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张謇关系新探——以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考论文,甲午论文,为例论文,关系论文,张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张謇于乙酉（1885年）至甲午（1894年）期间参加的科考，共有六次，即乙酉顺天乡试一次与丙戌（1886年）、己丑（1889年）、庚寅（1890年）、壬辰（1892年）及甲午礼部会试或恩科会试五次，起迄大致九年。期间，张謇五赴京师，由乡试中式南元开始，至会试状元及第结束，是一生中科考取得辉煌业绩，并最终完成科业的阶段。但张謇的科场生涯并不顺畅，屡试屡败，又屡败屡试，终获圆满结局，除坚韧不拔的意志与深厚的制艺时文功底等自身因素外，时任户部尚书（由工部尚书调任）、几次担任主考官或读卷官的翁同龢对张謇的关照、提携，也是极重要的外部原因。翁同龢奖掖张謇，促其早日完成科业，构成了翁张早期关系的基本框架。多年来，史家关注近代史两位风云人物早期的这一特殊关系，并在史料的发掘和整理上取得许多成果。综合以往大陆与台湾有关论著所披露的翁张早期特殊关系的史实，大致可归纳为（注：大陆、台湾有关论著可参阅：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史林：《大清两朝帝师》，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出版；［台］高阳：《翁同龢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张莉红：《状元巨商——张謇大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
（一）翁张结识始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其时，张謇于江宁淮军统领吴长庆军中作幕，颇受吴赏识。张謇于己卯年（1879年）参加了由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与江苏学政举行的优行生会试，名列第一，又为担任会试主考官、与翁同龢同在毓庆宫书房轮值的吏部侍郎夏同善所青睐。极可能由于吴、夏的分别介绍，翁同龢开始注目这位与常熟仅一江之隔的青年才子与江苏同乡。翁在致吴函中，时常附笔问候张謇（注：张謇壬辰年礼部会试结束后，曾于该年五月初一赋《奉呈座师常熟尚书》四首。诗中有云：“十年辽海军，辛苦押泥滓。公与幕府笺，问讯辄书尾”，追述当年情形。）。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后（壬午年即1882年），张謇随吴长庆入朝平叛，事后撰《朝鲜善后六策》等上呈朝廷大员。虽被李鸿章斥为“多事”，搁置不用，但翁同龢、潘祖荫阅后“咸以为善”（注：转引谢俊美：《翁同龢传》，第389页。），从而进一步对张謇的政治态度与才干留下深刻印象，翁同龢决心通过科举途径擢拔张謇。翁张虽未谋面，彼此于对方都心存好感，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的翁张交往即导源于此。
（--）张謇于乙酉年为应顺天乡试赴京师后，自称翁同龢“先见余优贡试卷。试前，知余寓所距宅不远，访余于庙，余一答谢”（注：《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47页。）。这是翁张生平的第一次会面。时间是“试前”的五月二十五日（农历，下同），地点在张謇的临时寓所。这次拜访大出张謇意料，以致直到晚年，张謇仍能在自编年谱中清晰追述当年会面情景。翁同龢也对这次会面甚为重视，当天日记称：“饭后访张季直优贡，謇，南通州人，名士也，年卅三。剧谈朝鲜事，以为三年必乱，力诋撤兵之谬，其人久在吴筱轩幕也”（注：《翁同龢稣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44页；《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693页。）。显然对南通州“名士”张謇的第一印象良好，同时亦为翁同龢奖掖张謇的开端。
（三）乙酉至甲午年，张謇赴京师应试期间，翁同龢联合其他主考官，利用手中的主试录取权力，几乎每一次都在暗中摸索，试图帮助张謇尽早中式。但这种帮助除第一次在乙酉年顺天乡试中获得成功外，中间四次均告失败。第六次，即甲午礼部恩科会试中，翁同龢等几乎坐索认为是张謇的试卷，匆匆阅过，便给予“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极高评价（注：《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44页；《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693页。），置于案首。幸运的是，翁同龢在甲午阅卷中并未误猜，张謇遂得以大魁天下，金榜题名。
（四）壬辰年，张謇礼部会试再次失败后，翁同龢曾派侄孙翁斌孙专程探望即将离京南返的张謇，并挽留张謇于京师管理国子监南学，翁致张函中称：“国博之试诚鸡肋，觊得少留可乎？拟与郑
为足下谋一都讲不知成否？薄少聊助脂车”（注：《翁松禅致张啬庵手书》，海门常乐张氏扶海垞藏，引文中郑即潘祖荫。），替其谋一出路。
史家上述研究成果揭示了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翁张关系的源头、开端，尤其是九年中翁同龢张謇关系的重要侧面，笔者对此不持异议。但认为史家以往对翁同龢奖掖张謇史实的研究，只及于闱中助其中式，反映场外帮助张謇的较为单薄。如果只见前者不及后者，不仅不符合翁张关系之全貌，也不符合翁同龢识拔人才，关怀后进的古大臣风范。
二
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翁张的场外交往，双方日记保留了较为详实的记载。综合两者所汇，翁对张的奖掖可概括为枉顾、赠言、馈银、谋差、荐兄等多种形式。
1.枉顾 所谓枉顾，一般是指地位身份显赫的一方，出于某种考虑或需要，对地位身份较为卑下的另一方的主动拜访，这种拜访往往会使对方产生振奋、感激之情，推动对方为实现某种目的奋发作为。例如三国时刘备的“三顾茅庐”，恳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以恢复汉家天下，即是属于“枉顾”的佳话。翁同龢就很重视运用这种方式激励张謇应试中式的勇气与斗志。除史家已披露的乙酉年五月二十五日，翁对张的一次枉顾外，事实上，张謇该九年于京师应试期间，翁对张的枉顾起码还有两次，分别为丙戌年四月十三日与己丑年四月十二日（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这两次在双方日记中均有明确记载。先以丙戌年四月十三日那次为例，翁同龢当天载道：“饭后出顺治门（马道尚可走）。到常昭馆慰藉诸君，……又至张季直处谈良久，皆深语也。”（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张则在日记中记下“常熟师来，是日所谈皆披肝露胆之言，师可敬也”的内容（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在己丑年四月十二日的《翁同龢日记》中载道：“晴，晚风四起。孙兄未入，讲罢退，憩朝房良久。出城，晤潘伯寅、李兰孙、张季直，季直将南归，得誊录也”（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同天《张謇日记》也有：“常熟师来，意甚肫至”的记载（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另有两次如《张謇日记》壬辰年四月十四日载：“知常熟、寿阳师将枉顾，乃往谒之。”（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又载“常熟师以百金赠行”等（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因张謇语焉不详，《翁同龢日记》中也未见佐证，姑且不算。自然，期间受翁同龢枉顾的其他考生亦不在个别，但众多士子中能受到翁同龢连续三次枉顾殊遇的，除张謇别无他人！
2.赠言 《张謇日记》、尤其是《翁同龢日记》所载还证明，乙酉至甲午年，张謇于京师应试期间，翁张互访十分频繁。上文所述翁同龢拜访张謇的有三次，张謇拜访翁同龢的次数就更多，前后约有九次。时间分别为乙酉年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十二月初三、己丑年二月十六日、庚寅年三月初三、壬辰年二月二十八日、四月二十（一）日、甲午年三月二十五日与四月十七日（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可证张謇每赴京师应试必前往拜访翁同龢，少则一次，多则三次。其中除庚寅年三月初三那次拜访未能会面，实际会面八次。连同翁拜访张的三次，估计双方会面达十一、十二次之多。虽然张謇作为应试士子对主考官（或读卷官）翁同龢的频频拜访，与“钻门子”等科场习俗在现象上无甚区别，也无须排除张謇主观上的这种意图。但是，与其说张謇的拜访包含攀缘之意，毋宁称翁同龢更急于帮助张謇尽早完成科业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不管十多次会面是翁张哪方更主动些，也不管会面时张謇该年应试是否“被放”，应试前景如何，双方日记所载未见张謇以媚态俗语博取青睐的内容，倒每每见双方思想与心灵的交流，以及翁同龢赠予张謇的激励或慰藉的话语。例如乙酉年九月十三日，张謇顺天乡试中式南元后，相约十六位新科举人前往拜谢翁同龢，当天日记中留下翁“相待尤极拳挚”的记录（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翁对张显然贺之、激之。十月十三日翁同龢又以《乡试录后序》相托（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栽培之意十分明显。其后张謇礼部会试连遭挫折，心境不佳之际，双方日记中记下的会面情景或翁的赠言内容则完全不同。上文所引丙戌年四月十三日，翁同龢关于至张季直处“谈良久，皆深语也”及张謇关于“常熟师来，是日所谈皆披肝露胆之言，师可敬也”的记载表明，那次会面，翁同龢是与颇为沮丧的张謇进行了“披肝露胆”的深谈，极尽抚慰之意（类似情况还可见壬辰年四月二十日《翁同龢日记》所载：“到家午初，小憩。张季直来，所谈皆药言也”的内容）。以致张謇从心底感到“师可敬也”、“师真，知我。”（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中式也罢，落第也罢，张謇所以能坚持到底，与从翁同龢的赠言中获得勇气与力量是分不开的。
3.馈银 乙酉至甲午年，张謇赴京师应试期间，翁同龢前后有三次馈银给张謇，史家以往绝少提及。对此，《翁同龢日记》记载了其中的一次，具体时间与数目是己丑年三月初七，馈赠“元卷四两”（注：参见《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967-2692页；第5册，第2356-2692页；《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52-338页。）。《张謇日记》除在同日有“常熟师赠元卷四两”的内容可加印证外（注：《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298页。），还记下了另两次馈银的时间与数目，即庚寅年四月二十日“常熟师赆以二十金”（注：《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310页。），壬辰年四月二十三日“常熟师以百金赠行”（注：《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338页。）。张謇出身农家，青年时代又为“冒籍风波”所困，家境曾经一贫如洗。后因在孙云锦、吴长庆处作幕，蒙其眷顾，才在经济上逐渐摆脱了困境，但旧时宿债多年后才得以还了。翁同龢通过吴长庆与夏同善的介绍，对张謇境况应有所了解，故馈银首先含有从物质上帮助张謇的成分，但观翁同龢的寓意更多在于精神上的激励。且将后两次与第一次比较可发现，馈银数目除逐渐增多外，馈赠方式还发生一定变化。《翁同龢日记》对第一次馈银（即己丑年三月初七那次）作如下叙述：“同邑会试者凡二十二人，余各送元卷四两。……门生刘若曾，号仲鲁。张謇号季述，亦各送四两”（注：《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269、2047、2048页。）。即张謇与刘若曾被视为“同邑会试者”二十二人，共二十四人，每人皆有“元卷四两”见赠，后两次却未见双方日记有翁同龢同时馈赠其他应试士子的记载。馈银四两、二十两乃至一百两，论数目都不大，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张謇的经济状况。但是金银有价情无价，张謇连续三次得到翁的馈赠，后两次又是领受恩惠的唯一人，此举蕴涵的深意以及张謇由此得到的慰藉，都远胜馈银本身的价值的。即使如翁同龢第一次馈赠的“元卷四两”，数目很小，张謇作为应试士子，不会不清楚“元卷”含有的祝贺中式之意。
4.谋差 史家以往指出，张謇于壬辰年礼部会试失败后，翁替张谋过一次差。其实，张謇于此前的庚寅年礼部会试失败后，翁同龢于该年四月二十日也为其谋过一次差。《张謇日记》对此叙述为：翁“许为觅一书院留试学正，不能从也。”（注：《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310页。）如此翁替张谋差前后就有两次。谋差是翁同龢面对张謇屡试屡败的现实，替张謇作出的兼及生计的临时安排，是推动张謇继续应试直至中式的迂回或过渡。翁同龢不希望张謇在科业上就此止步，仍伺机通过科举擢拔张謇，其意图是明显的。反观张謇虽洞悉翁同龢的意图，反应却是“不能从也”，颇为决绝。在其后的壬辰年四月二十一日日记中，张謇更明确表示：“不成进士，依旧归去”（注：《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338页。），故对翁的好意是一再拒绝，连迂回和过渡也不愿接受。翁同龢对张謇的拒绝则表示理解：“吾固知子必不就也”，“不就至佳，今亦非劝人仕进之时也”（注：《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337页。）。自然，张謇也预料会得到翁的理解，因张謇的拒绝是对恩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一种表态，这与翁对张的期望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张謇日记》披露的翁张于场外交往中曾就谋差连续发生不一致的插曲，除会加深人们对张謇倔强、不服输性格的认识外，对翁同龢奖掖张謇的细致入微，以及两人在科业上“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实质上的一致也会有更深体会。
5.荐兄 《翁同龢日记》丙戌年九月初三、初五两天的内容引人注目：初三“张
叔俨来见。江西知县，欲捐到省而无资，走京师乞书与马粮道求买米马使。”初五“写江安道马植轩恩培函，荐张购江北漕米。信内但云因张季直而得为其人，通州与维扬咫尺，情形必熟，又云，闻向系幕僚宾客分任”（注：《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2269、2047、2048页。）。以上内容反映的并非翁张的直接交往，而是“江西知县”张来京师拜谒翁同龢，翁举荐他谋“江北漕米”一职的情形，张是张謇的三兄，在诸兄弟中与张謇最为友善。张謇于江宁孙云锦、吴长庆处作幕时，张为偿还张謇因“冒籍风波”欠下的家庭债务，外出经商，后又由捐纳入仕，往江西任知县等职（注：曹文麟：《张退庵先生行状》，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4辑，台湾文海出版社版，第33页。）。张丙戌年自江西抵京师的目的，是“欲捐到省”，即试图到省城南昌谋一新职，但囊中又“无资”，故寻求翁同龢帮助。区区一位“江西知县”能蒙翁同龢召见，绝对缘于翁张交往。而翁在召见张后竟又同意亲自举荐，在《翁同龢日记》中有一明白无误的说明：盖“因张季直而得为其人”，可见出于同一原因。类似情形还可见《翁同龢日记》壬辰年四月二十三日“写德小峰信，托张事，为季直也”一段内容（注：《翁同龢日记》第5册，第2521页。）。张壬辰年所托何事？已不得而知，也无须细察。但翁同龢显然再次同意受理张托办之事，原因亦是“为季直也”。故上述史实表面上与翁张关系无涉，实际至为密切。它表明翁同龢对张謇的奖掖，在对象上已不限于张謇本人。只要这种奖掖对张謇有利，或张謇需要，即使是间接有利或需要也行。即就张谋往南昌觅一新职而言，如能如愿，对提高张氏家族社会地位有利，也能为促成张謇完成科业提供经济后盾。故翁同龢对张施以援手，证明翁同龢对张謇的奖掖已达到爱屋及乌的程度。
三
从对双方日记内容的剖析可知，乙酉至甲午科考期间，翁同龢对张謇的奖掖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时间上，这一奖掖贯穿九年，涉及张謇的每一次应试；二是随着时间推移，奖掖的力度有逐渐加大的趋势，如馈银数目的增加，庚寅与壬辰年连续两次的谋差等；三是形式多样，既有精神鼓励，又有物质奖励，既有直接的方式，还有间接的方式，堪称全力以赴。翁同龢如此全过程、全方位关照、提携张謇的缘由，无疑首先在于翁同龢“惺惺惜惺惺”，对张謇才华的极端欣赏。另外，张謇与“南派清流”对国内外时局所持政治态度的一致或相似（例如对日本侵略朝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晚清政局中，“清流”日益表现出准集团化的倾向。翁同龢继李鸿藻之后，集合台谏，评议朝政、纠弹大臣，成为“南派清流”的领袖，他力促张謇入仕，不会不含有借此壮大“南派清流”的考虑。“清流”极重视“正途”（进士）出身和翰林清望，又具有提携后进的古大臣风范，故奖掖张謇，促其入仕，是将其揽入“清流”阵营的必由之路，也是翁同龢“清流”风范的自然体现。九年奖掖的结果，张謇被推上状元这一科业巅峰，同时成了“清流”阵营的重要成员，翁张也结下了终身的师生情与同志谊。事实上，翁同龢全力奖掖张謇的过程，就是两人情谊日深、志气相投，由相识到相知的过程。据《张謇日记》壬辰年四月二十一日所载可知当时两人交往的情景：张謇既可在翁同龢面前“为谈身世，涕泗横流”，不加遮掩；又敢犯臣民之大忌，以“城南委巷流布之言，臣子不忍终闻之事”，提醒翁同龢“早自为地”，而翁同龢竟然“不以为忤”（注：《张謇日记》，载《张謇全集》第6卷，第338页。）。这些史实表明，两人在甲午前已越出了地位身份的界限，无论政治上与私交上都成了莫逆之友。戊戌政变以后，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凄凉岁月里，张謇不避谗言，派人馈赠食品、书籍或专程往常熟探访，尽其所能安慰帮助翁同龢。翁去世后，张謇又亲往致吊，助修墓庐，还特于通州马鞍山上建虞楼一座，以示纪念。纵观翁张关系，可用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作定评了。
但是，乙酉至甲午年期间，中国由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到中日战争的蒙受赔巨款，割辽东、台湾等奇耻大辱，急剧沉沦。翁张于甲午年还来不及品尝实际由两人共同努力结出的硕果，却随即卷入对外御侮、对内求变图强的政治漩涡。以“清流”为主体的帝党不久惨遭后党打击，被贬被逐。张謇本人也将那顶经千辛万苦到手的状元桂冠弃若敝屣。民族蒙难，国运多蹇，会如此巨大地改变个人的命运与志向，这或许为翁同龢始料不及（对张謇也是如此）。但是，张謇甲午以后并未因“清流”、帝党失败而淡出历史舞台，他继承了“清流”爱国御侮的精神，毅然崛起，独辟蹊径，高扬起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旗帜。近代中国少了一位极可能由状元入阁拜相的封建大员，却成就了一位为复兴中国作出杰出贡献的新式实业家与教育家。在此意义上，翁同龢乙酉至甲午期间推动张謇摘取状元桂冠后，张謇又舍弃仕途，虽不符合两位当事人的初衷，却顺应了历史变革与民族救亡的需要。后人在理解与高度评价于历史沧桑面前，张謇心路历程以及自身角色改变的同时，也不应忘却具有古大臣风范的翁同龢为将张謇推上晚清历史舞台所作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