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新格局与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世界经济论文,新格局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我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对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和未来增长前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2012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决策层就开始担心经济过热，接连推出了一系列调控措施。自2011年1月份之后，央行已经连续12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到2012年5月18日还最后上调了一次法准金。但是，在2012年5月11日《FT中文网》上发表的一篇“大转型中的中国经济”访谈稿中，我则指出，未来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过热，而是经济增速的逐渐下行。2012年8月4日，我发表了另一篇长篇访谈稿“把脉当下中国经济”，更明确地指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个必然趋势。2012年11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FT高峰论坛上，我的发言题目就是“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下移”。这与林毅夫教授在那次高峰论坛上乐观地判断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还能保持一个8%以上的增速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学界我较早提出了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的观点？我之所以得出这样一种判断，在理论上主要是受了凯恩斯的《货币论》一些观点的影响，在现实中则主要是通过观察中国经济的格局以及当今世界经济形势所形成的一点思考。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博大精深，但其经济学观点却复杂多变，有着许多超前并在经济思想史上有着永久的学术价值。然而，在其“货币三论”（即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1930年的《货币论》以及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许多精辟和深刻的观点，却被后来经济学家所忘记或忽视了。现在人们一提到凯恩斯的经济学，无非是认为他主张大政府、政府干预经济、乃至政府乱发货币来刺激总需求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在基本经济学理论上，人们常常误认为，凯恩斯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Keynes），无非是被后来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The Keynesian Economists）所程式化的“IS-LM模型”所展示的理论。这其中许多都是对凯恩斯本人经济学的误解。
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中，凯恩斯曾指出：“我要提醒史学家特别注意的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萎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地相符”。“国家财富并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自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见凯恩斯《货币论》下卷，见《凯恩斯全集》第6卷英文原版，第143页、第137页）。
凯恩斯这里的第一句话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还是已经到了某一增长时期的末期，并不主要看过去几年或者最近几个季度的GDP增长数字，而是应该看企业的利润率或者资本回报率、边际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行业和企业都在赚钱、赚快钱，这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肯定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如果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企业都感觉赚钱难了，资本回报率在下降，这说明该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就可能已经进入了末期。
用凯恩斯的这一思想来观察当下中国经济，我们发现，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内部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感觉最近几年赚钱越来越难了。最近，上海就有一家《新闻晚报》停业了，也有不少餐馆、店铺陆续关门了，还有一些企业倒闭破产了。这些微观经济征象，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走向成熟时期，即在现有的科学技术发展阶段上正在变成一个“mature economy”。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长大了”，增速逐渐下行，应该是一个自然趋势。但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各个行业都在赚大钱、赚快钱的时候，总是有些企业过度投资，或者说进行了一些不当的投资，投了一些原初就不可能收回投资的基建或生产项目。在中国多年来直接间接融资——即主要靠银行贷款融资——的体制模式中，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期，一方面是广义货币快速扩张，另一方面则是一些企业的大量负债。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市场化和较快增长时期，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一直很高，一些问题就被掩盖了起来。现在，随着中国经济走向其成熟期，各行各业企业的利润率都在下降，过度投资、不当投资和负债问题就会越来越凸显出来。
现在，许多企业都在不赚钱甚至亏损的情况下运营，甚至很多企业是在靠借新款还旧债。在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普遍降低的情况下，经济增速渐进下行并不可怕，问题可能在经济下行中大量的企业资不抵债或许会给银行系统乃至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风险。
基于上述观察，我在2012年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中逻辑一贯地提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正在渐进性地下行。中国政府的决策层，现在基本上已经接受了我们这样的一种判断。譬如，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11月1日召开的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就讲：“目前我国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维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故在2013年，中国经济的增速已经下行破8，但整个社会还是“波澜不惊”，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思想准备。
一、数字货币时代与世界经济的新格局
要正确把握中国经济的现在格局及其未来走势，我们首先还要对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有一个大致了解。图1是2011年IMF的一次“世界经济展望”所给出的。这个图告诉我们一个重要概念：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的世界经济衰退，是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三次大萧条之一。第一次大萧条发生在1873年。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和西欧各国相继产生了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各国有了40余年的较快经济增长。到1873～1879年则发生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影响很大，时间也很长。中间经历了一些小的复苏和衰退，一直到1896年后欧洲各国和美国才开始了较快增长。第二次大萧条大家比较熟悉了，就是1929～1933年的大萧条。第二次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也持续很多年，一直到1952年后才在航空、航天、核能技术的发展和半导体、计算机等电子产业的新一轮的产业革命中强劲复苏，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大都有一段近20年的年GDP高速增长，许多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增长率在这一段时间超过了5%，但这中间在1938年还有一次小的经济衰退。
20世纪50年代之后，在西方国家又发生了两次较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一次危机是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后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还有1983年美国的经济衰退。这两次经济衰退都曾使得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出现过负增长，但是，真正导致全球经济出现负增长的，还是2008～2009年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大衰退。
综合观察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特征，无论是新经济体还是发达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到2011年年底，大都还是恢复性的增长。这种衰退使得许多发达国家到2012年年底都还没有回复到2007年的水平。其中，欧盟、美国、日本、拉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两到三年之后，尽管从季度的增速来看大都超过了3%或者是4%，但也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金融时报》副主编和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一直对全球经济比较悲观。他2013年10月16日发表了一篇“世界经济仍然危机四伏”的头条文章，指出到2013年第二季度，在世界上最大的六个高收入经济体中，只有两个（美国和德国）经济规模较危机五年前的顶峰时期有所增长：美国经济增长总体也只增长了5%，德国经济增长了2%。法国经济回到了起点，英国经济仍然萎缩了3%，遭遇这次世界性经济衰退冲击较重的意大利经济仍萎缩9%。由此可见，到目前为止，全球发达经济体整体而言仍然是一种恢复性的增长，这实际上也说明了2008年以来的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是一次长周期的经济萧条。在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中，尽管中国经济没有出现负增长，但是也有很大的经济波动。中国政府在2009年推出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有助于阻止中国经济的深度下滑，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遗留下来一些潜在问题。尤其是在目前西方国家仍处于经济恢复性的增长早期，但中国的外贸出口基本上快臻于顶峰了，外贸出口、投资国内消费的放缓，看来是个必然趋势。这是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点。
这次世界性的危机打击最大的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不但失业增加，投资损失，而且财产缩水很多。用中国的话讲，就是“辛辛苦苦20年，一年回到危机前”。从下页图2来观察，到2011年，资产仍然没有回到1993年的水平。其中房地产价格下降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巨大，股市暴跌也有一定的影响。到2011年下半年时，美国经济开始趋稳，现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有了恢复性的增长，但主要还是来自股市。在美国数轮货币量化宽松刺激下，加上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和美元的回流，道琼斯和纳斯达克的指数屡创新高，使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财富有了恢复性的增加。2012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房地产开始复苏，2013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经济数据逐渐显好，投资和消费都有了一定的增长，制造业开始有所上升。
在现代西方国家，判断经济是否开始增长，第一个先行指标是房地产。套用一句中国话讲，叫做“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房地产投资和房屋销售量增加了，经济便开始复苏。房地产的投资，可以拉动整个社会的就业。美国的房价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有了较快的回升。现在美国西海岸房价，这两年回涨了不少，纽约的房价在危机中先是没怎么跌，现在据说已经创了历史新高。据美国有关渠道的统计，在美国的房价的恢复性上涨中，来自中国的投资者贡献了很大的比例。2013年8月份我到伦敦后，发现伦敦的房价这几年也涨了不少，其中推动房价上涨的，很大比例是来自中国的买家。按照2013年的一篇报道，从2012年3月至2013年3月，美国房地产买主中有9%来自中国，比2007年增加近一倍，在外国买主中居第二位。另据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2013年7月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里，伦敦27%的新住宅由中国人购得，占总交易金额的17%。一家叫Knight Frank机构所给出的数据也表明，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上半年，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购买了价值约为1.7亿英镑的伦敦住宅房产；而根据世邦魏理仕（CBRE）公司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伦敦市中心的商业地产，来自中国大陆的投资高达15亿英镑，占总额的11%。在加拿大华人聚集地的温哥华，2013年一季度，华人购买新房的比例占到了当地市场的29%。中国的投资者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量投资买房，推高了许多城市的房价，使很多当地人买不起房子，当地居民的怨气很大。于是，一些媒体呼吁对中国的买房投资者进行限制。实际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对来自中国的买房投资者已施加了种种限制措施。
美国经济的复苏，也主要从失业率的下降上表现出来。在现代经济中，一个国家内部的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意味着经济萧条；失业率降下来，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前一段时间，在国际经济学界有一种说法，叫着没有就业的复苏。这一说法就有问题。没有就业的复苏，就还不是真正的复苏，还只能是恢复性的增长。现在，美国的失业率逐渐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复苏也已经开始。
从1983年到2007年，美国维持较低失业率20多年，平均失业率在5%以下，这有点接近宏观经济学说的“自然失业率”概念。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突然爆发后，美国的失业率到2009年之后一度上升到10%以上。这些年，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数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同时推出了减税和扩大政府投资等刺激就业的财政政策，但是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一直很慢。按照中金公司提供的数据，直到最近才降到7%之下。这个数字还是登记的失业率，加上做part-time工作的失业人口，实际失业率在13%～14%，仍然是挺高的。由此可见，目前我们只能判断美国经济才刚开始复苏。对于美国失业率的预测，许多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均预计到2016年时，美国的失业率才有可能降到6%以下，到那时才能说明美国经济真正开始进入正常的增长。
为了降低失业率，近些年美国政府做了哪些事情来刺激经济增长呢？
美国政府的第一项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就是财政政策。2007～2008年金融风暴和接着而来的经济衰退发生后，美国政府所推出的第一项宏观刺激政策不是像我们国家的政府一样先考虑政府投资、政府花钱，不是像我们那样靠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那样来推动20几万亿乃至几十万亿的投资项目，而是首先考虑政府减税。2001年1月20日，小布什总统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推出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主要内容就是把最高所得税税率从39.6%降低到35%；2002年又把资本利得税税率从20%降到15%，并将对股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35%降到15%，减税期都为10年。本来，最高所得税率的降税应该在2011年年底结束，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奥巴马把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时间延长了两年，同时，宣布从2011年起把美国工资税从6.2%下调至4.2%，同时出台了失业救济金计划，政策执行期是两年。美国政府的多次减税计划，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无疑对经济的恢复具有一定刺激作用，同时，也加大了政府投资。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支出却大幅度增加了，就导致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剧增，结果就出现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悬崖”。最近几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攀升到16.7万亿以上，超过了美国当年GDP的100%。
除了美国政府刺激经济所导致的财政悬崖这一巨大代价外，美联储这些年也几乎用尽了所有能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相继推出4轮量化宽松政策。现在，在伯南克离任和耶伦接任新一届美联储主席之际，美联储最后考虑要退出近几年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了。美联储增加货币的渠道（见图4）是对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再贷款、在金融市场大量买国债和其他金融资产等。在推行量化宽松的同时，美联储努力是美国金融市场上维持了多年的低利率，数年来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0.25%。但是，近些年来，美国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大量超发的货币在商业银行中囤积下来，贷不出去，使整个美国经济陷入凯恩斯所发现的“流动性陷阱”之中。这些年来美联储、欧盟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的几度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这说明，在现代货币时代，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政府及央行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和效果是极其复杂的。
自20世纪80年代，人类社会突然进入了互联网的数字货币时代，即the era of digital money，整个金融系统的运作实际上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们的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理论却没有跟进，总是认为央行一发（基础）货币，其结果就一定是全社会的普遍通货膨胀。这已经被证明是经典货币主义的“老黄历”了。譬如，目前中国经济体中的全部M1，即流通中的现金，只有5.86万亿元，而广义货币，到2013年年底，已经超过110万亿了。现在说大家有钱了，是指这110.65万亿元的广义货币，其中主要有超过107万亿的各类存款。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慌了，都要到银行去挤兑取钱，就是大家把各家银行的保险柜砸开了，就会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既没有多少现金钞票，也没有黄金。我们的广义货币，实际上只是一些电脑数字，而且这些广义货币数字主要是由各项存款数字所构成。假如有一天如果所有的电脑均出现“千年虫”，电脑系统都突然不工作了，你的钱、我的钱、大家的钱，就连一点烟都不见就全不见了。实际上，电子货币时代的突然来临，向传统的经济和金融理论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挑战，也实际上在改变现实经济的运行。在纸币时代，银行不断向经济体内增印钞票，肯定会通货膨胀。中国元末的纸币泛滥和1945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离开大陆前拼命狂发金圆券所导致的恶性通胀都是典型的例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等国政府狂印钞票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也是典型的例子。但是，到了现在的互联网电子货币时代，各国央行增发货币，主要不再是通过增印钞票即M1了，而主要是通过电脑数字增加基础货币的净投放。增加了经济运行中的基础货币，一般普通人感觉不到。人们的消费观念、花钱观念、乃至财富和理财观念，都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甚至连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这一宏观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都发生变化了。另外，现代社会的经济危机，不是商品短缺性危机了，基本上都是商品过剩危机。在各种消费品都丰裕乃至大量过剩而不是短缺的情况下，增加些以银行电脑数字为其存在形式的货币数字，就能直接导致CPI的上涨？近些年来，美联储、欧盟央行和日本央行都“超发了”许多基础货币，甚至日本安倍政府在2013年的经济政策目标之一是把通胀率搞上去，但仍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就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巨大变化。这实际上说明，数字货币和数字金融，已经使得现实的经济运行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把数字货币时代各国央行的基础货币增发与经济现实中的通货膨胀的背离看成是当代世界经济的新特征，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我们现有的宏观经济教科书和货币银行学教科书，实际上还在讲授纸币时代的经济与金融理论，还是在讲述某种传统的理论。这样的经济学与金融学教科书理论，又怎么能帮助人们理解、预测和指导现实的经济运行？
直到最近，美国这几年的核心通胀率都在2%上下，2013年全年还不到2%。结果，与中国国内物价相比较，美国许多商品价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在英国和欧盟各国，一些名牌商品甚至食品价格，也都比中国内地便宜很多。2013年8月下旬，我到了英国牛津附近的Bicester Village奥特莱斯去买东西。两年前曾在那里买了几件Ralph Lauren的牛津衬衣，每件花23英镑。这次去，同样的款式和质量，现在只有21英镑了，去掉12%的退税后，还不到人民币200多元。上周六我陪太太去上海西郊的赵巷奥特莱斯去买衣服，同一个款式，同一个质量，连商标都是一样的，价格打了八折还得花1360多元。2013年11月底，我到过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发现一些商品甚至比英国还便宜。我在伦敦、洛杉矶、圣地亚哥到一些小的超市去买东西，也发现牛奶、橙汁、薯片、可乐，所有的东西都比在上海的超市更便宜。
为什么便宜？美联储这几年通过4次量化宽松“超发”了天量货币，但美国这几年却没有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曾有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超发货币，美国却没有严重的通胀，是因为美国的经常性账户是赤字，故美联储超发的货币流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增加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货币，从而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通货膨胀，但美国国内并没有严重的通胀。这个理论乍看起来有些道理，但实际上并不成立。就拿美国与中国来说，因为在两国贸易中，美国经常性账户是逆差，中国是顺差，随着这些年中美贸易的大幅度增加，确实有大量的美元流到了中国。这是中国近些年外汇储备不断攀高，到2013年年末已经攀升到3.82万亿美元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年，确实有大量的美元通过经常性账户、资本账户和各种热钱流入渠道流到了中国。但是也要看到，流入中国的美元，有很大部分又流了出去，流回了美国。这些年来，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相对而言美元不断贬值，为了使在中国央行账户中沉积下来的数万亿的美元尽量在外汇比价变动中的损失减到最低，我们又把上万亿的美元投回美国，买了1.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还有其他金融产品。其他外贸盈余国家也差不多采取了相类似的操作。结果，自2004年以来，尤其是自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以来，美元回流美国的比例越来越高。图5清楚地表明，到了2011年第三季度，美元回流的比例超过了50%。这说明，美联储这些年超发了许多货币，先通过经常性账户流到了中国、东南亚和石油输出国，然后这些国家的投资者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购买其他金融产品和投资美国股市从而通过资本账户又把大量美元流回到了美国。结果美联储增发的货币，转了一圈又流回到美国。这样大量的美元滞留在美国经济体内，美国却没有甚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又将如何解释？
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美联储通过数次量化宽松超发了大量货币，但是，增发的基础货币并没有完全从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流向居民手中，居民也没用这增发的货币去抢购消费品，从而导致CPI的恶性上涨。美联储拼命超发货币，但投放的货币滞留在银行的钱却贷不出去，作为商业银行超准金形式大量沉积下来。这就解释了尽管美联储这些年通过数次“量化宽松”向商业银行超发大量基础货币而美国却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了。这也无疑说明，在数字货币时代，经典的货币数量论已经不能解释现实的经济运行了。
第二个判断涉及欧洲。2013年5月份我去了德国，8月份又去了英国，我的观察是，欧洲经济说坏也没有坏到哪里去，说它好，也没有好在哪里。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负增长，在人均GDP已经到了4万美元的高收入水平上，在没有新的科技革命的情况下，不可能再有多大的经济增长了。经过几年的调整，欧洲经济显然已经到了谷底。到2013年8月份，欧洲经济已经到谷底，PMI开始往上走，经济也开始上行。尽管明年欧盟各国的经济2014年可能有正增长，估计经济复苏之路仍然很漫长。这主要是因为，欧洲的失业率仍然是居高不下，整个欧盟23个国家的失业率大都在12%～13%之上。这决定了整个欧洲的经济还是很难增长起来。尤其是希腊和西班牙，其失业率还在26%以上，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找不到工作，经济还在衰退当中。同样大家看一下，欧洲央行近些年到底超发了多少货币？全球的央行几乎这几年都增发了大量货币。欧盟央行增发了这么多钱，但是欧洲经济仍然是没有增长。再看欧洲的通胀率是多少，这几年从来没超过1.8%，最近又降0.8%以下。至少从欧洲和美国这几年的经验看，传统的货币理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过去经济学家们普遍相信，央行增加货币供应后，通货膨胀迟早会发生，之前还有经验研究发现，在央行大幅度增发货币后，12个月到18个月后开始通胀。现在金融危机都过去5年了，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超发了这么多货币，美国和欧盟都没有甚为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不是证明了传统的货币理论的预言破产了么？
实际上日本的情况也更能说明这一问题。安倍上任之后，采取了一些与邻为壑的措施，使央行拼命增发货币，一方面想通过增发货币使日元贬值，刺激日本的出口。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安倍政府其至制定了把通货膨胀“搞上去”的计划，把2013年的通胀目标定到2.1%。然而，尽管日本央行超发了许多基础货币，但是日本政府仍然“达到”把通货膨胀“搞上去”的目标，日本的通胀率在2013年还不到1%。当然，尽管安倍政府没有完成2013年的通胀目标，但日本央行的大量超发货币，导致了日元贬值，刺激了出口，减少进口，在推行这种刺激政策后，在短期内，无论是投资还是消费，都有了增长，最近数据表明2013年日本GDP的增速达到了2.7%。这在近些年来几乎是最高的。
日本政府近些年的大规模刺激政策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日本政府的负债，近几年来，日本政府的负债率一直维持在250%的高位，即到了1元GDP有2.5元的负债；第二是在日本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多发日元导致日本央行资产膨胀。目前日本央行的资产已经达到超过2万亿元；这同样发生在美国和中国。在美国，随着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美联储的资产已经超过3万亿美元。这几年中国央行由于不断对冲不断攀高的外汇储备，自2008年之后采取了用增发央票的办法对冲外汇，之后，随着到期央票的回收，这些外汇储备就变成了央行的基础货币，也成了央行的资产。我国的外汇储备到2013年年底为3.82万亿美元，我们央行的资产也达到了31.7万亿元，超过了美联储成为当今世界上资产最大的央行。1元GDP相应地有6毛钱央行资产相对应，这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另外，2012年中国政府的第一财政的收入为11.7万亿，2.85万多亿元的土地出让金，加上其他政府和国有部门的经济收入，应该有17万亿～18万亿上下的政府财政收入的总盘子，这意味着GDP总值的三成四左右被控制在政府手里，这是一个多大的政府！我们国家现在有56万亿的GDP，但却有17万亿～18万亿元的政府各种收入的总盘子，加上央行有31.7万亿的资产，这才是真正的“国进民退”，这才是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面”。
IMF每个季度发一个世界经济展望，最新的一期展望见图7。从图中可以看出，2014年全球经济将会保持一个回升增长的态势。其中美国、欧盟还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都会保持一个回升增长的势头，但是IMF预计中国经济的增速在下行。如图所示，欧美采购人经理指数非常明显，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采购人经理指数都超过了51%，在上行，而中国的PMI却在往下走。其实不光是我们中国，其他金砖四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的经济全部都预计往下走。尤其是巴西，这几年很麻烦，2012年巴西通胀率接近6%以上，但经济增长率还不到1%。整体看来，全球经济正在复苏，唯有中国和其他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速预计下行。
二、中国经济的现实格局与数字货币时代的新困惑
197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势，如图8所示。这张图很简单，就是把《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直观地描述在一个图上，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三次市场化改革，三次经济增长。大家看一下，全部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52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增长了多少？趴在那里没有动！按照吴敬琏教授的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这27年中，中国人均GDP增速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三次改革带来了三次快速经济增长，尤其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了全球经济化的分工体系，随之中国经济有了十几年的黄金增长时期。这个图非常简单，却告诉了我们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只有市场经济，才是目前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优资源配置方式，才有经济增长。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大致曾有过三种经济形式：一个是自然经济，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市场经济。在前现代化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国家，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市场贸易都不怎么发达，从经济形态上来说都是自然经济。只是到了近代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的增加，才逐渐有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欧洲近代的经济增长。20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也证明，中央计划经济模式也是不可行的，也没有经济增长；20世纪的世界历史也反过来证明，只有市场经济，才会有经济增长，才会有国家的繁荣。从这点来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肯定未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道路，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良序的市场经济体制，这应该说是符合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大趋势的。不管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怎么改，坚持市场化改革不动摇，这一点必须变成我们全社会的共识。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快速经济增长，也可以从中国每年的GDP的实际增长率上反映出来（见图9）。从图9可以看出更多的内涵。每一轮大的市场化改革，都接着迎来一次宏观经济增速的上升，然后，开始下降；但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地开始下行。用中金公司黄海洲博士及其团队的计算，在每次快速解决增长后，实际上每一次快速解决增长背后都有一次潜在增长率的下行。尤其是2007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行，已经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用通俗的话来说，中国的经济就像一个长跑运动员似的，已经过了30岁，不可能再跑世界第一了。
在西方国家，失业率是判断经济繁荣与衰退的主要指标，但这在中国却不行。我们几亿农民到底是否算失业，城市到底失业率是多高，理论上说不清楚。在中国不能用失业率来判断经济增长，怎么办？PPI应该是判断经济形势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告诉我们，我们的生产资料价格已经连续多个季度为负值了，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出现了在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不景气”，产能过剩，大量的东西卖不出去，故生产资料价格一直在下降。
国家统计局的季度报告也告诉我们，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连续十几个季度增速一直在下行，短期即使有一两个季度回升，也没改变中国经济长期下行的趋势。如果看克强指数，这一下行趋势更加明显。克强指数是三种经济指标的合成，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以及新增银行中长期贷款的结合。从图11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趋势。
从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来看，2013年的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很大，达到17.29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8.89万亿元。但是，2012年下半年后，在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宏观经济现象，即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的增加与经济增速下行同时存在，这中间出现了一个“剪刀差”。2012年11月3号，我提出中国宏观经济在下移的结论时，第三季度的情况确实是下移的，但是第四季度突然有一个拐点，增速折头向上走了。这时候一些投行的经济学家就判断说，中国经济看来又要过热了。这些投行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判断中国经济的走势，有一个先行指标，就是看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如果贷款大幅度上升了，就会出现经济过热，如果新增贷款贷款下降了，经济增速就会减下来。但是，2013年第一季度后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就是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大幅度上升，但经济增速却依然下行，这怎么解释？
今年上半年通过与一些业界的经济学家交流，我们才发现，在目前的经济与金融体制中，可能有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的重复计算问题。目前整体看来，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没有大问题，但一些中小银行和股份制银行，资本充足率就比较低。现在，存贷利息差额这么高，信托和其他短期融资的钱这么好赚，一些中小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就会拼命把钱贷出去。结果，存贷比就比较高，资金比较短缺。2013年6月20日，在上海的银行间隔夜拆借市场就发生了一场小的金融风暴，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达到13.444%，这说明一些中小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隐含着内部真的很缺钱、备付金很低的问题。
按照一些专家的估计，目前我们金融体系的基本情况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缺钱，它们把钱贷给或拆借给中小银行，中小银行再贷给信托和其他短期融资机构，信托公司和其他融资机构再把钱最后给了两个地方：一是地方融资平台，二是房地产。这里就可能出现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重复计算问题。投给地方政府的基建项目短期是赚钱的，且可以创造GDP；但房地产，如果是投资建房，则创造了GDP；但是，如果仅仅是买地和囤地，暂时还不能创造GDP。由此可以部分解释2013年第一季度之后银行贷款和社会融资总量创了新高，但同时GDP增速还在下行这一新的宏观经济现象。
三、中国经济下行的原因
观察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可以从表层现象和深层结构两个方面来看。从表面现象来看，可以从GDP支出法统计的三个方面来分别考察：
首先，从外贸出口形势来看，随着美国、欧盟各国和日本经济的见底回升，中国的外贸出口应该还是会增长，但增速会减慢。2013年9月份、10月份，单月外贸出口已经过了2000亿。但是要看到，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出口体量已经很大，这可以把中国的外贸出口想象成一个人跳高，原来的GDP没有受过训练，稍练一下就可以跳1米多，在专业一些训练会跳到1.5米以上，但现在整体看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像一个专业跳高运动员一样已经跳过2米了，单月出口已经超过2000亿，已经很高了，想再增长就很难了，因为基数已经很大了。
另外，目前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有四个困难：第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第二是人民币汇率实际不断升值，第三个是政府税收不断攀高，第四是企业融资成本推高，这四个担子压在企业身上，日子很难过。
先分析劳动力成本，2008年，中国制造的产品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已经超过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墨西哥，已经接近俄罗斯和匈牙利了。结果，经常出国的人，会常在国家的一些高档商店中发现，很多在中国生产的名牌产品，现在生产都转移到越南、孟加拉、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匈牙利、洪都拉斯等其他国家生产去了，这其中中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个是税收在增加，中国企业的税赋很重，这应该是个事实。中国的税收主要是流转税，占税收的比例是世界上最高的，企业的所得税在世界上也差不多是最高的，仅低于韩国。现在中国政府政府也说减税，但是说“结构性减税”，这边减，那边增，而不是“总量减税”。最好的刺激经济政策不是政府花钱，而是要减税。我们企业的税赋这么高，劳动力成本又这么高，这几年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是不断在升值，加上在中国办企业，融资成本特高，10%以下基本上拿不到钱，导致在中国制造的产品正在世界上渐渐失去竞争力。即使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有了复苏，我国外贸出口的年增长幅度只能在一位数，两位数是不大可能。
其次，让我们来看一下投资。投资又可以分解为三项：一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二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三是房地产投资。第一项，因为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差不多到顶峰了，国际上竞争力又在加剧，企业的产能过剩又比较厉害，所以，中国企业的固定投资增长最近几年一直在下降。
这几年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还在猛涨，尤其是自2012年下半年以来，政府基建投资增幅又在折头向上。但是，目前地方政府负债这么大，银行都不大敢继续贷给它了。另外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相当不错了，一些政府大楼建得非常漂亮，西方国家没有像我们政府的大楼盖得这么好，也都盖得差不多了，你想投资可能都没有地方投了，中国基建投资，再过个3年到5年之后，想投也没有多少地方投了，也会慢慢地减速，固定资产投资将一直往下走。
在房地产方面，投资业快到尽头了。我们这里先来看一张图：从1880年到2012年美国的实际房价，实际上只涨了30%多。但是上海的房价是怎样的？一年一跳，现在上海的房价平均在5万以上。但是，目前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调控”，有点左右为难，觉得左不是，右不是。继续涨吧，老百姓抱怨，如果实施真格的调控措施，房地产就下来了，经济下来了，8000多万人就业跟这个联系在一起，未来中国经济又靠什么继续增长？2012年我在博鳌房地产高峰论坛上说过，基本上一、二、三线城市房地产都差不多了，西部和内地也差不多了，可能京广上，因为移民原因，还要涨。最近有调查说，中国中西部的二、三线城市，平均一个家庭大约拥有2套房以上。现在，中国人口结构是这样的，奶奶爷爷有房子，外公外婆有房子，爸爸妈妈有房子，孩子没有结婚之前，还得买房子，才能给孩子找对象。目前，中国的家庭是一胎化，奶奶爷爷过世了，外公外婆过世了，房子到爸爸妈妈那儿了，现在两个人一结婚，再过10年，一个年轻人上面要扛几套房子？现在大部分地区没有房产税，交物业费才1元多钱，房价一涨的话，卖一套就有不少收益，所以空在那里不着急，如果像美国和西方国家那样普遍征房产税呢？你有房子空在那里，也要交房产税，你没有办法租出去，怎么办？许多人，尤其是房地产的老总说，在中国征物业税不影响房价，但是短期和部分地区试点还看不出来对房价有影响。如果普征房产税的话，看长期有没有影响？
第三，在消费方面，从外需到内需，中国的消费一直比较疲软。根据中国与美国、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数据比较，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都在70%以上，我们是34%，与巴西、印度、俄罗斯相比，我们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也远远低于它们。我们的居民家庭为什么涨不起来？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的税收在增加，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国民收入分三个部分：政府税收、企业利润和劳动报酬。政府税收和财政收入每年都高速增长，都远远高于GDP的增幅，双倍于GDP的增速，企业的利润和劳动报酬都在下降。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又怎么预想居民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会上升？
为什么居民的收入占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这主要是因为多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大幅度上升。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政府的税收一路高速增长，每年都是GDP增长速度的两倍，且政府的财政收入差不多每年的增幅都超过20%；结果，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从1994年的5000多亿元攀升到现在的12.9万亿。这只是第一财政，还不包括土地出让金，如果包括土地出让金4万多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总盘至少在17万亿元以上。在国民收入中政府的财政收入的份额在增加，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的份额就会相对减少。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表层现象是，外贸净出口差不多已经到了顶峰，投资再能维持一段时间也差不多了，投资增速也在下行，消费就这个样子，短期也不可能有多大振兴，增速甚至会减缓。这样一来，驱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哪一驾马车在未来还可以贡献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以上还是中国经济整体的表层现象。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深层问题是什么呢？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所有行业和企业的利润率都在明显下滑。正如我们一开始引用凯恩斯在《货币论》中的那句话，当一国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在下降时，这说明一个国家的繁荣期即将过去。实际上这是判断一个国家能否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最根本指标。
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20年增速会逐渐下行，在今天这应该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了。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在下行的原因，有三派代表性观点：
第一派代表性观点是国务院发展中心的常务副主任刘世锦及其研究团队提出来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教授也属于这一派观点。我们认同彼此的观点。刘世锦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速之所以下行，主要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从靠投资转向靠消费的时候，当从靠实体部门的发展转向靠服务业发展的时候，这两个转型就意味着一国的经济增速将要下行了。而目前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这两种转型。
第二派代表性的观点是由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教授提出来的，属于这一派观点的还有日本一桥大学吴晓鹰教授和与我们复旦大学的王丰教授。这一派观点认为，推动前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生产力供给下行，结果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速经济下行。蔡昉和其他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都预计，2015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就会下降，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也随即变为负值，随即中国经济增速会慢慢减下来。
前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决策层曾一度相信，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逐渐减少和变为负值之后，靠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变成维持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又一个引擎。李克强在新接任国务院总理后，在许多地方都讲过这个观点，一些研究机构和全国的媒体也都来关注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问题。而在2012年11月初，我在FT北京高峰论坛上所做的那个“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下移”的发言中，所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广晟证券的青年经济学人刘海影和我这几年悟出来的一个基本道理是：如果反思一下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真正的城镇化过程是工业化之后，在欧洲历史上，无论从15世纪到17世纪末，除了像威尼斯这样的城市共和国外，在前现代化时期，欧洲各国的城镇化率都没有超过10%。中国在明清时期的城镇化率也大致没有超过8%。人类社会的真正的快速城镇化，是工业革命到来之后。机器化大工业出现了，现代工厂出现，农民赶到城里来打工了，快速的城镇化才发生了，城镇化率才不断提高。我那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城镇化研究所所长李佐军发表的一篇文章，实际上也证实了我们的这一判断：即近几年的中国城镇化速率在减速，而不是在加速。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了没有，在2013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曾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答记者问的时候，提出一个重要观点，不能盲目一窝蜂地搞城市化，一谈到城镇化，就大量花钱，盖一幢幢漂亮大楼，靠投资拉动经济，这样最终会把中国推向金融危机。这一观点显然被国务院领导层所认识到了。譬如，2013年9月11日在大连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式上的主题演讲中，李克强总理专门提到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问题，他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远未完成，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和市场潜力巨大”。这里请注意，李克强总理是把工业化和城镇化并列提的，而且把工业化放在前边。
第三派观点是我和广晟证券的年轻经济学人刘海影所提出来的。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时段历史来观察，我们也可以认为，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后期。从人类社会近现代历史来看，英国从1830～1870年代的工业革命复合增长率仅为2.05%，到1873年的大萧条结束了，1870～1913年英国的增长率仅为1.9%。法国从1830年到1870年的复合增长率为1.27%，1870～1913年为1.63%。德国从1871年的统一到一次世界大战GDP年平均增长率为2.83%。日本战后的高速增长期为18年，从1955到1973年GDP年平均增速为8.89%，1975年至1990年为中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速为4.29%。然后进入1990年后日本病时期，之后这20多年年平均增速只有0.85%。相比较西方国家的崛起，像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这样连续增长超过9.7%的30多年高速增长，几乎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当然，这其中有自1952年到1978年期间落后的中国经济、人均GDP只有250多美元，因而中国经济迅速市场化之后有一个“Catching-up”的问题。但是这样长时段的“超常增长”，确实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所独有的。现在的问题是，经过30多年的超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移，这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6%～7%，甚至6%以下，仍然是高速增长。因此，我这两三年一直说中国经济增速在下移，绝不是在唱衰中国经济，也不是一个悲观派，而是说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势。
我在2012年11月5日的“中国经济增速在下移”那篇文章中，曾提出这样一个判断：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到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工业化的中后期。为什么是中后期？这主要表现为各行业各业的普遍产能过剩。按照国际钢协2012年年初发布的数字，2011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已经达到6.955亿吨，占全球粗钢总产量15.27亿吨的45.5%，比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的总和还多。2011年，中国的水泥产量也高达20.85亿吨，占世界总产量的比例已经超过60%。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为19.56亿吨油当量，远远将位居世界第二的美国（5.56亿吨油当量）甩在身后，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提升到大约50%。中国汽车产量在2011年达到1840万辆，比美国1370万辆高出了470万辆。2011年，中国的造船吨位完工量高达6800万吨，也保持了世界第一。另外，按照2011年3月4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到2010年，中国已有220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了。如此巨大的制造业产量，已经说明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已经大致完成了这一轮工业化的过程。
大家知道，在发展经济学中有一个趋同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林毅夫教授这一两年一直坚持一个判断，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还有8%以上的高速增长可能性。他研究东南亚国家作为新型市场国家、赶超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分析这些国家和经济体的人均GDP与美国存在一定的差距时，大致都经历20余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林毅夫在许多场合一再指出，中国现在的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1951年日本与美国的差距、1967年新加坡与美国的差距，1975～1977年韩国和台湾与美国的差距一样。而日、新、韩、台都在上面提到的时点以后，出现长达20～30年，年均8%～9%的增长速度，使这些经济体相继进入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林毅夫教授据此认为，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还能保持一个8%以上的增速。但是，我在评论林毅夫教授在复旦讲演的这个观点时，当面向他说这个判断可能不对。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像处在1952年日本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而是相当于1973年日本的情况。1952年日本战后，经济一片废墟。在朝鲜战争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工业化过程，先是重工业、重化工业，到汽车工业，再到半导体电器制造，到1973年，它的工业化过程完成了，接着整个经济增长到1973年石油危机后下了一个台阶，经济增速差不多减了一半。同样，韩国、台湾、新加坡在完成了其工业化过程之后经济增速差不多下了两三个台阶（见图12、图13）。
现在，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阶段的工业化过程，已经走过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正好相当于1973年的日本、1980年左右的台湾和1996年的韩国。并且，从各行各业的普遍产能过剩来看，我们正好处也在1973年的日本和1996年的韩国的发展阶段上。且相比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增长，我们过去30年的增速比这些经济体的增速高，持续时间还长。这主要是因为在1978年之前的近30年的计划经济时间里，中国经济落后，人均GDP太低，因此在市场化改革之后有着一个快速的“补差（距）”过程。尽管如此，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们大致完成了这一轮科技革命发展阶段上的工业化过程。这一判断大致应该是成立的。因此，中国经济增速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增速下台阶的时期，这应该是一个改变不了的事实。由此我认为，中国经济经过过去30年是9%的高增长，然后下一个台阶，5%～6%的增长，然后再过20年之后再下一个台阶，3%到4%的增长。如果这样的话，未来中国仍然还能说是仍有一个“超常增长时期”，再过30年到40年，不但中国经济是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了，而且人均GDP也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个悲观的预期，更不是有意“唱衰中国经济”，而是要清醒冷静地把握和认识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反过来，如果现在还意识不到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在下行，还想竭力“保8”增长，还想靠推动更大规模的投资来勉强维持8%以上的GDP增速，那最终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那样可真得要把中国经济推入“中等收入陷阱”了。
四、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大趋势下政府合宜的经济政策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增速渐进下行，应该还没多大问题。但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宏观经济格局中，也有两个风险：
第一，中国经济短期的风险是信贷泡沫。2013年10月末，本外币存款余额105.43万亿，人民币存款余额102.69万亿元，加上流通中的现金5.56万亿元，差不多正好等于107.02万亿的M2。全国所有商业银行的备付金率只有不到2%～3%，50万亿的GDP，然而，银行可贷资金只有3万亿，这样，就可以理解2013年以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Shibor）为什么越来越大，且隔夜拆解率一直很高的原因了。整个货币总量就是这么大的盘子，但还有30万亿上下的影子银行贷款规模，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从影子银行的规模来看，中国与美国、欧盟甚至英国相比，规模并不是很大。但问题在于，中国的影子银行，很多资金来源于银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未兑现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各行各业的资本收益率都很高的时期，这些问题短期可以被掩盖起来，一旦经济增速出现大的滑坡，企业资不抵债，问题就来了。这些金融风险就会放大，会对整个经济产生系统性冲击。
第二，与第一个风险连在一起的是中国企业的偿债能力。目前，中国全国商业银行的本外币贷款余额77万亿元左右，加上不到30万亿的影子银行贷款，100多万亿元。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我们国家的政府债务还是企业负债与GDP的比重都不算太高。根据标准普尔2013年5月的一项估计，截止到2014年年底，中国非金融类企业的债务（包括银行贷款和债务）持有将达到13.8万亿美元，而美国企业所欠的债务为13.7万亿美元。这家公司还预计，到2017年年底，中国企业的债务需求将攀升至18万亿美元。标准普尔董事总经理、全球金融服务评级负责人杰岩·德赫鲁（Jayan Dhru）指出，到那时，“中国将会超过美国，然后会超过美国和欧元区的总和。”另外，目前许多研究都表明，目前中国企业负债占GDP的比重约为120%左右，目前看来还不算太高。但问题是中国企业的债务与税前收入比太高，高达3.5，而其他国家一般是在1～2之间。而按照经济学家的通常估计，如果超过2，企业还债就有很大挑战。在这种格局下，如果我们认识不到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如果仍然想前几年那样继续靠银行贷款、社会融资来推高投资率而维持已经不可持续的超高速增长，早晚只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
在目前中国经济的整体格局下，我觉得在政府的宏观政策方面，当有两项合宜选择。政府所应采取的第一个宏观政策措施是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应该把减税作为政府最主要的宏观刺激政策手段。2011年，在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以后第二天，我曾在财经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问了总理八个问题。其中第一问题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单从每年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部长关于政府财政收支的预算报告和财政部每年的决算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十几年来，不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差不多都是GDP增速的两倍，而且每年都是政府自己所定目标财政的200%以上（见表1）。譬如，在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确定的财政收入的增长目标是8%，但是从201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却发现2012年的实际增幅是24.8%，即政府完成自己年初所定财政收入增长目标的300%多！
在政府财政收入连年超高速增长后，为什么各级政府老是讲钱不够花？政府的钱是真的不够花么？从近些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总的格局来看，一方面是中国政府近几年来年年有财政赤字，另一方面是政府的财政存款年年在不断攀高，且年年十二月份政府突击花钱（见图14和图15）。图14和图15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目前中国政府是有大规模减税空间和可能的。
从宏观税赋水平看，中国的税赋并不高，只有22%左右，还没有美国的高。但政府的第一财政收入只是中国宏观税赋的一个部分，如果加上各级政府的土地出让金和政府其他各类收入，连财政学界的专家估计也在35%上下。难道中国政府现在真的就没有减税空间么？美国联邦政府的负债总额已经超过美国GDP的100%了，已经快落入“财政悬崖”了，还能坚持减税；日本政府的负债都为日本GDP的200%多年了，也还能坚持减税的政策，中国各级政府现有4万多亿的财政存款，就怎么没有减税空间了？
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上来讲，只有低税赋的国家和地区，企业和整个经济体才有竞争力。就拿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来说，为什么台湾的经济这些年一直这么好？为什么2008～2009年的世界经济衰退对台湾的冲击比较小？为什么近几年来台湾人均GDP超过日本，人均GDP都超过35000美元了，但台湾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很高（2009年1.93%，2010年10.82%，2011年4.0%，2012年1.25%，2013年2.19%）？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台湾的宏观税赋一直不高，在12%上下。这恰恰印证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最基本的一个经济学思想：“除了和平、轻税赋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低税赋，一个国家的企业才有竞争力，一个国家才有竞争力。这才是斯密的《国富论》的最核心的经济思想和治国理念。从理论上讲是如此，人类社会大范围的历史变迁轨迹也证明了这一点，且当代许多国家政府税赋与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最近，在国际、国内财经媒体界出现了“克强经济学”的概念，并认为克强经济学的核心理念是供给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不久前，在北京还注册成立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既然要学供给学派，就要学到底，学其思想精髓。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精髓和核心是什么？大家知道，1981年，美国新上台的里根总统所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一开始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1985年，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又宣称，他将继续实施并扩大原定计划。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又被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里根经济学或者说供给学派的首席经济学家是拉弗（Arthur B.Laffer）。在经济学中，拉弗曲线是一个所有学过现代经济学的学生无所不知的一个基本道理：即当政府的税率开始提高的时候，政府的整个收入会增加，到了一定高度，到了一个拐点上，如果再提高税率，政府税收只会减少。拉弗曲线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政府在征税问题上，不能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这是里根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拉弗的核心思想。既然“克强经济学”是属于供给学派，就不要学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要学供给学派的核心思想和真实理念，要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只有减了税，政府的宏观税赋降了下来，中国的企业在未来才有竞争力，国家才有竞争力，才有未来中国长期的经济繁荣。
第二项合宜的宏观政策应该是鼓励发展服务业。这个问题我在2012年1月5日FT中文网上的那篇“中国宏观经济增速在下移”的文章中已经讲了很多，这里不再重复。总的看来，在我们国家，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创造的GDP占整个GDP的份额还太低，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印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中国的股市繁荣。股市繁荣了，不仅仅会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能通过财富效应促进中国的消费和改善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很显然，在未来，只有中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与金融服务业的发展有一个良序的互动，中国经济才会慢慢走向一个发达的、高收入的良序市场经济。然而，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与良好的法律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法治又与中国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由此看来，没有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中国的法治建设上没有根本性的进步，那么，股市的繁荣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可能都会受阻。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都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如果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吃了“市场化红利”和“人口红利”的话，那么，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长久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吃“制度改革的红利”了。
一句话：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良序的法治社会没能建立起来，中国经济就不可能在未来的长历史时段中维持持久、稳定和可持续的增长。这一点，正在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
五、简短的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得出以下几点初步结论：
第一，目前中国各行各业企业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普遍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渐进下行是个必然趋势。对此全社会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不要再期望中国经济在未来15年到20年间能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了，未来15年到20年，有一个5%～7%甚至再低一点的稳定GDP经济增长速率，对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来说也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
第二，目前发达国家经济体已经走出最近这次世界性经济衰退的谷底，经济开始复苏，但复苏之路仍然漫长，且可能仍会有小的经济波动。在欧美各国经济开始复苏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外贸出口在短期内也会不会太差。加上中国经济连续十几个季度去“库存化”，房地产投资仍在扩张，基建投资的惯性还在继续，2014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不会太低，但是这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增速下移的基本趋势。
第三，中国经济体内可能已经存在巨大的“信贷泡沫”了。中国企业的负债总量，已经世界第一了。在各行各业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或言平均利润率）都在下降的情况下，要提前预警中国银行和金融系统的风险。
第四，货币政策。中国的CPI在3%上下，PPI仍为负，经济增速在下行，到期央票已基本上没有了，在此情况下，央行的货币政策有了宽松运作的空间和条件。在2012年央行货币投放量已很大（2.7万亿基础货币投放）、社会融资15.7万亿，以及在2013年人民币贷款又增加8.89万亿元、社会融资攀高达17.29万亿元的情况下，降低商业银行法准金仍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即使降准后增加基础货币的正投放，也不必太担心通胀。降准能给市场一个宽松信号，降准了，货币市场的资金面宽松了，才能真正降息，减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尤其考虑到IPO已经重新开闸，更应该考虑放给市场足够的流动性。但是，要意识到中国经济增长到了高速增长的末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可能有限了。放松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贷款资金流向两个永远填不满的黑洞（地方政府+房地产，再加上“一些僵尸企业”），而对制造业部门作用不大。中国目前宏观经济格局中的央行货币政策，似乎验证了美国银行家、美国罗斯福政府时期美联储主席（1934～1948）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Marriner Stoddard Eccles）的一句话：货币政策像“一条绳子，只能拉，不能推”。中国经济还没有到达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阶段，但降准才能降息，降息才能减少企业的融资成本，才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就此而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牵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力的。关键在于不要一放松货币政策，钱就流到政府的新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中去。这就需要改革我们的政府体制和政府官员升迁的激励机制。
第五，财政政策。既然货币政策在目前的中国宏观经济格局中作用有限，就要主要靠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政府的财政政策，不应该是政府收更多的税，花更的多钱，或出现更大的财政赤字。中国的宏观税赋目前已经很高了，各级政府的4万多亿的财政存款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有减税空间的。应考虑总量减税，而不是结构性减税，尤其是对中小企业减税减负。减税才能增加外贸出口，增加就业，才能提高居民消费比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意识到，减税并不一定意味着在长期中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20世纪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3年出版的《劝说集》中就说过这样一句话：“税收太高，就会背离其原来的目标。若有足够的时间采摘果实，减税比增税更有可能达致预算平衡。”这句话应成为政府治国理政的座右铭。
本文根据笔者于2013年11月23日在2013“岭南经济论坛”暨《南方经济》杂志社30周年刊庆学术报告会上讲演的录音稿整理。这里特别感谢童乙伦博士在整理录音上所付出的大量艰辛工作。演讲稿整理出来后，笔者已校对核证，故文中的任何观点和谬误均由自己负责——韦森于2014年2月7日谨识于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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