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和华东剧变后的马克思主义_共产党宣言论文

苏联和华东剧变后的马克思主义_共产党宣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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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理论与社会》杂志总第29卷第2期(2000年4月号)发表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教师迈克尔·布拉沃伊的文章《共产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论述了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发展前景。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共产主义(这里是指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编者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有三种方式:抛弃它、剽窃它和发展它。我倾向于最后一种方式,寻求在《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重建马克思主义。为此,我将先分别探讨20世纪组成世界的三个部分,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及反殖民和后殖民的边缘国家。最后,我将尝试着理解并质疑今天的跨国资本主义,并且展望未来取代它的制度。

共产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命运

苏联共产主义的没落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很多人来说,答案很简单:马克思主义无疑已经死了。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苏联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二者是同一种事物。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苏联的极权主义一起寿终正寝了。我要指出的是,共产主义在本世纪不只一次而是很多次地险些致马克思主义于死地:从布尔什维克革命到肃反,从镇压1956年的匈牙利反叛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宣布灭亡以后,都会在他日卷土重来。说来也怪,马克思主义总能回来,总能被重新赋予生命。每一代人都挖掘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是不把它当做坟墓而把它当做超市,当作一种遗产,就像是从书架上取东西一样,取下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不要那些不感兴趣的东西。他们当中有的是偶尔来选一两样东西,有的则是做长期准备。新马克思主义者寻求改进马克思主义,采纳其最有用的东西,剔除其陈旧过时的东西,一度是最认真的顾客。

第三种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更为全面,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缺点既不能忽略,也不能回避;它的缺陷同它的优点都要仔细研究探讨,从失败中得到教训与对成功庆祝同样重要。作为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它的成长有其“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可以在树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他们学说根本原理的著作中找到。但在它的成长中也有一种取决于不同时代的“外在”逻辑。这棵大树上长出一些分枝——德国马克思主义、俄国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每个分枝还根据不同的创始人和历史环境进一步发展出亚分枝。我认为,最后一个分枝,即共产主义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其特性不会再简单地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它是全球性的;这个分枝创建起来将非常困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判断他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不能够继续生存,而事实上这样的资本主义也确实没有生存下来。它在它自身产生的危机和阶级斗争中灭亡。1890年至1920年间是马克思主义的黄金年代,那时,社会主义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和匈牙利这些国家都成为政治日程上的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看作为争夺资本主义生存的条件而进行的战争,它也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敲响了丧钟。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完结。在1880年,恩格斯认为,一方面托拉斯、卡特尔、垄断和国家对工业加强控制这些情况的兴起,另一方面工会和社会主义党派的不断壮大,这些都标志着资本主义已日薄西山;而事实上,这也是一个新的更为健壮的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开始形成的时期。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在《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扬了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能力。紧接着,他们又通过阐述封建的财产关系如何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例子来为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灭亡的模式。其实,正是资本主义的活力、它变革自己(既变革生产力又变革生产关系)的能力令它与封建主义截然不同,使它得以克服危机并且继续生存。事实上,危机已成为一种媒介,通过这种媒介资本主义得以重建自身。正如熊彼特所说,危机不仅仅是破坏性的,有时也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对他们自己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可塑性和创造性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他们尤其没有认清,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和劳资双方的和解,生产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逐渐适应了他们所鼓励开发和使用的新技术。

可是资本主义并不能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超越其危机。它需要政府的协助。在经常被人错误引用的一段话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74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领会到这话具有更加深刻的含义。包含在这段话中的是未被挖掘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精髓。正是使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再生,甚至以牺牲某些资本家的个人利益为代价,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才得以维护。一方面,在市场竞争的驱使下,资本家把资本主义变得无比黑暗,直至“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同上,第307页);另一方面, 国家政府通过限制资本家和工人来保护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为资本家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国家组织竞争,从而使竞争不至于太强或者太弱;国家限制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过分剥削,这种剥削会毁掉资本家们赖以生存的工人阶级。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认识到他们自己讲到的国家政府的重要意义。他们没有理解他们的名言的真谛。

那么国家政府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部分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写到,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同上, 第281页)。20年以后,他们在《资本论》的第1 卷中又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考虑到阶级斗争的问题,国家强制企业主阶级按《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中的规定限制工作时间。这只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中争取其利益的一个例子,但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而言,这却是事关重大的。这样的胜利在策略上是重要的。但是共产主义者却身陷一种窘境:如果他们不能带来立即兑现的利益,他们就会丧失支持;但如果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又向工人们证实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有所收获,这样革命就失去了其紧迫性。通过争取当前利益所做的斗争,通过迫使国家政府限制剥削,也通过增加自己应得的份额——尽管该份额还是很不平衡,工人阶级逐渐使自己从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转变成为它的救世主。

第三世界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预见到,在前进道路上,公民社会会给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运动带来障碍。如葛兰西所言,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创建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公民社会——一个由工会、政党、教育、大众报纸和形形色色的自愿组织组成的密集网络,国家通过这个公民社会使工人阶级接受自己的统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经济运行规律是最为重要的。因此,英国作为生产力最先进、社会矛盾最具体化的国家,那里应该是最早发生革命的地方。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另一个重点是围绕着一国的阶级冲突这一特殊问题的,这预示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革命。俄国革命是第一个第三世界革命,它就发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并为许多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殖民斗争提供了样板和教训。

如果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增加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机会,那么苏联共产主义的结束则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正好符合那种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令全世界被边缘化的人民感到绝望,他们已发现他们可选择的范围已逐渐缩小。但是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在最初就根本不应出现,当然它也就不应存在那么久了呢?

国家社会主义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宿敌——国家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在《共产党宣言》中可以发现国家社会主义前景不妙,这一点19世纪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誓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敌的米哈伊尔·巴枯宁看得比他们更清楚。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到,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部分资产阶级人士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同上,第282页)。 知识分子在给予工人阶级世界观和形成一种新秩序上起着重要作用。

阶级斗争不足以解释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瓦解,包括国家社会主义。依据《共产党宣言》,一种制度在它从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之前,是不会让位于另一种制度的。在我们轻率地谴责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不合理和效率低下以前,我们必须首先把国家社会主义同现存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同观念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比较一下。当我们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配置效率时,我们可以发现,不论属于两种不同体制的两社会内部是多么的不同,国家社会主义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已习惯于把社会主义同排队、文牍主义和浪费联系起来;而资本主义市场也因为在生产和分配公共商品上效率低下而声誉不好。只是由于国家的帮助,我们发展了运输、通讯、最低福利、交易规范等,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才被勉强接受。同样,成功的国家社会主义,比如匈牙利,用所有的次要经济形式、独立合作社和小规模企业来补充其正式的行政机构。此外,资本主义企业吸收了官僚等级制度,而国家社会主义企业也通过分工而发展自己的内部市场。每个体系都有其特殊的逻辑,并且会从另一种体系借鉴那些可以弥补其自身机能失调的机制。

我们可以看出,在用资本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时使用休克疗法是完全错误的。波兰、捷克和匈牙利这些国家之所以比俄罗斯做得好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政府不但致力于打破旧体制,更致力于建立新体制。俄罗斯同中国的对比更能说明问题。在过去十年当中,中国的成长速度赶上了俄罗斯衰退的速度,因为中国的市场改革在国家的保护下发展,而在俄罗斯,政府里全是同国际财团相勾结的寡头政治家,给国家经济带来了灾难。

工人阶级组织带来的威胁和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加速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灭亡。此外,统治阶级对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失去了信心。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改革,现实却总难以与所承诺的东西相符合。然而,在还没有一个可以引起众人关注的另一种意识形态时苏联就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这样就有了与不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的不成熟的市场意识形态。

《共产党宣言》中三个主要论点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限制其生产力而产生经济危机、阶级斗争及其深化和实现共产主义。很明显,这三个论点也非常适用于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灭亡。无疑,生产力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得到了发展,但它也受到了行政机构的束缚;国家社会主义引发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正呈上升趋势,过去40年里这种斗争在共产主义世界中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国家社会主义促使知识分子把对社会主义的忠心转向资本主义,成为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的理论家。是不是说《共产党宣言》除了适合于解释资本主义也适合于解释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呢?

跨国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结束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的结束。而事实上,他们所研究的早期资本主义促进了我们所熟悉的三个世界的帝国主义秩序的形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殖民地化的边缘国家。正如大卫·哈维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中所论述的,宗主国通常以两种方式来控制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第一,把生产过剩危机转移至边缘国家,资本主义从那里获取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并且释放其过剩的商品及资金;第二,资本主义会通过用于福利和战争上的公共开支来推迟将要发生的危机。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协调经济活动,还压制阶级冲突。同时,由半自治的组织,如工会、政党、教会等组成的公民社会也模糊和淡化了阶级关系。民族国家扩展自己并且深入到社会中去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它是20世纪各种制度的一个明显特点,除了影响到民主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也影响着国家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甚至第三世界国家的独裁政权。政府由于已深入到社会,成功地在公民中树立了一种民族认同,从而可以随时要求其做出牺牲或让步。

资本主义现在已冲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它解决自己的危机已不再通过政府机构来完成。已有的民族工业正在被全球生产所破坏。这种生产可以从最遥远的地方得到原材料并把原材料制成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跨国联系在全球非常盛行,全球的概念取代了受局限的地方和民族概念。“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同上,第276 页)先进的生产手段特别是通讯方式和廉价的商品共同打破了来自地方的阻力。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同上,第276页)。 今天俄罗斯的情形更能说明问题:资本主义冲入布满阴影而且正在崩溃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大量廉价产品冲击它的领土,破坏它的农业生产,使那里出现了新的全球资本的传送带。共产主义以后,《共产党宣言》变成了“资产阶级宣言”!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不可能解决或包容资本主义的那些矛盾,它一定会产生共产主义。然而,相反的事情发生了。今天,我们可以说帝国主义秩序带来了新的富有活力的全球资本主义。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根本不是停滞不前的,它发展的新的生产力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限制。在信息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权力变得不受地域的限制,而地域限制也变得起不了任何作用。这个世界的国家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其主要取决于能否参与到这些全球的流动;那些不能参与的国家就会被排斥到边缘,不仅在非洲,在欧洲和美洲也是这样。

我们也不应忽略帝国主义秩序对阶级形成的影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把工人阶级包含在国家的集装箱中,把工人们变成公民,用种族和性别分裂他们,通过劳动力市场和职业让他们分属不同的阶层,使他们认同国家理念和改良政治。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是一个没用的口号,因为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从对边缘国家和其人民大众的剥削中发展出真正的利益。工人阶级仍被限制在民族国家框架中。

今天,我们必须超越民族国家来考虑社会主义。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共产党宣言》已经为我们绘出了未来的蓝图,它也强调,未来的替代性世界观的出现,是同革命运动紧密相联的。革命运动停顿是特定时期的产物。不能看到更好的未来就不会进行有效的斗争,而没有斗争就没有理想的实现。

目前还没有社会主义成功的例子,而更重要的是,现在也没有真正社会主义失败的例子。今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更加努力地工作,使人们相信“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不仅在资本主义以后,更在共产主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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