣布为“改革的敌人”的霸道做法。
1990年春，戈尔巴乔夫当上总统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大概是为了显示总统委员会广泛的代表性和搞政治上的平衡，这位总统任命拉斯普京和自由派作家艾特马托夫为总统委员会委员。拉斯普京没有拒绝。他成为总统委员会委员一事遭到了自由派的反对，他们便立即设法想要把他从那里轰出去。正好在这之前不久，一个美国记者采访了拉斯普京，并在一篇关于俄罗斯反犹太主义的文章里引用了拉斯普京的话，歪曲了他的话的意思，把他描绘成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自由派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读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消息报》写信，愤怒地责问道：像拉斯普京这样的人怎么能进总统委员会？拉斯普京得知后，向那个美国记者提出抗议，要求交出谈话录音，最后总算澄清了事实。可是他在一段时间内，如同他本人不无幽默地所说的那样，成为“举世闻名的反犹太主义者”
拉斯普京放弃写作从政、参加总统委员会之举，也没有得到其他许多作家的理解。据说，有人曾说过这样的话：“宫廷里又出现了一位拉斯普京（注：拉斯普京（旧译拉斯普庭，1872—1916）曾冒充“仙长”和“先知”取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信，一时在宫廷里极为得势。）！”说这话的人自然是不赞成他那样做的。但是拉斯普京有他的打算。后来他在谈到这件事时曾说过：“我甚至到总统委员会去过，为的是更好地了解俄罗斯的上层。可是什么也投有了解到，他们对我来说仍然是火星人。”这是一句俏皮话，不能完全当真，实际上他参加总统委员会是想在那里起一点作用。他曾在第一次会议上发言，谈自己对苏联的民族矛盾的看法。他对戈尔巴乔夫曾抱有幻想，希望这位总统能听取不同意见。1997年拉斯普京在回忆这一段经历时说：“我的从政什么结果也没有，完全是白费力气。现在我羞愧地回想起我同戈尔巴乔夫的几次谈话（我和别格夫一起去找过他两次，我单独和他谈过3次）， 当时谈到国家发生剧变前文化和道德已经变了的严重情况，似乎得到了他的完全理解，但是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拉斯普京对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物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并不相信戈尔巴乔夫从他成为第一把手后一开始就要把苏联搞垮。但是他无力进行他构想的（实际上并不是他构想的）改革（而1991年8月在福罗斯（注：福罗斯是1991 年“八·一九事件”发生后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的地点，位于克里木。）更显示出自己是一个胆小鬼），把阵地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此外，他有出奇的虚荣心，想获得世界上最有名的人的声誉，这种想法冲昏了他的头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一而再地牺牲俄罗斯和当时的苏联的利益，牺牲那些告诫他要注意危险的战友，最后弄到了外部和内部的人可以公开任意摆布他的地步。”拉斯普京根据自己同戈尔巴乔夫的接触和了解，指出了他软弱无能却又爱表现自己的性格特点，勾画出了他屈服子内外压力步步退让的机会主义政治面目，最后苏联就断送在他手里。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应该很好记取。
在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发生的前夕，拉斯普京和邦达列夫、普罗哈诺夫一起，在著名的《告人民书》上签了名。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那些企图毁掉俄罗斯的人的胡作非为的抗议。“八一一九事件”后，他发现国家的“患了重病的肌体经过这一次震荡，更加丧失了自我恢复的能力”。面对国内一片混乱的景象他感到痛心疾首，尤其使他无法忍受的是，背叛已成为行为的准则，爱国主义被某些人宣布为法西斯思想。他觉得现在一个正派人很难在俄罗斯生活，不过他又认为，不管这种感觉多么沉重，不管损失多么巨大，还是不应沉浸在悲痛之中，应该为俄罗斯多做实际的工作。
对苏联的解体，披斯普京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1989年，当苏联国内的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俄罗斯人受到其他民族愈来愈多的责备时，拉斯普京曾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对其他民族的人说，要是你们大家都不喜欢俄罗斯人，那么我们退出苏联好了，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活下去。他这样说，似乎带有某种意气用事的味道。1990年，他又在总统委员会的会议上针对波罗的海沿岸3 国要求独立的问题发表意见说：“我认为，如果他们想走的话，谁也不应强迫他们留下，但是需要按照分离的法律程序行事。”尽管他口头上这样说，但是心里是不愿意苏联解体的。等到苏联已不复存在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他在1993年的一次谈话中深感痛惜地说：“当年是不应该按照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们的计划把苏联搞垮的……而应共同坚持下来…。“坚持到社会意识清醒过来，因为在头脑发热和相互指责时，是不可能做出合乎情理的决定的……总的说来，整个重新改组、重新划界、重搭班子的工作做得难以置信地匆忙，人们头脑发热，心情激动，得意忘形，有一种愤激的报复情绪和狂热……历史学家们到时候将会努力弄清这一奇怪现象：几个微不足道的骗子居然轻易地进行了一场世界规模的交易，把我们大家变成他们的政治投机活动的牺牲品。”他在这次谈话中还说：“俄罗斯在这次分家中赢得了什么呢？她失去了历史上曾属于她的土地，把几千万俄罗斯作为人质留在了‘国外’，使得友好的感情变成了对自己的仇恨，毁了无数人的生活，还要像战败国一样付给赔款。”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不要让俄罗斯进一步瓦解”。他的这些话带有自责的成分，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他仍然主要是从对俄罗斯是否有利的角度来看待苏联解体的。
二
拉斯普京虽然是一个爱国者，但是并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在回顾自己的国家20世纪的历史时多次提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以及在它的影响下爆发的十月革命没有给俄罗斯带来好处，相反，却带来了灾难。他在1995年的一次讲话里谈到“共产主义伸向世界各地的沉重的手”，说俄罗斯人同样身受其害，“所受的痛苦甚至比其他民族的人还要多”。他把用共产主义思想改造人与西方通过宣扬“人权”解除人们思想武装的做法相提并论。他还把最近10余年的动乱称为俄罗斯本世纪遭到的第二次破坏，并且抱怨俄罗斯文学在这两次破坏中都起了重要作用。他没有具体指明造成第一次破坏的是什么，但是很显然，他指的是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来他索性明确摆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与批评家邦达连科的对话中说：“1917年和1991年掌权的都是反民族的革命上层。1917年的上层还有自己的思想，而1991年的那些人只有贪婪的欲望。”很清楚，他把十月革命与1991年的反革命政变同等看待，认为它们都具有反民族的性质。
在苏维埃时代，拉斯普京是无党派人士。他在第一次人代会上的发言中谈到他为什么不入党，他说：“我不是党员，我是在看到许多贪图私利的人往那里钻后有意不加入的。那时入党能得到好处。因此党失去了威信。”在他说这些话时，苏联社会已陷入了混乱，苏共眼看就要失去执政地位，不少党员纷纷宣布退党。拉斯普京对这些人进行了嘲笑，说他们要是在10年前或者在5年前这样做，那还算有几分勇气。 他提醒他们不要估计错了，不要在大船还不会马上沉没时就急忙逃走。后来他又对俄罗斯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人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中一部分人是“浪漫主义者”，另一部分人是“看风使舵者和无耻之徒”。他认为后者人数比前者要多，他们常常成为“潜在的第五纵队”，这些人“对于新制度来说，也像对于他们所背叛的旧制度一样，都是危险的”，他们的本性是“粘住你，寄生在你身上，一有危险，马上就背叛；一切都做得充满热情，吵吵嚷嚷，不知羞耻”。他在上面提到过的一次谈话里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共产党变成了追求功名利禄的党，抵挡不住自由主义的‘第五纵队’的进攻，可耻地逃跑了。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盖达尔、布尔布利斯、丘拜斯之流全是共产党的突变型人物，无论是这一翼还是那一翼的人，都毫无原则，他们联合成为一个集团，不足为奇。”拉斯普京没有对他所说的“浪漫主义者”作进一步的评述，他反对和厌恶的主要是后一种人，这种人包括勃列日涅夫时期党内的自由派以及后来搞垮苏联的投机分子和叛徒。
应该看到，拉斯普京对共产主义的看法和态度还有另外一面。他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不能不看到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给俄罗斯大地带来的深刻变化，不能不承认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俄罗斯一跃而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事实。他试图对此作出自己的解释。他把俄罗斯说成是一个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消化和吸收任何外来的东西的国家。他在一篇文章里说，俄罗斯“做到了无法做到的事情：共产主义本来是为了毁灭她而引进来的，而她却能以牺牲许多人的生命和精神财富作为代价将其消化，使之为国家服务”。就实际情况而言，说俄罗斯消化了共产主义并不确切，应该说是俄罗斯接受了共产主义。直到今天，在社会主义制度已被改变的情况下，仍有许多俄罗斯人信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显示出来。
拉斯普京还提出所谓“融合论”，他说：“作为十月革命的产物的过去的公社建筑在传统的基础上，最后与它融合了。”他认为这种“融合”之所以可能，一是因为俄罗期人具有不祟拜金钱和谋求共同富裕的特点以及遇事同大家一起商量的传统，二是因为俄国过去的村社与公社有相似之处。可是即使他的这种说法符合实际，也只能说明俄罗斯人接受共产主义有其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由于拉斯普京有上述看法，他对十月革命后出现的许多新事物并不都持反对态度，甚至肯定遭到许多人咒骂的集体农庄，认为这种组织形式曾起过积极作用。
上面说过，拉斯普京反对和厌恶的只是混入共产党内的投机分子和两面派，他尊重那些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的共产党人，支持他们，并与他们合作。从1991年以来，他就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等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八·一九事件”发生前，他与包括久加诺夫在内的一些共产党人一起在《告人民书》上签名。苏联解体后，他积极参加以俄共为核心的爱国力量的各种活动。在1993年政府与得到俄共支持的议会之间的斗争中，他站在议会一边，在反对政府解散议会的抗议书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告人民书》上签名。后来他在一次谈话中对在“十月事件”中支持政府并要求严惩反对派的自由派人士进行了愤怒的谴责，称他们为“奴才”
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拉斯普京也站在共产党人一边，支持久加诺夫竞选。在久加诺夫与作家们举行的座谈会上，他劝说人们投久加诺夫的票，因为“今天不必害怕共产党人，对他们来说，主要的事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取得政权，而是引导俄罗斯改变在世界上的屈辱地位和摆脱国内的贫困状态。”在投票前他又发表谈话说：“我们有两种选择：或者让一切保持原状，或者和人民爱国力量的候选人久加诺天一起着手拯救我们的祖国。今天政治上对抗的实质不在于恢复共产主义，而在于还俄罗斯以合乎人道的面貌。”在这之后，他与俄共的合作变得更加密切。他参加了以久加诺夫为两主席之一的俄罗斯人民爱国联盟，并担任该联盟的协调委员会委员。由于他与俄罗斯共产党人在爱国和复兴俄罗斯这一点上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看来他们之间的合作是有一定思想基础的。
三
早在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拉斯普京就在俄罗斯联邦作协第7 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叙述了国内敌视俄罗斯的人当权、爱国主义被否定、文化遭到破坏、道德水平下降、青年受到腐蚀的严重局面，指出“祖国在危急中”。他说：“祖国在危急中”不是一句随便说说的话……我们明天在自己床上醒来时，恐怕己不在俄罗斯了。周围以乎景物依旧，但已变成异国的了，已失去本民族的精神和意义了。听任和平的干涉得逞，是比在战败后失去祖国更加无法洗刷的耻辱。”后来事态的发展与他所说的有点相似，人们第二天一觉醒来，虽然身子仍在俄罗斯，但是国家颜色已经变了，社会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有的情况甚至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苏联解体后的现实，他自然是无法接受的。据他自己说，他“没有写过一篇对俄罗斯发生的事表示赞同的文章”，相反，利用各种机会对现实进行揭露，对新的当权者及其仆从进行猛烈的抨击。他在一篇谈话中说：“目前的没有民族观念的政权正在把俄罗斯变成殖民地。”他在另一篇谈话中又说，“差不多10年来在我国掌权的是一些给国家的行动机制规定了自杀和破坏任务的人”，“目前的‘改革者’给俄罗斯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他还说，“宪法的保证原来都是假话，这个政权下的一切全是无可比拟的和前所未有的欺诈和撒谎，而且属于最粗暴和最低级的一类，好像不是在和人打交道……一切都是肮脏的和厚颜无耻的伪装”。他认为根本不应该去捍卫现在的这种“反人民的政权”。
最使拉斯普京感到痛心的是文化事业遭到的严重破坏。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文化的处境到处都很困难，而在俄罗斯某些地方甚至非常悲惨。它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像扔进狗屎堆里一样被扔到市场上，为了生存，被迫去寻找一些经常是有失体面的门路，它已不是过去的那种高品位的文化，而成为某种可怜的、乞求施舍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他接着说道：“今天的剧院、博物馆、文化宫、著名的乐队、合唱团、出版社、图书馆究竟是属于谁的？是谁在支配一切？简直不可思议。各个创作协会处于濒死状态。成千上万的作家、演员、画家、音乐家由于他们的技艺无人过问和没有另一种职业，只好去看大门和打扫院子，去寻找赞助人。”这话是在1993年底说的，几年过去了，情况仍未发生变化。于是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又指出，“自由的市场扭曲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和过去在战争年代也得到国家关怀的文化。目前我国文化经历了一场浩劫。剧院、电影院、图书馆在萎缩，奄奄一息。我常到内地图书馆去。这些图书馆几乎不进新书了。可是美国的那些毒害孩子心灵的儿童连环画册却按照索洛斯基金会的赠书单源源而来。”这里拉斯普京举出了西方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文化扩张的一个具体例子。这种扩张实际上早已开始，而且形式多样，简直无孔不入。多年来宣扬色情和暴力以及西方生活方式的文化产品充斥俄罗斯文化市场，给人们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拉斯普京认为目前社会进入了“普遍发疯”的时期，如果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提出，要拯救俄罗斯，“首先应该拯救文化”。
在拉斯普京看来，俄罗斯目前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俄罗斯之所以到了这一步，重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人失去了自尊。因此他提出，要实现俄罗斯的复兴，首先要恢复俄罗斯人的“自尊感和坚定性”，而离开俄罗斯人的民族精神面貌的恢复，这一点就无法做到。他在上面提到过的一次谈话中说：“在俄国，俄罗斯人占百分之八十多，应当不怕民族主义，应当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文明的、重视用优良的民族传统教育人民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如果我们进行这样的教育：我不能表现不好，因为我是俄罗斯人。这有什么不好呢？”接着他又在俄罗斯联邦作协第9 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再一次强调说：“我们可以大声地讲民族主义，不仅仅讲一般民族的民族主义，而且讲俄罗斯民族主义。”从他的话来看，他所说的民族主义有特定的涵义，是同继承和发扬优良的民族传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有所不同。
众所周知，俄罗斯人和犹太血统的人之间，由于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生活中的利害关系，再加上民族传统、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差异，一直关系比较紧张，甚至有时表现出对立情绪。在这种气氛下，犹太血统的人往往把俄罗斯人的某些言论和行动视为“反犹”，甚至骂他们为法西斯，拉斯普京坚决反对这样的指责，他说，俄罗斯人“完全是另一种人，他们完全没有优越感，不骄傲自大，不机械死板，不苛求，而且现在意志又变得有些薄弱了”，因此根本不可能有俄罗斯的法西斯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存在。应该承认，过去俄罗斯大民族主义是一直有表现的，也许在目前俄罗斯处于困境时情况有些变化，但是并不能完全否定它的存在。拉斯普京所说的没有民族优越感的俄罗斯人，大概指的是民族的优秀分子，至于所有俄罗斯人就不一定像他所说的那样了，不然就很难解释民族情绪的对立和民族纠纷的长期存在了。不过拉斯普京提出的下述看法值得注意。他说：“当犹太人与俄罗斯人和其他人处于问一生活水平上和平等关系中时，对他们就不会产生戒心：大家一起工作，一起受穷受苦。”现在俄罗斯人最反感的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政客、金融寡头以及受豢养的知识界的精英，他们与这些人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矛盾。
作为“农村题材文学”的代表，拉斯普京一直强调农村在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始终关注着农村的命运。他在《我的农村在哪里？》一文中说：“农村自古以来就是民族的根柢，是滋养国家这棵大树的根系……坐在树枝上的人不应去砍斫支撑自己的东西。否则他就会同掉下的树枝一起摔断自己的脊梁骨。树根枯萎，整棵树就会死去。”另一方面，拉斯普京同其他传统派作家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村和城市对立起来。他认为在农村“人民的肌体能得到自然的发展”，而城市则“过着违背自然的生活，受异国的各种潮流的影响”。在他看来，首都莫斯科受异国潮流的影响最大，受外国势力的支配，而健康力量则存在于外省和广大农村地区。因此他提出“必须拯救莫斯科，向莫斯科进军，如同内乱时期从下诺夫戈罗德、雅罗斯拉夫尔向莫斯科进军一样”。这里拉斯普京把现在的状况与俄罗斯17世纪的内乱时期相比拟，希望今天外省的爱国力量团结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像当年米宁和波扎尔斯基率领的民军向波兰人占领的莫斯科进军一样，也向受外国势力支配的莫斯科进军，拯救俄罗斯。许多传统派作家都抱有这样的希望。
在俄罗斯社会处于四分五裂、陷入深重危机的情况下，人们开始寻求一种把社会各阶层团结起来的“民族思想”。就连现今的当权者也觉得需要有这样一种思想，并向一些学者提出了“制订出民族思想”的任务。政府的报纸《俄罗斯报》发表通告，公开征求这样的思想。拉斯普京认为这种做法很荒谬，他说：“民族思想不需要去寻找，它就摆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建立一个维护本民族的、而不是别的民族利益的政府，恢复和保护传统的有重要价值的东西，撵走所有腐蚀和愚弄人民的人；这就是依靠俄罗斯的那种蕴藏着巨大力量的名声，对联邦的所有主体征收同样的赋税；这就是结束盲目模仿他国生活方式的做法，阻止外国畸形的‘文化’的入侵，建立合乎本民族历史和精神结构的秩序，而不是毁坏这种秩序。”拉斯普京提出的这些政治主张归结到一点，就是希望建设一个独立的俄罗斯民族的国家。
拉斯普京认为，爱国力量一直处于守势，现在需要转入反攻。他提出，现在不应把力气花在“自尊心很强的空谈”上，而需要像当年米宁和波扎尔斯基那样采取积极的行动。
四
上面说过，从80年代中期起，拉斯普京放下了文学创作，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并且曾一度从政。从那时以后的将近10年当中，他除了发表一些政论文外，只写了几篇特写（其中包括《俄罗斯河口》、《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和《贝加尔湖》），未见有别的作品发表。正当人们猜测他可能不再从事小说创作时，他在1994年出人意料地一下子推出了3个短篇：《谢尼亚来了》、 《年轻的俄罗斯》和《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里》。翌年又发表了4篇。到1999年6月，总共发表了12个短篇，平均每年2—3篇。就这样，他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回到文学创作上来了。
应该说，拉斯普京放弃文学创作参加社会活动和从政，并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而出于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他在一次谈话中说自己不是一个遇事能袖手旁观的人，“如果我的房子或邻居的房子着了火，哪怕扑灭不了它，我也会去救火。这样至少心里安宁一点”。他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他那样做，不是他自己选择的，而是有一种力量促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俄罗斯被出卖和遭遇弄时，他不能只是眼睁睁地看看。他从事社会活动的结果，树了不少敌，受到了某些人的仇视和引起了当局的不满。1993年他在莫斯科的住宅被断了电，后来他又在自己的家门口遭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的殴打，可是他毫不畏惧，仍坚持自己的立场，继续进行活动。等到他看到情况发生了变化，觉得不再需要用政论语言向人们说明国内发生的事，而更需要用艺术的力量去感染人和鼓舞人时，他才重新开始写他的小说。
他最近写的10多个短篇仍保持他以往的风格。它们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其中《在医院里》和《葬入同样的土地》两篇引起了较大的反映。前一篇写了两个不同观点的病人在住院期间进行的争论，通过其中一人之口抨击了“改革”以来上层人物的叛卖行为；后一篇则写苏联解体后一个失业的中年妇女的悲惨生活，这个可怜的女人因为贫穷无力按照习俗安葬自己的母亲，只好请人帮忙，偷偷地把老人埋在墓地外。从这篇小说里可以感觉到作者对主人公的深切同情和对社会不平的愤怒抗议。这两篇小说于1996年获莫斯科—彭内奖的头奖。
这个新的文学奖是由俄罗斯联邦作协、高尔基文学院、俄罗斯笔会中心、作家俱乐部等单位与意大利中部小城市彭内共同设立的。评奖办法是：先由专家评委会评出3名获奖各， 然后由莫斯科的一些高校的在校学生以及3所中学的高年级学生和某图书馆的热心读者共400人组成的公众评委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从3名获奖者当中选出一名绝对优胜者。 1996年专家评委会评出的3名获奖者为伊斯坎德尔、 彼得鲁舍夫斯卡娅和拉斯普京，而公众评委会投票结果，拉斯普京成为“绝对优胜者”和头奖的获得者。这次评奖的结果，尤其是公众评委会的投票结果说明，许多年轻人并不喜欢目前流行的那些玩弄技巧、胡编乱造的东西，仍然爱读像拉斯普京的小说那样的运用传统的写实笔法深刻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作品。这次评奖的结果也使拉斯普京对年轻人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说：“我们有时认为，对俄罗斯来说，青年一代，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全垮掉了。这次评奖的情况当然不能完全推翻这样的想法，但是却促使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非常理解我们的青年？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意外事。我深信，不仅对我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所有思考未来的人也是如此。”
拉斯普京和其他许多传统派作家继承了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传统，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他曾说过：“当事关本国人民和自己的祖国时，作家不应该漠不关心，应该慷慨激昂地、抱着同情和热爱替他们说话，去发现人民身上的善良和纯洁的东西，并用大写字母记录下来。”他不仅这样说，而且身体力行。
拉斯普京强调指出，俄罗斯文学与任何其他文学相比，有着重大的区别。他说：“我们的文学要比艺术更宽，它表达人民的命运，它不是为娱乐读者而存在的，而是为了在精神上把人民团结成一个民族的整体。”他的这种看法与所谓“纯文学论”、“自我表现论”、“文学是游戏”论等等，是截然不同的。
除了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效果外，拉斯普京还强调文学的民族性。他说：“最主要的是，如果没有民族感情，现在文学就不能存在。只有当你发出民族的声音，只有当你谈到本族人民的苦难，不与世隔绝，而是到世界的大讲坛上去讲自己的痛苦，生活在世界上各种事件之中，你才能成为一个世界闻名的作家。”他举艾特马托夫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当艾特马托夫还是一个民族的作家并且谈论的是本族人民时，他曾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作家；而当他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公民”并着手创作关于全球问题的小说时，他作为一个作家就失去了自我。在这里拉斯普京力图说明，一个作家的创作如果盲目模仿外国，脱离了本民族的土壤，丢掉了民族特色，那么它就会失去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拉斯普京在他的题为《我的宣言》这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能做到很多事情，这不止一次地已为我们国家的遭遇所证明。能做坏事，也能做好事，这取决于它掌握在谁手里。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学除了完全彻底地为养育它的土地服务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另一种选择。”可以相信，早已把为俄罗斯服务作为自己创作目的的拉斯普京，一定坚持不懈地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