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城镇化论文,前景论文,速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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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城镇化的状况到目前为止，水平是高还是低，速度是快还是慢，是滞后还是超前，变动的趋势将如何，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直存在意见分歧、激烈争论。对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理论界大致上存在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城镇化率年增长1.4%，速度太快，城镇化率已达60%，太高；二是认为速度1%以内，基本适合，城镇化率45%左右，也不高；三是认为城镇化率仍然偏低，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超过1%并不过快，应加快城镇化进程。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趋势，也有三种不同的估计。我们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合理分析和比较准确地判断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才能更好地有效推进城镇化，特别是在国家已经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今后若干年的主要任务之一的情况下，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要正确认识和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对中国城镇化的实际情况作深入实证分析。城镇化现状不仅包括水平、速度，而且涉及城镇化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属于的类型、具有的特征、地区差异、健康状态、城镇的数量、规模结构、空间分布（城市集中与分散，是否形成城市群、带、网）等多方面的情况，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分析分歧较大、争论较多的中国城镇化水平、速度和发展趋势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城市化或城镇化(Urbanization)是指第二、三次产业在城市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使城市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城市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农村扩散、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农村普及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Urbanization”一词一般译为“城市化”，主要用于说明国外的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由于“Urban”包含有城市(city)和镇(town)①，世界上许多国家镇的人口规模比较小，有的甚至没有镇的建制，“Urbanization”往往仅指人口向“city”转移和集中的过程，故称“城市化”；中国设有镇的建制，人口规模不少与国外的小城市相当，人口不仅向“city”集聚，而且向“town”转移，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一个特点。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外国的城市化或者一般而言的城市化不同，必须注重发展小城镇，为了显示这种与外国的差别，有学者（辜胜阻，1999）把中国的“Urbanization”译为“城镇化”。中国的城市化称之为城镇化，而且被官方采纳，国家的相关文献中都采用“城镇化”一词；但也有部分学者坚持统一用“城市化”。为了反映这种复杂的情况，本文分别情况，既用了城市化，又用了城镇化，讲中国城市化时用“城镇化”，指国外、一般而言或原作者的说法，则用“城市化”。同时必须指出的是，从上述城市化内涵和中外情况的说明中可见，城市化与城镇化实际上没有本质区别，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本文在中外城市化水平和速度的比较中涉及到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和数据时，外国的一般包括小城市的人口，中国则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包括建制镇的人口，中国的建制镇基本上相当于外国的小城市，所以应该具有可比性。
二、中国城镇化的水平及其合理性
1996年以来，中国城镇化开始加速发展。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9.04%，1996年达到30.48%，比1995年提高了1.44个百分点，到2007年城镇化率达到44.94%，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了1.25个百分点。其中，“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期间，年均城镇化率分别为1.43和1.35，远远高于“六五”计划至“八五”计划期间的城镇化率（见表1）。
对于中国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及其合理性，理论界存在着很大分歧（白南生，2003）。占主流的观点认为电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他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比较，中国同国际经验的比较，以及政府人为限制城市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夏小林、王小鲁，2000；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朱铁臻，2000；孙永正，1999）。另一种意见觉得前者夸大了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程度，认为中国的城镇化大体合适，只是略微滞后。他们的理由是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近郊农民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外地农民没有算在城市人口中，所以中国真实的城镇化水平要比统计数据高（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不是城市化滞后，而是隐性超城市化。这种意见认为工业产值中的很大部分是乡镇企业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创造的，应当把这些农民及其供养的家庭人口也计算进城市人口才比较合理。据计算，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加上外出打工超过6个月的劳动力有2.15亿人，加上供养人口为3.76亿人，占全国人口的30.4%，他们是隐性城市人口，即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已达60%以上，同国际水平相比已经是超城市化了（邓宇鹏，1999；姜波，2004）。
第二种意见可能对统计数据有误解。如果是年度数据，虽然有可能漏记无户口但已常住城市的农村人口，从而有缩小城镇人口的倾向，但也应该看到，这一数据将城市郊区（不算县）的农村人口计入“城镇总人口”，从而也存在扩大城镇人口的倾向。这两部分人相抵后，差额就没有那么大了。如果是人口普查数据，则城镇人口中已包括居住城市半年以上的农村务工经商者。
第三种意见有更大的误解。首先，把工业产值的构成作为衡量城市人口的标准，是不准确的；而且，乡镇企业员工中的相当大部分仍然生活在农村，就是外出打工者也有部分是短期的，不应计算为城市人口。这种观点把乡镇企业员工及其居住在村庄的家属等同于城镇人口，将就业的非农化等同于人口的城镇化，扩大了城镇人口的范围，夸大了城镇化水平。
判断城市化率是高还是低、是超前还是滞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和速度的快慢，本文与普遍的做法一样，都是主要采用城市化率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个指标，用城市化率的高低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用城市化率在一定时期内变动的多少来衡量速度的快慢。但是仅仅通过城市化率还不能完全反映城市化的总体状况，因为城市化还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健康城市化与病态城市化之分，全面衡量城市化状况，还需要比较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还要看是否存在“城市病”和“农村病”及其严重的程度。判断城市化是超前还是滞后，则属于衡量城镇化水平或城市化率的高低是否合理的主要方面，这里的城市化“超前”与“滞后”是相对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而言的。按照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的不同，城市化可分为适度同步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适度同步城市化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滞后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②判断城市化是超前、滞后，还是适度，主要看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相互关系、判断城市化是否合理，既可以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是否存在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这里我们选取多种参照指标，从以下几个角度来探讨中国城镇化水平是否滞后。
1.与同一收入水平下的常态城市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霍利斯·钱纳里(H.Chenery)等(1988)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在常态发展状况的“发展模型”，其中包括平均的城市化水平。我们把中国的数据与这一“发展模型”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化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的偏差逐年扩大。以1999年为例，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00美元，根据钱纳里“发展模型”推算中国城镇化水平应为60.1%左右，而中国城镇化水平实际仅为34.78%，低于理论值25.32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具体情况见表2。
2.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
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促进器，二者存在相互制约、互相促进的关系，理想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是工业化与城市化适度同步推进，二者协调发展。钱纳里等(1988)认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工业化的发展快于城市化，但当二者达到13%的水平之后，城市化的进程将快于工业化，并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但是，我们把相同人均GNP下钱纳里“发展模型”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和中国的数据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却发现，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值均为正数。具体情况见表3。
我们把表3中中国和钱纳里“发展模型”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绘制成图形（图1），从中可以直观地看到中国与世界一般水平的差距。在国际一般模式中，钱纳里偏差一直在0轴之上，即城市化水平要高于工业化水平。具体表现是，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城市化随工业化加速推进，且城市化的水平会超过工业化的水平。与之比较，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中国偏差一直在0轴之下，即城镇化水平要低于工业化水平，偏差值最高达到-26.38个百分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人均CNP200美元，即1978年左右才有所改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推进的速度明显加快，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呈下降趋势。1999年偏差为-11.8个百分点，比1978年减少了14.58个百分点。但直到2002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偏差还为-5.71个百分点，仍然为负值，城镇化滞后的状况虽然得到了改善，但依然没有根本改变。
图1 中国与钱纳里“发展模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
从新中国历年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及二者的偏差系数，我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国城镇化的滞后状况和变动趋势。具体情况见表4和图2。
从表4和图2可以看出从1950年至今，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反过来讲，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反映在偏差系数上，在所有年份均为负数。但同时还应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镇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偏差逐年缩小，到2006年二者只有5个百分点，偏差系数只有-0.10，城镇化滞后问题已经得到很大改观。
图2 中国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关系(1952-200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2007年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工业化率还可以用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来计算，以此工业化率计算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的偏差系数（或偏差系数Ⅱ），不是负数，而是正值（简新华，2007）。能否以此判定中国城镇化不滞后呢？我们认为，不能。相反，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城镇化的滞后。因为，其一，从国内看，中国长期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吸纳的劳动力较少，再加上户籍制度等制度安排人为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以尽管工业产值大幅度增加，工业劳动力却增加不多。这种畸形的工业化没有相应地带来农民的非农化和城市化，反而使得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其二，以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计算的工业化率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的偏差系数虽然也是正值，但与钱纳里“发展模型”中的相应偏差系数相比，中国的偏差系数也低得多（见表5）；这也说明与常态城镇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3.与非农化水平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
城市化过程也是非农化过程，城市不仅是第二产业的聚集地，也是第三产业的聚集地；城市化不仅是农民转向工业就业，也是农民转向服务业就业。因此，能够综合反映二、三产业就业状况的非农化指标，也是衡量城市化水平是否滞后的重要参照系。非农化指标可以用非农产业的产值比率或非农部门就业比率来表示。为了减少篇幅，这里只采用非农就业比率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对比。非农就业比率是指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之和占全社会从业人口的比率，反映的是人口就业的结构及其转换的程度。
非农化既可以在城市进行，也可以在农村进行。如果农村非农化形成高潮，就会出现非农就业人口比率大大超过城市人口比率的状况，这种状况也表现为城市化滞后。一般情况下，国际上经常根据非农就业比率(N)与城市化水平(U)的比值N/U的大小来判断城市化是否滞后。在钱纳里“发展模型”中，城市化率虽然低于非农就业比率，但二者的偏差值基本在10个百分点左右，二者的比值基本上在1.2以内。反观中国，除了1970年的偏差值较小之外，其余均在10%以上，N/U值基本上在1.4以上，其中1993年的偏差值高达15.6%，1978年的N/U值高达1.65（见表6）。这些数据表明，与钱纳里“发展模型”相比，中国城镇化水平相对于非农化水平而言也是滞后的。
表7比较详细地反映了新中国历年的城镇化水平与非农化水平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一直滞后于非农就业比率（非农化水平）。从总体态势上看，非农化的速度要快于城镇化的速度，二者的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95年。1996年城镇化进程加快之后，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但直到2005年，二者的比率仍然高达1.26，说明目前中国城镇化依然滞后。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吉利斯等(1990)曾经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今天城市化的趋势在各国比较中已十分明显了。随着人均收入从大约200美元增加到1000美元，工业增值平均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左右增加到30%左右，对于一个典型国家来说，其城市人口从仅有总人口的20%会增长到30%-50%以上”。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
三、中国城镇化的速度
判断城市化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既可以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城市化水平的变动、城市发展的状况、城乡关系、“城市病”和“农村病”发生的情况，又可以进行国际比较，考察同类国家或不同国家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情况。
中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是快了还是慢了，是应该适当控制城镇化的速度，还是应该加快城镇化的速度，理论界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崔传义等，2007），主要存在太快和缓慢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认为中国城市化速度过快，应当适当控制。如周一星(2005)认为，城市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比较正常，超过0.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个别年份达到1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连续数年的1.44个百分点是虚假的。他还指出0.6-0.8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的平均速度。陆大道等(2007)认为，目前中国城镇化进程正处于一个“大跃进”和空间扩展失控状态：城镇化速度虚高，特别是“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水平及就业岗位增加不能适应如此冒进式的城镇化；对资源、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乃至破坏；从国内外经验对比来看，从20%到40%的城镇化率，英国经历的时间为120年，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前苏联30年，日本30年，我国是22年。周迪(2007)指出中国的城市化过快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城乡差距拉大和郊区发展的严重滞后是最为突出的一个。城乡差距拉大，甚至城市郊区也处于贫困状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过快而质量较低所导致的一个独特现象。他认为尽快采取措施抑制盲目追求城市化速度的冲动，防止累积更多隐患，或已成为当务之急。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缓慢且滞后，应当加快城市化进程。如蔡昉(2000)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是扩大需求的长期战略，而利用政策手段对户籍制度作出一定的调整，使目前的部分流动人口市民化，也能够取得刺激需求的近期效果。他认为，加快城市化、市民化可以解决现有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匹配的矛盾；城市化还可以使居民的消费模式发生转变，从而增加个体消费水平。杜鹰(2001)认为，新世纪初的我国正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实施城镇化战略是稳定农业基础和增加农民收入的迫切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是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内在要求。蔡继明等(2007)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长期以来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二者间存在结构性偏差；缩小城乡差别的途径，不是建设新农村，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也就是把农业人口越来越多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把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转变成城市人口。洪银兴(2008)认为，当前的金融危机使得钢材和建筑装潢材料价格走低，“意外”地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因此是一个加快推进城市化的绝佳时期，此时如果能够启动农民的需求市场，城市化将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王建(2009)认为，调整城乡人口比例结构，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释放出巨大的内需，从而使中国的经济结构更加协调，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加符合市场化条件的经济规律。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中国的一个长期巨大需求，是对冲外部需求严重萎缩的唯一出路，而且也是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内生性要求，即便没有这场世界性危机，中国也会由于长期积累的结构矛盾，必然会出现一个城市化补课的高潮。
有比较才有鉴别。把中国现在的城镇化速度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中的速度加以比较，有助于我们更正确地判断中国现在城镇化速度的合理性。发达国家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虽然总体上持续的时间可能较长，但都有过城市化较快推进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往往也是工业化较快推进的时期。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最为突出。从1851-1861年，英国的城市化率由54%提高到62.3%，每年平均上升0.83%③。从1900-1910年，美国的城市化率由39.6%提高到45.7%，每年平均上升0.61%。④从1871-1910年，德国城市化率从36.1%增长到60%。其中，1890-1900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10年增加11.9%，每年平均上升近1.2个百分点。⑤不仅德国有过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阶段，日本也有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甚至快得多。日本城市化率曾经由1950年的37.5%猛增到1955年的56.33%，城市化率5年上升18.83%，平均每年提高3.766个百分点！而且，从较长时期来看，日本城市化进程也特别快，日本城市化水平从1950年的37.5%上升到1980年的76.19%，30年提高38.69%，平均每年增长近1.3个百分点，⑥比中国改革开放30年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8年的45.7%，总的还快10.91个百分点，年均增长也高0.36个百分点。德国和日本城市化高速推进时期正是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时期，高速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快速工业化。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初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多百分点，有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太快了，是城市化“大跃进”，应该减速。其实，对比德国和日本城市化曾经出现过的高速度，中国这个速度并不是独有的，也不是最高的，更不能认定为不合理，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是否合理，主要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城市化的健康状况。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大量的失业和大面积的贫民窟。所以，我们认为，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是基本合适的，而且中国至少在未来的10多年的时间内，仍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速度快、水平低是否“矛盾”？其实不然。城镇化速度与水平是两回事，水平低，速度不一定也慢，而是可快可慢，就像现在美国经济水平比中国高，速度却比中国慢一样。中国城镇化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速度快、水平低。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以前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和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使得改革开放开始时的城镇化水平很低，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率是47.4%，而城镇化率只有18.96%（参见表4）；另一方面是因为通过发展战略转变和体制改革而形成的现代化战略和市场经济体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
四、中国城镇化速度和水平的发展趋势
对于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水平，有多种不同的评估或预测。从预测结果看，大体上可以归结为三类（参见孔凡文，2004）：
1.低速城镇化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00)认为，2001-2005年的城市化速度可能在平均每年0.47-0.74个百分点之间，若采取一些鼓励城市化发展的政策，速度可能会超过0.74个百分点，但不会超过每年1个百分点，预计2010年城市化率达45%。也有人认为国情不同，中国城市化不宜追求发达国家的高指标、高比例，将中国城市化界定在2050年60%左右比较合适（陈书荣，2000）。城镇化发展的事实表明，这种估计太低，2001-2005年中国城镇化的实际速度是城镇化率每年平均提高了1.35个百分点，大大高于最大预估的0.74个百分点，200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就达到了45.7%。
2.中速城镇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十五”计划研究课题组(2000)认为，中国的城市化率2010年将达到45%左右，在未来的30-40年内可能达到70%左右。胡鞍钢(2003)按两种不同城镇化率估计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5%-47%，2020年为53%-57%，2030年为60%-65%。刘勇(2004)认为，2010年我国城镇化率可达到4.5%，2016-2020年之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还将有所加快，如果2010年45%的城市化发展目标能够顺利实现，则2020年城市化发展水平将达58%-62%左右，也就是说，2010-2020年之间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增长速度将达1.3-1.5个百分点左右。
3.高速城镇化
李善同(2001)提出，在未来的20年内，将城市化水平提高到60%-66%左右，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王大用(2005)认为，从1978年至1995年这17年，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0.65个百分点，1995年至2003年这8年平均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这个时期的城市化还是在严格的迁徙限制的状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过去25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在户籍制度的阻遏下实现的。2003年改革户籍制度，今后没有了制度因素的限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势必要加速，即比现在每年提高1.44个百分点更快。假设201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2011年至2020年平均每年提高1.6个百分点，那么2020年的城市化率将达到67%，很可能更高。若依据最乐观的预测，2020年时我国人口只有13.26亿，按67%-70%的城镇人口比例，城镇人口为8.9-9.3亿，17年内将增加3.6-4.0亿城镇人口。
那么，中国未来城镇化究竟将会如何发展呢？这里我们既根据中国目前所处发展阶段的特点、制定的城镇化目标和道路作理论推断，同时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分析和预测。
2000-2020年，中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也是工业化中期，发展目标主要是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较快推进是突出特点；2020-2050年，是中国进入实现现代化时期，也是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阶段，发展目标是实现现代化，主要包括实现发达工业化、高度城镇化和信息化，工业化任务完成、城镇化进程放缓、服务化和信息化成主导是突出特点。从城镇化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已经将城镇人口比重较大幅度的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趋势的逐步扭转，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制定了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战略方针，提出了“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城镇化健康发展的要求，并在分类引导人口城镇化，形成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健全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等方面作了具体部署。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则着重强调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因此，在“十一五”计划时期和今后较长时期内，实现城镇化仍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发展时期。根据发展阶段的特点、已经确定的城镇化目标和道路，我们认为至少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在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
当然，城市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并非始终呈直线上升。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M·Northam，1975)研究了世界各国城市化过程所经历的轨迹，将其概括为生长理论曲线，即著名的逻辑斯谛曲线（见图3）。根据该曲线的描述，城市化过程需要经过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1)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这一阶段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工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业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因此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城市人口比重才能提高到30%。(2)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这一阶段由于工业基础已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具备了吸收大批农业人口的能力，城市人口比重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突破50%而上升到70%。(3)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这一阶段农村人口的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已经不大，为了保持社会必须的农业规模，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止，最后相对稳定在10%以下，城市人口比重则相对稳定在90%以上的饱和状态。后期的城市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是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
图3 城市化进程的S型发展规律
由此可见，城镇化发展是一个缓慢、加速、再减慢的过程，其全过程呈一条被稍微拉平的S型曲线。尽管诺瑟姆曲线揭示了城市化的缓慢、加速、再减慢的非线性发展的全过程，但城市化的三个大的阶段中的每一个阶段，从图形和相关数据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不断提升的线性变化过程。对照新中国城镇化率的变化数据，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加速，可以判定中国城镇化的全过程应该也是一个非线性发展的过程，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的加速阶段，整个加速阶段应该是不断提升的线性变化过程。因此，我们可以用下式来表示城市化水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时间序列预测法来预测中国到2020年仍是加速阶段的城镇化水平。
根据式(5)，我们可以预测2009-2020年的中国城镇化水平，见表8。
由表8可见，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48.28%，2015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3.77%，202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9.17%，城镇化任务基本完成。此后中国城镇化可能进入缓慢发展时期。
五、结论
本文根据对中国城镇化实际情况的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研究，对中国城镇化现在的水平和速度得出的结论是，从总体上讲，中国城镇化水平是滞后的。这种滞后不仅仅表现为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或非农化进程，也表现为滞后于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是基本合适的，不慢也不太快。通过定性分析方法和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法，估计中国城镇化还将保持较快发展的趋势，城镇化率仍将以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推进，在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当然，也要注意防止城镇化进展过快，特别是要避免发生严重的“城市病”和“农村病”，力争实现健康的城镇化。
注释：
①《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3页。
②参见简新华：《中国经济发展探索》，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页。
③资料来源：纪晓岚：《英国城市化历史过程分析与启示》，《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④资料来源：《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统计集》(1848-1960)，世界知识出版社1962年版。
⑤资料来源：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03页；United Nation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05 Revision; 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7.
⑥资料来源：《日本历史统计》(1886-2002)，http:www.stat.go.jp/engilish/data/chouki/index.htm；《日本统计年鉴》，日本统计协会每日新闻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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