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译风格的中国元素与衡光理新感觉风格的写作意识_新感觉论文

“直译文体”的汉语要素与书写的自觉——论横光利一的新感觉文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汉语论文,要素论文,新感觉论文,自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新感觉派文学无疑是在西欧各种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刺激下诞生的。但就其主将横光利一的新感觉文体的形成而言,不可忽视的是福楼拜著、生田长江译《萨朗波》的“直译文体”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有关横光的早期作品《日轮》与《萨朗波》之间的影响关系,日本学者已经作了较多的实证性研究,大体上认为生田所采用的“浓厚”的“翻译腔调”亦即“直译文体”,是造成《萨朗波》的文体奇异性并最终影响《日轮》新感觉文体的主要原因。①

然而,在提及“直译文体”时,以往的研究仅仅是置于日本传统文体断裂的欧化层面上来论述的,并未注意到明治时期所谓的“直译文体”是有特定的形态和内涵,因此也就很难解释如下一些问题:首先,福楼拜的《萨朗波》法文本身不是旨在创新文体的小说,生田翻译时所依据的英译本也是普通的文体,那么生田采用的这种奇怪的“直译文体”是通过什么机制生成的呢?其次,致力于文体创新的横光为什么要大量使用汉语词汇?本文将从考察“直译文体”的内涵入手,重新梳理《萨朗波》与《日轮》的影响关系,探讨横光的新感觉文体的性质和书写意识及其文学史意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为了引进欧美的文物制度翻译了大量的社会人文著作,其中包括许多文学作品。根据翻译方法的不同可以将日本近代文学翻译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明治元年至明治10年(1868年-1877年),此时多为故事梗概介绍,翻译以意译为主。第二期是明治11年至明治17年(1878年-1884年),这时出现了逐字翻译的“直译”,译笔相当生硬。明治18年(1885年)以后为第三期。在这一时期,“直译”被进一步完善为“周密译”。但此时又出现了新的翻译动向,其代表人物是二叶亭四迷。二叶亭四迷的翻译不但力求忠实于原文,且表达方式也更为柔和。从文体的角度看,第一期的翻译采用汉文体、雅俗体和俗体,第三期二叶亭四迷采用的是文言一致体,而第二期的“直译”与第三期的“周密译”,则一般采用“训读汉文体”或“汉文调”。②

所谓“直译”,就是把两种语言语序与词义的对应关系放在首位的一种翻译方式。但英语的语法结构与日语相距很大,相对而言与汉语的语法顺序则较为接近,因此日本明治时期的“直译”一般采用汉文体,然后按照汉文训读方法标注“返读”符号转换成日语。有关“汉文直译体”的文体特征,日本学者木板基通过分析明治时期的《直译讲义伊索物语》共总结出十点。③ 下面仅列举和本文分析相关的七点:

1.大量使用代名词。因英语需用代名词明示词格关系,直译使得日文表示词格关系的代名词增多,如“it”和“ソレ”的对应翻译。再有,英语中的动物代名词使用“he”或“she”,也对应地译成日语的“彼”或“彼女”。

2.接续词“and”译成“ソシテ”。

3.关系代名词译成“所ノ”形式。

4.会话使用“~デアル”体。

5.“~如何ニ~カ”句型的使用。

6.“~デアラフナバ~デアラフ”句型的使用。

7.无生物名词作“使役态”的动作者。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1和第7点,这两点使得日语翻译文大量引进了无生物或无人格的名词作主语的句子。

在“直译体”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是“周密译”,其集大成者为森田思轩。柳田泉在论及森田的“周密译”文体时指出:“思轩是周密文的完成者。但是他的周密文不单是学习西洋文章的周密文笔创造出的,而是一个成长过程。本来思轩的文章是以汉文为基础的,但作为其基础的汉文不是强盛时期的魏汉或唐宋的文体,而是近代明清的文体。……换言之,明清的文章与唐宋相比较,便是周密文。其描写和叙述更为细密,多写身边琐事及心理的曲折。即便写天地山川、国家社会,也更为周密巧丽。各种人物传记和游记,像小说一样地进行细密描写。思轩的文章以这样的明清汉文为典范,即在学习西洋文章以前已经自然养成了几分周密文体了。”④

尽管二叶亭四迷于明治21年(1888年)已经成功地运用文言一致体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小说《约会》,但是森田思轩的“周密译”文体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从明治21年开始,森田翻译的小说从凡尔纳转向雨果,发表阵地也由《报知》转向《国民之友》。随着《国民之友》大量发行,思轩以雨果的“社会思想(人道主义)”的宣传者广为人知,在文坛上颇具影响力,被尊为“翻译王”。当时许多有志于文学的青年都刻意模仿他的“周密文”,甚至二叶亭四迷本人也十分喜爱思轩的“周密文”文体。⑤ 与此同时,在英语教材方面,“直译体”的翻译方式依然大量存在。⑥ 因此,明治时期的“直译文体”不是泛泛而言的欧化文体,而是上述这种特定的“汉文直译体”。

生田长江于大正2年(1913年)翻译《萨朗波》。他在“译者序”中特别强调,译文的用语和文脉有“浓厚”的“翻译腔调,尤其是会话部分”。⑦ 由于他不懂法语,翻译《萨朗波》依据的是英文版和德文版。从他的译文中不难发现木板基归纳的上述几个“汉文直译体”的特征。此外,译文还大量使用汉语词汇,如“醉眼”、“加之”、“火焰”,甚至一些外来语也写成汉字“麺包”(パン)等。也有些词汇本来是日语词汇,并有相应的日汉字,但他也另外生造成汉语词汇,如“列樹路”[本来是“並木”(なみき)]。《萨朗波》取材于历史,按理说会话部分如果使用口语,理应使用日本古代繁琐且等级森严的敬语表达体系。生田为了避免会话文“联想到日本特定时代和特定阶级,尽可能采用了普通的日语”,⑧ 即中性的文章体——“汉文直译体”,而句末多为“でぁる”体,句型为“汉文调”。因此,会话部分的“翻译腔调”事实上比叙述部分更为“浓厚”。

在句子结构上,无生物或“无人格”作为主语的句子较多。生田译文突出的“拟人用法”特色,就是和多用这种无生物或“无人格”作主语的句子有关系。而即便在现代英日翻译中如何处理英语中的无生物主语也还是一个棘手问题。一般的翻译书籍建议尽量换成以人作为主语的句型,才更符合日语的表达方式。⑨ 因此,生田译文中以无生物或“无人格”为主语,且多使用他动词和使役态的句子,即便他本人并非有意,也很容易造成“拟人用法”现象频频出现。⑩ 当然,也有生田在翻译时有意选择表现主观感受词汇而造成的拟人效果所致。例如:

生田长江译文:彼等は早速真の鐹の下に火を焚ぃて、美しぃ魚が煮之立つ汤湯の中に苦悶するのを見て喜んだ。(11)

神部孝译文:苦しみもがく(12)

这一句是描写被煮的鱼在锅中上下翻腾的场面。划线部分的英语原词是“struggling”。“苦悶する”和“苦しみもがく”在日语中虽然都表示痛苦的样子,但前者侧重心理感受,后者侧重外形状态。生田选择前者,造成了拟人效果。

我们在分析生田如何选择文体和译词时,需留意他的文体意识。生田说:“日语文章比起文法的正确性来更重视修辞的效果,与其说是客观的写实主义,还不如说是主观的表现主义,不是分析的,而是综合的,不是推理的,而是直觉的,因此缺少诗人气质的学者阅读和书写日语自然会感到别扭。极而言之,西洋的文章只要文法正确,便可以成为相当不错的文章,但写日语文章,如果没有文采便写不出好文章来。”(13) 由此可以理解他何以选择具有拟人效果的词汇的原因。而日语文章的一个根本特色,在他看来便是使用汉字:“国语和汉文,尤其汉文是我们日本人的拉丁语。”(14) 他对当时社会上一般主张和文部省推行的“限制汉字”的做法表示明确的反对,声称翻译《萨朗波》有意采用“汉文直译体”是为了“创造将来的大日语”。(15)

当然《萨朗波》毕竟翻译于大正时期的1913年,由二叶亭四迷开创的文言一致体翻译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生田本人在译《萨朗波》之前也曾经用口语体翻译过《死亡的胜利》,因此《萨朗波》的译文与明治时期的“汉文直译体”还是有所不同,没有生硬的词与词的对应翻译,比如没有将所有的接续词“and”都翻译成“而して”,对其中一些句子也作了语序和转意的调整。

与生田的上述译文相比较,横光利一的《日轮》除“所の”形式以外,其他几个“汉文直译体”的特点都十分明显。其中,接续词“さぅして”的使用频率较高,甚至构成了《日轮》文体的主要特征之一。(16) 会话部分也同样采用生硬的“でぁる”体和“汉文调”。整篇小说不仅使用的汉语词汇多,且使用了不少古文汉字,如第二人称的“爾”、表示否定的“否(ぃゃ)”,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古文汉字的使用大都集中在会话部分,恐怕和作者有意通过“汉文直译体”的方式来表现古代氛围有关系。《日轮》也是取材于古代的小说,尽管古代日本实际上使用的口语情况并非如此,但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横光明显受到生田泽“会话文”的影响。在句子结构上,《日轮》中无生物或“无人格”作主语的句子也比较多,其结果必然会出现词汇借用的情况,导致词义扩大或转意,造成“拟人化”的效果。横光使用汉字的另一个特点是非常注意语言节奏和声音效果。(17)

当然横光不是单纯模仿《萨朗波》的文体,他也有自己的创新。在一段描写斗杀的场面中,尽管行为主体是人,但作者有意将其中一些动作处理成身体的一部分作句子的主语。例如在描写“拔出剑”后,作者没有写剑如何砍下的动作,而是换了一个角度以“手臂”作主语:“拿着剑的手臂落入酒中”。这就像两个画面拼接在一起的蒙太奇,整个场面一下子显得紧张而生动起来。整篇小说虽然是第三人称写的,但突然插入这种以身体的一部分作主语的句子,这就立刻投入了浓厚的叙述者的主观感受。

因此,当有人批评横光的“拟人用法”是模仿法国作家保尔·穆杭的新感觉文体时,他反驳道:“我对穆杭的感觉描写并不佩服。他那样的描写法会马上走到尽头。因为《夜开着》全篇使用的是第一人称。由于使用了第一人称,整篇小说充满了新鲜感。如果穆杭用第三人称,也能够表现出《夜开着》那样的新鲜感,那么我也准备模仿一下”。(18) 横光这样说并非强词夺理。他的“拟人用法”并不仅仅是个别的修辞手法问题,而是贯穿在整个小说中多用无生物或“无人格”作为主语的句子而造成的一种修辞效果,即将作者的主观感受强烈地投射在描写对象中。

当然,这和横光本人的文学修养也有着密切的关联。让横光在中学时期受到很大影响的国语汉文课老师今井顺吉是藤堂藩的儒学家,学识广博,上课朗朗口诵古文,讲解引经据典深入浅出。他也让学生背诵古文。是他首先肯定了横光的文学才能。而英语老师岛村嘉一讲授的丁尼生诗歌和莎士比亚,也深得学生们喜爱。横光中学期间发表的象征气息浓厚的诗歌《夜之翅膀》与岛村老师的熏陶也不无关系。另外,和富泽麟太郎的交友关系对横光把电影手法引入小说也有关联。(19) 即是说,横光在刻意模仿《萨朗波》文体的时候,他本人的文学修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后世学者一般认为横光利一新感觉文体的主要特征是比喻的新奇。然而,同时代新感觉派成员的看法却有些不同。

当时,标志着新感觉派登上文坛的小说《头与腹》一发表便引来很多争论。该小说描写了一列满载乘客的列车因前方出现故障而停下,旅客们被告知如要前往目的站,需乘坐另一辆列车折返,然后再从别的线路前往。正当大家犹豫不决时,一个大腹便便的乘客率先乘上折返的列车。“大腹便便”在大家的眼中是金钱、权力和真理的象征,于是众人全都蜂拥挤上折返的列车。但折返的列车刚开走,这边的事故就排除了,列车继续前行,车上只剩一个不停唱歌的傻子。引起争论的是关于对第一句的解释:

急行列車は満員のまま全速カで駆けた。沿線の小駅は石のゃぅに黙殺された。

特快列车满载乘客疾速行驶,沿线的小站像石头一样被默杀了。(笔者译)

否定者认为,“沿线的小站像石头一样被默杀”仅仅是追新求异的表达而已。新感觉派成员片冈铁兵站出来辩护说,就描写“特快列车急速行驶”这一情景而言,可以有无数的表达方式,如“不停小站全速疾驰”或“不停小站轰隆隆地疾驰”等,但这些句子都停留于对描写对象的说明,虽然意思清楚,表达也很正确,但这只是一般人对事物的共通看法,不够生动,缺乏感染力。而《头与腹》的作者不满足于此,他希望用十几个字就把特快列车、小站和作者自己的感受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而且要有强烈而生动的效果。于是,他使用了“沿线的小站像石头一样被默杀”这样的表达方式。(20)

片冈认为,这个句子中重要的并不是“像石头一样”的比喻,而是对“默杀”一词的绝妙运用。日语中的“默杀”一词本义是指“无视”、“漠然视之”的意思。但横光在此却不完全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分别取“默”和“杀”的字面意象重新进行组合。因此这个词具有了一种杀气腾腾的“暴力情绪,是心的暴力。换言之,是心的激情。用这种暴力和激情,给予对方情绪一种压迫感”。显然,“默杀”一词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效果,是由于汉字本身具有的象形性和表意性而造成词义的转意。因此,片冈说,作者在这个句子中使用“默杀”一词的瞬间便已经消解了该词本身的约定俗成的“概念”。而“像石头一样”的普通比喻也正因为有了“默杀”一词的转义使用才生动起来。同时片冈还强调,“默”和“杀”这两个字“所具有的内在音乐效果首先就刺激了我们的感觉”。(21) 横光自己也说,“我们的祖先是对宇宙的非凡的感悟者,在细微的节奏差异里就能表现出人生观生命观的奥妙”。(22)

片冈铁兵的以上分析,相当准确地抓住了横光新感觉文体的一个根本特点:善于巧妙地利用汉字的象形意象和声音节奏感创造新感觉文体。的确,《头与腹》这篇小说的语言节奏和意象的唤起与汉语词汇的使用有很大关系。小说篇幅不长,共128句,但使用的汉语词汇却多达233个,(23) 其中有不少像“默杀”一样是转义使用的,如“大胆不敌”本意是“毫不畏惧”,在小说中用来夸张地形容傻孩子不顾周围自顾唱歌的样子;“空虚”本意是“虚无”,但用来描绘空空如也的车厢。这些转义词汇的使用无疑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某种主观情绪。与此同时,文中也有在描写具体场景时使用“现象”一类的抽象汉语词汇,又故意拉开与描写对象的距离。总之,汉语词汇的巧妙使用是构筑《头与腹》的新感觉文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横光的其他一些小说中也不难发现类似的表现方法,如《苍蝇》开头一句也是用“空虚”来描写空旷的院子,小说最后马车坠落之后的可怕寂静场面则用“沉默”来描写。在《拿破仑与癣疥》中,作者在叙述拿破仑的癣疥发病史时写道:“他的肉体上开始茂密繁殖这种植物的历史,是从他雄心勃勃地征伐意大利的罗迪之战开始的”。(24) 且不说使用“茂密繁殖”来描写“癣疥”的夸张效果,用“历史”一词来叙述拿破仑的病史也具有双重效果:用生硬的书面语词汇既有讽刺的意味,同时也具有象征性。按作者的描写,征服欧洲不是拿破仑的主观意愿,而是受到腹部癣疥的怂恿。在小说《静静的罗列》的最后一段,作者更是有意用汉语词汇的重叠来描写示威游行的工人和军警冲突的紧张场面。

集団が集団へ肉迫した。

心臓の波濤が物質の倣岸へ殺到した。

物質の閃光が肉体の波濤へ突撃した。

市街の客観が分裂した。

石と腕と弾丸と白刃と。

血液と爆発と喊声と悲鳴と咆哮と。

疾走。衝突。殺戮。転倒。投擲。氾濫。(25)

在此,作者充分利用汉语词汇的简洁性来突出一种动态感和紧张感。特别是最后一行,一个单词就是一个句子。如果要完整地加上动词,应该是“した”。但这样一来,整个节奏就缓慢了。如果使用和语词汇“早く走る”、“ぶつかる”等,则都不及汉语词汇来得简洁有力。作者将单个的汉语词汇排列在一起,构成不同场面的连接,收到蒙太奇的效果。

总之,在横光的新感觉小说中,汉语词汇的创造性使用是构成其新感觉文体的一个重要因素。川端康成也曾表达过与片冈铁兵类似的看法:“我喜爱横光利一氏的文章的力量感。……一个原因就是汉字的音节。我喜爱他创新的这种音节”。(26)

那么,为什么汉语词汇和汉字的音声节奏感能够在1920年代中期成为新感觉文体的重要因素呢?

日本近代以前的公共文体是以汉文体为主,因此近代的文言一致体的形成过程与逐步减少文章中的汉语要素密切相关。山本正秀将近代文体的形成划分为四个时期:1.混沌期(明治元年-明治18年),2.近代文体摸索期(明治18年-明治32年),3.文言一致体形成期(明治33年-明治42年),4.口语体完成期(明治43年-大正11年)。据他调查,在第三期小说采用文言一致体的百分比由明治38年的百分之七十八上升到明治41年的百分之百。(27) 但他也指出,这个时期的文言一致体在行文和词汇的选择上,“还较多地使用难解的汉语、汉字和汉文”。(28) 因此,第四期“白桦派”作家使用日常口语彻底摆脱汉文体的束缚,才最终完成了文言一致体。

在社会范围内,文言一致体的推广也基本上与文学发展同步。明治33年(1900年),“帝国教育会”内成立“文言一致会”,推行国语改革,从明治40年代开始,报纸杂志的新闻、文艺评论和随笔也广泛使用文言一致体,至大正7年左右,论文、学术著作和大报社论也开始用口语体书写。一直固守旧文体的《朝日新闻》和《日日新闻》也最终于大正11年(1922年)采用文言一致体。(29)

横光的新感觉文体风格的《日轮》和《苍蝇》发表于大正12年(1923年)绝非偶然。汉语要素之所以在此时能够成为一种修辞手段,是和文言一致体广泛普及分不开的。只有当汉文被排斥、被边缘化后,汉语要素才成为新鲜的修辞要素。当然,文言一致体并非如名称所示是对日常口语的直接记录,而是混合了汉文、和文、俗语以及欧式语句等各种文体元素形成的。即便是被尊为文言一致体最终完成者志贺直哉的文体也绝不是“口语”本身,他小说中的会话文体并不是东京的日常口语。因此如果忘记了文言一致体也毕竟是文章体这一根本性质,文体就可能在追求“口语化”的幻觉中,排斥各种传统的修辞手段,丧失“书写”意识。

横光的新感觉文体革命,可说就是针对这种文言一致体“口语化”的幻觉展开的。横光说,自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之后,“像说一样写”的描写方法风靡文坛并统治至今。但是,“新感觉派”不是“像说一样写”,而是开始练习“像写一样写”。因为明治时期的文学形式都不过是随笔的伸延。这种文学形式要表现今天高速和分裂的时代风貌不仅已无能为力了,而且还成了阻碍文学发展的保守势力。(30) 因此他认为,文坛新人要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必须“像写一样写”。不然,根本无法体现文字的真正价值。又说,新感觉派的诗是要“像写一样写”的诗,可以称之为新的文语体的诗。因此,“新感觉派的诗是将物象运动和文字运动更为融合更为简洁的理智的诗,是从节减文字出发的诗”。(31) 在此,横光明确表示了对书写的自觉和对文体的创新。

但值得注意的是,横光的创新并不是单纯地追求新和奇。1920年代中期,新感觉派一登上文坛便被寄予创新的厚望,但横光却说,“不可能有全新的事物”。(32) 他说,新事物只要包含了旧的要素,便被认为降低了价值,这样的见解横行于目前的文坛。仅仅因为使用了和前年相同的文字,便认为整个事物都不新了,这是愚蠢的现象。为了避免这种愚蠢现象,必须认识到不可能有全新的事物。因为全新的事物只能是一种彻底的怪异。因此他主张,“我认为新事物必然是旧事物的发展”。(33) 横光的这段话是对他大量使用汉文体和汉语词汇进行文体创新的最好注脚。

因此,他对当时政府推行的国语改革采取了沉默的态度。(34) 1920年日本政府成立临时国语调查会推进国语·国字改革,其核心内容是缩减汉字,将假名的书写由“注音方式(振り仮名)”改为“发音方式”,在国家法令的层面强化“文言一致体”。就横光实际的创作来看,他非但没有减少汉语词汇,反而大量使用。这恐怕就是他所谓的新感觉时期“与国语拼死血战”的状态吧。

在对待国语改革问题上,川端康成的态度却与此不同。他积极赞成国语改革方案,说:“应该尽量限制同音异义多的汉字、汉语的使用。”(35) 产生歧见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俩人的文体风格迥然不同。横光的文体风格刚劲有力,需要汉语词汇支撑,而川端的文体则轻柔空灵,和文词汇多,即便使用汉语词汇,也是熟词居多。(36) 然而,在对书写的自觉上俩人却是相通的。川端说,“可以说表现即内容,艺术即表现”。(37) 川端也总是顾及“词的选择、排列、修辞的多样性、句子的组合、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结”等方面。(38) 就是说,横光是通过汉字对“书写”产生自觉的,而川端则是通过对和文韵律的深刻领悟而对“书写”产生自觉的。也正是由于此,川端并不一概反对汉语词汇和汉文调,他充分肯定了横光对汉字的巧妙创新和使用。(39)

毫无疑问,“文言一致体”的形成是日本文体在当代的重要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作家还是评论家往往强调“口语”这一个侧面,而忽略了另一个侧面——“书写”。新感觉派在文体上大胆尝试各种表达方式,显示了对这一倾向的反动和对“书写”的自觉,因而在日本现代文体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而作为新感觉派文学的主将,横光利一从汉字的角度切入“书写”,对近代的“文言一致体”的口语幻想进行了有力的挑战,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新感觉文体。(40)

注释:

①荒证人(《横光利一论》,《明治大正文学研究》第25号,1958年,第13-21页)、保昌正夫(《横光利一》,明治书院,1966年5月)曾经指出过《日轮》的新感觉文体受福楼拜著·生田长江译《萨朗波》的影响。小田桐弘子(《横光利一——比较文学研究》,南窗社,1980年)和泷泽寿(《G.福楼拜和横光利一——从生田长江译〈萨朗波〉到〈日轮〉》,文化交际学科编《人文科学论集》第35号,2001年,第81-91页)对两者的影响关系作了实证性研究。

②参看柳田泉《明治初期翻译文学的研究》,春秋社,1961年,第3-161页。

③木板基《作为翻译体的〈伊索物语〉的文体》,《广岛大学日语教育学科纪要》1号,1991年,第16-19页。

④柳田泉《森田思轩传记稿》,《明治初期翻译文学的研究》,春秋社,昭和36年,第428-429页。

⑤此外,原抱一庵、早期的泉镜花和德富苏峰也十分喜爱森田思轩的“周密文”。参看柳田泉《森田思轩传记稿》,《明治初期翻译文学的研究》,春秋社,昭和36年,第427-428页。

⑥如英语教授法研究会编辑、水野书店发行的《英语新读本讲义》。该教材明治31年初版,至明治36年增补再版6次。

⑦⑧(15)生田长江《译者序》,福楼拜著·生田长江译《萨朗波》,博文馆,1913年,第5页。

⑨安西彻雄《翻译英文法 翻译法的规则》,日本翻译家培养中心,1982年。

⑩如将" The trees behind them were still smoking" 翻译成“彼等の背後の樹木は尚煙を出してぃた”(福楼拜著·生田长江译《萨朗波》,博文馆,1913年,第32页)。

(11)福楼拜著·生田长江译《萨朗波》,博文馆,1913年,第16页。

(12)福楼拜著·神部孝译《萨朗波》,角川书店,1954年,第15页。

(13)(14)生田长江《东洋人时代的到来》,《超近代派宣言》,至上社,1925年,第318、237-238页。

(16)有关这点,小田桐弘子在《横光利一——比较文学研究》(南窗社,1980年)中曾有论述。

(17)例如,“太陽は入江の水平線へ朱の一点となつて没してぃつた”(《横光利一全集1》河出書房,1956年)。日语词汇“沈む”虽然也表达“沉落”的意思,但是在节奏和声音效果上不如“没する”更为生动和给人印象强烈。生田的《萨朗波》译文中也有类似的用法:“日は将に没しゃぅとしゐた”。

(18)(22)(30)(31)(32)(33)《横光利一全集》第11卷,河出书房,1956年,第223、201、286、310、212、213页。

(19)参看井上谦《横光利一评传与研究》,樱枫社,1994年,第61-134页。

(20)(21)片冈铁兵《致年轻读者》,平野谦等编《现代日本文学论争史》,未来社,1956年,第199、200页。

(23)(36)参看下河部行辉《新感觉派的汉语——川端康成和横光利一》,《冈山大学文学部纪要》7号,1986年。

(24)横光利一《拿破仑与癣疥》,《春风乘坐马车》,改造社,1927年,第54页。

(25)横光利一《静静的罗列》,《春风乘坐马车》,改造社,1927年,第270页。

(26)川端康成《走马灯的文章论》,《川端康成全集》第32卷,新潮社,1982年,第96页。

(27)(28)(29)山本正秀《文言一致的历史论考》,樱枫社,1971年,第7-24、22、41-62页。

(34)参看十重田裕一《对于横光利一“国语”是什么?》,《昭和文学研究》第41集,2000年。

(35)(37)(38)《川端康成全集》第32卷,新潮社,1982年,第50、20、9-19页。

(39)新感觉派的另一成员中河与一也同样对“书写”有明确的认识。详见《关于形式的强力》,《中河与一全集》第9卷,角川书店,1967年,第10页。

(40)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入1930年代后横光将汉字绝对化乃至神秘化,最终使他滑向国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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