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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9）01－0012－20
从1927年1月到4月，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等，根据斯大林在1926年11月于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上所作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报告以及依据这个报告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斯大林报告和中国问题决议），向中国发出过20余次指示，强力推行他们必须维持国共合作、必须与蒋介石妥协共处的政策，迫使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等不仅放弃了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的武装反蒋的计划，进而与汪精卫签署了《汪陈宣言》，最后不得不在蒋介石血腥屠杀下失去了用工人阶级的鲜血和生命好不容易换来的新生民主政权。这个历史责任应该由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承担，但斯大林却应该是这个历史责任最主要、最重要的承担者。过去在这件事情上大多是谴责陈独秀，这是应该的。但却不涉及或很少涉及此事的主要责任者斯大林，这显然是很不公平的。现在必须还历史以公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斯大林报告和中国问题决议的要害是完全没有正视蒋介石的逐步反动和迅速崛起，而一味地强调“利用”或“全面利用”；强力推行“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企图，反对各种过早将右派排挤出国民党仓促步骤”，对蒋介石百般妥协、迁就，甚至有意放纵，养虎遗患。当他暴露无遗、已成大祸时，造成的后果已无可挽回。
斯大林报告和中国问题决议中文稿在中国党内传达、学习的时间，最早是在1927年1月下旬，而像周恩来这样的干部看到文件则是二三月间了。周恩来学习以后，最受鼓舞的是看到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懂得了中国共产党要进行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①。应该说他领会了这两个文件的一个精神实质，有其广泛的代表性。陈独秀虽然对这两个文件有自己的看法，但对实现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的前途方面，他是没有异议，是坚定的。陈独秀与周恩来等正是在这两个文件的鼓舞和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曼达良、纳索诺夫、福京和阿尔布列赫特等的支持帮助下，积极发动和直接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并取得了胜利。至于对反革命两面派蒋介石的看法，他们都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当他们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认识到蒋介石的狰狞面目并起而与蒋介石“决斗”时，却受到来自莫斯科斯大林等的严厉压制。在斯大林等人看来，在中国应该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但是必须“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企图，反对各种过早将右派排挤出国民党仓促步骤”②。由此引出必须对蒋介石采取妥协、让步的种种政策。
1927年1月，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等为一方与以蒋介石国民党右派（当时开始一般把他还称为中派）为一方，在武汉和南昌两地何处定都、建立中央政府问题上斗争激烈，并由此形成了两个政府、两个中央委员会、两个国民党政治局和两种军队的严重对立局面。斗争的实质关系到把中国革命引向何处去的大问题。蒋介石自然是使出浑身解数要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反革命的独裁统治道路上去。面对这种尖锐严重局面，就在这年1月13日，斯大林给鲍罗庭发电报，让鲍罗庭在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玩弄相互制约和平衡的把戏，告诉蒋介石说汪精卫不会到武汉去参与反蒋，以减弱蒋的后顾之忧。“作为妥协，可以同意总司令（蒋介石）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但国民政府则驻在武汉”。斯大林还让鲍罗庭吹捧蒋介石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您的领导”云云③。
1月1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为贯彻执行斯大林报告和中国问题决议，在讨论制定《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任务》时，原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因为反对斯大林的上述主张被斯大林撤换掉，新上任并支持斯大林的布哈林，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在该会上坚决提出：“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企图，反对各种过早将右派排挤出国民党仓促步骤”④。文件强行规定：“共产党员决不应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国民党机构，更不应取代国民党机构”；“决不能容许把共产党的人选强加于人，把国民党内全部领导职务都由共产党人来担任”等等。文件还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开展政治工作时，“应该以国民党的名义进行”⑤。这些规定，与1926年9月维经斯基到中国以后提出的中共必须“从旁边加以支持，不抛头露面，也不谋求领导权”⑥ 的主张如出一辙。正是这种政策导致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失败。
1月间，蒋介石在武汉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夸大自己的战功，结果受到群众的质问。鲍罗庭为了压一下蒋介石的嚣张气焰，说了些要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个人独裁；要提高党权，发扬民主等一类的话，使得蒋介石很丢颜面而恼怒。于是，蒋介石坚决提出撤销鲍罗庭的职务、坚决迁都南昌。
消息很快传到莫斯科。斯大林对此很敏感，特两次拍发专电设法挽救：“不要突出鲍罗庭”；“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把汪精卫当作一张牌打，让人“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目的在于设法准备以汪精卫来制约蒋介石⑦。但此招并不高明，正如一位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所说：“把赌注押在汪精卫身上，认为他一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其实也是“跟在国民党屁股后面转”，绝不会有好下场的⑧。后来的事实发展被这位共产国际代表言中了。
2月间，斯大林从维经斯基和在上海的其他共产国际代表多次给莫斯科的信中了解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工人没有任何枪支武器的实情，斯大林同意拨给上海同志10万卢布，但又叮嘱：“非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这笔款项”⑨。但他不久听说上海第二次起义已经失败时，斯大林于3月3日又把这笔款项“撤消”了⑩。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军款和武器装备大量给予援助，而对给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这一小笔款项则如此吝啬。孰亲孰疏，不言自明！
在蒋介石与鲍罗庭的关系变得不可收拾以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野心进一步大暴露。从2月15日起，他血腥摧残江西赣州总工会，不久又杀害了工人领袖陈赞贤。在2月21日南昌总部第14次纪念周演讲中，他大肆攻击共产党，声称要“纠正共产党”、“制裁共产党”，并要挟说：“共产党不使国民党员一种太难堪，（否则）会生出冲突破裂出来。”(11)
尽管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次次猖狂进攻。但斯大林仍不愿意改变原来对蒋介石的政策和策略。2月22日斯大林又让维经斯基去做蒋介石的工作。谁知蒋介石的反共、反苏的气焰更加嚣张。他当着维经斯基的面，颠倒黑白，反诬鲍罗庭“分裂国民革命运动”。他还质问维经斯基：“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运动分裂？”甚至挑拨离间说：“我现在反对鲍罗庭”，但“我想您是相信我的。”他一再扬言：“准备决裂。”最后，蒋介石向维经斯基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宣传品中说他是“军阀”、“独裁者”、“想同苏联断绝关系，想同日本人妥协”的问题提出抗议(12)。可以看出，此时的蒋介石已发展到何等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地步。蒋介石已经走上了死心塌地的反革命的不归路。
蒋介石的种种表现震动了莫斯科和斯大林，于3月3日，斯大林一天发出三道命令：
一是“禁止《真理报》、《消息报》刊登俄国同志在中国和其他附属国活动的报道或文章”，目的在于封锁有关消息，害怕抓住他们干涉别国内政的口实。
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作“必要改变”，从此前的完全妥协变为谨慎激进。如提出“坚决执行发展工农运动”、“实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共产党员可以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特别是“武装工农”等正确的政策。其中强调：“目前中国革命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面临着“巨大威胁”。应该说，这是在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逼迫下做出的一种正确决策。但来的太晚了；是否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也还是个大问题。
三是斯大林命令，从即日起，“禁止通过苏联国家机关向中国运送武器”，改为私营公司承担(13)。依然是怕人发现马脚，揭出后台。
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任何收敛之意，而是变本加厉地暴露他全面反苏、反共、反人民的野心，其代表事件就是3月7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之演讲》。蒋介石极尽歪曲、诡辩之能事，为他放弃联俄和实行南北妥协的政策张目，说不管哪一个国家，只要“以平等待我”，我们都应该联合；“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我就要“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
随着蒋介石丑行的不断暴露，要不要起而对蒋介石进行公开的斗争呢？斯大林在此关键时刻却犹豫动摇起来。3月10日，斯大林采取了两面手法：一方面，他“秘密征询鲍罗庭”的意见，问“是否应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另一方面，他则批准以布哈林的名义给鲍罗庭的电报并抄送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央，其内容很值得研究：首先认为，在中国南方存在两个中心、两个国民党、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的做法，是“危险”和“不能允许的”。其次，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要“务必参加”，“无条件服从”该会决议。再次，提出国共两党“绝对需要密切合作”。最后，既批评蒋介石为讨好国民党右派而发表的错误言论；又要求他答应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保证全党团结统一的条件(14)。这几条孤立看起来是明确的，但整体看起来却是相互矛盾的；这几条是下达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中央的，而两个党又是相互不能统属的，于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就自然成为他们的“仲裁者”和“太上皇”。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谁来管束根本不承认上述一切的蒋介石呢？蒋介石当然不能做到他们提出的种种“必须”、“无条件”的要求，那他们所提出的一切就等于白说，因此这几条指示便成为一纸空文。这就是问题的可悲之处和严重所在。斯大林，此时此刻尚未觉察到中国问题已滑向了危险深渊的边缘。
就在斯大林犹豫动摇之际，3月17日，国民党二届三次中央全会召开。因为蒋介石拒绝参加该会，大会的决议几乎都是针对蒋介石的，特别是通过选举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军事部长等职务，只保留了总司令一职，使其个人的权力有所削弱，表面上暂时处于劣势。
蒋介石当然不会承认这次失败，而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手法，大肆进行地下阴谋活动，指使他的死党和纠集帮会流氓专门制造事端，无所不用其极。为了欺骗世人，应付对他一致的严厉声讨，他虚情假意地一反过去，在3月20日突然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接受”国民党二届三次中央全会的决议；“完全服从党的领导”(15)。他的这个表态使得担心国民党即将分裂的许多好心人上了一个大当。这个表态也使斯大林等得到宽慰。正如当时苏联《真理报》所言，这个表态是蒋介石“保证忠于革命原则”的承诺，从而避免了国民党的分裂，使帝国主义和一切右派势力的希望落空，证明蒋介石仍然是一个“革命者”(16)。这无疑的大大开了历史一个玩笑！
斯大林其实知道，苏联《真理报》所表达的观点，与其是对支持自己观点一批人的宽慰，不如说是对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的一次有力回击。因为中国革命和国共合作问题正是他们从1925年以来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孰胜孰败在此一举。斯大林对这场斗争的胜利并没有完全把握。准确地说，斯大林还在观望。
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传来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胜利的消息。于是在3月24日斯大林签发电报，破天荒地同意在中国“工业中心城市建立为数极少的工人纠察队”，“首先在上海建立”(17)。这个指示的下达已经太晚、太迟。也就是当此之际，陈独秀、周恩来在上海正在为大力扩充上海工人纠察队而奔忙，他们惟恐工人纠察队人数不多、政治和技术训练的素质不高。斯大林与陈独秀、周恩来在同一个问题上的认识竟有如此的天壤之别。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及其如何得以巩固，此时是斯大林等和陈独秀、周恩来等在3月底必须严肃回答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第三次起义胜利后，上海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蒋介石等在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各国驻沪军队的支持下，磨刀霍霍，准备向共产党和工人纠察队下手。陈独秀、周恩来等深入动员、精密组织，准备在各方革命力量的支持下，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进行一次殊死的武装抵抗。
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上海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成果，于3月23日晚9时，陈独秀主持召开了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次特委会，集中研究了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陈独秀首先提出，在向上海进军中国民革命军一军一师薛岳的部队表现“最左”，“我们要想法使他留在上海”。薛岳要求在上海招兵扩军1500人。陈独秀指示上海总工会要全力支持他，把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派进去。
其次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发展问题，认为：“党的机关，最重要的是区委与部委。”他指示，必须要强化闸北、南市和吴淞三个重点区委的领导；上海总工会最缺乏得力的领导人才，也要加强。陈独秀对工人纠察队的选拔骨干、组织整编和淘汰复杂分子的工作很是注意，他提议抽调干部百余人组织干部会，形成纠察队的领导中心。对于原有和缴获枪械，要密藏在工人俱乐部。对于叫嚣工人“罢工是非法”的国民党右派邹竞择机发动群众对他展开公开批判；而对于事实确凿、阻止北伐军进军上海的钮永建则要留有余地，“以免益发逼之助蒋”。当时国民党市、区党部在上海颇具影响，陈独秀要求大家必须“拿住”能夺到的领导权，作为“上海工作武器”来使用(18)。这次会议确立了起义胜利后党的若干工作的指导原则、政策和策略。
按照上海临时市政府的安排，市政府委员应该如期到职视事，但钮永建、白崇禧等在蒋介石密旨授意下拒绝到职。社会上则盛传蒋介石反对“市政府为C.P.操纵”的谣言。针对这种严重情况，于3月25日晨7时，陈独秀主持召开特委会。他毫不犹疑地决定：“明天代表会要通过不就职的委员要取消，再选。”他强调：对于薛岳的工作要讲究策略，“不要把薛岳弄太左了，只能使他存在，加紧他的政治工作，最后要弄到无论谁不能来，来就同他打。但应尽可能避免冲突，同时准备最后冲突。”(19) 此时的陈独秀意识到严重的斗争已不可避免，他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
此间有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和戴季陶即将到沪。白崇禧决定调走薛岳部而调来一军二师刘峙的部队。刘系蒋介石的嫡系和心腹。于是，陈独秀在25日晚8时又召开特委会，研究对策。会议决定27日一定要召开上海临时市民代表会议，对执行委员进行补选、改选，并使我们的同志占到三分之二。陈独秀要求招待新闻记者，对此次会议要大力对内、对外广为宣传。他还指示工人纠察队，要做好准备，“只要一声令下，即可发动”。他指示各区党部分头召集党员大会，尽力做好“拥护留薛”的工作。陈独秀在这次会上，十分严肃认真地告诉大家：“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马上动作。”他颇有远见地讲道：“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20) 这一篇讲话表明，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抛弃了以前的种种幻想，准备领导无产阶级进行一次反对蒋介石的坚决而不妥协的“决斗”。
3月26日下午，蒋介石、张静江和戴季陶等果然来到上海。是日晚9时，陈独秀特地参加了上海区委会议，研究政治局势的变化与应对的策略。他向与会者揭露了蒋介石在江西赣州惨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捣毁市党部和六军政治部，杀害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通报了24日英、美帝国主义的军队炮轰南京下关打死打伤我国同胞两千人的可耻行径。为此，他表示：“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联合起来看，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
陈独秀指示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动员群众“包围白崇禧”，质问白崇禧将薛岳调走，如对上海治安有影响时，白崇禧是否能负责。二是声援南京人民的反帝斗争，在上海的“反英运动要扩大”，“口号是收回租界，撤退英国兵”，“最好要将反英与反蒋联合一起，暂时对日、美不管，减少敌人。”“英界英厂罢工工人都可住在闸北，使刘峙不敢动（即不敢阻挡或镇压工人之意——引者注）”。三是为了准备这场特殊的战斗，必须立即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把吴淞、南市的纠察队调来，在上海总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周围布防。罗亦农在会上补充说：“现在中心问题是上总的纠察队的问题，上总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他说：“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21)。可以预期一场两个阶级的血刃搏斗即将爆发。
蒋介石在26日急遽来到上海确实“别有用心”。24日发生的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杀伤中国两千同胞的血案震惊全国。蒋介石途中虽然路过南京，但他却回避上岸，采取的是舍南京而取上海的战略，其目的在于保存自己的力量，避开与英美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决战。此时他已派人与日本勾结并请其当中人准备与英、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
蒋介石此时赶到上海，还有两个目的，一是可以抢在武汉国民党政府担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等之前先到沪，挡住陈友仁等执行国民党二届三次中央全会决议并与外国谈判租界问题；二是提前下手“压平上海工人阶级和民众的力量”，增加他与国民党中央讨价还价的筹码，进而夺取上海的领导权，实现他反革命独裁统治的野心。可谓一举数得。
从上海区委搜集的各种情报表明，蒋介石到沪后，原来不敢对工人和工人纠察队有所“压迫”的白崇禧，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将表现“左倾”的薛岳师撤出、调散到高昌庙、吴淞一带，而把蒋介石的嫡系和心腹刘峙师调来，进驻上海工人纠察队和上海市工人俱乐部所在的闸北区。蒋介石还与白崇禧一起“决定三办法”：缴湖州会馆的械、取消上海总工会和解除工人武装。
在蒋介石准备围剿上海工人和纠察队的同时，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串通一气，唆使帝国主义在上海的驻军对工人和纠察队形成武力威胁，陆续有英、美、法、日等国的90余艘军舰在黄浦江上炫耀武力，各国驻军23000多人在马路上布防、封锁交通，无故搜查和拘捕工人和群众。
黑云压城，风雷激荡。根据陈独秀的指示，26日下午6时上海区委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动员部署。会议认为，目前是中国革命最严重的时期，上海已成为一切反革命势力的集中地。蒋介石的目的十分清楚：“他将集中势力与C.P.算帐，以出其在武汉方面之失败。”会议强调：“这次工人大流血大牺牲夺取许多枪械为自己解放的保障，上海工人有了武装，上海工人的政治地位与一切行动都有保障”，“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人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会议决定：加紧组织“军事同盟”和“政治同盟”，准备发动为期一个月的反英总罢工，同时进行反对反动的新军阀（当时出于策略尚未公开点出蒋介石的名字）的斗争。特别是“随时随地准备武装与右派军队发生总决斗。”
对于反英总罢工与反蒋的关系，上海区委强调：反帝总罢工的意义在于“夺取反帝革命的领导权”。我们开展反英总罢工，蒋介石如果在罢工中攻击罢工工人，就会“完全失去其过去的信仰，从此就会丧失其政治生命”。因此，“上海的工人功绩较之过去各种奋斗伟大十倍。”
上海区委特别提出：“上海问题，帝国主义神经过敏，恐我们要武装收回租界，我们并无此项决定。”因此要求罢工工人“不到租界中去”。不过，上海区委也认为：“举行反英大罢工，达到收回租界的目的。”(22)
在总决斗前夕，敌我双方都在进行决战的各项准备。蒋介石一到上海，就有帝国主义分子安排汽车接他到法租界祈齐路交涉署，他向帝国主义保证“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23)，这就给其主子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召集此前捐给他64万元支持“反共灭共”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以及白崇禧、吴稚晖、钮永建和周凤歧等一干文武头目密谋策划；他派遣亲信大肆搜罗上海的反动帮派的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晓林等一伙地痞流氓，组织各种旗号的反动组织，伺机阴谋作乱。
在蒋介石统领策划下，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当面说的好听，背后又在搞鬼，极尽软硬兼施之能事。3月26日，白崇禧发布两个布告，一曰“整顿杂军”，污蔑起义工人为“不逞之徒”“淆乱视听，有妨秩序”，威胁将“派队查禁”，“立即严办”；二曰“保护外侨”，造谣说罢工工人为“不法之徒”，“以暴力扰乱租界”，声称要“定行严惩，不稍宽假”(24)。
3月27日，蒋介石在他的官邸接见了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但汪寿华向他报告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情况时，蒋介石“不大注意”。当谈及外交时，马上触及到蒋介石的敏感神经，他立即要求上海总工会“发表一听军事当局”的声明，大有居高临下实行严格管束之意。在汪寿华说到有人“不相信上总能代表上海工人”时，蒋介石却答非所问，心怀叵测(25)。
3月28日这天，蒋介石一边指使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秘密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纠察共产党谋叛党国案》，决意公开反共；一边接见上海区委、上总交际部长赵子敬，对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欢迎北伐军表示“颇为赞许”，而回答外间所传刘峙师即将缴工人纠察队械时，蒋介石则诡称：“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26)
蒋介石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精彩表演，激起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的强烈愤怒和渴望战斗的极大热情。为了进一步深入发动和精心准备这场决死战，中共中央在28日一天就连续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告中国工人书》和《中国共产党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等文件。文件颂扬上海工人阶级“数量最多、组织最好、奋斗历史最长久、行动最革命”，他们“时时刻刻都站在最急进的地位，为全国工人之先驱”，“是国民革命胜利之保证”。文件特别提醒全国工人阶级：“上海工人虽然驱逐了直鲁军阀，虽然一部分武装起来，虽然联合各被压迫阶级建立了革命民主的上海市政权之基础；然而这些革命的胜利品时时刻刻都在危险状态，时时刻刻都有被内部妥协分子葬送即被敌人夺回之可能。”为此文件提出“拥护上海工人的武装——总工会纠察队！拥护上海革命民主的新政权——上海市民代表政府！”的口号(27)。文件严肃指出，国内外一切敌人正在加紧密切勾结，“他们很懂得破坏中国共产党和工会是破坏中国革命之最有效的方法。”“用法西斯的方法，捣毁各处的工会和国民党左派党部，他们诬称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都是共产党”(28)。
在此党领导无产阶级为争夺领导权而战的关键时刻，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等与他们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之间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特别是如何对待蒋介石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斯大林拼命压制、封锁和围剿反对派，一意孤行，连续向中国发布指示，扼杀了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制定的反蒋计划，顽固继续推行妥协退让的方针，使中国革命滑向了无可挽回的失败边缘。
斯大林、布哈林等与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围绕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特别是如何对待蒋介石问题的辩论，在上海第三次起义胜利前后其尖锐程度骤然升级。
在斯大林的授意下，3月20日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中国革命发展与国民党的状况》的社论，轻信了蒋介石的虚假表态，对中国革命发展前途盲目乐观，没有看到敌我斗争的严峻形势，甚至说上海工人起义的胜利将“为中国工农联盟预示了十分重要的前景”(29)。而在22日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与国民党》的社论中，主动挑起了与托洛茨基、拉狄克的分歧，批判了他们提出退出国民党的观点，对于他们由革命形势严峻而产生的国共两党即将分裂的忧虑，断言：“这个危险是可以避免的”。认为国民党“现在得了贫血症，缺少革命工农的血液”，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工农群众大量加入国民党，从而使形势“大大改观”(30)。
在此期间，拉狄克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的一次报告中提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主要矛盾是“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正在发展的阶级斗争”。事实证明，这一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但却受到布哈林的严厉批判。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说美国已将其亚洲全部驻军调往上海并正在派遣航空分队，这表明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已经开始，由此不排除帝国主义列强军队全来参战。而这场战争则是“一场牵动整个国际局势的战争”，甚至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布哈林从这个虚张声势的判断出发，得出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正在发展的阶级斗争”应“退居第二位”。他还进而指出，此时情况不同于俄国二月革命，蒋介石不是克伦斯基，我们不是布尔什维克，国民党也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对于即将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布哈林判定：“尽管他有反对革命倾向，尽管他是变得越来越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客观上他还是在进行解放战争。”“他领导的反帝斗争，起的是进步作用”，因此我们应该也必须“利用”(31) 他。斯大林则更为严厉地批判了拉狄克，对于必须充分“利用”蒋介石的这一策略作了精采绝妙的阐述：“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以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32)。
托洛茨基为了驳斥斯大林等授意的共产国际机关报《共产国际》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与国民党》社论，写了《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关系》，提出了与斯大林、布哈林完全相反的观点。托洛茨基认定：上海和南京的形势发展证明，革命“已陷入了中国最发展的阶级矛盾之中”，“革命已升至一新的水平，民族主义者营垒中更深刻的分化，它之行将分裂成革命派与改良主义买办派，乃是整个局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出来的。”对于布哈林提出的给国民党“输血”的观点，托洛茨基则不无讽刺地写道：“这时还要把工人农民赶进资产阶级的政治阵营，把共产党作为人质扣押在国民党的队伍里，这样的政策客观上与叛徒政策毫无差别。”他十分遗憾地说：“资产阶级已经开始用它自己的方法，用枪杀，或帮助枪杀，或容许杀罢工者与革命农民的方法来输血了。”(33) 事实证明，托洛茨基的观点和预测是正确的，而斯大林不能容忍这种批评，并非常蛮横地扣压了当时仍是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托洛茨基这篇文章，坚决不许文章发表出来。
根据蒋介石3月26日到沪以后的表现，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本来已决定准备从28日开始进行一次“防御战争”，按照陈独秀的说法，决定对蒋介石进行“决斗”。但当天就遭到驻上海的贯彻执行莫斯科指示的几位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他们质问陈独秀和彭述之，即将宣布的28日的总罢工是否就意味着罢工即演变为起义，陈独秀和彭述之作了肯定的回答。这几位共产国际代表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消耗战”。“这种罢工在当时是不适宜的”。他们建议，要罢工就把罢工局限在上海的英属企业和租界家庭女佣的范围内，以表示对南京枪杀事件的抗议。至于收回租界问题，应请示武汉和莫斯科决定(34)。
由于事态的严重，这几位共产国际代表立即将此情报告了莫斯科。斯大林等诚惶诚恐地在3月27日马上回电，直接下令中共中央：“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的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35) 这就从根本上否决了中共中央进行“防御战争”和与蒋介石“决斗”方针，扼杀了无产阶级对蒋介石血腥屠杀的最起码的必要的有限的抵抗，把共产党继续捆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充当他们的附庸。
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在28日发表的动员全党行动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告中国工人书》和《中国共产党为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几个文件，已无法收回。但陈独秀又不能不硬着头皮贯彻执行斯大林的紧急指示。于是，就出现了28日晚陈独秀致函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的事情，对已经部署的准备进行“防御战争”实行大刹车、大倒退。他指示：“目前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上总除力争保持纠察队外，要少说政治。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对于总同盟罢工：“第一先决条件要得国民党及老蒋同意”。大概是为了留有余地，陈独秀在这封函件里尚保留了“准备武装组织”的提法，也说明他此时还有着再次进行“决斗”的可能性。
在陈独秀重要函件的影响下，实际上是在斯大林的指示压制下，上海区委主席团不得不对已经安排好的第二天（29日）的三项活动增加了新的内容：邀请蒋介石参加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委员宣誓就职典礼、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召开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的提案和由市政府秘书长代表政府前去慰问蒋总司令等。其实，上海区委主席团并不情愿执行斯大林的27日指示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把此举作为对蒋介石的一次考验，看他对待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和上海市临时市政府是什么态度，问题十分尖锐，蒋介石必须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二者必居其一。
对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及其选举产生并由武汉国民政府批准的上海市临时政府，蒋介石早已恨之入骨，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蒋介石等野蛮破坏市临时政府委员就职典礼的第一招是在会议开始时，突然宣布白崇禧、钮永建等6个市府委员拒绝参加临时政府，更不能参加宣誓就职；第二招是蒋介石遣人送来一函，胡说“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要求临时市政府必须“暂缓办公”(36)。第三招是授意白崇禧又送来一信，下令立即取消市临时政府。在场的市政府委员义愤填膺，继续进行就职仪式，坚持市政府正常工作。
就在此时，斯大林又从莫斯科直接发来给中共中央的28日指示电：“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福京立即返回莫斯科。请经常通报情况。”(37) 这封指示电较前一天的语气和用词更加严厉，似乎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全然是命令的口吻。他们担心中共中央不予贯彻实行，特别用了两个“务必”加以强调。
3月29日，蒋介石除发布实际上是取消上海市政府的命令以外，他更加紧为他实行反革命的镇压大造舆论，在《民国日报》上转载了3月7日他那篇臭名昭著的南昌讲话全文，其中满含威胁和杀气：“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民国日报》3月29日）这天，他为了从上海大买办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财力支持，召集包括虞洽卿在内的29人开会，从而很快得到了上海银行界的贷款600万元；会上还与一些人谈了关于成立御用的代替上海市临时政府的所谓“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问题，实际上是蒋介石对那些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回报。
3月30日，蒋介石以近日杭州两个对立工会发生流血冲突为借口，向上海全市发布了戒严令，取缔各种所谓非法组织和群众集会。这天上午10时，他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保证不用暴力收回上海租界，让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再次吃了定心丸，也因此使他受到帝国主义的欢迎。日本记者还挑战地问道：“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之武装有永远承认之理由乎？”蒋介石回答：“此系工人自卫上所必要者，惟为武装必须令受军事训练。”(38) 其言辞狡诈可见一斑。
从26日以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多次召开会议，反复讨论如何应对当前的复杂局势。据彭述之回忆，开始大家“检讨当前极度危险的局势，一致认为除了坚决采取行动反蒋外，别无其它出路。”周恩来提出：“如果我们采取行动对付蒋介石，薛岳和严重可能站到我们方面来。但举行军事行动反对蒋介石，恰好是违反共产国际的政策。”陈独秀和彭述之说：“我们两人不能作此违反国际路线的重大决定。”于是，大家议决派彭述之专程到武汉去，“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委员陈述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39)
从26日以来，蒋介石曾三次要求会见陈独秀。据受蒋介石之命在蒋与陈独秀之间做联络员的胡公冕回忆，第一次去约见陈独秀时，对于此事陈独秀是颇费思考的，经过与彭述之商量后才推说自己身体有病不宜见面。结果过了两天，胡公冕第二次又来约见，陈独秀仍是与前次一样回答。当胡公冕回复蒋时，蒋的态度“非常不好”，责怪他不能办事，甚至撕下脸来说不许胡再到他的办公室来。但蒋仍然不死心，很快又让胡第三次去约陈独秀，当然又遭拒绝(40)。看来蒋介石是很重视与陈独秀会见这样一件事情的，甚至为此事与他的心腹何应钦议论过。蒋说陈独秀不见他，信也没有，其实是故意不理他。陈独秀在这种关键时刻的表现，拒绝或回避，就是一种立场，至少表现得没有在其魔鬼之心玩弄的阴谋伎俩面前丧失应有的警惕。
3月30日，周恩来在特委会上报告了政治形势及对策。他对政治形势的发展前景作出了两种估计：一是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付我们的准备，将来或许是借扰乱治安等名目来干；二是蒋介石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对付民众只有靠江西雇佣流氓。历史发展完全印证了周恩来的卓越预见。
周恩来对大家十分关心的“军事同盟”进展问题作了分析：二军比较稳固，不会右倾；六军与何应钦矛盾大，建议陈独秀派人以他的名义前去作争取程潜的工作，可有效力；薛岳一师只有两个团可靠；严重的二十一师是整个的，左派很多。周恩来告诉大家，共产党员蒋先云在蒋介石身边工作，“有极大的作用”；邓演达和郭沫若等都是“领袖”人物。
周恩来着重揭露了蒋介石的4个目标和五老会议：4个目标是C.P.、工会、工人武装、左派；五老会议是“最秘密”的组织，是他的“参谋部”，张静江是主席，吴稚晖是小丑，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学究，戴季陶是军师。大将则是白崇禧、李济深、黄绍竑和何应钦四大金刚。
周恩来对武汉方面也毫不客气的提出批评：“对东南问题觉得重要是好的，但调人仍集中武汉是错误。”(4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周恩来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分析为中共中央和陈独秀的最后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为了直接得到联共（布）中央、共产国际的最后决定，于3月31日，陈独秀向他们又作了一次请示。莫斯科立即对中共中央作了回复电报。但在回复前先给鲍罗庭发了一封别有用意的电报。
发给鲍罗庭的电报全文是：
“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
发给中共中央的回复电报的全文是：
“（1）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结盟的宣传；（6）请每日通报情况。”(42)
斯大林给鲍罗庭的电报最为明显地说明，斯大林对蒋介石的叛变根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消息传来使他感到非常震惊和错愕，甚至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他出手的对策竟然依旧是以“某些让步”来“保持统一”；依旧对蒋介石抱有极大的幻想，试图“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一边”。斯大林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充斥其中的全然是妥协让步之论，实际上是向中共中央下了无论如何都不许进行反抗的禁令。
斯大林的31日指示电传到中国以后，一直主张反蒋的罗亦农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激地把它（指电报）摔在地上”(43)。亦农事后还表示：“上总武装暂时收藏，这是自杀的政策。”他发出质问：“我们为何不能宣传反蒋？！”罗亦农的这些举动具有典型广泛代表性，应该说这是当时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对斯大林错误指示的坚决回答。
斯大林的31日指示电，对陈独秀的压力最大，对蒋妥协让步的阴云很难驱散，逼得他不能不在策略上作出改变，由原来主动进攻变为消极应战，目的是努力争取一个缓和的局面。从蒋对临时市政府的态度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经过反复考虑，陈独秀在3月31日的特委会上提出：既然与蒋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不如让蒋拿市临时政府开刀。陈独秀这样做的意图，一是回避开蒋介石与工人纠察队的直接冲突；二是客观上制造出蒋介石以非法的军事镇压对付合法的市政府的政治被动局面，有利于在广大群众中暴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
为了打好这场政治战争，罗亦农在上海区委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具体部署，他说：“我们希望蒋介石从市政府开刀，市政府要积极进行准备，要宣布各种革命的文件，要举办各种革命的工作，听凭蒋介石来开刀。”(44) 与此同时，也必须做武装暴动的准备，一旦爆发，全市都来驰援闸北市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部。
此时，主张反蒋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孤立，他们再一次得到联共（布）的真正的有血性的共产党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的支持。维经斯基“这时”又一反过去消极态度从武汉发来由他亲笔签署的指示：“如果蒋介石企图以武力解散上海市政府，那么也应该以武力对他进行反击。”(45)
汪精卫的突然回国，给复杂多变的中国政局增加了一个新的角色。上海由原来的蒋介石、陈独秀的二人角逐变为三人较量的舞台。为了贯彻斯大林的妥协让步政策，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在汪精卫的激将下，陈独秀丧失警惕，签署了《汪陈宣言》，结果上了大当。陈独秀当然应该承担责任，但斯大林却是全面退却方针的首先提出者和强制推行者，更应该承担其主要和重要责任。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是从欧洲绕道苏联莫斯科乘西伯利亚铁路再在海参崴改乘轮船到达上海的，一路上全有联共（布）、共产国际派遣的特别人员进行周密安排和随身陪伴。
汪精卫此时此刻返回中国是经过周密策划的。自从这年1月开始，蒋介石与鲍罗庭关系逐步恶化。在2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次会议上，鲍罗庭依靠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民主决议取消了此前国民党中央设置主席的制度，巧妙地通过选举撤消了拒绝与会的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而高票选举汪精卫成为这两个委员会的第一名委员，实际上是恢复了“三·二○事件”以前汪精卫原来担任的这两个委员会主席职务，从而为汪精卫的回国复职铺平了道路。
从1926年“三·二○事件”蒋介石将汪精卫驱走以后，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发动了一次次“迎汪复职”运动以对抗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为此蒋介石对汪精卫恨之入骨，明里暗里想方设法拒绝汪精卫归国，他还曾派胡公冕作说客与陈独秀联络，希望共产党不要发动或参加“迎汪倒蒋”运动。在国民党二届三次会议前后，反蒋形势日趋激烈，蒋介石见机行事，改变策略，接连几次打电报给汪精卫请求汪尽快归国复职，其实质是想拉汪精卫下水，甚至说“如兄不来，则弟惟有辞去一切职务”(46)。汪精卫对此中内情甚为理解。
然而，此间莫斯科对汪精卫抓得更紧。由鲍罗庭、罗易向莫斯科请示让汪精卫尽快返回中国的报告，很快就得到斯大林的批准。为了保密起见，斯大林有关邀请汪精卫绕道莫斯科的电报没有用他自己的名义，而是在2月17日委托与汪精卫认识的人加以转交。电文是：
“最高领导机构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中国有关事务。速告汪精卫动身时间。”(47)
值得注意的是，电文在“汪精卫尽快来莫斯科”前用了一种实际上是指代联共（布）、共产国际的特殊提法“最高领导机构”，但其语气却依然采用的是习惯的命令式“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速告时间等，其要求之严、情急之切溢于言表。至于“共同讨论中国有关事务”的内容是什么，莫斯科官方出于机密不曾对外宣布过，70年后俄国的学者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如果汪精卫成功挽救危机即可获得苏联方面无偿的大量资金和物资的援助。事实果真如此，在这年6月间，斯大林承诺给已经到武汉的汪精卫1500万卢布，并于两日内兑现600万(48)。
因为从斯大林到鲍罗庭、维经斯基、加仑和不久前到中国的罗易等都一致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中“惟一的左派”、公认的“左派领袖”，只有他能联合和号召所有的国民党人，也只有他能制约蒋介石，又“很难归顺蒋介石”(49)。说穿了，汪精卫是莫斯科手中的一张牌，怎么用、何时用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这一点汪精卫自己似乎也最清楚，因为他曾对人说过，他从莫斯科回中国途中的随身陪伴者，“把他当作囚犯一样看待”，惟恐出事(50)。汪精卫还对人说过：“我过莫斯科才知道他们（指斯大林等——引者注）的计划是预定的，断不能为了我们变更的”；“他们当什么人都是工具，就是他们自己的重要人物不需要了，也就把他丢了”(51)，因此汪精卫到沪以前思想上是有所准备的。
从“三·二○事件”以来，陈独秀虽时有不同政见，但最后往往也不能不一直与鲍罗庭、维经斯基等一起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采用“以汪抑蒋”、“蒋汪合作”、将来仍旧是“汪主政、蒋主军”，维持国共合作的策略。在他们看来，此次请汪回国目的在于挽救国共两党分裂的危机。因此当时的上海笼罩着一片斯大林所遥控的对蒋介石妥协让步的浓重阴霾，他们将想尽各种办法制止蒋介石的更加反动。比如，不久以后斯大林指示维经斯基、罗易先后前去会见蒋介石，“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52)，也都是出于这种目的。
汪精卫到沪后，在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的安排下，共产党第一个见到汪精卫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见汪后即刻向陈独秀作了汇报，说“三点水来了”，“他站在我们方面”。陈独秀本来对汪精卫就有好感，加上这样的提醒，就更加放心。周恩来“主张直接送汪精卫到汉口去，不让他在上海同蒋介石及其他的国民党要员见面”(53)。陈独秀赞成周恩来这个意见。
但是，汪精卫并没有听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方面的这种劝告，很快就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等秘密会面。蒋介石等迫不及待地提出与汪精卫一起共同立即进行两件大事：“一是赶走鲍罗庭，一是分共”，并在1～5日5天里连续召集谈话会，讨价还价。汪精卫对蒋介石等的主张不根本反对，但从他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否有利考虑，在动手的时间和手段上与他们存在分歧，推说要在召开新的一次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后再实行。汪精卫说：“共产党素来不轻易变更所定政策，共产党以本党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和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54) 从客观上说，这种“调和”正是斯大林他们当时最需要的。
为了应付蒋介石，汪精卫暂时与蒋介石等达成4条协议：“于4月15日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之前，汪精卫氏赞成暂时应急之办法数条如下：（一）由汪精卫负责通知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项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高级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55) 这4条，不仅蛮横无理地严格限制了共产党的正常活动，而且实际上让汪精卫承担了严格限制和监督共产党活动的重大责任。
蒋介石根据汪精卫在会内不肯就范的情况，便在会外向汪精卫继续施压。他在4月3日这一天，先是把与汪精卫会谈的事单方面向新闻界公布，并致电前方各军事将领，其中说：“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惟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56) 表面上是向汪精卫献上忠心，实际上是以服从为条件来换取汪精卫的妥协，与他们即刻实行对革命的根本背叛。后又在欢迎汪精卫的晚宴上，蒋介石公开地说：“你如果真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如果你到武汉去，你还是要作本党的罪人。”(57) 言语之中带有威胁意味，警告汪精卫不能去武汉。
此刻对于汪精卫而言，如何推迟和延缓蒋介石的急进步伐，不让蒋介石走向极端，又为自己将来取胜留出空间，就成为了汪精卫的当务之急，在这时候汪精卫则想到了陈独秀。于是他在与蒋介石会上周旋的同时，与陈独秀两次相约见面。在第一次会面时，汪精卫对陈独秀以质问的口气转达了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等说的“共产党提出了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主使工人，冲人租界，引起冲突”等话语，陈独秀当场给予坚决回绝，力称绝无此事。汪精卫事后即把此话传回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等，吴稚晖说：“这是陈独秀口头骗你的话，不要信他。”汪精卫在第二次见面时又将此告知陈独秀。汪精卫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陈独秀遂亲笔作书”，“以解释谣传”。这就是后来陈独秀与汪精卫共同签署的《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的由来。
据当时与陈独秀住在一起的郑超麟回忆，那天夜里回来，陈独秀写了很久，起草的就是那篇有名的“汪陈宣言”。郑超麟记得：“次日，周恩来拿回来时我看见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很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的。但独秀拿起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的后面。”(58) 当“汪陈宣言”4月5日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后，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大报上很久没有登载我的文章了。
“汪陈宣言”是在特殊时期由两党的主要领袖联合签署的一份特殊文件。它公开见报后引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反映。
4月5日，在汪、蒋召集的最后一次谈话会上，汪受到几乎所有与会者的强烈反对和攻击。蒋介石等咄咄逼人地提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领袖共同发表联合宣言会造成这样的印象，似乎中国革命从现在起由两党共同领导；孙中山说过“联俄”，而“联俄”只意味着俄国帮助中国革命，但不等于俄国可以控制中国；孙中山只说过“容共”，从没有说过“联共”，而“容共”只是“容许共产党参加国民党”(59)。这时，汪精卫解释说：“全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60) 但他仍然没有得到与会者的谅解，吴稚晖则大骂汪精卫投降共产党，还斥骂他“狗不如”，要他“滚蛋”(61)。在这样的情形下，汪精卫知道他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偷偷地于是日晚乘船去了武汉。
“汪陈宣言”是汪精卫当面使用激将法骗了陈独秀致使陈独秀丧失警惕而上当的，但汪精卫一转脸则在蒋介石等面前全部抛弃了自己的承诺，竟然说出了“全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这样就把蒋介石时刻准备动手屠杀共产党人真相全部掩盖起来了。更具欺骗性的是，这等于告诉世人蒋介石仍然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是可以信赖的。陈独秀的错误也在于承认了这个根本相反的血腥事实，消磨了上海工人一直高昂的战斗意志，泯灭了他们的终将取得胜利的理想信念，削弱了他们对蒋介石反革命两面派的应有警惕。这才是“汪陈宣言”的要害所在。
而这一切恰恰也正是斯大林他们当时最最需要的。因此，在斯大林的控制下，4月6日苏联《真理报》隆重介绍了汪精卫的生平简历；7日则全文刊载了“汪陈宣言”，并将其中的重点特别用黑体字标出，以引起读者的注意。4月8日，他们还在莫斯科《国际新闻通讯》上撰文，称赞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胜利”(62)。4月10日，《共产国际》编辑马尔丁诺夫撰文，指出：“最近从中国收到的情报可以判断，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按照正确的方针办事。”(63) 种种迹象表明，“汪陈宣言”的内容是完全符合联共（布）、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等的政策要求的，出笼的时间也是非常适宜的。
在上海区委的反映也是一样。大家认为，由于汪精卫的到来，与蒋介石的矛盾确实“缓和”了，“汪陈宣言”的出笼更证明了这一点。区委书记罗亦农说：“汪精卫的态度非常之好，政治观念很稳定，与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到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他绝对赞同第三国际给我们的训令。”因此他们完全拥护“汪陈宣言”，而对蒋介石的态度，从主动进攻变为“我们不避免冲突，但不取进攻的形势”(64)。
汪精卫到达武汉以后，仍然对蒋介石时刻准备动手屠杀共产党人的事实秘而不宣，反而又在不同场合大谈国民党的吴稚晖、李石曾和蔡元培等是如何对共产党大造其谣的。他说：“兄弟一到上海，他们就说，上海总工会要向龙华总司令部总政治部进攻”，“谈虎色变，如临大敌”。汪精卫说：我就不相信一千多工人，会向两师人进攻。汪精卫还讲到“汪陈宣言”的出笼经过：“这些人专门在那里制造谣言，闹得满城风雨，要使革命军与民众起冲突，要使共产党同国民党起冲突，不得已，就和共产党的陈独秀同志，联名发了一个辟谣的宣言”。这里是以“辟谣”点题(65)。汪精卫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确，他是在买执行斯大林妥协退让政策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好，投斯大林所好。为此，他甚至骗过了此前对他并不看好的与上海工人阶级并肩战斗的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特等3位共产国际代表，在他们5月21日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汪精卫是否像我们的反对派试图证明的那样支持蒋介石呢？我们认为，他不支持。我们都反对给汪精卫的到来赋予那种特殊的意义（摆脱一切灾难的法宝），但还必须指出，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他没有与蒋介石进行任何交易”，“说什么汪精卫与蒋介石串通一气（这在中国基本上已被排除）。”(66) 从中可以看出汪精卫和“汪陈宣言”(67) 的深远恶劣影响。对“汪陈宣言”的评价，必须先考察这份文件的客观效果，从客观效果再来分析写作它的主观动机，坚持效果与动机的统一论。
这种看法与陈独秀的观点也是一致的。陈独秀在起草“汪陈宣言”时颇为意得志满，然而在铁的事实面前却大告失败，最后不得不承认是“根据共产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的。不仅如此，陈独秀还轻信了共产国际新来的代表罗易到武汉可以解决所有一切问题的通知，于4月6日离开沪上去了武汉，实际上是在斯大林的遥控下抛弃了准备浴血战斗的上海工人阶级，使他们不久就倒在蒋介石的血腥屠杀之下。
正是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完成了他的反革命叛变的部署，在他离开上海以前，为了进一步麻痹工人阶级的斗志，4月6日，蒋介石竟派出他的军乐队给上海总工会特送去锦旗一面，上面绣有“共同奋斗”(68) 4字，以掩盖他背后发出的血腥狞笑。蒋介石是4月9日赴南京的，4月12日就发生了反革命大屠杀的无耻事件。14日反革命武装宣布取缔并攻占上海市政府。至此，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及其建立的24天的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宣告彻底失败。
最为遗憾而又让人嘲笑的是，完全相信了汪精卫和“汪陈宣言”所制造的虚伪假象的联共（布）、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罗易在4月10日这天，还在代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在武汉起草并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决议》，为贯彻执行斯大林的一系列错误指示，出于极端错误的判断，仍然指示上海区委不要向蒋介石“立即发动正面攻击”(69)，这不等于是束手被蒋介石任意宰割吗？
上海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及其建立的各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宣告彻底失败了。在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和斗争。斯大林拒绝自我批评，把失败的责任全部强加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陈独秀等人身上。维经斯基及醒悟后的陈独秀则把批评矛头直指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主要领导人斯大林。
上海工人阶级的鲜血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的民主政权得而复失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但如何正确总结这些教训确是很不容易的。
4月中旬，从武汉派出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李立三、陈延年和维经斯基一行3人到达上海，帮助上海区委总结经验教训，并由陈延年改换罗亦农出任代理上海区委书记，重新组成有中央新来的3人，加上原有的3人，外加3位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合共9人的特委会。在16～18日连续开了3天的特委会议上，对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做了回顾与总结。
对于三次武装起义进行回顾与总结的主题报告是由3位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代表“布同志”（出于保密，没有在记录点出真名——引者注）作的。他从起义要求建立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的民主政权讲起，指出第二次起义才开始对此有所认识，第三次起义时进一步懂得了与大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但在行动上不能“暴露大资产阶级的罪恶”，“只是与大资产阶级做外交式的联络，无决心与大资产阶级奋斗”，“惟恐与国民党破裂，不注意拿到小资产阶级去压迫大资产阶级”。在第三次起义胜利后，懂得必须与蒋介石争夺领导权，但却没有“更激烈的向前争斗”，也没有“坚决的政策”。当大资产阶级、蒋介石宣传“工人要冲入租界及工人有武装是很危险”时，实际上是在建立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而我们原本决定要扩大反帝运动，“但未实行，即是策略动摇的表现”。在此时，工人武装应该是保卫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权的政治保卫力量，但我们只把工人武装当作“纯工人武装，无别的阶级的拥护”，“只是做些工兵联欢及现场士兵打电报等等的消极工作”，结果“大资产阶级就能以打倒共产党的口号打倒工人的武装”。
“布同志”的上述总结虽然没有击中要害，但也具体开列出错误的主要事实。主持会议的李立三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大致不错的概括：“这次运动的失败原因，第一，没有坚决认定对于大资产阶级的策略；第二，没有扩大无产阶级的领导影响于小资产阶级。此二大错误，自中央以至沪区都应负责任”。
维经斯基在李立三之后发言，他从自我批评入手，重点突出，敢于揭穿要害，一语破的，他强调：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的认识是我们的中心问题。……蒋介石，我们以前认为是国内资产阶级的倾向，这只是部分的观察；我们没认清这点，所以我们的政策常常动摇，这是无疑的，是国际中央与中国中央的指导上的错误。
维经斯基还认为：“蒋纯全代表资产阶级，惟其所用面孔不同，有时流氓，有时国民党，此为一个实际的策略问题。”接着，他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斯大林：我们许多负责同志主张利用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冲突点而使之冲突，足见还未认清蒋介石纯为代表资产阶级者。
维经斯基还揭出了之所以如此对待蒋介石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明蒋之社会地位，又不懂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自然就形成对于资产阶级的力量看的太高，把无产阶级的力量看的太小的错误，……我们许多同志冀图分散资产阶级，使蒋介石一到上海，资产阶级不能拿住政权，这就是我们看高了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的表现。”(70) 维经斯基在发言中戳穿了蒋介石反革命两面派的本质，指出了斯大林等重视和拔高资产阶级特别是蒋介石，而贬低和轻视无产阶级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阶级的错误立场，从根本上指出了所谓“利用”和“充分利用”资产阶级、蒋介石的政治策略的失败原因。
维经斯基这个发言的最重要之点，在于挑明了“无疑”“是国际中央与中国中央的指导上的错误”。他把“国际中央”放在“中国中央”之前，指明“国际中央”应该是错误的主要承担者。他提出这样的观点是要有坚定立场和坚毅勇气的，因为他批评的不是别人，而是斯大林。
维经斯基也点名批评了陈独秀。他说，第二次起义后，中央开会，当时瞿秋白对于蒋介石的观察“非常明彻”，可惜区委大会没有要他去作报告，使同志明了蒋之地位，这是一个错误。“我们曾两次催秋白同志报告，结果独秀同志认为危险而未实行。”(71)
在中国同志中对共产国际代表提出批评的惟一的人是周恩来。他说：这次运动的失败中共中央要负责，“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对蒋曾有妥协态度，即是对资产阶级妥协”，要“工人避免与蒋冲突，完全是让步，以致于失败”。对于此次运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也要负责”(72)。
罗亦农强调，这次运动的错误，“是整个党的错误，假使沪区无此错误，或者会发生更较激烈的牺牲”。赵世炎对于说上海区委“有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提出不同意见，如果那样说，第三次起义就“完全无意义”。问题严重的是在汪精卫到沪以后，中央“太恐惧于资产阶级对我之决裂，以致发生汪陈联合宣言后，和缓空气一直延到现在。”(73) 非常明显，他们批评的是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其实都是在批评强力指使中共中央必须这样做的联共（布）、共产国际及其斯大林。
中国的大革命运动，在发生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如此巨大的历史曲折后，没有看到斯大林对此进行一个字的自我批评，反而却看到他从所谓新的高度总结中国大革命运动历史经验的《中国革命问题》（4月21日发表）报告。其中只字不提他所签发的一个个强力指使中共中央向蒋介石妥协让步文电，似乎把那些文电都忘了个一干二净，却在那里大谈他在3月3日下达的从消极退守转谨慎激进的若干指示，以此证明他一直是坚持所谓“发动群众”、“武装工农”、“揭穿右派”等正确政策、策略的，言外之意就是说，我已经作出了指示，贯彻执行是中共中央的责任。但事实证明，正是在3月3日以后，斯大林还接二连三地发出过向蒋介石妥协让步的指示。比如：3月10日，在蒋介石发表了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的两次南昌讲话、反革命的真面目已经暴露以后，斯大林仍在秘密征询鲍罗庭的意见，“是否应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74) 3月27日，斯大林强调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租界问题要同国民党政府商量”；3月28日，又下达了两个“务必”的指示，强调不准总罢工和起义、“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革命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直到3月7日，还命令维经斯基与蒋介石进行联系，“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75)。这里哪有一丝一毫的“发动群众”“揭穿右派”的影子呢？至于说“武装工农”一层，斯大林原本在2月24日批准给上海工人拨款10万卢布，但却在他下达3月3日指示强调“武装工农”时毫无道理的又给撤消了。
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在不久以后，曾在中国当过联共（布）、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鲍罗庭等都在作自我批评愿意为中国革命的失败承担责任的时候，斯大林却写信向别人表白：“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惟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76)
周恩来也以铁的事实揭破了这个虚假的谎言：“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77)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把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强加在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身上，甚至说中共“靠国民党养活”，“没有做任何工作”(78)，并且三番五次（如1927年2、4、6、8月）地让陈独秀到莫斯科，陈独秀知道到了那里一定是遭到清算，绝不会有好下场，虽有许多人（其中包括周恩来、王若飞等）好言相劝，最后他依然没有前往。
一直受到斯大林强力压制的陈独秀后来终于醒悟了，讲出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话：“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前后，秋白所重视的是上海市政府选举及联合小资产阶级（中小商人）反对大资产阶级；彭述之、罗亦农和我的意见以为：当时市政府选举及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的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屠杀群众，那时不但市政府是一句空话，势必引起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失败。因为蒋介石如果公开的背叛革命，决不是简单的他个人行动，乃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到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亲到汉口向国际代表及中共中央多数负责同志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介石的计划。那时他们对上海事变都不甚措意，连电催我到武汉谋解决。同时，国际又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军队冲突，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亦农看了这个电报，很愤激地把它摔在地上，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命令，未能坚持我的意见，而且根据国际对国民党及帝国主义的政策，和汪精卫联名发表那样可耻的宣言。”(79) 这就是陈独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关于这段历史做出的负责任的政治检讨和回答，这个检讨和回答是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的。
注释：
① 周恩来：《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1927年3月3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第75页。
②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就〈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草案问题召开的会议的速记记录》（1927年1月19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③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8号（特字59号）记录》（1927年1月13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66～67页。
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5号记录》（1927年1月19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71页。
⑤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1927年1月19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85～88页。
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第24次会议第18号记录》（1926年9月11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
⑦(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特字65号）记录》（1927年2月17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119、119页。
⑧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7年2月25日于上海），同上书，第129页。
⑨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8号（特字66）记录》（1927年2月24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123页。
⑩(1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9号（特字67号）记录》（1927年3月3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136、135～137页。
(11) 《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演讲》（1927年2月2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12) 《1927年2月22日和23日维经斯基和蒋介石在九江的谈话记录》（1927年2月26日于九江），《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34页。
(14)(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0号（特字68）记录》（1927年3月10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149～150、150页。
(15) 《蒋介石声明》（1927年3月20日于上海），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49页。
(16) 《上海工人的胜利》（1927年3月25日），同上书，第251页。
(1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2号（特字70）记录》（1927年3月24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18)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3日晚9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378页。
(19)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晨7时），同上书，第387页。
(20)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晚8时），同上书，第389～390页。
(21) 《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上午9时），同上书，第391～392页。
(22)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下午6时），同上书，第407～409页。
(23)(57)(68) 《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151、152页。
(24) 《白总指挥两布告》（1927年3月26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25)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3月2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页。
(26) 《蒋介石初到上海保证不对工人纠察队缴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27)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告中国工人阶级书》（1927年3月28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3～414页。
(28) 《中国共产党为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告全世界工人阶级书》（1927年3月28日），同上书，第416页。
(29) 《真理报》社论：《中国革命的发展与国民党的状况》（1927年3月16日），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51页。
(30) 《共产国际》社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与国民党》（1927年3月22日），同上书，第251～252页。
(31)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1927年3月30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2～164页。
(32) 斯大林1927年4月6日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谈拉狄克的错误，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74页。
(33)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陈独秀研究会2001年翻印本，第16～20页。
(34)(45)(66) 《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特关于蒋介石政变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1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5、266、269～270页。
(35)(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71号）记录》（1927年3月27日于莫斯科），同上书，第168、167页。
(36) 《蒋介石致上海临时市政府函》（1927年3月29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3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特字71号）记录》（1927年3月28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38) 《蒋介石对外报记者的谈话》（1927年3月30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39) 《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页。
(40) 胡公冕：《我的回忆》，《党史研究资料》（4），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41) 以上均引自《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6～439页。
(43)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页。
(44)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4月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450、451页。
(46) 《致汪精卫电》（1927年3月18日），《蒋介石言论集》（4）清样本，中华书局，第187页。
(48) 参阅《国民革命运动的危机和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的破裂》的说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49) 《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8日于汉口），同上书，第277页。
(50)(53)(58) 《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6年版，第118、118、119页。
(51)(60) 转引自黄修荣《国共关系七十年》（上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87、580页。
(52)(7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4号（特字72号）记录》（1927年4月7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172页。
(54) 《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在上海开会记录》（1927年4月2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112页。
(55) 《蒋介石、汪精卫等开反共秘密会议》（1927年4月6日），同上书，第122页。
(56) 《与汪精卫会晤后通电》（1927年4月3日），《蒋介石言论集》（4）清样本，中华书局，第209页。
(59) 《四月五日会议记实》，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70页。
(61) 《寄李石曾书》（1927年4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4），第315页。
(62) 《驳斥帝国主义对于上海的造谣宣传》（1927年4月8日），《国际新闻通讯》第37期，转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69～270页。
(63) 《真理报》（1927年4月10日），转引自《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64) 《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年4月6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7、450页。
(65) 《汪精卫谈归国赴汉途经上海时的情况》（1927年4月11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页。
(67)(79)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53、353页。
(69) 《关于上海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5～38页。
(70)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4月18日下午3时），《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2～463、464～465页。
(71)(72)(73) 《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4月18日下午3时），同上书，第464～465、466～467、466页。
(76)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年7月11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页。
(77) 《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年6月26日于汉口），同上书，第361页。
(78)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于索契），同上书，第407～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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