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人史到性别史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女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YUAN Lili
DOI：10.13277/j.cnki.jcwu.0010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4)01-0070-15
1920年3月18日，伍尔夫在《时代文学增刊》③中敬告读者：尽管已经零星存在一些关于女人史的研究(她在那天评论中明确提到一些作品)，但是历史中女人的生命历程和生存境遇依然被湮没而默默无闻：“妇女的存在是一个常识：她们生育子女，没有胡须，很少剃光头。”伍尔夫苦涩地写道：“但是除这些之外，其余方面大都被认为与男人一样，我们对女人本身了解很少，且罕有确证来支持我们的结论。此外，我们还不够客观冷静。”④事实上，除了极少数标新立异的先驱之作，对Mary Beard、Ivy Pinchbeck、Léon Abensour、Alice Clark、Olive Schreiner来说，妇女史开辟了一个新鲜而又富有挑战性的领域。然而，女人史继续在伍尔夫所抱怨的阴影中处于凋敝状态，直到20世纪60年代，新活跃的政治力量(第二波女权运动)才扭转了以往历史学者和活动家们经久不衰的注意力，开始致力于恢复和分析所谓的“被隐藏的历史”。
自伍尔夫强调我们对主体(Subject)令人惊讶的忽视以来，女人史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晚期激进女权主义的复兴，在欧美形成大规模的女人研究。在这种最初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似的大量研究中，学者们和社会活动家们致力于展示女人确实拥有自己的历史。此外，复原这种丰富多样的过去可以重塑以往以男人为主的官方、正统史学。本文将聚焦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历史写作(编撰)中妇女问题研究的演变。涉及1975—2000年间发展的调查研究，尤其关注从女人史研究中新生的性别史，和后结构主义者始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对这个领域的挑战：重塑了研究对象和方法。着力于细致分析两本著作——Leonore Davidoff和Catharine Hall的《家庭财富：1780—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和Lyndal Roper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和恶魔：欧洲早期的巫术、性和宗教》，以此阐明女权主义史学者已经开始用性别的概念去拓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打开研究的新视角。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欧美女权主义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就在大学里创办妇女研究课程和成人教育体系。1973年米歇尔·佩罗在Jussieu⑤开设了第一门女人学课程。她回忆到，在11月7日，Andrée Michel开始教授一门课——《社会发展中的女人和家庭》，课堂上人满为患，这种气氛因为一些左翼(男)同学的抵制而更加激烈，他们认为女人研究会会涣散真正的革命工作。⑥
但这样的抵制反而激发了女权主义者的决心，去恢复她们自己的历史——一个曾被不公正地驱逐出观察、研究领域的历史，通过历史地分析女人群体与男人相异的身份认同(Women’s Identity)的建立，可以增强女权主义政治诉求的力量。随着相关研究的出版积累，女权主义史学者转向她们最初一直犹豫的问题：写一部女人史是可能的吗?(这部史看起来又如何?)继而转向更确定的态度：没有女人的历史是一种事倍功半的努力，可以说以往的历史只是历史的一半。⑦在女权主义者们对政治和才智的热情中，女权主义学者、学生和活动家们从事个人和集体的研究项目，常常会意想不到地产生一些让人兴奋不已的叙述史佳作。问题是女权主义学者如何将“女人史”整合重组，以此挑战传统的学科设置规范：“难道女人史仅是一个对存在事实描述的无关紧要的补充，难道不该在这些新故事和新角度中形成她们自己的结构分析法?”因此，日益增长的女人学术组织提议，“性别身份”不仅是一个既定的生理、生物学意义的，也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创造(Creation，或建构)，然而历史学者的任务不再仅仅是将女人添加到一个与之相关的叙述存在中去，而是挖掘“女性气质”(Feminity)和“男性气质”(Masculinity)的深层内涵，去展示这些意义在过去时代的变化，历史地揭示当代世界中各类概念被建构的本质。
从初期开始，女权主义学者们不仅限于在历史叙述(记载)中添加新材料，而是改变历史研究中的分析结构。在这种雄心壮志中起决定作用的关键点是对生理性别的区分，曾被理解为是人身份属性中物质的、不可改变的，一系列经社会建构的男人和女人的行为规范使其变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性别外壳，但这一切随着时空流转揭示出人类文化的建构本质。⑧女人(在某种意义上，包括男人)都是被建构的，而不是天生如此的，由此围绕着性和性别的区分展开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丰富研究，就如女权主义史学者指出：关于“性别”的多样方式，将其理解为一种差异体系的社会建构，已经开始塑造社会关系和过去社会中对自我的理解。女人史很快转变为一种更广领域的性别关系，即使有些抗议者担心性别的转向会使女权主义政治工程迷失了女人史的初衷。⑨然而女史学者们已经定下了基调：男人和女人社会角色的本质是建构的，已经动摇了“身份”(Identity)作为本质的/自然的性质属性这一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性别史在女人史发展中是普遍存在的：女权主义学者转用性别学方法在更广的语境中研究女人的体验、经验，上升到对人类经验(体验)中性别本质的争论，而不仅限于女人。
从女人史向性别史的过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由此产生一系列重要变动。首先是一个全新研究领域的产生：“男子气质”和男人史的研究在90年代快速发展和扩张；应一些新兴子学科的智识发展需要，男性和女性性征的去本质化研究也被抹上了“历史建构”的色彩，通过将这些概念范畴从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真实性里剥离出来，而将它们回归到历史之流中，在那个永恒真实的世界里，男人的主导优势和女人的劣等附属都被固化入秩序中。同样的，对“女人”这个范畴的去本质化研究同样有其重要的政治目标，赋予“女人”这个范畴历史的、可变的、非必然的内涵，使其被应用到当代政治和社会政策中。
此外，出现了一个关于性别转向的争论：女权主义者的学术研究重塑了历史学科。在80年代中期，显然，女人史在历史学科认知论基础的转型上已经失败了，尽管很多女权主义历史学者确信将女人史融入历史研究已经带来很多不可避免的转变。然而，女人史的研究和教授仅是相伴于标准叙述“真实”史的一侧⑩，对之前的历史叙述方式并没有根本的影响。争论的结果是：打破这种智识封闭、隔离困境的唯一方式是，停止只聚焦于女人，而要关注男子气质(Maculinities)和女子气质(Feminities)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的相互建构和演化。从人类学学者以亲属关系为主导的研究方向上挪开，性别史学者致力于将性别区分作为历史分析的工具，并认为这种性别区分植根于社会、象征意义、政治领域的全球性别分工。任何历史应从今往后放弃以男人(性)代表中立和普遍人种/类的历史借口。更确切地说，历史学者的任何研究主体，无论是军事的、社会的、政治的或外交的，将从此认同“性别构成”是他们的分析对象，去展示它们是如何规范男人和女人特征的，并解释性别化的结果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化发展。因为性别(不像“妇女、女人”范畴那样)曾经处处存在，却在理论上已过时。
女权主义学者渴望在历史中使女人被看见，因此导致在更广的概念领域里产生了社会性别分工(性别的社会区分，Social Distinction of The Sexes)——一个不那么激进(好斗)的以女人为中心的概念，并影响女权主义学者，也包括她们男同事的具体史学实践(研究、写作、编撰)。女权主义政治与学者的追求和需要紧密纠缠于思想史的学科中，甚至使其实践者们从特殊的女人史转向更广意义上的性别史，把性别理解为社会存在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构成方面。
历经这些最初的发展阶段，女人史受一些学术流派的影响(尤其是年鉴学派和新社会史运动)，已经融入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早期达到顶峰的人民史、大众史潮流之中。在这个社会史的黄金时期，学者们致力于在历史中重建普通大众的声音，女人们发现她们的处境(境遇)常被标准历史教科书忽略。此外，与社会史的联系强烈促成女人史转向劳工史，就如70年代欧洲和美国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解放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她们在家庭之外的、以父系和丈夫主导的父权制里得到的雇佣工资，并且这一研究转向日益强化。
新兴的女人史和性别史以社会和劳工史作为主导领域持续到80年代晚期，之后，通常意义上历史学者、女人史和性别史学者们开始从社会史转开，尤其是从其基于宏大叙述的结构分析(社会和经济结构作为个人行为的决定因素)上移开，而转向采用更文化和话语分析的方式，在更微观史的语境中，用社会建构的观点研究过去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领域，女权主义史学者发现她们在后结构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析中处于边缘(被孤立)状态。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女权主义者在对女人史本质化的批判中促进了性别史的成长和深化，当时整个社会史学科致力于整体研究：用更细微的方式揭示出交织在社会、物质和文化各层面关系中的历史。因早期研究中的局限制约，社会科学自身内驱动力或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者们强调跨学科“表征、再现”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重要性。这里，对社会建构概念的使用(在性/性别的例子里)变成一种打通两者的方式。
女权主义史学者作为理论和方法的创新者一度推动社会史学科完善早期模式的局限和概念化进程，她们发展了卓有成效的新方法，立足于通过精神分析理解性别身份的形成，从日益增长的激进女权主义群体意识角度透视政治本质中内生的(或固有的)国(家)内的性别关系和权力关系。女权主义者挑战稳定的如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范畴，通过对以往时代塑造的已定型的性别关系进行一系列历史的研究，比打着“法国理论”时尚大旗的后结构主义理论更先进入历史系，尽管这些理论在语言系和文学系自70年代后期已经枝繁叶茂。不过这些新方法进入历史领域比较晚，1986年琼·斯科特首次在《美国历史评论》(11)发表著名文章《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
女权主义史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在理论和方法论争论中居主导地位，这动摇了历史学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争论将搅乱历史学科一直安居的认识论根基，尤其是文本能直接作为史学者观察过去的凭据的观点。同时，她们通过质疑每个单独主体(Individual Subject，对象、个体)是否有一个稳定、连贯的核心特性(Identity，身份、个性)，以此来挑战最初的以女人史和性别史为特征的学术和政治综论。为了更好地探寻从女人史向性别史的具体转向，尤其是与后结构主义的结合在史学实践中的运用，本文将在后半部主要聚焦于女人史和性别史在大不列颠的发展情况。笔者之所以要选择探讨这一范例的原因是因为其更能在史学史的特殊语境中分析Davidoff和Hall关于英国中产阶级性别形成的权威研究，这无疑的确是一个将性别作为一个历史分析方法的典范之作，带动了这个领域的发展。但笔者也用这个特殊的范例从细节上揭示从社会史到文化史的变动，从经验分析到话语分析和社会建构范畴及其对于整个领域的塑造作用，从基于女人经验的历史(尤其是关于女人工作的研究)转移至分析性别建构的基本范畴，因为这些范畴已经塑造了我们公民的和政治生活的观念。当然，这种转向在美国、法国和德国也有类似的趋势，从1990年开始，大量历史专家和学者迅速从宏观结构(宏大叙述)分析转向更文化和微观层面的研究。但这仅是探索单一的传统史学史的特殊层面，详解从社会到文化和话语形式的女权主义历史分析。本文最后会有一个简短的关于Lyndal Roper对17世纪德国的性别、巫术和宗教形式分析的讨论，尽管写于1990年早期那个围绕后结构主义大讨论的巅峰状态之时，但这些文章的视域或见识已经超越了那个时代，阐明性别史学者当前远未触及的未来挑战。
一、女权主义史学者和新社会史
大不列颠的女人史成形于浓厚的社会传统(传统社会史)、社会主义者、工人阶级生活史和劳工史领域中，充满了智识和政治热情的活力，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崛起的社会史强调工人阶级大众创造，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历史。(12)新社会史的认知论基础是建立在E·P·汤普森关于机构、结构、经验(剥削)、社会身份(阶级意识)和政治(政见)的著名区分上的。工人阶级因此被认为是物质环境中的各个机构动态塑造过程中的产物，但是确实多亏了植根于传统中文化调节的关键力量。因此，在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之前存在的关于“英国人生而自由的权利”的观念使个人的(男)手艺人从他们的个体探索经验转而进入到一个集体身份认同，以一种共享的被剥削的意识形成自认为是一个阶级(阶层)。(13)对于新社会史学者，以深植于文化传统的眼光来解释个体经验，是形成所有政治和革命行动不可缺少的根基。
在早期女权主义学术的认知论基础里同时涵盖经验、社会身份和政治等庞大的思想体系。大众领域的低报酬和成人教育带给第一代女权主义史学者一个机构设置的宝贵契机，在传统大学四面高墙之外的工作计划扎根于工人阶级居住区，社会主义历史学者教授一些关于英国工人(男工和女工)的生活和劳动的课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促使社会主义者知识分子更趋向于工人阶级运动，从而回归到他们自己阶级(阶层)的人民史(大众史)。(14)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研究和教授女人史和工作史，但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是人民史(大众史)的一部分。
英国女人史因此在人民史(大众史)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建立了其最初的机构和认识论领域的根基。当时围绕一系列新社会史而产生的方法论创新，很大程度上是在男人史领域中进行的，主导形象是耸肩的矿工或谩骂的金属工人。新社会史者的最初的叙述看起来已经忘却了最初的工业无产阶级观点，忘记了那些在19世纪兰开夏郡(Lancashir)以女工为主的工作者的立场。只有在1968年之后社会主义女权学者的活跃才使这幅图景开始变化，出现了一些弯腰躬耕于田地或站在织布机边工作场所的女人，这些以女人为主导的形象逐渐被观察和记录起来。
在随后的十年间，大不列颠的大部分女权主义者开始继续在大学的边缘领域工作，如在成人教育中心或妇女中心教历史。在这一时期，一系列妇女研究机构、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伦敦的妇女研究资料中心(WRRC，之后变为女权主义图书馆)、女权主义文献资料馆(Bath)、里斯本档案馆(Manchester)，大量的女权主义组织相继在伦敦、波士顿、曼彻斯特(Manchester，以其命名的很少，但仍有一些)创建，此外，如Virago出版社，致力于出版女人史的新作，以及Handsome出版社不愿意或来不及出版的一些著作。以往的“边缘”将成为一个丰饶多产的领域，Hall在1992年写道，“这是一个通过挑战以往机构设置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观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机构，以确立我们自己集体属性的领域。”(15)对于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主义学者来说，这种边缘化研究是她们超越女人史的政治目的：重新存储女人的声音进入历史，用这些发现去改变当今的性别关系。
20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学者们逐渐从成人教育转向大学教育。这个转向起初是非自愿的，因为在撒切尔夫人(Thatcher)执政期间成人教育服务方面的预算锐减。同时，女人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多学科交叉项目的“新大学”，包括在布拉福特(Bradford)、埃塞克斯(Essex)、肯特(Kent)、沃里克(Warwick)和纽约等地。(16)创立多学科项目的需求促进了女权主义学者之间的交流，加强了女人史和性别史多学科交叉的本质，打破了她们内在各系别封闭、隔离的状态(她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领域妇女学研究的代表和典范)。然而女人学研究初期项目中的参与者很少是历史学者，直到80年代末，历史学科作为一个整体勉强承认女人史和性别史在历史学科中的合法研究领域。(17)大量学者的重要代表作问世。如社会学领域的Lenonore Davidff、社会政策领域的Pathane、教育领域的Penny Summerfield、Carol Pyehouse和社会科学行政、管理领域的Jane Lewis，这些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发现，采用历史学的方法对于他们研究事业的成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概览这一时期两部塑造了女权主义史学者的经典代表作，都体现了以世界劳工史为核心，伴随着女权社会主义者和她们男同事之间假借历史名义的紧张关系。Jill Liddiogton和Jill Norris的著作《一只被捆绑在我们身后的手》，基于女人选举权(投票)运动的兴起，重新挖掘了迄今为止未被讲述过的关于兰开夏郡(Lancashir)的纺织女工在世纪转折之交，争取选举权激进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史。(18)两位作者在1978年就职于曼彻斯特(Manchester)的成人教育机构，她们的著作基于当地档案馆丰富的资料，以及与纺织女工的活动家Selina Cooper和Doris Chen尚健在的女儿、孙女们的访谈。身兼家庭和工厂工人的双重重担，这些女人争取选举权运动远未结束，而是以一种更广泛的方式争取提升整个劳工阶层(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兰开夏郡(Lancashir)的激进选举权争取者因此为争取平等的社会和经济权力而奋斗。她们认为关于选举权的每一点简单的权力都很重要：工资平等、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生育控制、儿童补贴、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权拥有稳定工作的平等机会。为了在这样被遗忘者的运动中联合起来，Liddington和Nourris不得不写文章反对流行于中产阶级中常规的独有的英雄传说。对于那些伦敦的Sylvia Panthurst和Rachel Strachey等社会、政治活动家来说，她们是激进的选举权争取者阵营内部的远期回声，只是更专注于选举权的斗争而已。(19)受70年代社会主义女权者的启发，通过大众教育结构，赢得该地区广大退休纺织工人的支持。Liddington和Norris与该地居民访谈、交流，开始恢复这场由女工自己领导，将女权主义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紧密连接的未被载入政治运动史中的历史。
Barbara Taylor的《前夕和新耶路撒冷：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一书探索了女权主义和欧文社会主义在19世纪早期英国的邂逅：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饱含不安的沉默和调节。Taylor资料丰富的研究显示了欧文针对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的道德批判，是19世纪20—40年代如何建构所谓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本质支柱。不同于19世纪晚期科学社会主义者所认为的争取性别平等权通常是隶属于阶级斗争的论点，欧文社会主义者把女人解放置于他们政治目标的核心，试图在各种不同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中解放所有的人性(实现人性的全部解放)，他们理论基础是阶级或性别。可以再度看出19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女权学者研究中的成见和不满，因为融入更广领域斗争的妇女解放运动长期处于边缘状态，不仅步入尾声，还导致了温柔和宽容的“后革命”时代。(20)
女权主义史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倾向于研究工人阶级史和女人工作问题，有时应用马克思主义术语和范畴：性——阶级、性斗争和“生产的父(男)权制模式”。以期用唯物主义深入分析从工厂到家庭对妇女的剥削，揭露出以男子为主导的物质基础。在某些情况下，父权制表现出对女人从家庭到再生产劳动中的残忍剥削。(21)然而更通常的是，社会主义女权者分析父权制在其非神圣联盟资本主义制度中，这种“双重制度”的基本组成要素被用来解释女人的双重劳动负担：在工厂里被剥削，在家里也被剥削。(22)第一代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张力：在性别和阶级之间抉择何为首要的分析范畴，关于父权制(被理解为一种完全产生于工作场所之外的关系体系)的长期争论，或资本主义应被视为压迫女工的首要因素。当时大量重要的著作在研究“双重系统论”，其潜在的启发意义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被认为是自动运转的压迫结构，这种观点在欧洲在90年代早期都未被挑战，直到妇女工作经验史被拓展到工作场所内在的性别分工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被视为塑造工作场所的劳动分工和权力等级体系的核心力量，这样一个有着两种结构(父/男权制和资本主义)的世界事实上密不可分地合而为一：同为性别秩序的生产者。(23)采用性别作为一个分析的核心范畴可以解决一系列认知论上的困境——那些自女人史起源之时未形成自己一些新认知范式引发的困难。
二、从女人史到性别史
1987年Leonore Davidoff和Catherine Hall所著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家庭财富：1780—1850年英国中产阶级的男人和女人》(以下简称《家庭财富》)，标志着在大不列颠从女人史向性别史的转向，并从更广领域转入史学实践中。这部由历史学家Hall和社会学家Davidoff合著的著作花费了10年心血。该书重新详细研究了省(乡村)中产阶级在19世纪英国转折时期的形成。作者认为，中产阶级的形成过程植根于公领域(男性主导的)和私领域(以女人为主导的中产阶级家庭)相分离的渐进过程中。本书的核心标志是分析性别身份在一个特殊社会里的建构，身份特性被构想为个体心理学和更广的集体性之间的链接。在这个意义上说，《家庭财富》不仅致力于将性别作为一个历史分析工具来扩大传播，也促成20世纪80年代晚期转向把主体性/主观性作为历史研究对象。
当然区分男女领域的观点在1987年并非新观点，对于欧美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早已开始研究在现代西方社会理想的中产阶级社会组织这一范式，而Hall和Davidoff的新颖之处是在更广的社会进程中像研究阶级的形成一样研究性别形成的根本原理：我们不仅想把妇女重新放回历史中，这一曾经被遗忘的女人历史，而且要重写历史。将性别这种认知方式作为理解社会的一个核心轴：任何社会都是被建构和被组织的。
Catherine Hall在《家庭财富》出版5年后写道：关于女人与阶级结构的特殊关系，如何重新定义女人的阶级地位，或有性别的阶级?男人和女人是否有不同的阶级身份?他们形成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凝聚力是否是一样的?女人是否有一种女性特质来割断其阶级属性?(24)本书论及男人和女人，中产阶级在工业革命时期的形成是以社会空间和社会职能(功能)的性别分工(区分)为基础的。
对于这种在家庭的道德世界里区分性别差异的做法，作者重溯新教福音派的文本和实践，认为相互间的行为是出于爱的表现，而不是出于商业和政治世界金钱的竞争，不属于道德范畴的领域。笔者的理解是，Hall和Davidoff争论中的最初源领域是从宗教角度来区分、探究性别差异。在其他一些事上，作者们从细节上探索在中产阶级福音派里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形成。他们的观念与土地贵族(拥有地产的人)很难一致；另一方面，和贫苦的劳工也不一样。福音派宗教将一种特殊的道德意义赋予在空间和行为活动上严格的性别分隔制，这种性别隔离体现在：男人在世界上有创造力的生产活动是成天守在壁炉边恋家的女人们的经济依赖。虔诚的丈夫将找到一种道德提升的方式，将自己沾满污点的手和头脑从充满竞争的世界商业和政治背叛的尔虞我诈中拯救出来。之后十多年的研究都聚焦在《家庭财富》一书所探讨的问题上：在性别化地区分公、私领域的语境中，性别和阶级间的关系是如何不断被建构和再建的。反过来说，暗示了男人和女人的阶级意识以性别化形式呈现。Hall和Davidoff有不同寻常的能力来揭示和分析在阶级形成的基本社会过程中性别化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广泛成为大学女人学研究和通史课程中的通用教材，使其书在一夜之间变成经典著作。然而《家庭财富》也招致了一些实质性的批评，最常见的批评来自于女权主义史学者，认为“分离的领域”模式是功能主义的逻辑，也非常接近他们分析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意图。事实上，在平稳的和谐中有一股深层不安，即公领域和私领域区分中所释放的互补性。有一个明显的线索表明，因男权主导造成的政治困难，可望在性别互补性中趋向和谐也许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正如Carolyn Steedman敏锐地观察：“必须重申Bildungsroman(25)的一些观点，读者们真正想做到小说里塑造的：在典型的社会化进程中用多样化、象征化方式养成性格或角色定位，然而现实中他们不得不结婚、生孩子、清洗楼梯……”(26)
然而分割领域的模式是有诱惑力的，这个双向划分结构指出女权主义研究者已经超越了社会史领域，使女人和性别融入到更广的政治史领域，尤其是公民社会和政治身份的性别化研究中。男女关系的研究，关于性别身份在更广的社会背景里的多样化建构，使得女人史和工作史(女人工作史)不可避免地失去了之前其在女权主义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三、性别史和后结构主义
性别作为一个历史分析的范畴促成了女权主义史从研究女人的经验(尤其是工作领域)为主转向研究男性和女性特质(或身份认同)在社会范围内的建构。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变：从经验到性别化特质(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强化、扩大了大不列颠女人学研究史的转向。(27)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经常引领着方向)指出了一种强有力的史学实践批判，尤其聚焦于历史学者所依赖的作为一种过去事件和经验引导的“被写成的文本”(第一手材料、初始材料)。从文学批评中借用一些解构的策略，后结构主义史学者把历史文本当做文学作品来分析，致力于探索这些文本之间的内在结构和范畴建构的内在逻辑基础。(28)
不再追求如实重建过去，后结构主义历史学者侧重于话语分析、表征史学和社会范畴的建构，这都有益于更新和扩大批判性解读史料的方法。鉴于史学者将注意力转向社会范畴的文本建构，后结构主义者也指出新社会史的认知论基础问题，也就是从研究经验到研究身份认同(Identity)的逻辑跳跃，从而又推进到政治领域。结构和机构的关系使新社会史各领域焕发活力：女人史和性别史被一种关注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所取代，并用语言这种方式来调解这些关系。(29)这些社会史学者试图将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叙述与“文化领域”的新故事相联结，围绕工作、生产观和经济等更广泛的话题用表征(再现)和话语分析研究。一般意义的史学者和女权主义历史学者开始从持续关注的劳工世界中转移出来，倚重新社会史，转向更新的文化史和政治史变革：聚焦于性别化范畴和民族范畴的建构，就像研究民族、帝国的“表征”需要聚焦于公民身份一样。
不列颠的女权主义者通过很多中介来接触、了解后结构主义思想，尤其是美国历史学者琼·斯科特和英国哲学家、诗人Denise Riley广为传播的作品：关于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对基本范畴“妇女/女人(Woman/Women)”和“性别(Gender)”建构本质的持久反思。(30)作为这种反思中的一部分，后结构主义女权者通过关注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米歇尔·福柯的研究)，而再度关注权力问题。不仅关注家庭生活中的微观政治权力，还将性别视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象征。借用琼·斯科特常说的性别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组织的首要方面”(不只简单的如Hall和Davidoff在阶级形成中分析的那样)，因为性别之间的差异构成并通过社会等级结构被建构(31)，性别因此变为了一种“表达权力关系的重要方式，一个参考(Recurrent References)就是政治力量被构想，合法化和被批判”。此外，性别还参照确立了男女对立的意义。(32)
通过这些反思，性别在其社会、历史特殊阶段(性的社会关系、性别的劳动分工)将经历严肃的概念转型，就像后结构女权主义者从社会层面转到范畴的话语建构。因此，性别史的目标不再是重新发现或更新建构女人在过去的经验，而是探寻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在过去是如何在话语中被建构起来的。经验的范畴，是在社会和性别史叙述中被开除的那些已经过时的部分和社会实证主义史(从1989年起)。事实上，对于后结构主义女权者中一些极端激进的派别，经验并非真实存在。经验的概念和主观(主体)性是其本身话语过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在话语形成中的位置关系，产生了他们的经验和他们内在真正自我的主体感。真正的历史研究对象因此是由话语编组经验构成，而不是经验本身。(33)
20世纪90年初期不列颠向文化史和话语范式的分析转向在历史系引发尖锐的分歧：一方面，防卫性拒绝，一些学者将这种转向视为一个有悖常情的对历史学整体事业的解构；另一方面，伴随社会史“危机”的增长，一些历史学者从70年代以来就对转向持极大的热忱。(34)这是一种认知论的危机，植根于历史学者对个体—经验—社会身份/特质相联系的绝对论者观点日益增长的不满，以及基于此的大量社会史叙述作品。毕竟，并无明显证据表明特殊经验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个体(人)意识，使其具有这样的社会身份，而不是别样的。事实上，一旦放弃二者之间所有确定关系的观点，一个解释困境之堑就出现在个体的自我解释和“客观”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之间。只要学者们假定从内在认知转向外在的社会身份化(特质化)是一个完全确定(决定论)的过程，就无明显的鸿沟。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年后期，历史学者不再确信，开始反思对“错误的(不真实的)意识”等难题的争论(一种描述工人的方式，用保守的选举这种明显失败的方法去获取他们阶级地位的政治结果)，导致学者们逐渐质疑决定论的本质是认知论的枷锁，被个体意识扭曲到一个更广的集体身份认同。
在后结构主义理论到来之前，社会史学者已经对如“经验”这样范畴的阐释力产生怀疑，毫不奇怪的是不列颠历史系中有人愿意接受后结构主义的信息。事实上，对一些社会史学者(或史学者)来说，话语研究成为唯一一种可能的研究历史的方式，一种聚焦于“经验的话语层面”和分析在个体身份特质被产生之后的话语逻辑。(35)
女权主义史学者们因后结构主义关于经验确定性的冲击而分裂成不同阵营。因此，后结构主义者提出“拒绝承认真实性”，给这些在英国历史研究的经验论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们(女权主义者和非女权主义者)带来了实践困难。此外，许多女权主义学者们直率地怀疑那种申明：难道我们对性别和权力交集的理解仅从后结构主义思想中产生?难道女权主义者群体意识的产生，不是伴随着她们强调的政治个体，与后结构主义产生在关于权力和知识对应相生那样精妙的争论中一样?但最后，在后结构主义反人道主义的极端声明中，激起了女权主义史学者的强烈反响，因为对她们来说，后结构主义是一种话语分析的方法，而不是深陷困窘状态中人的行为和意识。尽管已将性别分析法强有力地扩大到社会基础和政治组织研究中，可面对后结构主义者完全地抛弃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经验的研究，全力投入到文化史——仅在话语、词汇的语言游戏中相互循环佐证和彼此借鉴的文化史这一极端要求，大多女权学者持有矛盾情绪。(36)尽管有这些异议，然而，后结构主义和围绕不列颠自身的“语言学转向”危机已经为历史研究方法和对象留下了双重路径，稳稳地将“表征(再现)”分析和话语分析置于历史学者的研究日程，从以往局限的社会经验分析转到更广泛的文化史、政治史、民族认同(特质)和公民身份，多样(完整)的民族力量，阶级和性别在这各种身份认同(特质)塑造中的作用上。女权主义史学者在围绕后结构主义的激烈讨论中醒来，开始用一些新方法研究一系列主体的差异构成。因为关于基本的认识论差异问题，后结构主义者和反后结构主义者中没有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也许他们也没有基于一种根本对立的本体论)，这些愤怒之声在1988—1994年间的辩论中减弱，引导史学者们用一种他们可能的方式继续他们的研究。
然而在这个更理论化的“异端”时代，一些问题使后结构主义女权者从她们非(或反)后结构主义的同事中继续寻找一种表达方式：通过少纠缠于辩论，而更历史地研究“基本术语”的方法。因此，这些性别史学家更愿意采取纯粹的建构主义路径去继续面对一些真实的认识论困难，尤其是性别的真相问题，被理解为一种不能解释其内在或本身变化的纯话语建构。例如，如果性(别)身份被理解为仅仅通过话语过程产生的，那我们如何解释过去时间里上述身份认同(特质)的变化?没有一些方式将话语过程和社会经验联结起来，史学者们不能解释男性的和女性的意义变化，毫无疑问这是极端建构主义最严重的问题——关注于表述行为，而不是语言的“表征”方面(具象性方面)——已经把问题留给性别史学者了。(37)因为对表述性和主观(主体)性是纯话语产物的无休止的讨论指出，文学分析中没有“先验的”问题，所以对史学者来说，使用起来是有局限的，历史学者需要那种能让他们表述时间变化的研究方法。一些学者已经通过将性别与其他范畴相连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更多动态变化的范畴可以解释变化(阶级被视为有效的例子)。Lyndal Roper提出一个相当不同的解决方法，认为我们应该寻找一些方式去把性别当成语词建构和真实身体/精神(心灵)经验的双重产物。
Laura Lee Downs因此喜欢关注Lundal Roper的著作，尤其是她的《俄狄浦斯(恋母情结)和恶魔：欧洲早期的巫术、性和宗教》(以下简称《俄狄浦斯和恶魔》)，在围绕后结构主义的大量争论中，一个最有效的建议是避免牵连卷入哲学的陷阱中。然而，Roper紧密围绕她的历史对象，尝试用卓有成效的想象法和新材料拓展来扩大理论视域。通过这种方式，她提出一些新的关于性别能力的问题，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范畴用在她纯粹的建构主义观点中。
四、在后结构主义世界中的性别和历史
《俄狄浦斯和恶魔》引发一系列关于巫术/魔法、宗教和性在早期现代德国的研究，尤其是在1988—1992年这段时间。当综合读完这些文章会发现，它们提供了一种非理性和无意识的在历史中作用的思考，关于身体的重要性，和两性差异之间的关系。围绕奥格斯堡(Augsburg)的一系列改革和反改革个体研究，涉及母性、巫术、所有权、男子气质和性向(Sexuality)所有性别领域中的问题，和“心灵和身体之间的危机状态”。(38)Roper因此提出精神(思想)和身体的结合不再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史之谜，这一点可以在研究早期现代德国中体验和理解——但通过一个新视角开始观察，性别不简单是一系列分析的附属因素，而更是决定了问题的核心。Roper指出性差异，作为生理和心理事实，也作为社会建构，是人类文化史的核心和组成部分。
Roper志在研究早期现代妇女和男人的主体(观)性问题，尤其是在改革时代，用她的话说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可认知的模式”。(39)经过一系列严谨的考证，其研究建立在一些特殊类型的文献基础之上：宗教改革的文化革命产生了大量巫术尝试和法令法规。她探寻这些问题：怎样在新教和天主教竞争的现代早期语境中变化地理解身体?是天主教将身体作为一个神圣的器皿(或恶魔的器皿)的理论，还是新教理论所倡导的身体和精神之间的分裂或分离的关系?女人身体区别于男人身体的这种神奇能力是怎么形成的?围绕女人在自我精神(心灵)特质表达方面被指控为巫术的困境是怎样形成的?性别和性差异问题是如何通过她讲述出来的故事塑造形成的?1669年的法令体现了女人之间的对抗：被她们的女同伴控告用巫术伤害她们年幼的婴儿，或男人代际间的冲突，如表现于在法令中试图控制那些醉酒的乡村青年之间的争吵。在每一个案例中，主体性(主观性)的阴暗面逐渐显露出来。当一个年轻的母亲，担忧她的孩子的命运和她能养育孩子的能力时，当孩子不能茁壮成长时，当担心年老、绝经后的照料等问题时；或年轻人喧闹好斗的力量威胁、挑战家长制的乡村秩序的政策条例的稳定性时，很容易产生强力的敌对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将这种非理性的(甚至残忍的)力量通过合适的程序转为保卫城市必要的军事力量。为了控制这种过剩(过度)的男子气概的破坏力，村委会被迫介入年轻人(有时也并非是年轻人)抢劫小旅馆、街道的店铺、互殴(或打他们的妻子)等事件。最后，Roper概括说，“16世纪男子气质发挥它的精神力量，不具有尊贵高尚的意义，而是采用喧闹的精力宣泄的方法，如法令就是据此设计来制止这种行为。”(40)这种具有不文明的野蛮的男子气概的男人因此变成文明社会小心谨慎的结构规则下的产物。
通过这些研究，Roper继续探索在人类心理(心灵、精神)过程中一些普遍层面之间的张力问题，激发她研究在早期现代主体性是可认知的“假定”，以及“男性的(男子气)”和“女性的(女子气)”的范畴在不同时段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及其变化的问题。因此她指出，性别化的主体性(主观性)是不稳定的社会建构因素和本质的自我观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产物，均植根于拥有一个有性的身体事实中。“性别身份不再满足于被理解为关于男子气质和女子气质的话语体系，也不能被等同于个人主体的话语容器——一种评价心理主体性(主观性)的概念。”(41)因此，性向(Sexuality)的构成因素扎根很深且很难改变。在另一个层面上，史学者已经看出话语中包含的“大量闪耀的性特征(身份)”。在两者之间，Roper指出在个体主观(主体性)领域，在每个个体中居核心的是社会和心理(精神)基础。为了开展心理(精神)领域，史学者需要一种主体性理论帮他们紧紧把握住性别的范式(过去的和现在的)，用于解释“特殊的性别修辞学”在一些特定历史时刻的寓意。此外，史学者需要明确说明那些产生在社会和精神心灵领域现象的各种联结(相互关系)，所以他们能从跨历史心理因素层面历史地区分性别主体性。因为只要其缺乏大量在社会和精神心灵之间的联系，性别不足以发生概念化改变。通过将性别与社会和个体主体(观)性相联结，Roper建议赋予性别一个必要的历史的维度，这正是其被理解为一个完全的话语造物中所匮乏的。
Roper关于女权主义信念的长篇大论表明，一般说，极端建构主义者确信性别是社会的、文化和语言学实践的纯粹产物，坚称“性别差异有它自己的生理的和精神的实体，必须认识到这种事实影响到我们的写史方式”。(42)因此，她敏锐地鉴别出在社会的和语言建构主义之间的一个基本困难：是短接在语言和主体(观)性之间的鸿沟，就像那里没有空间沟通的纽带。在建构主义领域，因为语言的社会特征，简单地如在“在一个蜡质的个体精神(心理、心灵，Individual Psyche)之上压一个社会性别建构的印章”。但身体不仅是话语的产物，我们已经有大量关于身体的历史话语，最匮乏的是能够问题化精神(心灵)的和生理的(因为身体经验必须和精神、心理生活相联结)之间关系的历史。
Roper将女权主义史学者长期坚持否定身体重要性的主张归因于建构主义决定论。(43)渴望通过逃离她们的身体和撤退到“理性话语”框架内的方式来避开女子气质的陷阱，Roper对这一做法深表同情，因为她确信这种逃离的代价(成本)非常高。因为“性差异不仅是纯粹话语的产物，也不仅是社会的产物，它也有身体的(物质)属性。从身体和从性差异中逃离的代价成本是很明显的，因为大量女权主义历史书写已经发现脱离这一切是不可能表述的。或实际上，一些洋溢着热情论调的理论著作坚称性别差异的本质基本是被建构的。事实上，我们需要一种性别差异构成的理解，不是抗拒对身体的研究”。(44)
所以经验看起来再次进入均衡状态(45)，这次是通过身体和精神现象的不同之门。
Roper因此考虑如何将性别和社会与精神(心灵)体验联系在话语建构中联结起来，问题是在密集的理论论战(也不是要把经验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中很难提出来这样的观点。但认知论的困难是以一个纯粹的建构主义性别观而出现(名义上，性别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话语建构，而不能解释其中或自身变化)，使我们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因此，Roper同意，Barbara Taylor、Sally Alexander、Colin Jones和Dror Wahrman的“反建构主义的抵制：迷惑……历史学者是否已经过分强调主体/主观性的文化建构，从而妨碍了‘成为人(与人相符，becoming human)’这一深层历史机制的前提。”(46)对于Taylor和Roper来说，精神分析学是有潜力跨过这个困境而向前寻找的一种方式，使性别史学者关注于过去时段中术语变化的内涵(如关于男性的和女性的想象)，或基本的精神、心灵分析过程，这些想象机制的形成，尤其是性别化，是所有性别的主体(主观)性(或有性的主体/主观性)形成的前提。(47)有一些预设构想即存在一种有持续性的人类精神(心态)的潜在基本结构，可以历经任何时代而运作。Roper提出一个观点，精神分析在今后几年会崛起，但仍不能肯定地回答精神(心灵、心态，Psyche)是如何在过去时间内和不同文化间多样变化的。(48)但Roper提出的关于主体性和经验在塑造性别身份方面的作用是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因为这种后结构主义者的追问推动了在主体性(主观性)和经验之间的话语建构研究。(49)
《俄狄浦斯和恶魔》探索了后结构主义者转向纯粹的建构主义中如何保持平衡的一系列认知论问题，尤其是把性别当做一个历史分析工具的地位问题：性别运作本身是否就是历史变化的动力?
五、结论
因为历史语言学和文化转向所带来的一系列争论，女人史和性别史不再被认为是由一两种主导方法塑造的，而是以兼收并蓄为理论特征，学者们采用一系列范畴和方法开始更好地理解“性别”的运作方式：作为社会、话语分析范畴和作为活生生的经验，已经塑造了人类史。历经如此多的努力和剧变，我们可以适度地追问女人和性别史是从哪里产生的?当历史学者们在预测未来结果之事上声名狼藉之时，笔者仍冒险地做一个预测，在短期内研究界会以继续保持大量多样化的方法论为特征(50)，这样说部分是因为将没有方法去协调后结构主义和反后结构主义认知论的深层差异，也因为性别作为一个历史分析工具的到来还未取代对特殊女人史的需求感。这里最明显的例子也许是东欧和俄罗斯女人史的兴起，该领域不稳定的机构化，外加尚没有在公众话语中得到充分的合法性，所处的境遇使人们想起女人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仅在西欧和北美享有发言权的状况，当然也要谨慎类比。毕竟，21世纪早期的东欧与西欧和美国的国情有差异。女人史的核心研究采用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方法，例如研究多样民族帝国内部特定社会中几百年来的地方政治管理。(51)此外，有证据表明女人史也许会在北美和西欧更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里卷土重来，用Ruth Harris的话说，有些学者永远对女人过去的生活(生命)感兴趣。(52)
也许我们最好应该去考虑“女人史的回归”在东西方伴随着更广阔领域的“社会(史)的回归”进入研究主流——就如Lynn Hunt、Willian Senell Jr在过去十年所呼吁的一样。(53)并非回归到1960—1970年宏观社会分析决定论者所提倡的那样，而是一种立足于社会但更侧重于文化的“更丰富而柔软的认知论领域”，经由文化转向而开启，并在近年的史学实践中产生回响。(54)
如果“她的历史”返回确实是更广阔领域“社会的回归”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21世纪早期将不能强硬而快速地将女人史和性别史区分开来，因为女人史的发展形式尚未定型，如俄国、中欧、东欧，或在西欧和北美年轻一代的学生和学者中，尽管这些地方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性别学术的影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女人史和性别史不是容易区分的，至少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明确区分。因为，正如之前讨论过，文化的和语言的转向在史学实践领域萌发的方法论成果比在性别史领域更卓著。(55)事实上，近30年内性别已经是学术争论前沿，因为性别作为一个批判思维的工具挑战了诸多学科原本奉为圭臬的分析范畴。(56)比起之前5—10年，如果这种先锋角色在当今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了，笔者认为是因为性别已经日益成为历史分析的核心。(57)性别研究涉及话语在塑造主体(主观)性方面的作用，对机构设置传统观点的深远批判，主张性差异是理解权力等级体系塑造的关键，先驱式的使用社会建构的观点——开始被学者们在更广阔的领域用来分析种族、民族主义、帝国、人种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性别从起初已表现出其有效批判决定论者宏大社会分析的元叙述的能力。
很明显，性别作为有力量的批判性分析工具，它显示出完善历史分析方法的能力，赋予性别在历史学术界超越女人史和性别史领域的持续影响力。性别对于历史认知论的重要性体现在历史学科中较边缘的两个领域：跨国史和帝国史。女权主义学者在这些领域已经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使用性别不仅是将女人回置到历史中，而且注重从更广领域方法上的改变。因此，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是一个关系的概念，男人、女人、男子气质和女子气质都是相互关联的，是历史的和话语的建构，已经深深影响到帝国学者思考种(民)族、性向(Sexuality)、国家、人种、宗教等范畴建构的思考方式。简单地说，性别史在尊重以往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主导观念的前提下，引导、丰富了历史学者们的理解方式：各种研究范畴在彼此的关系中被建构和重建。(58)
通过使用性别去批判地反思在帝国史和跨国史研究中的范畴和概念，女权主义学者们在更广泛的历史分析中已经能起到一个极其重要和先锋的角色，在更新、更广领域里重新思考国家——社会关系来重铸政治影响力。(59)我们可以预见未来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将通过性别史学者和一些可能不将性别作为核心分析范畴的史学者，沿着这些线路展开。与此同时，需要指出性别中心论在近期的史学学术中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较之以前，现在性别在史学研究中得以运用，但当与其他范畴和分析工具一起使用时，难免让人觉得性别的禀性正在消失。然而自相矛盾的是(60)，在更广泛的研究领域中运用性别分析时很少用到其批判性，这已经使一些学者担心性别因滥用而变得陈腐，使其失去了批判的优势。(61)当然，性别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表明其必然失去批判优势，远非如此。一个广为传播的历史分析工具总会变得陈腐，或在一些常规学者手中，他们仅将性别当作一个解释的策略，以期在同样陈旧的反对观点中再发现。但学者们这样做是明确拒绝将性别当作批判性解释的目的，更喜欢转向规范的结论，而不是用性别分析的力量将双方置于尴尬境遇。使用这样一种拒绝方式的学者们，几乎根本未提性别的批判性力量。
最后，“枯萎的女人史和性别史”问题永远不能被抽象地解答，事实上，这样一种问题将只能由史学实践者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推测来判断历史如何或怎样不能被书写。
注释：
①编者注：原文刊登在Stefan Berger，Heiko Feldner和Kevin Passmore主编的《历史写作：理论和实践》论文集(2003年版)中，本译文参照伦敦Bloomsbury Academic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第286-312页。本文英文摘要系作者专门为本刊撰写。
译者注：在翻译和论文写作过程中，译者不太赞成采用当前通用的“妇女”来对译“women”一词，毕竟这个术语或范畴不能很好地涵盖这个群体的特质，所以本文倾向使用“女人”一词，来凸显女人作为“人”的特性、素质和权力。但是中国语境对“女人”本身的理解已存在一种刻板效应(即通常意义上理解为成年女性)，且研究主流术语是“妇女”。如果试图刻意回避使用或替代之，将出现研究中的理解断裂，有些语境就是要突出“妇女”作为已婚女人在工作场所和家庭内的双重压迫，所以本译文兼用“女人”和“妇女”的两种表述。
②译者注：Laura Lee Downs教授，其代表作有《不平等的制造业：法国和英国制造业中的性别分工(1914—1939)》(纽约伊萨卡Cornell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荣获北美的“Pinckney Prize”法国史最佳著作奖；《应许之地上的童年时代：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和学校“教室外休闲”运动(1880—1960)》(达勒姆Duke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论性别史》(伦敦Hodder Arnold出版社2004年版，Bloomsbury出版社2010年再版)；《学校未成年人教育：“室外休闲”史(1880至今)》(巴黎Perrin出版社2009年版)；Laura Lee Downs和Stéphane Gerson合编《为什么是法国?美国学者持久迷恋法国魅力的反思》(纽约伊萨卡Cornell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该论文集探讨反思为什么很多美国学者选择到法国求学、任教，来实现他们的梦想和价值，在法国学界反响很大。
③译者注：又译《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④参见Virginia Woolf对Léanie villand《19世纪的英国女人及其在当代英国小说里的演变》(巴黎Henry Didier出版社1920年版)一书的评论，首次出版于1920年3月18日的《时代文学增刊》，被Rauchel Boulby主编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女人的文集》(伦敦Penguin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一书引用。
⑤译者注：巴黎地名，主要指1973年她们在巴黎七大-狄德罗大学开设“女人史是可能的吗?”一系列课程，被法国学界视为女人史开端的标志。
⑥参见米歇尔·佩罗(Michelle Perrot)：《女人史或沉寂的历史》，巴黎Flammarion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⑦作者此处的依据是1983年和1997年由法国图卢兹-Mirail大学举办的两届重要的妇女史会议，主题分别为“女人史是可能的吗?”和“历史中如果没有女人，是可能(可以)的吗?”
⑧关于更多对性和性别的区分，参见Annie Oakley：《性、性别和社会》，伦敦Temple Smith出版社1972年版；盖尔·卢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收录在Rayna Reiter主编的《女人人类学转向》，纽约Franklin Watts出版社1975年版，第157—210页；Michèle Barrett：《当今女人的压迫：马克思女权主义分析中的问题》，伦敦Verso出版社1980年版；和琼·斯科特：《性别：一个历史分析的有效范畴》，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86第91期，第1053—1075页，重印于琼·斯科特：《性别与政治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性和性别对应生理和文化的这一不可变的区分的批判，可参见Mary Midgley：《不要惧怕性的自然差异(本质差异)》一文，收录于Morwenna Giffiths和Margaret Whiford主编的《哲学中的女权主义视角》，伦敦Macmillan出版社1988年版，和Judith Bulter：《性别混乱：女权主义和身份颠覆》，纽约Routledge出版社1990年版。
⑨参见Judith Bennett：《女权主义和历史》，载于《性别和历史》1989年秋季刊第1：(3)期，第251—271页；Joan Hoff：《性别作为一个后现代范畴的瘫痪(Gender as A Postmodern Category of Paralysis)》，载于《妇女史评论》1994年第3：(2)期，第149—168页；Jane Rendall：《女人史，超越囚笼?》，载于《历史》1990第75期，第63—72页。
⑩译者注：犹如伴君一侧，而不是合为一体。
(11)底层(属下阶层)历史学派(The Subaltern School of History)，及其所关注的对民族和阶级的理解和表达，在理论上占据一个较前沿的地位。
(12)因此，“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Class is defined by men as they live their own history，译者注：参照钱乘旦等翻译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前言)，这是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在介绍他的开山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伦敦Gollancz出版社1963年版，第11页)中知名的、反复被引用的前言中的观点。新社会史在很大程度上被汤普森(Edward Thompson)，Eric Hobsbawm和年轻的Gareth Stedman Jones等人的著作所界定。笔者在这引用Stedman Jone的早期著作，尤其是他的《伦敦流浪者：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阶级关系(不同阶级间的关系)的研究》，牛津Clarendon出版社1971年版。在接下来的13年，Stedman Jones为了探索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将逐渐转向汤普森先开辟的结构和机构之间的关系，参见G.Stedran Jones：《阶级语言：英国工人阶级史研究(1832—1982)》，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3)参见女权主义史学者琼·斯科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中的女人》一文，收录于琼·斯科特主编的《性别和政治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8—90页。
(14)成人教育追溯到不列颠的大学扩展运动，19世纪末伴生于世纪转型之际工人教育协会的组建。参见Raphae
l Samuel：《人民史和社会主义理论》，伦敦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社1981年版。尤其是Ken worpole的文章《残忍的铺路：地方工人阶级史的政治寓意》、Jervy White的《超越自传》和Stephen Yeo的《出版社区的政策》。
(15)参见Catherine Hall：《白种人、男人和中产阶级：探究女权主义和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1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办新大学是为了确保大众的高等教育，然而如牛津、剑桥等精英大学在面对妇女史这样的课程设置方面裹足不前，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就像Johnny-come-lately一样(译者注：这是1943年一部电影的名字，用此是比喻迟到)。
(17)一项关于1991年不列颠53个历史学系的调查表明，尽管事实是将近一半的学生是女生，但仅有17％的教职由女人承担，12％的高级教员是女人，6.6％的读者和134名教授中仅3名是女人。参见《时代文学增刊》1991年6月7日，Hall：《白种人、男人和中产阶级：探究女权主义和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18)Jill Liddington和Jill Norris：《一只被捆绑在我们身后的手：女人选举权运动的兴起》，伦敦Virago出版社1978年版。
(19)参见Sylvia Pankhurst：《妇女参政权》，纽约Sturgis and Walton出版社1911年版；Rachel Strachey：《事业》(The Cause)，伦敦Virago出版社1978年版，第一版出版于1928年。
(20)译者注：就是指激进女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斗争性、反抗性减弱，转而用更温和的方式争取权利。
(21)参见Christine Delphy：《主要敌人》，载于《党派》1970年专刊“妇女解放”第54—55期。值得一提的是将女人史与资本主义和男(父)权制结合起来研究的诸多争论中，理论困境源于女人之间的一系列特殊差异形式——阶级——作为整体的女权主义创造的历史分析法。
(22)参见Sylvia Walby：《父权制运作》，明尼阿波里斯市Minnesota出版社1986年版。详细介绍了学术界关于男(父)权制和女人工作的理论研究；也可参见Heidi Hartmann：《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之间不愉快的联姻：走向一个更进步的联盟》，载于Lydia Sargent主编的《女人和革命》，波士顿South End出版社1981年版。一个关于Hartmann的重要批评，参见Veronica Beechey：《不平等的工作》，伦敦Verso出版社1987年版。
(23)参见Sonya Rose：《有限的生计：19世纪英国的性别和阶级》，伯克利加利佛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Miriam Glucksmann：《女人集会：女工和不列颠内战中的新工业》，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0年版；Laura Lee Downs：《不平等的制造业：法国和英国制造业中的性别分工(1914—1939)》，纽约伊萨卡Cornell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4)参见Catherine Hall：《白种人、男人和中产阶级：探究女权主义和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3页。
(25)译者注：德国在启蒙运动时期产生的一种小说形式：教育(养)小说。
(26)参见Carolyn，Steedman：《地狱来的Bimbos》，载于《社会史》1994年1月第19：(1)期，第57—66页，尤其是65页。同时参见Steedman：《妇女生活中的“公领域”和“私领域”》，载于《历史社会学刊》1990年第3：(3)期，第294—304页。关于领域区分概念的优雅批评，参见Amanda Vickkey：《领域划分的黄金时代》，一个关于英国女人史的范畴和年代学评论，载于《历史杂志》1993年第36：(2)期，第383—414页。对于一个智慧又有效的探索是关于个体特征和经验(经历)的广泛多样性威胁到支撑性别差异意识形态的“公领域”和“私领域”双向建构的稳定度。参见Mary Poovey：《不平等的发展：性别的意识形态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的作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7)有大量关于后结构主义女权理论的文学作品，一些开山之作如Linda Nicholson主编的《女权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0年版；Judith Butler和琼·斯科特主编的《女权主义理论的政治化》，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2年版；Seyla Benhabib和Drucilla Cornell主编的《作为批判的女权主义》，明尼阿波里斯市Minnesota出版社1987年版；Alison Assiter：《启蒙的女人：后现代时代的现代女权主义》，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5年版。
(28)对于这些观点更细节的讨论，参见Laura Lee Downs：《论性别史》，伦敦Hodder Arnold 出版社2004年版第7章，2010年再版。
(29)在1983年早期，Gareth Stedman Jones认为有一种赋予政治行为以意义的政治语言：我们不能解码政治语言去达到一种关于利益的重要表述，因为政治语言的话语结构把利益定义为第一位。参见Gareth Stedman Jones：《阶级语言：英国工人阶级史研究(1832—1982)》，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
(30)参见琼·斯科特：《性别与政治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Denise Riley：《我是那个名字?女权主义和女人史研究的范畴》，明尼阿波里斯市Minnesota出版社1988年版。正如笔者已在别处提到的一样，琼·斯科特和Riley探索的是“妇女/女人”范畴谜一样的内在不稳定性，然而Riley穿越时空，采用了福柯似的谱系分析法分析术语、概念和身份的世系及派生，参见福柯：《尼采，谱系学和历史》，载于D.F.Bouchard和S.Simon主编和翻译的《语言、反记忆、实践：访谈录选集》，纽约伊萨卡Cornell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Riley的历史-谱系学考察了关于“妇女/女人”的范畴：过去沉积的特质显露爆发出来，使我们可以看见过去时段性别塑造的变迁，经由特定的历史关联和与之相关的有效性而塑造出一个暂时的特殊范畴。参见Riley：《我是那个名字吗?》，明尼阿波里斯市Minnesota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页，释译Marx Grundrisse，参见Laura Lee Downs：《如果“女人”只是一个空洞的范畴，那为什么我害怕单独在夜间行走?当“政治身份(identity)”邂逅后现代的“主体”》，载于《在社会和历史之间比较研究》1993年4月，第414—437页，尤其是416页。Riley也是社会政治史方面的一个很好又敏锐的作者，研究20世纪40—50年代不列颠工作的母亲(身为母亲的女工)，著有《战争中的托儿所：关于儿童和母亲的理论》，伦敦Virago出版社1983年版。
(31)参见琼·斯科特：《性别与政治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32)同上，第48—49页。
(33)换句话说，依赖将“经验(经历)”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的推测意义体系本身必须被分析。参见琼·斯科特：《经验的证据》，载于《不平等的批判》1991年第17：(4)期，第773—797页。
(34)参见Richard Evans：《捍卫历史》，伦敦Granta出版社1997年版。一个关于反对后结构主义者“虚无主义”(Nihilists)的详细总结。
(35)参见Patrick Joyce：《历史和后现代主义》，载于《过去和现在》1991年11月第133期；Joyce：《社会史的终结?》，载于《社会历史》1995年第20期。
(36)参见Catherine Hall：《白种人、男人和中产阶级：探究女权主义和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37)参见Judith Butler：《性别混乱：女权主义和身份颠覆》，纽约Routledge出版社1990年版。论身份认同和差异，不只从社会-政治场所的群体中产生，而是话语建构和复杂的表述行为通过文化建构的过程中产生。也可参见琼·斯科特的《经验的证据》。
(38)参见Lyndal Roper：《俄狄浦斯和恶魔》，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39)同上，第227页。
(40)同上，第119—120页。
(41)同上，第26页。
(42)参见Lyndal Roper：《俄狄浦斯和恶魔》，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43)此处Laura Lee Downs认为Roper过分夸大了她的主张，暂不论如女权主义史学者Carolyn Bynum的开山之作《圣宴和圣斋戒：中世纪时期食物对女人的宗教意义》，伯克利加利佛尼亚大学1987年版。Roper采用的方式差不多探索了宗教表达，女人主体性(Female Subjectivity)和她们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女性在13—14世纪欧洲的建构。
(44)参见Lyndal Roper：《俄狄浦斯和恶魔》，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8页。
(45)译者注：意指经验和话语建构等研究方法进入均衡并存，而不是被覆盖的关系。
(46)参见Colin Jones和Dror Wahrman主编的《文化革命时代：不列颠和法国(1750—182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Michael Roper已追随这些性别史中关于主体性(Subjectivity)和情感的一些迷人论点：用一种不受限制的方法理解作为社会和文化建构产物的男子气质和女子气质，而不是个性方面的。参见Michael Roper：《溜出的观点：性别史中的主体性和情感》，载于《历史工作室》2005年春第59期，第57—72页。
(47)参见Barbara Taylor：《厌女症和女权主体：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例子》，载于Jones和Wahrman主编的书：《文化革命时代：不列颠和法国(1750—1820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71页。Lyndal Roper：《俄狄浦斯和恶魔》，伦敦Routledge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译者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18世纪英国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因1792年出版的《女权辩护》享有盛誉。)
(48)参见Lyndal Roper：《巫术和幻想》，载于《历史工作室》1998春第45期，第265—271页，尤其是270页。
(49)Roper认为精神分析法必须被用在其他形式的分析中，人类行为的全部领域不可能化简为基本的精神(心灵/心态)机制，她的文章多分析历史环境和偶然性因素在精神(心理/心态)冲突中的作用之间的多样因果关系。不能确保Roper对精神分析的解释是她的历史文章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史学者采用的精神分析方法中显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参见此卷第8章Garthine Walker的研究。
(50)译者注：即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或分析范畴，能居主导呈“一统”状态，如“性别(Gender)”之于性别史。
(51)参见Maria Bucur和Nancy Wingfield主编的《20世纪东欧的性别和战争》，布卢明顿Indiana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西欧和北美，特别需要女人史能继续发展，使其被感知，这种需要促成了一些专刊关注女人作为一种政治、才智斗士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学女人史和性别史项目中侧重女人史等课程在激增。
(52)参见Ruth Harris：《性别消失了?》，收录于Robert Gildea和Anne Simonin主编的《当代史编撰》，伦敦Hodder Arnold出版社2008年版，第75页。
(53)参见Bonnell和Hunt：《超越文化的转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William Senell Jr：《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和社会转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4)参见Sewell：《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和社会转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参见Silvia Evangelisti：《共享的房间：女修道室和现代早期意大利的社会关系》，载于《幸存者的艺术：欧洲的性别和历史(1450—2000)》的《过去和现在》Olwen Hufton系列文集中，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5)参见Laura Lee Downs：《论性别史》，伦敦Bloomsbury Academic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
(56)Bonnie Smith：《性别史：男人、女人和史学实践》，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7)这种现象在Isabel Hull关于18—19世纪德国的性向和国家形成的著作中揭示。参见《德国的性(Sexuality)、国家和公民社会(1700—1815)》，纽约Ithaca出版社1996年版。
(58)参见Mrinalini Sinha：《印度母亲的恐惧，一个帝国的全球再建》，达勒姆Duke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59)Laura Lee Downs已经注意到Isabel Hull的研究有这种观察，但她也可能引借Claudia Koonz的经典之作《祖国的母亲：女人、家庭和法西斯政策》，纽约St.Martin出版社1987年版。近期也有类似作品继续从性别角度反思政治：Tara Zahra的《被绑架的灵魂：民族的漠视和Bohemian土地上的为儿童而战》，纽约Ithaca出版社2008年版；Kevin Possmone的《政治宗教理论的性别谱系》，载于《性别和历史》，2008年第20：(3)期，第644—668页；Laura Lee Downs的《你们中的每一个必须成为领导(chef)：关于工人阶级童年时代的社会政策——法国1930年代的极端权力》，载于《现代历史杂志》2009年3月第81期，第1—44页。
(60)译者注：自相矛盾之处是指，较之以前性别不被接受，到现在性别开始被大量运用。但是在运用中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与其他范畴混用时，性别的特性被淡化，另一方面是扩充到更广领域使用时失去其原有的批判性。
(61)参见Joan Scott：《女权主义史》，载于《妇女史杂志》2004年第16：(2)期；Scott：《性别和政治史》第二版导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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