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地方机构改革背景下的政商智库建设：上海经验＊
吕雪峰
上海市总商会 上海 200031
摘 要 ：［目的／意义] 政商智库建设，是新时代地方机构改革的一项创新举措，其起源于群团改革之初，成熟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之际。从当前改革全局来看，各地群团组织正承担改革先行者的重要角色，致使进一步推进政商智库发展，也成为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引领、协作和传接等重要职能。由此可以说，如能将政商智库建设的前期历程、扩建过程及推进进程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于改革各方和社会各界而言，就更能精准把握新时代全面深化地方机构改革的现实本质和实践规律。[方法/过程]本文以政商智库发源地——上海在新时代推进机构改革为背景，以上海市工商联推进政商智库建设为论述主线，对这一过程展开纵向考察。期间，运用参与实践、“一对一”访谈和蹲点调查等多种方式方法，收集了较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结果/结论] 从研究结果来看，上海市工商联在推进政商智库建设中，主要是以社会组织为起点、在实践中拓宽内涵、在试点中扩展外延，当前正致力建设的“市—区—街镇”一体化政商智库平台，则是针对改革中最关键的基层党建、人才培养、选人用人等环节，推出的最有力举措。
关键词： 新时代 地方机构改革 群团改革 政商智库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
政商智库建设是新时代地方机构改革的一项创新举措。其发端于群团改革之初，成熟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之际。目前，从新时代地方改革全局来看，各地群团机构已承担起新时代改革先行者的重要角色。因而在我国很多地方，现已形成以群团改革先行先试、形成经验后再进一步向其他党政机构推广的改革扩展路径[1]。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让政商智库建设成为实施全面深化地方党政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发挥引领、协作和传接等重要功能。有鉴于此，笔者以政商智库发源地——上海的经验为主线，对政商智库前期历程、扩建过程及推进进程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以求改革各方能深入把握其在新时代的重要意义。
1 前期历程
所谓政商智库，因源于群团改革，起初主要服务于社会市场领域。其前期建设历程，起点可回溯至2015 年7 月中央首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之际[2]。
1.1 雏形
当时，上海作为率先实施群团改革的试点城市之一，相关群团部门根据小机关、强基层、全覆盖和工作重心有序下移等改革总要求，在市级层面，除在部室裁撤合并后，将一些编制和人员下调各区、街镇和园区等基层单位，还有就是通过项目合作，将一些职能转移至相关社会组织。
根据当时改革要求，能参与项目合作的社会组织，皆由相关群团部门亲自成立或与之有一定渊源。除工作场地、办公设施等皆由相关群团部门提供外，管理者也多由该部门已退休公务员或在职公务员担任。如上海青年家园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上海市民营经济研究会等，前者是由共青团上海市委一手创办的青年社会组织，中心主任起初也由团市委青工部部长——一位处级公务员担任。自创办以来，青年家园就一直通过积极探索创新枢纽型平台服务模式，获得各方青睐。2011 年，在国家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举办的论坛上，“青年家园”模式还和北京枢纽模式、浙江宁波北仑模式并列，成为当时全国最典型的3 大社会化枢纽服务模式之一[3]。后者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指导下成立，创始人是已退休的上海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和普陀区政协副主席兼区委统战部部长，二人也是首任会长和副会长兼秘书长，并且还有一位科级公务员兼任副秘书长[4]。
之所以如此，于相关群团部门而言，主要是为在改革实施中能规避风险、降低成本。同时，还能及时跟进进程，便于查缺补漏。客观说，当时这些社会组织虽未有政商智库之名，却体现了日后政商智库一些功能要素，因此可算作政商智库雏形。当时，这些社会组织在致力推动民营科创企业、社会闲散资本服务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方面可谓建树颇多，如在一些国有金融机构支持下，与相关民营风投企业合作，搭建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并积极对接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上海技术交易所、上海海洋大学等单位，通过项目对接会、成果推介会和政策宣讲会及为高端专家采用定制化服务等方式，促进一些属于研发期项目的产业化进程，万米级载人深渊器“彩虹鱼”集成项目就是当时较为典型的案例之一。
1.2 定名
正式确定“政商智库”这一名称，则始于2016 年。这一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首提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5]，也正是在这一年，上海市工商联根据指示，正式成为全市第二批实施群团改革的领头羊部门[6]。
在上海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下，上海市工商联在充分借鉴第一批群团部门改革实施经验基础上，同时又结合先前已推出的一些实施举措后认为，比起编制下拨和人员下调，与社会组织开展项目合作，其改革实施空间无疑更大，也更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由于中央已开始大力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因此自上海市工商联开始，率先将与其在战略规划、决策咨询、专业评估、合作交流、宣传培训及科技金融等领域开展项目合作的社会组织统称为政商智库，其在法定实体上既与当时中央已在重点推进建设的社会智库完全重合，即都为社会组织，无疑为其推进建设奠定政策基础，取“政商”二字又回应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充分表达出响应指示、顺势而为的改革实施态度。
实验场景设定为100*100m2区域随机部署N个用户，用户通信半径dn在范围[5,20]随机分布，路径损失系数γ=4，收益衰减系数β=4，信道带宽wc=1MHz.最小传输功率pmin=-30dBm，最大传输功率pmax=0dBm，噪声功率为pN=-80dBm，信噪比干扰阈值为α=10dB，默认速率阈值为Vth=1.5Mbps/s，策略概率更新步长b=0.15.
此后，由笔者所在课题组① 课题组为中国特色商会研究中心重大专项课题“中国商会制度完善与制度理论研究”课题组。笔者为课题组副组长、上海群团改革核心实施方案编制人。 负责制定的群团机构政社分工合作改革实施方案被上海市委领导采纳，并在十九大期间亲呈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审阅。在随后实施环节中，又以上海市工商联成效最为显著，其政商智库建设也最为典型[7-10]。
1.3 类型
上海市工商联是解放后最早成立的工商联组织之一，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任工商联党组书记这一模式，也最早源于此。同时，上海市工商联（总商会）现任主席（会长）由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担任，使之又具有较高政治地位和领域权威性。
粗放到集约的转变。传统出版业的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相对而言，较为粗放，以静态的“种、册、件”作为主要盈利点，以单本图书作为盈利最小单元，通过扩大销量的方式来实现营业收入和利润增长。转型升级视角下的新兴出版，则是要将最小盈利单元进一步细化，以“篇、章、节”甚至是“条目”作为最小销售单位，开展数字化、碎片化、数据化的知识服务。二者之间的关系，好比生猪养殖业和猪肉批发零售业之间的关系：前者是粗放式的、整体打包的销售模式，后者是碎片化、拆分零售的方式，后者的利润空间和精细化程度远远超过前者。
本文剩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模型设计、解释变量的定义和测算方法，样本数据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最后为研究结论与相关建议。
上海市工商联政社分工合作改革实践，主要是在内部，划分出党政子机构和社会子机构两部分，并在推进二者系统化改造、分工式革新基础上，探索彼此合作互补的对接端口和对接路径。众所周知，工商联兼有总商会这一身份，而总商会正是属于接受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11]。由此，其既应成为工商联社会子机构系统化改造的起点，也应是与工商联渊源最深的政商智库。但当时情况却是，因工商联与总商会长期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运作方式，总商会实际上有名无实，由此也决定了当时上海市工商联社会子机构的系统化改造，需预先经历由虚向实的建设过程，之后才能深入推进。
上海市工商联经研究后认为，总商会实体化过程，实质就是工商联政治功能的社会化进程，因而与工商联项目合作的力度势必会更大，但根据工作重心有序下移的改革总要求，又不宜推进过快。由此，上海市工商联经审慎权衡，最终确定总商会办公室由下属事业单位承接。该事业单位属财政全额拨款型，“一把手”由上海市工商联一位处级公务员兼任。从政商智库角度讲，这也起到了避免风险和及时跟进等重要作用。
（五）病虫害防治。芦笋的主要病虫害有茎枯病、褐斑病、根腐病、蓟马、飞虱等。物理防治采用蓝光灯或蓝板诱杀飞虱；农业防治要施足优质有机肥，合理密植，清洁田园。
当然，由于该事业单位并非接受民政部门登记管理的社会组织，但其又正作为社会组织即总商会的办公室，单位“一把手”也兼任总商会常务副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等职务。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该事业单位已成为总商会的实体，这种现象当时确实不多见，难免让人看来政商智库与社会智库在法定实体上有脱节之嫌。有鉴于此，为避免纠结、凝聚共识，上海市工商联在向市委市政府汇报时提出，所谓接受民政部门登记管理，只是一种行政管理方式，对政商智库的确认，不应以这种行政管理方式作为依据，尤其在当前深化改革、简政放权的时代大背景下，相应依据应切实根据改革要求指向的目标，有一定创新。
毋庸讳言，这一提议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认可。由此，仍从上海市工商联开始，相关群团部门皆将政商智库类型从单一社会组织扩大到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这也为其根据强基层、全覆盖等改革总要求，开展扩建奠定了扎实基础。
2 扩建过程
因此前已有实施方案制定经验，政商智库首轮扩建实施方案亦由笔者课题组完成。始于2017年12 月，历经1 年时间、经过3 次修订，终于在2019 年1 月经审核通过、并于2019 年5 月正式启动实施。在这1 年多时间里，由于借了“大调研”东风，调研开展较为顺利。除得到上海市工商联和中国特色商会研究中心大力推荐，笔者还借助上海青创社会服务中心、上海益联社会治理促进中心等基层枢纽型社会组织，分布在相关区内各国有企事业单位、街镇党政机构和居民区党总支中的合作关系网络，积极开展“一对一”访谈。值得一提的是，一家区属国企还给了笔者党群工作部项目主管身份，在该企业进行为期3 个月的挂职实践。这一难得的3 个月蹲点调查经历，除获得诸多一手资料，也让笔者对新时代党政机构改革如何能更好地与社会治理创新相融合，产生了更多感悟。
2.1 方案
实施方案第一批截选自上海市华山路徐家汇区域。在上海，华山路地跨静安、徐汇和长宁三区，北起愚园路（静安寺），南至衡山路（徐家汇），全长4,320m。其因沿途环境幽静、历史文化建筑繁多，在民间又有“一线串十珠”的美誉。而之所以截选这一区域，原因如下。
2.1.1 资源 上海市总商会办公室即坐落于华山路899 号，地处徐区、长宁两区交界，毗邻上海交通大学，又延伸至徐家汇商圈，汇金百货、美罗城等国有商务楼宇汇集于此。沿途既有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上海市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上海感知城市数据科学研究院等社会智库，又有上海市信息中心、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及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等党政智库，就近还有新华社上海分社、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等媒体智库，资源丰富，可见一斑。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政商智库的类型要求。
2.1.2 要素 当前上海广泛提倡的片区建设，主要是以区域化党建为引领，积极推进集行政区、生产区、商业区和居住区于一体的“四区融合”型社区共治体系建设。其中，各区域子系统之间通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式、交叉型布局，彼此有机结合，接连成片，进而形成一个政治主体规范运作、经济团体有序竞合有序、社会肌体健康发展、文化群体兼容并包和生活个体互动往来的社会化社区共治系统。华山路区域恰好满足片区建设的基本条件要素。同时就智库本义而言，实质就是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于一体的全生态型智慧体系建设，因此与此区域可谓是契合有度，相得益彰。再加上上海交大产业园区、孵化基地中聚集大量民营初创企业和创新创业人士，对工商联服务“两个健康”来说，可谓资料丰富、种类多样，无论调查研究还是试点实践都不乏相应样本供给。
2.1.3 基础 正是因为该区域地处徐区、长宁两区交界，扩建也得到了两区大力支持。支持举措包括：一是协助对接区内各类社会智库；二是号召区属党政智库积极申报政商智库资格；三是将各街镇社区党建服务中心与政商智库总体架构对接，夯实政商智库的基层体制和微观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两区支持力度较大，形成的宣传效应涉及范围也较广，虽然起先首选华山路徐家汇区域，但最终结果并未局限于此。原因如下。
一方面，经上海市工商联和两区领导班子评估，两区内的淮海中路相关区域、虹漕南路相关区域在区域资源、生态要素、基础支持等方面与华山路徐家汇区域相似，因此有关各方也主动请缨，共助政商智库建设，从而让上海市工商联在华山路智库一条街建设之外，还推动了淮海中路智库一条街、虹漕南路智库一条街建设；另一方面，根据上海市委领导要求，在政商智库建设中，应注重街与镇、城和乡在实践探索中的协调性和互补性，由此，虽然张江高科技园区、漕河泾开发区、市北高新技术园区、创智天地园区、紫竹高科技园区、天地软件园区及黄浦区北京西95 号路段所在区域等并未真正达到相关生态要素条件要求，但仍适当选派了相关智库与上海市工商联进行合作对接。
2.2 实施
而上海市级群团组织的顶层建设，则是致力在“大群团”建设中有所作为，主要聚焦于社会组织脱钩改革实施进程。上海市工商联看准这一趋势后认为，根据改革要求，群团组织要建立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对此，如果“地方机构”仅覆盖所属行业商会这样的社会组织，显然过于单薄。因此，应借落实脱钩改革之势，行与非所属社会组织挂钩之实。这样，既能让群团组织探索出有别于其他党政部门的发展路径，还能进一步增强社会组织合力建设，可谓一举两得[13]。
2.2.1 端口 前文已述，上海市工商联在实施政社分工合作改革中，其创新点在于总商会由虚向实，从而实现政社二元型实体架构。但为确保二者在系统化改造、分工式革新完成后，能进而推进互补型合作，在体制顶层，即总商会常务理事会、理事会、秘书处和办公室领导层面，仍与工商联重合，包括总商会会长、专职副会长、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常务副秘书长）等职务仍由上海市工商联主席、专职副主席及相应正处级公务员担任，且常务理事会以上海市工商联常委会为雏形、理事会以上海市工商联执委会为雏形等。
于冰浴中切取大鼠脑组织梗死区域适量，去除脑膜和血液，加入4℃PBS适量，匀浆约1 min，制成10%脑组织匀浆。匀浆于4℃下、以3 000 r/min离心20 min，取上清液，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ELISA）以全波长酶标仪测定脑组织中VEGF、VEGFR2、NO水平，严格按照检测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E两优78在长江中下游作一季中稻种植，全生育期139.0 d，比对照丰两优四号晚熟2.1 d。株高125.8 cm， 穗长 25.5 cm， 每公顷有效穗数 231.0 万穗，每穗总粒数183.3粒，结实率81.8%，千粒重30.2 g。株型适中，茎秆较粗，分蘖力较强，生长势强，后期转色较好，秆青子黄不早衰。
反倒是监事会和秘书处，尤其秘书处，其在上海市工商联取消秘书长职务后，在总商会中设立。作为总商会的实体性机构之一，也经历由虚向实的建设过程，因而并未有换届周期等预设性制度牵绊，且在实施方案未敲定时，领导格局也较为简单，仅有由上海市工商联专职副主席（总商会专职副会长）兼任的秘书长1 人，由总商会办公室主任兼任的常务副秘书长1 人，兼职副秘书长虽在总商会实体化建设中也有过临时性加授，但均属荣誉性质，旨在统一改革思想、凝聚创新合力，并未进入正式遴选阶段。由此，也让其成为对接确认政商智库的最佳结构性端口。
当前，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对上海的使命交付，上海市工商联已陆续推出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运营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及专业分会、打造外交官与民营企业家对话交流活动及协调创办上海科创银行、“2050 中小微民营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万名高端技术专家信息资源储备库”等具体举措，这也为其能在先行先试改革中树立典型意义、助推实施进程奠定了扎实基础。
2.2.2 成果 从政商智库具体对接确认方式来看，主要是由上海市工商联牵头组建政商智库专家评审委员会（下称“评委会”）。这里需补充说明的一点是，由于上海市工商联已经批准，现正推进建立总商会民主政治建设委员会② 总商会民主政治建设委员会，其主要功能和建设过程可参考笔者发表于《重庆社会科学》2017 年第8 期的《工商联政社分工合作改革路径和新型政商智库建设的上海经验》一文，对此已有详尽介绍，本文不再赘述。 （下称“民治委”），因而在党组层面已将包括上海市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在内的民主党派领导干部、无党派领导干部纳入其中。由此，评委会负责人也由上海市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和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副会长）共同担任。同时，由上海市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担任负责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即全国工商联当时已成立智库委员会，他也是委员之一，还在上海市工商联推进该项工作，即在总商会办公室加挂“长三角商会组织联席会议咨询委员会”牌匾。由此，能兼任总商会副秘书长的政商智库负责人，也同时能担任该咨询委员会委员。
2000年之前，日本的大学设立衍生风险企业数量很少，直到2001年经济产业省提出“大学衍生风险企业1 000家计划”，提出2002—2004年间设立1 000家衍生风险企业的目标后，才有了快速的增长并在2004年时达到顶峰，之后减少，直到2014年，随着产业竞争力强化法的实施，国立大学出资风险投资成为可能，大学衍生风险企业数量重新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根据经济产业省2017年的相关数据[10]，截至2017年11月，日本共有2 093家大学衍生风险企业，见图3。
从顶层建设来看，可分为上海市工商联顶层建设和市级群团组织顶层建设两部分。上海市工商联顶层建设进程，根据前文论述，前期是在形成工商联与总商会政社二元架构中，仍采用顶层体制一体化模式，确保二者互补型合作的有序开展，当前重心则是进一步加大“民治委”建设力度，此为其创新政治引领的一项重要举措。主要是经授权，上海市工商联现已取得各区民间社会群体、街镇园区商会和所属行业商协会的政治建设领导权，如可对其设立中共党组、党总支、党支部和学习小组等，因工商联与其他民主党派渊源也颇为深厚，由此还包括设立相关党派的基层组织等。
2.3 方向
首批“地方机构”现已覆盖市级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项目合作中，因当前全市正着力推进“大群团”建设，即探索相关群团部门联合联动模式，项目购买方除上海市工商联（总商会）外，经上海市工商联推荐，其他市级群团部门及上海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也有相应项目合作推进。
1.5.3 分类 现有的分类方法有Mahalanobis距离法[20]、最小距离法、最大似然法等[8]，而最大似然法是比较常用并且比较成熟的一种分类方法，使用最大似然法在ERDAS中进行监督分类，技术路线见图1。
目前，上海市工商联正通过总商会与已在项目合作中的政商智库共同推进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所谓结构化平台，是指以总商会为核心，通过进一步落实相应顶层建设、制度设计和机制安排，实现“地方机构”“基层站点”“一线团体”的有机联系、优势互补和联合联动，以求在开展服务时，能达到总体效用的最大化。
经实践证明，这些“一线团体”在实体活动密集后，会出现与社会组织相似的特征，并有与相关党政部门开展项目合作的强烈愿望。同时因其门槛较低、包容性强，在管理上也多为扁平化设置，这也让一些基层创新创业群众，尤其异地人士在创业初期，更倾向于加入这一类团体。现已经确认的8 家“一线团体”均为社区自治团体演化而来，采用备案制管理，名称上都以上海市总商会作为前缀。其既可与上海市工商联等相关群团部门开展项目合作，也可与基层政商智库服务站开展项目合作。因不具备法人资格，相关财税事务可由评委会认可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代理。
而“基层站点”，则是依托社区党建服务中心而来。之所以叫站点，一方面，是因其能做到寓调研于服务之中，如通过楼宇党建、社区睦邻、网格管理和环境治理等治理平台，畅通与服务对象沟通交流的心灵渠道，能确保将调研触角延伸至公共生活细节领域；另一方面，其所属党组织，又能成为广泛聚集一线信息员的主渠道，如组建自治团体等，政商智库中“一线团体”也由此而来。
不同的信用评价模型在制定模型参数时，参考的数据、计算的方法都有不同，得出的客户信用评分存在差异。不同的信用评分对应不同的信用评级，企业可以对多个评分结果对客户信用进行综合分析，结合客户实际情况，得出与客户信用相吻合的信用评级。根据信用等级判断客户的还款能力，对他的赊销额度进行划定。
3 推进进程
上海市工商联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路径，当前推进的第一项内容就是顶层建设。之所以如此，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顺应深化改革要求而为。结构化平台建设作为政商智库建设的成熟阶段，对当前深化改革要求的呼应力度势必更大，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之目的；另一个是着眼全面发展需求所致，尤其在其面向各级党政部门，进一步夯实、拓展其服务局面的过程中，无疑都需在凝聚顶层合力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予以落实。
但需点明的是，上海市工商联自2017 年换届以来，兼职副会长人选虽对一些专业人士有过荣誉性加授，但未进行任何实质性扩容，原因是，按规定，工商联换届每5 年举行一次，相关流程较为复杂，且当前兼职格局已定，履职监督制度也非常严谨，除非对全部兼任人员重新选排，否则贸然加入人员，也与当前领导格局无法协调。这也决定了常务理事会、理事会并非与总商会对接合作的最佳结构性端口。
3.1 引领
从对接确认流程来看，在接受申请后，评委会会对符合资质要求的对象进行考察评估，通过后随即确认其政商智库资格。目前，首批政商智库确认工作已全部结束，确认时长为6 年，并按年度对相关合作项目进展效果、转化效率和达成效益等进行验收考核。根据结果，共确认政商智库50 家，包括26 家“地方机构”、16 家“基层站点”和8家“一线团体”，从而初步探索出了一个层次分明，各机构 可各展所长的“智库街区”试点模式。相关负责人，包括主要负责人或指定联系人，均兼任总商会副秘书长和上海市工商联智库委员会委员。
我们以埃利斯的认知模型来分析一下蔡女士遇到的问题。在诱发事件A发生后，即两位时尚美女瞟了她一眼然后掩嘴而笑，她对A的解释是“她们发笑一定是觉得我的穿着太土了”，正是这一解释（B），才引发了她的C，即紧张情绪、生理反应（浑身发热、面红耳赤），以及后面行为（围上围巾，遮挡住半边脸并匆匆离去）。可以设想，如果蔡女士对同一情境做出另外的解释——她们可能在聊一件有趣的事情——她一定会继续享受与闺蜜的休闲时光。
应该说，“民治委”建设的不断深入，势必会进一步夯实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原因是：首先，政商智库“一线团体”的前身即自治团体，本身就属于民间社会群体，对其施以政治建设领导权，无疑会进一步扩大“一线团体”的对接范围，由此提升政商智库在民间社会的深入程度和覆盖面积，从而有利于推进民间社会结构的优化进程[12]。其次，街镇园区商会也是基层站点得以依托建立的重要基石，对其施以政治建设领导权，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基层站点的深化发展奠定相应政治基础。最后，以上海市工商联为名称前缀的所属行业商协会皆为社会组织，且有些已被确认为首批“地方机构”。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机构在政商智库中位于内层，且在项目合作中占据先发地位，对其施以政治建设领导权，无疑会进一步夯实上海市工商联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的政治抓手。
经上述可知，从单纯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角度出发，其维系纽带更多依靠的是项目纽带，而“民治委”建设无疑又为其添加了一条政治纽带，且后者在强度、广度、深度和稳定性上皆强于前者，以致于即使因故造成合作项目暂时缺位或进展迟滞，也不会影响、破坏二者达成的既定合作关系。因此，在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后续推进建设中，包括对各机构、站点、团体实现有机衔接、优势互补和联合联动的各项安排，仍会由“民治委”提供相应制度支持和机制支撑。如由上海市工商联、其他市级群团部门和上海市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成员单位需与政商智库开展合作的项目，会先投放至“民治委”，经由“民治委”办公室调转、撮合和分配，由此发挥项目集散中心的重要作用。
有目共睹的是，“萨德”全面爆发后，访韩游客急剧下滑，韩妆在华遇冷。但事实上，韩妆的弊病在“萨德”之前就已显现，从另一个角度看，“萨德”也提前催化了韩妆的调整与变革。
3.2 合力
所谓扩建过程，主要是在确认总商会作为政商智库核心枢纽平台的基础上，以项目合作为手段，有序对接相关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从而致力达成智库组织的集群性、服务项目的集成性、基层覆盖的全面性等目标。论及上海市工商联对接确认政商智库的具体过程，可先从其在实施政社分工合作中形成的具体对接端口讲起。
由此，上海市工商联在参加全市群团组织“大调研”成果通气会时将这一思路提了出来，得到与会者普遍赞同。在会后向市委提交的专报中，以工商联为首，相关群团部门共提出3 点设想：一是在“大群团”建设理念指导下，应首先在市级层面按年度召开群团工作大会，为新时期群团工作把好关、掌好舵、明确大方向。同时，能进一步理顺相关群团部门领导体制，为日后群团组织实施总体改革奠定基础。二是组建上海市群团工作大会组委会和执委会，组委会主任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担任，成员覆盖四套班子主要领导。执委会则覆盖市级各群团部门和其他相关党政部门，组委会常务副秘书长兼执委会主任可在各群团部门中采用轮值制，轮值期为1 年。三是以执委会办公室为负责社会组织挂钩事宜的主要办事机构，鉴于当前实施脱钩改革的社会组织多为行业协会，因此执委会办公室可设在“民治委”，与“民治委”办公室合署办公，且第一届组委会秘书长兼执委会主任也可在上海市工商联党组中产生。
这份专报在提交后即获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批示，并获得建议由担任上海市群团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市委副书记兼任组委会主任，同时正式确认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属于社会组织实施脱钩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各方应予以支持配合。
应该说，能够加入到社会组织实施脱钩改革进程中来，确实让上海市工商联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受益良多。一方面，随着政商智库扩建工作进入加速期，第二批扩建对对接政商智库的要求只会更高。诸多市级行业协会在脱钩后，进而会选择与“民治委”挂钩，由于这些行业协会深耕相关行业已久，且在政社企3方面已累积雄厚资源，由此在第二批扩建中将这些行业协会纳入其中，势必将进一步提升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的建设能级和服务品质。另一方面，由于这些行业协会在脱钩初期，在转型过渡阶段仍会保留相应官办特征，经由“民治委”对其施加政治领导权并协助其开展项目合作，也可使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顺势向与其官办特征相关联的党政部门拓展服务触角，由此体现总体服务效用的最大化。
3.3 拓展
随着实施改革的逐步深入，对上海市工商联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来说，在向相关党政部门延伸服务触角后，亦应聚焦其全面发展的现实需求，借此拓展、创新相应服务内容。而无论是前者的创新点，还是后者的需求点，皆应在实施改革的相关要求中寻找答案。
傅政华：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是司法行政机关责无旁贷的职责使命。
根据新时代改革要求，新时期群团组织应在加强政治引领、扩大覆盖范围、创新用人模式等方面切实发力。于上海市工商联而言，“民治委”建设已然在加强政治引领，而推进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并将其纳入社会组织落实改革进程，已是在扩大覆盖领域，因此创新点势必在于创新用人模式这一方面。事实上，所谓创新用人模式，早在群团组织落实改革之初就已是一项重要举措。如部室裁撤合并、人员编制减上补下等，这在外界还被称之为群团组织的简政放权，即简上级部室之政而放下级人事之权，因而备受关注[14]。而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工商联在政商智库建设的初始阶段，即政商智库建设的雏形阶段，就已有一定创造性发挥。
以上海市民营经济研究会为例，早在2015 年时就已开始接收上海市工商联公务员下调兼职挂职，这些公务员多来自上海市工商联调研部、宣教部等部门，如该研究会兼任副秘书长的正科级在职公务员，就是来自调研部，此外还有一些挂职公务员来自宣教部。当时主要任务是根据强基层、全覆盖的改革要求，加强上海市工商联基层调宣平台建设力度，同时还根据当时上海市委一号课题“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民营经济领域子课题，开展调查走访、撰写研究报告等。
之后在总商会实体化建设阶段，因其为事业单位，总商会办公室除接收公务员下调兼职挂职，经由上海市工商联党组安排，还会配之以职级晋升、薪酬提升等配套性举措，让其接收一部分年龄低于40 岁的公务员，通过转为事业单位编制，担任总商会办公室副主任、党总支副书记等专职职务。对上海市工商联当时实施政社分工合作改革来说，这也是旨在强化“社”这一维度，形成能独立运营的专业团队，而具备独立运营能力的专业团队，也是总商会实体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有关用人模式的创新经验也得到初步总结。
自上海市工商联推进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以来，目前主要是在政商智库中，将总商会实体化建设阶段的创新经验进行复制和推广。由于政商智库现已覆盖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不同类型，除兼职挂职，对转换编制、担任专职职务的公务员来说，其转换编制类型无疑更为多样，可包括社会组织编制、国有企业编制和事业单位编制等。同时公务员来源也不止于上海市工商联，还包括其他市级群团部门。
在相关公务员兼职挂职、转编任职的操作路径上，也较之前更为科学合理：对兼职挂职公务员，主要遵循“人随项目走”原则，以合约规定的项目运营时间作为该公务员兼职挂职时间，时长根据具体情况约为1 至3 年不等，且以兼职挂职所在政商智库为主要办公地点，兼职挂职公务员均须转移组织关系，并须按年度接受考核；而对转编任职公务员，也同样须遵循“人随项目走”规定，根据转编任职公务员的实际年龄来规定项目运营时长，如年龄低于35 岁者，最长时间不超过3 年，高于35 岁但低于45 岁者，最长时间不超过6 年等，同样须经历年度绩效考核。
在此基础上，上海市工商联还正根据上海市委要求，依托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建设，先期探索公务员编制、事业单位编制、国有企业编制和社会组织编制人员彼此交叉兼职挂职和转编任职的操作路径，作为政商智库提供服务内容的最大创新点，以此带动党政部门需求点的不断创新，牵动党政部门深化改革和全面发展全局，由此作为其承接实施改革先行者重要角色的最佳深化点[15]。
3.4 余论
此外，目前政商智库结构化平台在服务群众方面，已通过建设协同机制、创新服务供给，编制能满足改革要求、群众需求的公共服务品供给体系，做到与现代经济社会系统的转型升级相契合，从而达成“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工作目标和宗旨[16]。
如上所述，慕课在我国高校掀起了基于MOOC的课程建设高潮。MOOC平台在我国高校的本土化创新和多元化开发，极大地推动了高校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学习教学模式改革。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MOOC平台广泛采用学习分析技术，对学习者的学习行为，特别是对学习者基于ICT的交流模式等进行跟踪分析。慕课平台通过对学习者行为的大数据分析，促进了数字化学习。
其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随着该结构化平台“市—区—街镇”一体化覆盖能力的进一步增强[17]，由其创建的“智库街区”模式，必将在由区域化党建引领的“四区融合”型社区共治体系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全面深化机构改革和社会治理创新两大城市主题，会最终在社区治理实践这样微观而又现实的情境中，得到提升发展与意义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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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and Business Think Tank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ocal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Shanghai Experience
Lv Xuefeng
Shanghai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Shanghai 20003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and business think tank is an innovative measure of local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It originat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group reform and matures at the time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in the new era.From the overall point of the current reform,various groups are assuming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pioneers of the reform.As a result,furthe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and business think tank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m,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leading,collaborating and connecting.It can be said that if we can sort out,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early course,expansion process and promotion process of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think tank construction,we can grasp more accurately the real essence and practical law of the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local institutions in the new era for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reform and all walks of life.[Method/process]Shanghai is the origin of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think tank.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Shanghai's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s political and business think tank as the main line,and make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this process.During this period,we collect abundant first-hand information by participating in practice,one-to-one interviews and squatting spot surveys.[Result/conclusion]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the Shanghai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think tank,mainly starting from social organizations,broadening its connotation in practice,and in the pilot project.Expanding the extension and building the“City-District-Street-Town”Integrative Political and Business Think Tank Platform is the most powerful measure for the key links of the reform,such as party building at the grass-roots level,personnel training,personnel selection and employment.
Keywords: new era local institutional reform group reform political and business think tank Shanghai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分类号： D668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5.11
*本文系中国特色商会研究中心重大专项课题“中国商会制度完善与制度理论研究”子课题“商会转型视角下的新型政商智库建设”（项目编号：B201412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体制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16ZDA078) 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吕雪峰（ORCID：0000-0001-5749-6439），上海市总商会副秘书长、中国特色商会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副编审，博士，E-mail：lvxuefeng@sfic.org.cn。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