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发展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46（2006）01—0178—10
一、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又被称为国际宏观经济学，一直以来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二战以后，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最初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基于凯恩斯基础的Mundell-Fleming模型（Mundell,1963;Fleming,1962）和Dornbusch模型（Dornbusch,1976）。这些早期的开放经济模型虽然揭示和解释了一些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但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即缺乏微观基础。卢卡斯认为宏观经济变量变动时会影响微观经济个体的决策，导致宏观变量之间关系发生改变，因此缺乏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分析会产生偏差，这就是著名的卢卡斯批判。
70年代末，新古典主义兴起，其目标是为宏观经济学提供适当的微观基础。在考虑个人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基础上，重新分析了以往国际宏观经济学的种种问题，如汇率、利率、价格等变量间的关系，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对生产、消费和汇率的影响。
进入90年代以后，开放经济模型又有了新的发展，如Romer（1993）建立了一个两个相互影响的垄断竞争经济，但其分析是静态的，且微观基础不足；Dixon（1993）研究了完全竞争条件下的静态开放经济模型。Obstfeld和Rogoff（1995 ）则开创性地将垄断竞争和名义价格粘性纳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并建立了分析经济主体的微观基础。近十年来，基于这种分析方法研究国际宏观经济问题的成果层出不穷，被统称为“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
这类模型的共同特点是在有着明确微观基础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名义刚性和市场不完全。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要素市场，垄断竞争都是这类新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首先，相对于完全竞争，我们可以明确分析垄断市场中的定价行为。其次，由于均衡的垄断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产量不会损害利润收益，这样在短期内产出水平就由需求完全决定。最后，市场中垄断的存在使经济中均衡产出水平低于社会最优产出水平，这样采取有效的货币或财政政策就有可能削弱这种扭曲的程度，从而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
这类模型兼顾了跨期方法的严格性（如Sachs（1981），Obstfeld（1982）等）和古典方法的定性结论（如Fleming（1962），Mundell（1963,1964），Dornbusch（1976）等），使国际政策传导机制中融入了跨期方法的内涵，而此内涵又与短期名义价格刚性和明确的总供给微观基础密切相关。此外，这类模型给出了具体的效用函数形式，这样在求解最优化问题显示解的基础上就可以进行明确的福利分析。名义刚性和市场不完全的引入改变了外生经济冲击的传导机制，重新确定了宏观政策的重要地位。因此这种方法成为目前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主导方法。
二、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观点综述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
1.名义刚性。
名义刚性是作为一个外生假设进入分析框架的，名义变量主要包括商品价格和工资水平。这里的刚性是指短期刚性，即粘性；在这种框架的离散模型中，名义变量提前一期设定，外部冲击发生时，当期名义变量保持不变，到了下一期，名义变量才根据需求情况进行调整。这样，经济会在遭受冲击后表现出短期和长期的不同效应。如果名义刚性仅仅源于菜单成本，那么无论需求冲击多么大，厂商都将根据需求调整产出水平。但Corsetti和Pesenti（1997,2001）指出较大的需求冲击将使边际成本高于价格，这时厂商将违反参与约束，产出不再由需求完全决定。所以只有把外生冲击的程度局限在一定范围内，这种分析方法才具有合理性和准确性。
名义价格粘性是最常见的情况，这样一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会增加该国的消费需求，在价格粘性时就会提高产出水平，从而提高本国的消费水平。另一方面，扩张性货币政策会使本币贬值，导致贸易条件恶化，从而改善外国福利水平。这样汇率的支出转移效应使两国共同分享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好处。除了名义价格粘性外，还存在名义工资粘性。Hau（2000）就把这一思想引入标准模型，考虑工资粘性但价格完全弹性。由于每个居民提供的劳动力存在差异，所以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都是垄断竞争的。如果商品之间的需求弹性相同，垄断竞争的厂商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时，把商品价格设定为工资的一个固定加成（markup）。因此，当工资粘性时，最优价格也会在短期固定不变，并且此时国际传导机制也和粘性价格的标准模型一致。唯一的不同是，由于两个市场都存在着垄断扭曲，所以均衡时的产出将位于一个更低的水平。
如果多数厂商都实行一期粘性定价，商品市场上价格水平就会出现剧烈跳跃，这和现实经济不相符合。而交错（staggering）价格调整就能在保证名义粘性的基础上进行平滑调整，交错调整是指厂商综合考虑现在价格水平和其他厂商在未来的定价策略所进行的最优定价行为。根据Calvo（1983）对交错价格调整的假定，每个厂商拥有相同的概率来选择是否进行价格调整，这样每一期就只有一部分厂商进行价格调整，价格呈现出平滑变动。Clarida等（1999,2001,2002）就在交错价格调整的假定下讨论了最优货币政策问题。
2.市场分割。
Obstfeld和Rogoff（1995）标准模型的一个重要假定是一价法则始终成立。Betts和Devereux（1996、2000）就指出由于实际汇率会出现剧烈波动，所以贸易品国际价格有时就会偏离一价法则。由于国际贸易中总存在一些障碍和壁垒，所以出口商就可以在不同的市场中实行歧视定价，于是把国际市场分割和市场定价（Price to market）引入标准模型就成为一种有意义的探讨。
当所有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相同时，最优定价决策使厂商把在不同市场销售的商品价格设定为边际成本的一个固定加成，这样在经济冲击发生前一价法则成立。但是由于名义价格的粘性，冲击到来时一价法则可能不再成立，因此汇率波动也不再具有完全的穿越效应（pass through effect）。于是汇率的穿越效应就取决于厂商以何种货币进行定价。如果以生产者所在国的货币定价（生产者货币定价producer currency price,以下简称PCP），那么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汇率同比例变动，汇率变动对最终消费者的穿越效应是完全的。如果以最终消费者所在国的货币定价（当地货币定价Local currency price,以下简称LCP），这时则没有穿越效应，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不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
Betts和Devereux（1996）最早涉足这一领域，研究了LCP情形下的静态模型；Betts和Devereux（2000）又把模型发展到一般的动态情况。相对标准的PCP模型，由于LCP导致了对一价法则的偏离，从而减小了两国消费变动的相关性，加大了生产波动的相关性。此外，LCP还有重要的福利效应。当厂商都是以生产者货币定价时，支出转移效应将使一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外溢，从而提高世界所有居民的福利水平。但在LCP的情况下，本国货币扩张造成的汇率贬值则不会改变贸易条件，从而降低了外国出口商的实际收入，这样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提高本国福利水平的同时，损害了外国的福利状况。
大量研究表明，进口价格的汇率穿越效应并不是完全的。Goldberg and Knetter（1997）发现不同国家的穿越程度也各不相同。汇率穿越在国际经济中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例如实际汇率的波动性，宏观冲击的国际传导，国际政策协调的福利影响，所以有必要了解决定穿越程度的影响因素。多数的研究都是将LCP作为外生给定，来讨论LCP对国际经济的影响，而忽略了LCP程度的自身决定因素。Devereux（2003）就讨论了汇率穿越程度的内生问题。
3.汇率问题。
汇率问题从来就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因为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了两国的相对价格，从而对两国生产和消费产生冲击。现实中汇率的高波动性以及汇率波动和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相互分离（disconnected）① 的现象成为经济理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Obstfeld and Rogoff（1995）的标准模型为解决汇率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它强调了汇率决定的几个重要因素，例如货币供给量、政府购买的需求和生产力的变动。Hau（2000）发现在不对称的货币冲击下，非贸易品的引入对经济有新的影响。当本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汇率贬值时，非贸易品减弱了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对国内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为了使国内货币市场达到均衡，就需要汇率进一步贬值来增加进口品价格，从而提高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以使实际货币余额的供求相等。于是非贸易品的引入加剧了汇率波动的幅度，有助于解释汇率相对价格波动更剧烈的现象。
实证研究表明汇率变动不会对物价完全穿越，实际上消费价格对汇率变动反应不大（Engel,1993;Parsley和Wei,2001），这即是说汇率的支出转移效应相当小。这样对于最终消费者来说，汇率波动对国内外产品的相对价格影响不大，所以国内外产品间的替代效应就不明显。如果汇率波动对消费者的最终购买行为影响不大，那么当经济遭受外部冲击后，汇率在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较大的波动。这表明，汇率的低穿越效应将造成汇率的剧烈波动。这一观点最早由Krugman（1989）提出，Betts和Devereux（1996）进行研究。
Tille（2001）允许国内商品间的替代性不同于国家间商品的替代性，当国家间商品的替代性较小时，也可以造成汇率的波动性加大。
Cavalloa和Ghironi（2002）发展了标准的汇率理论模型，认为标准模型虽然明确指出了外国净资产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但后来的研究者忽视了外国净资产积累和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他们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重点考察外生货币政策对汇率的影响，而是将重心转向分析外国净资产、利率内生和汇率之间的关系。在价格弹性时，汇率取决于实际国外净资产存量水平；当价格为粘性时，汇率还要受到过去GDP差异的影响。内生货币政策和资产动态造成了汇率超调；而长期的相对利率冲击在弹性价格时，只会使汇率调整不足。
正如Obstfeld，Rogoff（2000b）和Duarte和Stockman（2001）所分析的，汇率问题是个难题，不仅仅是因为其高波动性，而且其波动与实际经济完全不相关。Devereux和Engel（2002）正是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在实际经济中LCP消除了汇率变动对消费价格的穿越效应，这样在一定意义上汇率变动对宏观变量的影响较小，所以实际和名义汇率就可能出现剧烈波动。他们揭示了引起汇率剧烈波动的几个必要因素：除了当地货币定价之外，还要求多种国际商品销售渠道和外汇市场的噪音交易者（noise trader）的存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使汇率表现出剧烈的波动性，并且汇率的波动和其他宏观变量的变化相互分离。
Chari等（2002）认为价格粘性的开放经济模型难以正确描述现实中实际汇率的特性。Bergin等（2001）和Kollmann（2001）则根据Chari的分析框架进行了拓展，如加入了可变的加成价格、习惯惯性和名义工资刚性，这些拓展弥补了理论模型和现实中实际汇率表现出的易变性和持续性之间的差异。
4.偏好和技术。
居民偏好直接决定效用函数的形式，所以有关偏好的假定成为微观基础模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开放经济的讨论中，一系列参数有待确定，例如商品的跨期替代弹性、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国内外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以及货币需求对消费的弹性等等。
Obstfeld和Rogoff（1995）假定居民对国内外商品拥有完全相同的消费偏好，即所有商品完全对称的进入消费指数。Svensson和Wijinbergen（1989）认为两国间商品的替代性相对较小，居民对国内外商品的偏好并不完全相同；这种思想也进一步启发了许多学者对基本模型的扩展。
Corsetti和Pesenti（1997）详细分析了两国间商品替代弹性较小的一种特例。他们假定总消费指数是关于国内外商品指数的Cobb-Douglas形式，这就意味着两国间商品的替代弹性为单位1。这一假设保证了两国居民的收入份额不变，所以均衡时国际净借贷始终为零。Obstfeld和Rogoff（2000a）同样采用了类似的消费指数，假定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国内商品和国外商品的替代弹性均为1，而国内不同商品间的替代弹性为θ＞1。货币变动造成的需求冲击完全被贸易条件改变的影响所抵消，从而使两国相对消费保持不变。在此假设前提下，可以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维持价格稳定才是最优货币政策。
Benigno G.和Benigno P.（2003）假定了更为一般的两国商品间的替代弹性。这一改变是相当重要的，直接影响了价格稳定政策的最优性。在合作均衡时，如果两国的经济冲击是完全相关的，实施弹性价格分配依然是最优的。否则，世界计划者就会调控贸易条件来提高福利水平。但如果此时两国商品的替代弹性为1，或者和商品的跨期替代弹性一致，价格稳定政策就依然是最优的。
在Obstfeld和Rogoff（1995）的标准模型中，货币需求的消费弹性并没有影响汇率的波动。在PCP定价下，每个国家面对着相同的实际利率，消费增长率也一样，这时汇率不会发生超调。Obstfeld和Rogoff（1996）在引入非贸易品的情况下，货币需求的消费弹性就成为导致超调现象的重要参数。非贸易品的存在减弱了汇率对两国相对价格的调整，当货币需求的消费弹性较小时，个人所持有的最优货币余额就会位于一个较低水平，从而使得本国货币需求不足造成本币短期内过度贬值。
5.宏观经济政策。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方法的一个显著优点是能进行福利分析，具体的效用函数形式保证了模型的显示解，这样我们就能通过经济冲击对生产、消费和实际货币余额的改变来考察宏观经济政策对居民福利的影响。
Obstfeld和Rogoff（1995，1996）等在建立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的同时，就涉及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但是当时仅仅强调了存在生产垄断的扭曲，从而把Blanchard和Kiyotaki（1987）封闭经济模型中的重要结论扩展到开放经济模型。在封闭经济模型中，垄断使工资和价格高于最优水平，而产出和消费则低于最优水平。给定名义刚性，一个小的需求冲击能提高产出水平，使之更接近于最优水平，从而提高社会福利。在Obstfeld和Rogoff（1995）的标准开放经济模型中，未预期到的货币扩张不论源于国内还是国外，都将提高国内外每一个居民的消费和福利。只有当考虑除垄断之外的无效性时，货币冲击对国内外才有不对称的效应。
Corsetti和Pesenti（1997）最早利用此新框架对宏观政策进行了系统分析，重点考察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和由此产生的对福利水平的综合影响。Corsetti和Pesenti（2001）认为在开放经济中，除了垄断扭曲外，还存在与开放相联系的另一种扭曲，即一国通过控制生产供给来影响贸易条件的能力。他们假定国内商品间的替代性高于两国间商品的替代性，这时贸易条件的外部性就会产生重要的福利影响。当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在需求和贸易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国际净借贷为零。这和标准模型中国际借贷被认为是传导经济冲击的重要渠道之一的结论不同。在考虑内部（垄断供给）和外部（影响贸易条件）扭曲共同存在的同时，开放经济和封闭经济的政策分析就有所不同。例如，无论开放经济还是封闭经济，在名义刚性的情况下未预期到的货币扩张都能有效地提高产出水平。但在开放经济中，货币扩张还可能削弱了国内消费者在国际市场上的实际购买能力。正是由于这种效应，扩张性货币政策就可能对国内福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Benigno G.和Benigno P.（2002）在Corsetti和Pesenti（2001）的分析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了国际货币政策协作的问题。Blanchard和Kiyotaki（1987）发现，在封闭经济中货币政策将消除垄断所造成的所有扭曲，实际工资将等于劳动的边际成本，即达到竞争性分配水平；而在开放经济中，当政策制定者进行非合作博弈时，由贸易条件造成的策略性扭曲将和消除垄断扭曲的目标相冲突。如果此时两国货币当局都想促使经济达到竞争性分配水平，那么两国都将紧缩货币供给。实际上，通过贸易条件改善可以使生产负担转移到其他国家，所以由消费下降所带来的负效用完全被劳动供给减少所产生的正效用所抵消。这样贸易条件变动的影响成为紧缩性偏好的根本原因。商品的替代弹性直接影响策略性扭曲的大小，因此当替代弹性较大时，两国才有货币政策合作的空间。
以上有关货币政策的分析，主要是以调控货币供给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手段。这是因为实际货币余额直接进入了效用函数，调节货币供给能直接影响经济行为。但在Clarida等（2002）的模型中，实际货币余额没有直接进入效用函数，有关货币政策的分析就是考虑货币当局如何确定最优的通货膨胀率。他们采用的是交错价格调整，并以此作为分析货币政策的基础。
Clarida等（2002）是把他们2001年的小国开放经济模型扩展到两国经济的情形，对比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面临的货币政策问题和Clarida等（1999）封闭经济中货币问题的异同。他们发现开放程度对消费价格指数的通货膨胀和国内价格的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同。如果在经济中汇率是完全穿越的，中央银行就应该盯住国内价格的通货膨胀，而无需关注汇率波动对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这时浮动汇率制优于固定汇率制。
6.不确定性引入。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主要侧重于分析未预期的外生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而模型本身并不包含不确定性。Obstfeld和Rogoff（1998）最早涉足于随机模型的研究，他们把不确定性引入到Corsetti和Pesenti（1997）的粘性工资模型，假定本国和外国的货币冲击满足对数正态的随机过程。由于货币供给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均衡工资的设定，所以又会对消费水平、贸易条件、相对产出水平造成影响；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将直接影响事前福利水平。
Devereux和Engel（1998）则在LCP存在的假设前提下，扩展了Obstfeld和Rogoff（1998）的不确定性分析。他们利用这种随机模型比较了浮动汇率制和固定汇率制的福利效应。由于LCP消除了汇率波动对消费的影响，所以相对PCP情况，LCP能降低浮动汇率制的运行成本；而且只要居民是风险厌恶者，实现浮动汇率制就优于固定汇率制。相反，在PCP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实行固定汇率制更有利。
Obstfeld和Rogoff（2000a）在一个相对简单的两期动态框架下，进一步分析了货币不确定性的问题。通过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实际世界经济中贸易条件和汇率的相关性更吻合PCP的假定；于是在PCP的情况下，研究了一国政府在面临生产力冲击时的汇率制度选择问题。他们考察了三种汇率制度，除了浮动汇率制、固定汇率制，还有货币联盟，即两国采用相同的货币增长率，确保相对货币供给稳定。在固定汇率制下，最优货币政策在消除生产力不确定性影响的同时，还要兼顾两国汇率的稳定，所以削弱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货币联盟虽然也稳定了汇率，但是两国货币供给量的联合波动进一步限制了各国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所以固定汇率制优于货币联盟。在浮动汇率制下，最优货币政策能完全消除生产力不确定的负面影响，所以综合比较这三种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是最优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最优货币政策是完全自主的（self-oriented），即不受他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因此完全没有进行国际货币政策协作的必要。Obstfeld和Rogoff（2002）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在原有假定条件的前提下，加入了不完全资本市场的条件。这样在居民不完全风险分担的情况下，使两国货币政策有了协作空间；货币政策协作消除了居民不能完全回避风险的不足，同时提高了两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7.实证研究。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是理论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侧重于国际宏观问题的定性分析；但是理论模型的验证和发展离不开定量的实证研究，这主要包括数值模拟和计量检验。
数值模拟就是比较理论模型所得到内生变量的统计参数是否和实际经济数据的统计参数一致。Chari等（2002）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分析某一种外生冲击在影响经济总体波动的作用程度。虽然最终结果表明货币冲击只能解释部分宏观经济波动，但并不能否定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波动的方差常常受到市场噪音的影响。
数值模拟还有助于我们对模型的理论结果有一个直观的了解。Betts和Devereux（2000）就用这种方法说明了LCP的定价方式在汇率决定和国际宏观波动中的重要作用，明确显示了LCP对汇率波动的放大效应。如果有一半厂商采用LCP时，汇率穿越效应只有50％，汇率波动幅度相对完全穿越时，增加了大约30％；当汇率穿越完全消失时，汇率波动幅度增加了70％多。Obstfeld和Rogoff（2002）虽然得到了两国存在货币政策合作空间的结论，但数值模拟表明即使引入居民的不完全风险分担，只要风险厌恶系数不是相当大，两国的货币政策协作的收益相对于稳定收益就很小，这说明了国际政策协作的意义并不大。Kollmann（2001）对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模型进行了数值模拟，对比了货币冲击时价格和工资交错调整对经济的不同影响。他发现交错调整对名义和实际汇率相关性的拟合较好，但是对产出和其他宏观变量相关性的拟合则较差。
还有更多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依赖实证检验的。在静态垄断竞争模型中，Romer（1993）发现在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扩张性货币政策造成的产出增加将被恶化的贸易条件所抵消，所以通货膨胀率应该和开放程度呈负相关。在通过对1973—1988年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后，Romer确实得到了两者的负相关关系。但Romer要求该国的经济规模足够大，这样通货膨胀才能影响其贸易条件。Lane（1997）则在引入非贸易品的情况下，从理论上解释了在小国经济中，开放程度和通货膨胀之间同样可能存在着这样的负相关关系。他利用Romer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此外，Obstfeld和Rogoff（2000a）等还实证考察了汇率变动和贸易条件的关系，为理论模型定价方式的设定提供了现实基础。
三、结语
总而言之，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分析国际宏观经济问题的新框架。原有模型，无论是传统的静态凯恩斯模型，还是后来发展的弹性价格跨期模型，都不是很完善，难以提供一个满意的分析国际宏观问题的综合方法。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提出的这种方法虽然好像十分复杂，但能得到对财政货币政策所产生国际影响的简单而深刻的见解。
这类模型蕴涵了许多由Mundell-Fleming-Dornbusch方法分析国际金融问题得到的结论，同时又超越了这种静态方法，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分析经常账户、汇率问题以及财政货币政策的冲击效应。此外，明确的福利分析使宏观经济政策的评估有了可能，并且为研究国际政策协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需要指明的是，虽然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给出了明确的最优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安排，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述，这些结论都强烈依赖于模型参数的具体假设。这也提醒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这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其结论本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其政策建议，同时这也留给我们更多的实际和理论问题。
收稿日期：2005一10-12
注释：
① 具体参见Obstfeld和Rogoff（2000b）的“汇率分离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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