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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作为一种社会角色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19世纪中叶以前，在英语中并没有“科学家”这个名词。1840年，英国知识界著名人物惠威尔(Whewell)在其《归纳科学的哲学》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科学家”这一用语[1]，但这之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实际上仍未被称为科学家。随着科学事业的建制化发展，科学家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并且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纵观科学普及的历史发展，我们大致可以把整个过程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前科学普及阶段，这一阶段大约从近代科学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中叶。此时人类的科学事业基本上还处于收集、整理材料的阶段，科学作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还未完全建立起来，科学的社会功能远未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因而普及只能借助于该时期的知识传布活动。
(2)传统科学普及阶段，即一般所说的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阶段，这一阶段大约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科学作为“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逐渐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科学技术也因此进入了一个高歌猛进，异彩纷呈的大发展时期。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和企望日益高涨，科学的普及活动也相应进入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
(3)现代科学普及阶段，主要标志是战后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活动，活动将科学普及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时期科学家及科学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重科学的全面的价值，更加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社会责任，从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科学普及活动之中。
在科学普及的三个历史阶段中，科学家（科学工作者）始终扮演着主导的角色。今天，科学家与科学普及的关系更是带上了时代的鲜明特色。
1 科学普及是当代社会发展对科学家的时代要求
1996年的世界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表明，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已从原来的产品竞争、加工竞争和结构竞争，转向了国民素质的竞争。当今时代，一个社会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已日益成为现代化的标志。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同时，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一种精神力量，对于人类精神生活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可估量。因此普遍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即提高全社会接受、掌握以及运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能力，具备科学思维的习惯，理解和推崇观察、分析事物的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这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今天，对科学的无知无疑意味着无法理解甚至适应现代世界。
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这一点的认识尤为深刻。日本讲谈社（出版社）在60年代就提出“让每个人口袋里都有一本科普书”的口号，指出其出版“蓝背书”的最大目的就在于“培养读者按照科学思考问题的习惯，按照科学看待事物的眼光。”80年代中期，英国发布了《英国：公众理解科学》的长篇报告，指出该“报告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公众对科学技术更好的了解是促进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因素”，“科学素养正在变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对科学缺乏起码理解的人，就无法分享现代人类思想的丰富宝藏。”[2]1994年8月，美国科学政策报告《为了国家利益的科学》提出了发展科学的五项“国家目标”，第五项即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报告认为“具备科技知识是理解和欣赏现代世界的关键”，“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美国应成为一个科学知识普及的社会”。[3]我国已将科教兴国战略确立为基本国策，科教兴国被视为政府的头等大事。1997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可见，提高广大国民的科学素质已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这对于现代社会健康、高效运行的重要意义正越来越多地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时代发展的趋势无疑对当代科学家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促使科学家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投身于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中。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完善，公众对科学事业的影响和参与程度日益广泛和深入。在大科学时代的民主社会，现代科学事业的主体已不再仅仅是科学家，而是全体社会公民。只要想一想英国克隆羊“多莉”所引起的震荡就足以使人们深刻体会到这一点。因而在一个科学被怀疑也被接受的时代背景下，科学家和教育家必须重新认识如何去推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首当其冲的是，科学家们需要倾听公众的心声，更多了解他们的期望。同时，在现代社会，公众作为纳税人，作为科学事业的支持者以及作为科技应用后果的主要承受者，有权利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进行全面地了解，这也是当代科学家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2 科学普及是科学家推进现代科学事业的需要
2.1 今天的科学——社会中的科学
科学，从来是社会中的科学。20世纪人类社会的突出特征是科学化，科学技术已发展成为一项庞大的“社会事业”，没有社会的参与和支持，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进步是不可想像的。这时候，科学已不再仅仅是科学家的科学了，而变成全社会的科学。美国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曾模仿法国政治家克雷蒙索(Clemenceau)的一句名言：“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单由军人去决定”，而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这一情形：“科学太重要了，不能只让科学家来作主”[4]。伴随着战后和平运动、环境运动以及反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来自社会公众的巨大压力迫使科学家们在重新认识科学的同时不得不对传统的科学普及本身进行思考和变革了。现代科技进步与现代社会发展高度一体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日益成为科学家推进科学事业的前提条件。英国在《英国：公众理解科学》的报告中对科学家们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忠告：“我们工作中最直接和最急迫的信息是提供给科学家的——学会与公众进行交流，学会乐意去这么做，真正认识到这是你义不容辞的工作。……显然，每一个科学家的一个职业责任就是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2]1986年，美国西格玛·希(Sig-ma Xi)科学研究会在庆祝其成立一百周年时提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是今后一百年间科技界最应首先考虑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交流基础上的。科学家们最先是通过科学实践活动同大自然进行交流，随后与同行之间的学术交流增多起来，现在，科学本身的发展要求科学家们必须与公众进行交流。今天的科学家不再仅仅是面对传统意义上的科学，而是一种“社会的科学”(Socioscience)。科学家们“在处理重力和电磁力的同时必须学会与社会的及政治的势力打交道。”“今天的科学家不再是仅受自然规律的约束——这是过去时代的普遍情形，他们要受到国家政府的意愿（以及态度）的约束，”科学家们更多的时候是“由各种各样的人来评判——由这些人的各种异想天开的想法、特殊的议事议程以及前后矛盾的观点所左右。”[5]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的科学家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只需要自然本身来评价。我国也有学者认为，相对于传统理解的科学而言，今天的科学已把科学的社会运用问题包括在科学探索的过程之中了，并且今天的科学必须考虑价值因素，从而使科学理性除了逻辑、数学和实验理性之外又增加了一个价值理性[6]。因此，今天的科学家必须积极主动地，促进公众理解科学，与公众携手推动科学与社会的发展，这已成为现代科学事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
2.2 现代科学普及的特点
在现代科学普及阶段，科学家的科学普及工作与传统科学普及相比要注意以下两点不同：首先，科学家和公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变化。现代科学普及之所以又称为公众理解科学，在于它较之以往具有以下几层新的含义：1)公众理解科学是一种双向交流的过程。科学家不再把公众当作空瓶子，只是单向给予，而是要与公众建立起平等对话的关系，相互交流，平等合作。2)科学家也要理解公众。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科学家们十分重视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和需求，积极了解公众对科学的认识特点和看法，建立科学普及的反馈机制，这已成为今天的科学家推进科学事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3)“理解”(Understanding)意味着不一定接受，公众有权拒绝科学家的科学。当公众对科学的看法与科学家的看法不一致时未必见得是公众错了，科学家也要调整自己对科学的看法。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家也同其他一切人一样，不可能没有极限和弱点，对超出其专业领域以外的科学问题科学家常常也同样是外行；另一方面，在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的今天，现代科学，尤其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在许多时候并不仅仅是个单纯的科学问题，科学家并不具备、也不应当享有比公众更多的发言权。这里并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往往只是个选择的问题。
其次，在现代科学普及的内容有了新变化，普及不再仅是一味地宣扬科学技术的正面成就，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后果也同样实事求是地告知公众，并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的局限性和技术的负面效应。同时，现代科学普及还需要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探索过程和一般的研究方法，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实质，这已成为现代社会对一个合格公民的基本要求。美国科普作家卡尔·萨根(Carl Sagan)曾指出：“如果我们不向每个公众说明科学严格的研究方法，人们又怎么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表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没有证据的论断。”“对于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巨大的挑战是，如何向人们说清楚科学发现的真实而又曲折坎坷的历史和人们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科学的实践者偶尔表现出来的决不改变航向的执着的顽强精神”[7]。与科学发现相比，科学方法要重要的多。
2.3 科学普及是科学家的一项“正业”
在历史上，科学普及一直是科学家与公众交流勾通的重要方式，也是科学家服务于社会的重要途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始终将科学普及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因此，科学家的双肩上同时担有两个重任，一个是探索和揭开科学的奥秘，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把科学告诉公众。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于50年代毅然放弃自己的专业研究，转向科普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科学对于普通人正在逐渐失去应有的感召力。”卡尔·萨根曾对阿西莫夫的科普工作给予过公正的评价：“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正在科学前沿研究探索的科学家是因为读了阿西莫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个故事而得到最初的鼓舞和激励，我们也无法知道，究竟有多少普普通通的公众基于同样原因而对科学事业给予同情和支持。”[8]正是科学家们这种对社会、对公众的高度负责任的精神才使得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普及科学、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之中，也才使科学的理性之光永远照耀着普通大众走进智慧的殿堂。
我国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科学普及与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不但是紧密相联的，而且是互相辉映、溶为一体的。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哥白尼的“日心地动说”便难以掀起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没有相对论热，爱因斯坦及其理论也不可能家喻户晓。在科学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今天，现代科学研究事业的开展和深入更是需要公众理解科学。科学家也更需要将科学普及视为自己份内的一项“正业”，视为科研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美国化学学会每年都要编印一本名叫《在化学领域里发生了什么》的科普资料，通俗地介绍一年来化学领域里的重要进展；每年向大约4000家报纸和杂志提供化学方面的科普文章；每星期录制一个15分钟的广播节目《化学高分子》，该节目已被国内外450家电台长期采用。正是因为既有霍金，也有《时间简史》，既有盖莫夫，也有《从一到无穷大》，既有卡尔·萨根，也有《宇宙》……科学家的科研工作才能不断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人类的科学事业也最终才能欣欣向荣、永葆生机。
3 科学家与大众传媒的结合是现代科学普及的关键
20世纪20和30年代出现了首批专门的科学记者，在此之前科学家们都是自己来普及科学。随着大众传播手段的现代化，尤其是电视机的出现，对科学普及的方式和手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理解科学具有巨大的影响力。1980年，卡尔·萨根将其名著《宇宙》拍成电视序列片，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在60多个国家放映，观众达到5亿！如果说科学团体是人类理解科学的必不可少的最终源泉，那么大众传媒就是勾通科学家和普通大众的一座桥梁。更想在传播媒介中准确、适宜地反映科学，科学家与传播媒介保持和谐一致的良好合作关系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前提。1980年，在三哩岛事件发生后美国率先成立了科学家大众信息服务社(SIPI)，其主要职能就是：“利用广播、电视和报刊杂志向社会各界传播科学知识”。至今，该社新闻资料部已为数万名科学家建立了档案库，以便大众传媒在涉及科学技术知识背景和制作科普节目时，能够迅速方便地得到科学界的有效帮助，并定期举办科学界与大众传播媒介之间的交流活动。例如，1989年10月1日洛杉矶发生大地震，《基督科学观察报》的一位记者要求尽快找到几位有关地震预报和断裂层研究的专家，该部20分钟内就给他回了电话，告诉他5位专家的姓名、地址，并且每天下午都可以采访。继美国之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组织，以加强科学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与合作。
此外，一些国家，如英国还在大学为理工科学生——未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开设“科学交流课程”。通过一些活动，如模似记者招待会、简短交谈，或者写作来掌握传播交流的基本技巧，从而培养理工科学生与传播媒介及直接与公众交流合作的能力，并为他们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从事科普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曾就此向西北工业大学提出过建议：对于学位论文，不管是研究生还是博士生，所有的论文都要加一个副篇，这个副篇就是要对一个不在行的人讲清楚自己的题目。总之，在现代科学普及阶段，科学家提高交流的能力，加强与大众传媒的合作已成为科学普及的关键。
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说过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对这句话世人多已熟知。但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培根还有一句同样深刻的话：“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9]
历史的车轮正在驶进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知识的创造、生产、传播和学习将逐渐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活动。知识经济时代，学习将贯穿于所有社会成员生活的全部领域和人生的整个过程。科学普及作为一种面向全体国民的终身社会教育，对于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质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在学习化社会中无疑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就如同只有在青藏高原上才会升起世界第一高峰，今天的科学家只有积极投身到科学普及活动中，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提高公众科学素质的同时，才能在现代社会攀上人类科学事业的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