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群主义视角谈街政社会化的深层意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社群论文,主义论文,谈街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道）是中国城市政府一个比较独特的管理层次。作为设区的城市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人们一般将其称作城市基层政府（尽管它不是一级独立的政府组织）。从现实状况来看，街道是国家与城市社会最基本的接触面，是城市政府与社会互动的基础平台。随着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速度的加快，街域内的公共事务日益复杂化，人们的需求日益增加，作为街域内公共事务管理的街政，面临着不可治理性的危机。如何通过社会化的渠道及机制将比较严重“超载”的街道职能加以疏导、分流，如何通过授权社区、街企和街社分离等方式削减街道规模，推进街域内社区自治的进程，成为当前城市基层行政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进而言之，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积极推进街政社会化，对于重塑城市基层政府，培育成熟的公民社会，形成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街政社会化：街政改革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取向的社会全方位改革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深刻地改变着街道的行政生态环境。具体来看，下列几点表现得比较突出：第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人口机械增长速度快，城市规模急剧增大，城市功能迅速扩展，大量问题不断产生，街道面临着许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城市问题。第二，“单位体制”逐步松动，单位行政化的色彩逐渐弱化，所担负的大量社会职能被逐步剥离出来而转向社会。与此相协变的一个过程是，街域内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断产生，“单位人”正逐步转化为“社会人”。第三，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迅速发展，城市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问题日渐突出，对街道和居委会等基层组织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与上述变化相伴随，大量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务不断产生并向街道层面转移，作为街政主体的街道（系街道党的工作委员会、办事处及其内部职能组织的总称）逐步陷入负荷超载的境地，其职能早已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所规定的“办理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有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指导居民委员会工作；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等方面，由此凸显出街政社会化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以北京市为例，目前街道所承担的主要职能涉及辖区城市建设管理、市容卫生、绿化美化、环境保护、民政福利、社会救济、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市场物价、社会治安、精神文明建设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据第四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后东城区东直门街道的统计，经分解明细后的职能事项有160多项。
面对街政生态环境及职能的变化，学术界及时开展了比较充分的研究与讨论，且其研究的逻辑原点大都正确地建立在现实诉求的基础上。概括地看，基本上围绕着“实”与“虚”两个维度展开。“实街”取向的研究是要健全街道对辖区的综合管理权，加强街道的独立管理职能，使街道成为城市行政体系的一级实体；“虚街”取向的研究则是强调城市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加强基层社会自治，使之逐步置换街道层面的行政权力，使街政逐渐社区化。如果按照从“实”到“虚”的“光谱”排列，那么代表性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改变街道的法律地位，使之成为一级政府，变现有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为“三级政府、三级管理”。有学者建议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依法定程序修改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条文，由法律规定设立街道权力机关（街道人大），由其产生街道政府。
二是考虑到作为城市基层政府的区与市民“距离”比较远，行政幅度也过大，有学者建议采取新的两级政府体制，即将现有的街道适当合并、扩大区域后设立一级政府，而将现有的区政府改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市政府负责指导、联系、监督各街道政府，即实行“虚区实街”的新体制。
三是维持现有的两级政府体制，但要适度扩大街道权限，实行管理重心下移，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其意图是要夯实城市社会管理的基层基础，在街道层面做到“条专块统”。在街政改革研究中，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数量最多，应当说这也符合渐进调适的改革原则。
四是取消街道办事处，建立社区行政受理中心，实行街政社区化。受理中心的性质是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社区政务服务的平台，以此为依托，把街道承担的行政管理和相关执法职能全部移交给区政府的有关部门；把属于社会性、群众性的工作，按照“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转交给有关的社会组织。
应当说，学者的理论研究和思维是对现实的概括和抽象。相对于经过人们头脑加工所形成的理论，现实实践毕竟是丰富多彩和纷繁复杂的。从全国各地来看，上述观点一和观点二尚属于理论探讨，并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实践；从决策层来看，似乎也没有将街道实体化的明确意图。现实实践比较多的应当说是第三条途径和第四条途径的结合。以北京市1999年以来共计召开的四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为例，该市实际上是在走一条“虚—实—虚”的辩证发展之路。1999年第一次城管会和2000年第二次城管会所确定的街政改革焦点集中在政企分开方面，即把原属街道和居委会的企业和企业性质的摊点与街居脱钩，统一归工商部门管理，使街道彻底抛弃微观经济管理职能，腾出精力来履行好本该属于它的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从而为街道从城市行政体系的“边缘”地位走向基层社会管理的“中心”创造条件，实行从“虚”到“实”的第一次角色转换。在街企分开（包括居企分开）过程中所产生的街居两级行政经费不足的部分由区政府补足。在前两次城管会的基础上，面对日益繁多的社会事务和服务事项，在2001年6月的第三次城市管理工作会议上，北京市政府继续将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街政改革，实现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放在突出位置，明确要求“要结合推进社区建设和即将开始的机构改革，对所承担的职能进行逐条梳理，认真地分析研究，凡是属于企业的行为，要坚决地分离出去，不再保留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凡是属于具体的技术性、服务性事务，都要交给事业单位承担；凡是属于社会和居民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事情，都要交给社会和居民自己承担；凡是属于基层掌握的权限，都要下放给基层”，实实在在地开始了街政社会化进程。2002年召开的第四次城管会，由于充分认识社会服务组织是实现政社、政事分离的有效载体，是建立新型城市管理体制的组织基础，因而在街政社会化方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提出了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增强社区自我管理能力；大力发展社会服务组织，探索公共服务项目的社会化运作机制；做好街道事业单位特别是社区服务中心的转制工作；进一步扶持和培育社区群团组织等街政改革措施。
学者所主张的第四种观点，应当说，随着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和公民社会的不断发育，必然是街政改革的根本方向。其实质就是通过街政的不断社会化，使其最终为社区管理所替代，这是街政发展的必然归宿。许多城市的决策者也比较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主动开始了街政社区化的试点，其中的代表性事件是南京市白下区淮海路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这次试点其原则被学者概括为“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依次经历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建立社区行政事务受理中心。该中心是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在辖区政务服务的平台，内设劳动保障、民政事务、计生服务、城建、市容、司法行政等6个与群众关系密切的政务“窗口”，其工作人员由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派出，按职能分工受理和处理行政事务；第二步，对街道职能进行全面梳理和移交。街道原先承担的57项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能全部移交给13个相关部门；属于社会性、群众性的工作，按照“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进行“责、权、利”的移交，由社区全面承接；第三步，撤销街道办事处。原街道办事处涉及行政职能的各个科室全部摘牌。同时，明确党工委不再承担有关的行政职能。淮海路街政改革的主要成效是：一是政府职能转变，行政管理层次减少，管理成本降低；二是在议行分设的基础上，建立了专业社会工作机制，社区自治能力提高。特别是撤销街道办事处后，改变了居委会几十年处处依赖街道的传统工作模式，职能部门工作由社区评议，开辟了社区依法民主自治的新路子。[1]（pp.71～73）
从社会自治程度上看，南京市的改革要比目前多数城市都在进行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改革实践要超前得多，力度也大得多。尽管这种改革非常符合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在目前还毕竟只是个别点上的试验，为数更多的还是从管理主义的途径出发进行改革，学术界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管理主义的范畴之内，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工具理性的偏颇。具体体现是：第一，大多借鉴国外行政学中管理主义的概念、观点和框架来探讨问题，成本与收益、外部性、公共物品、市场竞争、合同外包、企业家精神等字眼在相关研究中频频出现，初步构筑了一个街政社会化的新公共管理模式，以求（1）政府角色范围最小化，即政府应当掌舵而不是划桨；（2）政府职能市场化，即政府对社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承担的是供给责任，而非亲自动手、直接生产。第二，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区—街—社区”行政链条上放权与收权关系，从性质上看，仍然是在行政层面上探讨问题。尽管提出了组织扁平化、“一门式”办公、服务承诺制等途径，但所内含的效率价值追求比较明显；他们关注“顾客”的满意程度，但作为国家权力终极所有者的公民，其权利、地位和作用等内容则付诸阙如；第三，从社会功能上区分街道与其他社会组织在街政治理上的作用，强调街道“导航”下的多中心治理和街区各单位、成员共同参与生产公共物品的社会协作，重视街道工作人员的权能授予和充分发挥创意、注重问题解决和滋养企业家精神的行政文化，但对街政社会化之“民主”与“公平”的价值探讨比较薄弱。
二、社群主义视角的引入
管理主义的街政社会化研究，由于与市场机制的竞争逻辑相契合，关注街道经济绩效的产出速度和数量，因而与着力追求行政业绩的实际部门容易产生共鸣，实际部门的这一需求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励了街政社会化的管理主义研究。但是，政府管理的公共价值毕竟不是目前街道所热衷追逐的那些数字可以简单衡量出来的。可以说，那些数字化的绩效并不是现有政治体系赋予街道的终极目的。作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机制，街政的运作必须接受诸如民主、正义、平等规范性价值的衡量与检验。20多年来的街政改革实践，由于过分重视由上而下的行政流程再造，以及技术理性与效率的提升，轻视街政与其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深层关联，致使公民意识的培育、公民责任的塑造和政治效能感的提升成绩不彰，而社区居民在相当程度上仍停留在“冷漠的旁观者”、“乘机的搭便车者”的角色上。街道官员除了能够说出应使“顾客”满意的工作目标，尚未清晰地意识到自身工作所应担负的直接增进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自由、人权与幸福的使命。从这一角度说，如果街政社会化研究仅仅停留在管理主义的层面上，那么它就还是形式的、表层的和工具性的，而不是实质的、深层的和价值性的。基于这一学术判断，笔者认为，对街政社会化的研究应进一步引入社群主义视角，借其倡导公民意识与社群意识、强调公民责任与社区参与、主张行政组织与公民社会和谐统一的学术张力，把街政社会化从行政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以便弥补管理主义研究的偏颇，求得对街政社会化研究的深化与完整，以为“小政府、大社会”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提供学术上的参考与借鉴。
欲明确社群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首先就需要明了社群（community）的基本内涵。在传统意义上，社群是指在固定区域内由群居而聚的人们及其文化所组成的集合体。随着社会的现代化，传统意义上的社群已逐渐凋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新的社群具有丰富而多元的内容。在新社群组织中的个体们彼此之间：共同分享信仰与价值；建立直接和多边的关系；实质上的互惠。过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籍由其他人或制度而产生，然而，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网络日益绵密，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多边的，也不限于面对面的形式或区域上的临近性，甚至由于通讯的便利以及电脑网络的发展，而有所谓“虚拟社群”的出现，更是打破社群在特定时空的限制；甚至所谓的互惠也是指一种合作的社会关系与协议，其模式并不固定，有些时候相当模糊也无法计算。社群定义的传统与现代界分表明，在历史发展的时空条件下，社群会有不同的组合模式，当代社群形态会呈现多样化的风貌。作为当代社会理论思潮的社群主义，学术研究的着力点乃在于强调通过对社群“本质”的积极发掘与对话，了解人类自我治理的人性尊严以及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协议与渠道，并非倡导以消极复古的方式回溯到过去人类文明的社群本质，借以恢复传统的生活形态。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社群主义乃是在与自由主义的论战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自从16、17世纪霍布斯以及洛克首先比较系统地提出自由主义的理论以来，西方思潮便在这种主轴上建构自由社会的基础。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位居欧美国家学术之主流地位，不仅是自由民主国家引以为傲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西方极力向第三世界推销政治现代化的理论凭籍。但是，随着社会多元化的不断发展，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在上世纪末期受到学术界的讨论与批评：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功利主义的批评，其次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社群主义的挑战。[2]（p.190）
一般而言，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在于两个基本方面，“从方法论上说，自由主义的出发点是个人，而社群主义的出发点则是社群；从价值观方面来看，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而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的利益。”[3]（p.66）这可以说是对社群主义特征的基本把握，但是实际的理论状态要复杂一些。西方学者贝拉认为社群主义的基本价值有四个：一是个体的神圣价值（但强调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二是共同体的中心价值；三是多种居间团体的重要性；四是公民参与是权利也是义务，社会问题应尽可能用较小规模的社群去解决。[4]（p.320）从社群主义所秉持的价值理念来看，它并不否认自由民主社会，而是要“以社群的共同实践和交往活动，说明个人权利的产生和基础”，认为个人只有通过社群这一中介其生命才有意义，其生活才有价值。在社群主义者看来，现代的自由社会由于过分渲染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变成了一个“失舵的集合体”，对其纠弊的主张有：以整体主义（holistism）因应个体主义之不足；挖掘社区本身的内在价值以颠覆自由主义工具性价值的脆弱性；积极实践社群主义的改革计划，如巴伯（Benjamin Barber）的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通过公民自治行动，消解对公共事务的冷漠态度，等等。[5]（pp.150～156）“应当说，社群主义对自由精髓的认知在于自我管治（self-government），它倡导扩大政治生活的范围，而不是每几年让市民去投一次票，而其间的政治生活他们却无从参加。此外，公民参与也不应仅只局限在政治层面，亦应扩展到各类公共生活，要发挥出公民的主动性，增强其公共参与的效能感，过重的依赖性不是良好民主社会的特征。有鉴于此，社会问题应尽可能地用适度规模的社群去解决。”[6]（p.324）社群主义的这一观点对于街政社会化研究是有很大启发的。
笔者认为，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语境的社群主义，只要给予适切的转换和适当的解释，是可以对我国社区发展与街政改革研究，提供良好的参考、借鉴和启发的。一方面它可以提醒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应忘记传统的联系，在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不可忘记整体社会的利益；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强调公共利益亦有改造基层社会的现实意义，因为传统中国文化与其说注重公共利益，倒不如说是建立在家族联系之上的家庭利己主义。这种文化实际上造成了中国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或“缺乏公共精神”。西方人来到中国不久，就发现了这点，因而我们不能把这种冷漠归因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7]（p.22）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社会缺乏应有的公民意识及其公共领域，人们习惯于把政府和国家看作是高于个人的衣食父母，不习惯把公民权利看作是在平等基础上达成的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在社会结构上，人们是由家族直接跳过公共领域而到达政府及国家的。建国以后，实行以单位制度为代表的全能主义政体，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局面，私人空间被压缩到最小范围，甚至可以说是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私人空间。由于国家和单位体系控制着所有的资源，体制外的民众组织很难得以生存。在城市，惟一被定义为自治性组织的居委会，在实践中也被官僚化和政府化了。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展开，国家权力逐渐从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撤出，民间社会开始发育，公民意识开始觉醒，但离社群主义所倡导的以公民资格为基础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当前街政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区组织行政化现象、“冷漠的主体”现象、“搭便车”现象等，都印证了这一点。应当说，街政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层次由浅到深、由输出性参与到输入性参与、由行政性参与到政治性参与，直至城市基层实现自治的过程。要顺利推进这一进程，客观上需要以社群主义的价值观为导向并以社群性社区的建构为基础，需要赋以当前所推行的街政改革和街政社会化以灵魂和深层意蕴。
三、对街政社会化意涵的几点思考
如果说管理主义的视角比较好地揭示了街政社会化的管理意涵，那么对其政治意涵及社会价值的深层分析，就需要借助于社群主义的视角。在社群主义的视角下，本文对街政社会化的基本意涵做如下思考：
第一，通过塑造公民精神，提高公民参与街区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能力与层次，这是街政社会化的基础。与管理主义不同，在社群主义者看来，政府所要提供的是“公民”服务而非“顾客”服务，公民作为国家权力终极所有者的地位不容忽视。街政改革并非只是管理主义所倡导的“以少做多”，只是简单地缩减政府结构与功能，而是要设法培育公民精神，提高公民的参与权与决定权。为此，街道政府的责任是积极地推行公民教育，建立公民参与的制度与渠道，使公民能够成为引领政府的主人。具体来讲，一是透过社区学校推动公民教育。透过社区公民教育项目的实施，使不同背景的社区成员彼此有共同学习的机会，促进彼此的结合；同时，社区学校的公民教育也可以成为社区共同生活或凝聚社群意识的一个聚点，并可使社区民众对所属社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二是重视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的公民教育。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通过道德教条或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进行公民教育，这种只求形式不求实质的教育方式让民众感到厌倦，致使至改革开放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习惯于回避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所以笔者认为，推行公民教育最有效的方法是鼓励、训练、教育民众对社区公共议题提出个人见解、凝聚集体共识及寻求相关资源支持。三是建立直接、无碍、双向的信息沟通机制。如妥善运用电视、电台、报刊等媒体网络进行双向的政策沟通，社区代表与政策制定及其实施者交互主持政策沟通栏目；在社区重要地段设置展示版，开办社区论坛或邻里会议；规范和健全社区议事、社区评议、社区听证的程序及制度等。通过以上措施，要促使民众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在参与中体认公民责任，摒弃“搭便车”心态，增强公民意识和政治效能感。
第二，发展水平化的社区组织，变垂直控制的“命令—服从”式的科层制街政为多中心治理的网络化街政。应当说，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街政社会化改革是一项制度创新实践，其绩效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街域内社会资本的发育状况。根据帕特南的考察研究，对于一项制度创新来说，在那些制度绩效高的地区，往往存在着许多积极的社团组织，那里的人们关心公共事务，互相信任，社会的组织和参与的方式是横向的和水平化的。相反，在制度绩效差的地区，人们极少参与社会生活。在他们眼里，公共事务就是别人的事务，他们互不信任，社会生活是按垂直的等级制组织起来的，腐败和违法乱纪是家常便饭。作者最后得出结论，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具有决定性的正相关关系。[8]（p.113）从现实生活来看，社会资本又和社群的发达程度具有重要的相关关系。以社群主义的视角关照街政社会化改革，就是要大力发展横向的、水平式的社群性组织，使其成为街政社会化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区组织在政府的推动和扶持下迅速发展，组织类型也由单一的行政组织向多元化组织方向发展。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法律只承认居委会是社区自治组织，而且作为惟一的自治组织其职能包括了同社区发展有关的所有事项，形成了包罗万象但资源有限的不是行政机构的行政机构。至于社区中的其它组织往往被看作是社区委员会的补充物与附属物，它们与居委会的关系似乎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由此可见，这些社区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群。只有在社区中理顺居委会和其它组织的关系，明确它们之间平等的法律地位，才能在社区内形成结构性，对等性的网络化组织模式，整个社区系统才具有社群性。允许并鼓励更多社群组织的产生和发育，将增进社群的多元性及其相互依赖，从而为街政社会化中的公民参与从“消极动员型”转到“积极参与型”铺平道路。
第三，具有现实意义的是，用社群主义的视角审视街政改革时，可以重新发现某些改革实践（如街政咨询、听政、社区评议等）的潜在价值，提出街政社会化更为切实可行的途径和对策，可以在更宏大的视野上形成正确的改革思路。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街政实际上是街道与其管理环境之间在生态意义上相互作用的行为系统。其中，街道是生态主体，其各类管理对象（街域各种单位、组织及公民个人，它们被划分为第一域、第二域和第三域）集合所构成的行政环境，是生态客体。从系统意义上来讲，“街政”与“街政系统”应是同义，它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系统的而非孤立的，是过程完整的而非个别环节的。在这一框架（见图）中，街道对环境的输出变项主要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两个，环境对街道的作用主要是“行政性输入”（如区政府对街道的作用）与“社会性输入”（如居委会对街道的作用）两种。目前的街政社会化研究，大多集中在街政的“输出端”，或者说是集中在街政流程的“下游”（比如对治理主体的多元设计，对公共服务的合同外包等），而对街区居民的利益表达、决策参与以及环境对主体的网络式反馈等街政“输入端”或街政流程“上游”的研究比较缺乏。笔者认为，社群主义视角的引入，可以在对街政“输出端”研究赋以公民社会意含的同时，进一步深化街政“输入端”的研究，如对街政输入薄弱与不足的社会与组织原因的剖析、对街政议事协调机制的构设、对街道社区管理体制的检讨、对街政各种监督机制和形式（听政、评议等）的设计、对社区参与层级提升策略的探讨，等等。这些课题在目前的街政改革研究中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讨论分析，需要在社群主义的视角下不断进行深入研究。
图1 街政系统示意图
第四，街政社会化是通向城市基层自治之路，其最终目标是在社群性社区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基层自治。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社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基础，是其政治体系的基本单元。在那里，社区与选区紧密相关。地方政府往往经由社区而产生，其市政官员或议员大多是以社区为基础由民选产生，并被要求有相应的社区工作经验。地方政府民选官员实为社区民意代表，其从政经历多由社区工作开端，议员在当选社区设有办公室，定期接受民众来访。从政治发展的世邦化（全球地方化）观点来看，社区也是实现地方自治的重要中介。世邦化的观点认为：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主权国家一方面把部分职能向上让渡给区域性组织、国际组织乃至世界联盟；一方面又把部分职能向下移交给自治地方与自治社区。全球化虽然使传统的社区受到冲击，但也可能获得新的需求与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全球地方化现象能使社区从更大的范围获取资源，也因为国家功能的减低，使得地方、社区，或者总括地说——公民社会的各种团体，必须承担起解决问题的责任。也就是说，全球化引起的诸多问题及民族国家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式微，迫使民主政治必须向国家层次以上（跨国民主政治）及国家层次以下（基层民主、公民社会的各种社会团体，对我国来说当然也包括街道社区层面）发展。世邦化时代的地方自治潮流，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和上级地方政府持续地下放权力给社区政府，让行政尽量贴近居民；另一方面是扩充和强化社区自治，使基层政府有能力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9]（pp.11～12）对中国的城市政府来说，街道就是实施行政自治的最恰当的“社区政府”。与居委会层次相比，街道范围拥有更多的自治人才、自治资源和自治财力，而又不至于导致自治“超载”，因而是比较恰当的城市基层自治体。目前，有的城市已经开始进行人大制度和政协制度与社区自治相衔接的改革尝试，这无疑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基于职业和单位体制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应当向社区延伸，以不断建构其在社区的合法性基础，并最终过渡到以社区为选举单位而产生人大代表。社群主义导向下的街政社会化由于强调社区居民政治参与的作用，突出公共领域的自治功能，因而可以成为街道走向城市基层自治的重要路径。这是一个富有深刻意涵的学术命题，值得我们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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