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的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书论文,中国论文,图书馆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作者通过对我国三大文献机构的抽样调研，发现我国图书情报界至今仍没有藏书发展政策，指出应该充分重视和正确理解藏书发展工作，可以设立藏书发展与管理部取代采访部，应在有关条文和有关部门的约束指导下，加强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组织和实施。
［关键词］ 图书馆 藏书发展
1 对中国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的调查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外图书馆界逐渐认识到藏书发展工作与图书馆传统的分类、编目、流通、参考咨询等一样重要，着手设立藏书发展部或赋予原有的采访部新的藏书发展责任；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制定藏书发展政策已成为美国各类型图书馆共同关心的课题。二十多年来，美国图书馆界在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并逐步形成了一套理论和方法，总的说来，美国图书馆界走在世界前列。
中国在藏书发展方面具有什么样的水平？
藏书发展，英文Collection development，在国内多被译作藏书建设、藏书管理、藏书开发之类，还常与图书选择和采访混同。究其原因，大约是国内学者对藏书发展这一概念在理解上有偏差。十余年来，国内藏书建设理论研究主要取得了以下几方面的成绩：①藏书建设的观念已经在更新；②研究了评价藏书质量的标准，包括藏书结构理论和复本问题。其中藏书结构理论是受美国学者研究的启发、影响最大的一个领域，藏书结构理论是藏书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理论研究的应用也是制定藏书发展政策的依据和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国内图书情报界已自发地进行着藏书发展政策理论基础的研究；③关于藏书的再选择，即藏书的复选和剔除的研究；④对藏书布局新模式，即“三线典藏制”的研究；⑤应用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如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包括模糊数学方法）等来研究藏书建设的实践问题；⑥宏观理论研究与实践取得了很大进展，并促进了国内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的进展；⑦探讨了书价上涨、经费紧张的对策；⑧在理论上明确了对采访人员素质的要求。
详述十几年来中国藏书建设领域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困难的，以上八点不过是大概归纳了一下所查阅的中文文献。我认为，成绩要肯定，但问题也要指出：在九十年代的今天，我国藏书建设与管理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尚难以驾驭并指导中国图书馆界的实践，因为它毕竟太狭窄、太微观了，难以形成理论体系。而藏书发展领域的研究包括选书方针的决策和实施、藏书维护以及图书等各类型文献资料的选择和采访等方面，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将会进一步拓宽中国图书馆界藏书建设的研究领域，建立整套理论体系，并提高理论研究的可操作性和指导价值。因此我认为国内图书馆界应该接受并充分重视藏书发展这一研究领域。
藏书发展政策这一颇受欧美图书馆界青睐的论题在中国图书馆的境遇如何呢？
1993年3月，我带着这个问题和对藏书发展政策基本内容的论述先后走访了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所文献馆、天津图书馆，调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这三个大型文献机构是否订有藏书发展政策；同年8月-10月，我仍就同样的问题先后走访了北京的一些在中国图书情报界享有盛誉的文献情报机构，包括：北京图书馆、中国科技情报所文献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国地矿信息研究院、交通部情报所和国家航天局二院情报所。
笔者在实地调研时对调查单位提出的问题都是：是否有国外比较通行的藏书发展政策？是否有类似的采访政策、藏书规划等等？如果有，政策内容深到什么程序？何时制定、是否修改过？如果没有，其原因是什么？今后有制定这种政策的打算吗？
为了弥补调查单位有限和实地调查的一些局限性（如面谈时发问不易掌握分寸、结果任意性较大等），又以书信形式函调了几所图书馆，有中国科技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但是，调查的结果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上述被调查的图书馆（含情报所）都没有藏书发展政策。当笔者提出问题后，一些图书馆的被调查者竟然不知道藏书发展政策的内涵是什么；在笔者介绍完本论文中关于藏书发展政策的基本内容之后，一些被调查者的第一反应是摇头，然后又将藏书发展和藏书管理、藏书建设混同起来。这些国内图书馆界知名度较高的大型图书馆都没有藏书发展政策，可以想见那些数量众多的各类中小图书馆的情况了。我们可以初步分析一下这些大型图书馆没有藏书发展政策的原因：
——首先的原因是不知道或未接受藏书发展政策，这方面使我深感本论文研究藏书发展政策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图书馆界对于国外新术语、新理论和新发展趋向的跟踪和接受过程缓慢，也说明了八十年代初国内引进藏书建设理论时出现了一些偏差。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早已成为美国各类型图书馆馆长任内的一项基本工作。美国各主要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开设的“藏书发展”课中也予以系统介绍，从而使藏书发展政策为美国图书情报界所熟知。而在中国几所主要大学图书馆学系里，有关藏书发展几个方面内容的简单介绍包括在“藏书建设”课中，没有介绍过完整的藏书发展政策。
——九十年代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一些不良因素，如拜金主义等。这种“下海”、“跳槽”等时尚对图书情报部门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对图书情报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发展取向和国外新动向的关注似已大不如前，所以藏书发展政策不为人们所知或知之甚少。目前的环境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影响还表现在负责藏书发展工作和制定采访政策的人员以及与藏书发展工作密切相关的采访人员外流严重，人心不稳，从而给那些愿意制定藏书发展政策的图书馆带来很大的困难。要想有连续、稳定和有效的藏书发展政策，就不能频繁地更迭有关人员。
——有些图书馆领导者对藏书发展政策存在着认识障碍。在图书馆工作中，分类、编目、采访、流通、自动化建设、参考咨询、编辑出版、装订等项均有可评价的标准，清晰度较高，因而受到重视。藏书发展工作则没有清晰的标准来评价或衡量，经常被认为是在幕后进行的工作，可见度不高，其功能发挥也被认为不是直接的。在调研中，笔者注意到即使有图书馆已意识到藏书发展和规划的重要性，其注意力也大多集中在藏书的数量和增长率上，而对藏书的学科比例、文种比例、类型比例、年代比例等重要问题实际上注意不够，对所选择的图书是否合适、这些图书能否以最小成本和最快速度采访到馆、各类型文献的利用率如何、读者的意见该如何处理、未来藏书发展中怎样保持数量与技师的合理关系以及藏书深度如何控制和规划等等问题，很少有图书馆真正深入研究过。调查结果表明，上述十几所图书馆、文献馆很少设立藏书发展部门或藏书发展委员会之类的组织，甚至连负责规划藏书发展的专职馆员都没有。图书馆的上级主管部门更是无暇过问图书馆是否订有藏书发展政策这样的事。我觉得，图书馆制定一份较完善可行、印刷装帧精美的藏书发展政策文件，报送给上级主管部门（当然还应给有关单位和本馆各部门，甚至每个工作人员），无疑是图书馆工作业绩的一种证明。
——图书馆员自身存在着偏见。调查中的大数图书馆的有关工作人员多少都有知识老化，因为他们都忙于日常事务，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更新知识，所以对耗时耗力的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热情不高，甚至望而生畏。更主要的，他们自身存在着一种偏见，即认为维持现状已经不易了，还谈什么制定藏书发展。其实，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正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和发展图书馆的藏书，使读者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图书馆的文献信息资源；也是为了使各馆能了解彼此藏书的强项和弱项，以便互相支援和共享资源，加强文献资源的整体化建设。
——图书馆学情报学界在理论研究上没有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肖自力先生在1981年引进的藏书结构理论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后，部际图书情报协调委员会文献资源专业组以藏书结构理论为基础，领导进行了“全国文献资源调查”，通过对我国拥有研究藏书的图书情报单位文献收集现状的调查评估，了解我国各主要学科领域文献收集的完备程度和支持研究决策的能力及发展趋势，初步掌握了我国文献资源的优势、薄弱环节和空白状况。这确实是一件功在千秋的好事，因为它为全国文献资源的规划协调、科学管理和建立全国文献资源保障体系提供了决策依据，并为现有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系统也进行了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资源合理布局”的大型课题研究，取得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侧重于在宏观上的研究，而且只调查了研究级文献，它们对于各参与馆的馆藏建设和发展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各种收藏级别（如肖自力所提出的五级藏书中的其它四级）的文献数量没有完全搞清楚，目前收集文献的深度和级别也没有完全说明白，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各馆藏书的未来发展政策。理论界有必要在以上这些课题和研究所忽视的问题上加强研究和探讨。
——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并非易事，它是一项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工程。在制定藏书发展政策之前，首先要明确政策的基本内涵和框架，明确本馆的目的、目标以及与母体机构的关系，要了解社区读者的类型和需求，还要掌握本馆现有藏书的优势与薄弱环节，而获得所有这些必需的数据和资料是相当耗时费力的。最为重要和困难的是进行数据分析，要根据选定的分类法确定学科主题词，然后明确现有藏书密度和目前的收集强度和未来的收藏政策，这需要进行大量的统计工作。美国罗莎里(Rosary)学院图书情报研究生院院长凯尼格(Koenig)教授曾撰文指出，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CB)图书馆拥有的藏书量居于美国大学前列，馆员众多且大多拥有两种学位（其一是图书馆学硕士），纵然如此，该馆还是花费了数万美元、三年时间在多人参与之下才拟定了该馆的藏书发展政策。对中小型图书馆来说更非易事。但事实上，美国大多数图书馆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积极制定。从ALA在1974年的调查、弗塔斯教授在1979和1983年的一次调查、T.Taborsky和Lenkowski在1988年的调查、G.E.Gorman在1989年的调查来看，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图书馆大都制定了藏书发展政策。
——在调查中国的上述图书馆时，有人反问我：如果费了很大劲儿制定了藏书发展政策，而现实情况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如经费锐减，那么藏书发展政策不是没有用了吗？这个问题反映了他担心藏书发展政策缺乏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藏书发展政策将藏书的范围和深度划分清楚，使图书馆明确了藏书优势和待弥补的弱项。它对未来收集政策的规划也是建立在充分了解本馆过去和目前藏书收集水平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一旦教学单位增加或减少了专业和教学计划、科研单位开创了新的研究计划，那么这种变化对图书馆收藏范围和深度的影响可以很快地反映在藏书发展政策中。国外图书馆界早已认识到因藏书发展政策具有灵活性而不致于束缚实践；何况它自身的实施和反馈评价也是一个不断调节的过程。
——由于公共图书馆是一种社会化事业机构，高校图书馆和科研图书馆等均依附于一定的母体机构，它们都属于被投资的对象，社会对它们的压力甚小，也没有清晰准确的标准来衡量图书馆的业绩。从未听说过某公共图书馆或专门图书馆因藏书质量太差或藏书利用率不高或缺乏政策文件而被迫关门的事例。就高校图书馆来说，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未列入高校图书馆工作条例，自然也就缺乏社会压力。这种环境使图书馆没有制定和实施藏书发展政策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读者对图书馆工作不了解和一定程度上的忍耐对没有藏书发展政策的图书馆是一种姑息。藏书发展政策不仅是供图书馆内部工作人员和图书馆界使用、交流的文件，也是一种具有公关功能的外部文件，更是读者了解图书馆工作的一个窗口。读者不仅时常会对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有意见，而且常对图书馆的选书范围、选书质量等问题有看法，但他们却无法通过合适的渠道来陈述对图书馆藏书发展可能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或建议。
在此次调查中发现，有些图书馆已逐步意识到藏书发展这一特定领域的重要性，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已由采访部兼做。但更多的被调查者承认，他们虽有采访方针，但实际上未发挥作用，他们自己对本馆的藏书发展目标也不很清楚。由于方针不明确，采购人员在执行中必然增加了随意性和凭经验办事的做法，从而出现了较多的不合理采购。如北图采访条例中自60年代末就规定了地质、医学、农业和军事的图书除综合性的各边缘性的以外概不采购，而91年的普查结果表明三类文献数量比例较大，其中地质和医学在有些语种中跃入全国十名。除了早年基础较好这一因素外，与采访条例的不完善等因素也有关系。这种现象在此次调查的图书馆和情报所文献中均不同程度的存在着。另外，选书或采访方针也不能取代藏书发展政策，后者的力度和包容能力是前两种政策所无法比拟的。从选书和采访政策发展到藏书发展政策是一个必然而且必需的过程。有采访政策（或方针）是制定藏书发展政策这一指导性更强的政策的基础。国内许多图书馆（不限于此次调查的范围）制定的采购标准都是将图书粗略地划分为若干类或专题，机构地规定哪一类每种采购多少册。由于同一类或同一专题的图书体裁类型不一，深浅各异，著者水平不同，读者对象有别，需求当然不一样，如果按同一标准采购显然是不合理的。《ALA藏书发展政策制定指南》主张将藏书区分为前文所述的五级，分别规定它们在馆藏中的比例和采购的范围、品种与复本量。这种按照图书的性质、内容和对象等因素来划分级别、确定藏书密度和搜求深度的做法，可比国内单纯按学科分类（还不细分）制定采购标准更为实用，更为科学。但确定藏书级别、藏书密度和搜求深广度等，早已不是选书或采访条例所能包括的，它们是藏书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采访方针这一层次不足以全面指导图书馆的藏书发展。再者，关于藏书剔除工作的具体规定也只能包容于图书馆藏书发展政策中。
2 若干意见和建议
2.1 图书馆界应充分重视和正确理解藏书发展工作。
首先对“藏书发展”的理解，关键在于“发展”二字。藏书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各种相关工作的系统化、社区与读者需求的分析、适宜的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图书的有效选择和迅速采访到馆供读者利用、馆藏强弱项分析和藏书的未来发展方向、藏书的剔除与淘汰等等都是在动态发展中进行的，都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其次，对藏书发展工作还要用系统的眼光来看待，它不仅是人类情报传播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同时它自身包含的各项工作内容也形成了密切相关、不可分割的系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藏书、用系统的观点思考藏书活动会使藏书建设的理论水平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对图书馆学界和图书馆领导者也提出了更新观念的要求。学术界不仅应注意追踪国外藏书发展的研究动向和成就，更要积极地引进、消化和吸收。图书馆学教育界也需要修正以往课程设计中“藏书建设”、“文献采访”等课的内容，加入藏书发展方面的理论知识，并密切配合图书馆界在藏书发展方面的实践，培养学生对藏书发展的全面认识和具体的实践技能。中国图书馆学会或其它组织机构应就藏书发展工作或藏书发展政策制定等专题举办研讨班、学习班等，切实地提高图书馆界在这方面的认识。
2.2 建议应在条件较好的图书馆中，调整采访部，成为藏书发展与管理部。
在规模较小、条件较差的中小型图书馆，也应指派专人负责藏书发展与管理工作。这是我考虑多时才提出来的。在中国，选书和采访工作一般都由采访部进行，如上所述，鉴于藏书发展工作同时横跨图书馆的技术服务与读者服务两大部门，将其归到哪个部门都难以充分发挥功能；若单独增设此部可能会与其它部门发生业务重叠，而且采访部的工作与藏书发展工作密切相关，所以建议由藏书发展与管理部取代传统的采访部，以确保有关工作能完整而有条不紊地进行。
在我提出的这种取代采访部建立藏书发展部的模式中，除了继续加强文献选择与采访工作外，该部还应承担以下任务：①确定藏书发展的标准，分析馆藏强弱所在；②制定藏书发展政策，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③确保科学地分配资料经费；④为资料正确定位，确定资料在各个部门（技术服务与读者服务）间的分配；⑤做好资料的保管与收藏，并进行必要的研究；⑥处理个人或机构捐赠的资料；⑦负责剔旧工作；⑧处理藏书发展与管理中的其它问题。藏书发展部应在馆长或主要副馆长的直接领导之下开展工作，人员包括部主任、目录专家和资料选订人员。
2.3 图书馆必须制定藏书发展政策或类似的藏书规划文件。
藏书发展政策首先要明确的是制定该政策的目的、图书馆的目的和目标。这部分对中国图书馆来说不是难事。其后要进行的是了解社区和读者的需求，这对多数国内图书馆来说是一个不足——很多中国图书馆是靠设想或推测了解的。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应充分结合图书馆的宗旨和读者的真正需求，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更为重要。八十年代初国内有人对科技人员利用图书、期刊和专利文献的需求做了调查，后来吉林省图书馆又对8368个读者进行了调查，这些调查当然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图书馆进行的读者调查分析是不是经常性的、有针对性的，而且调查结果是不是切实地用到了藏书发展工作中去。图书馆非常有必要了解读者的真实需求和服务社区的变化。
划分藏书的学科范围，是制定藏书发展政策的先决条件。ALA建议按分类号划分最少列出大约500个类号及类目；北美藏书要览计划(NCIP)的大纲使用了国会图书馆分类表约7000个类号做为描述学校范围的依据。国外图书馆在划分学校范围时标准不一、有粗有细。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当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以我国多数图书情报机构采用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类目为基础，定出300至500个专题比较适宜，以后再根据发展趋势逐步细化。1990年结束的“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研究”课题依据《中图法》、结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设立的学科目录以及其它的学科分类资料，将国内全部知识领域划分为266个学科，并列出了学科类表。我认为这种划分粗细适度，比较合理，也较权威，可以成为日后国内图书馆制定藏书发展政策划分学科范围时的依据。制定一个规范统一、详略得当、学科齐全的学科框架一览表，的确是确定藏书发展政策的关键和先决条件。
接下来应说明收集资料时在资料版式、语种、地理区域等方面的限制；更重要的是明确复本政策。目前不少中国图书馆的复本问题上存在着种少册多的现象，对一些热门书或畅销书，因片面追求流通量而大量购置复本，“热风一过”，大量复本就充斥书库，积压成灾，也影响有价值文献的入藏，使藏书结构比例失调，藏书质量下降，利用率降低。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缺乏明确的复本政策和综合全局的藏书发展政策。
藏书发展政策还应说明图书馆目前正参与或准备参与的合作计划。国内图书情报界已在地区、省、省际和全国四个层次上进行过有益的工作，如江西省外文期刊合作采购计划、华东地区教委所属院校图书馆原版外文期刊采购协调计划、东北地区藏书协调计划、中国科学院文献资源合理布局、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等等。
藏书发展政策制定中难度最大的当属按主题拟定藏书发展政策和按资料类型拟定政策。确定了藏书的学科范围之后，要明确藏书级别。我建议国内图书馆结合实际情况使用ALA/RLG的五级代码，即A（完整级）、B（研究级）、C（学习级）、D（基础级）、E（最低级），或用RLG的六级数字代码。语种便用汉(H)、英(E)、日(J)、俄(R)、法(F)、德(G)和全部语种(W)等几种代码。这样将藏书级别代码、语种代码、年代等几种情况结合起来，便可形成中国图书馆适用的按主题拟定的藏书发展政策。
按主题制定藏书发展政策之后，需要按文献资料的类型制定相应的发展政策。我认为国内图书馆应结合本馆历史上已收集的文献类型，充分考虑自身经费状况和其它馆的文献收集状况，来明确自己馆所收集的文献类型。中国科技情报所偏重于期刊和技术报告的收集，北京图书馆偏重于图书收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偏重于收集自然科学图书、期刊和会议录等类型的文献，这当然是历史上形成的分工。现在许多图书馆拥有新型的文献，如视听资料、光盘、缩微复制品、立式文档等，还拥有许多特藏和稀有文献，这自然要在藏书发展政策中加以说明，做出具体规定，以规划其未来的发展。
下一部分应是选书与采访问题。在有采访采例或类似文件的图书馆，这部分内容已有较多的说明和规定，不再赘述。
关于经常性剔除藏书工作的重要性，大家早有一定认识。但由于缺乏对藏书剔除的方针和方法的研究，因此在实践中开展得不普遍不经常，未形成一定的制度，许多图书馆仅仅把它做为解决书库危机的临时措施。主要原因是缺乏专门的人力，缺乏接纳剔除的储存书库，特别是缺乏处理剔除过程的具体规定。因此建议图书馆界制定藏书发展政策时要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以确保图书馆藏书发展过程中文献输入输出过程的动态平衡。
如何处理赠书或赠款，尚未被不少图书馆重视，如何面对和处理读者的意见、抱怨，也是应予考虑的一大问题。长期以来，不少图书馆对于赠书是有赠必收，而不问其是否与本馆宗旨、目的、任务有关，是否带有附加条件（如开办陈列室）：有时无章可循地接受赠书，打乱了图书馆的藏书发展格局，甚至使馆藏空间变得更加拥挤，带来不良的后果。一些图书馆不太考虑读者在图书馆藏书方面的意见，图书馆员不知怎样处理读者的意见。长期不予理睬或问题不予解决，会伤害读者，也影响图书馆的声誉。因此建议重视这两个问题，应指派专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负责订出相应的政策和办法。
2.4 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组织和实施，应在有关条文的约束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进行。
中国图书馆学会虽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但它仅是一个学术团体，无权过问全国各系统图书馆的藏书发展事宜；文化部图书馆司虽然是一个行政权力机构，但它只管公共图书馆系统：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和其它系统的图书情报协调机构，也都无法干预各馆的藏书发展政策。我国图书馆界的现状实际上是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没有约束全国图书馆的条文条例。这颇不利于藏书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全面实施。我想提出一种权宜之针，即仍分系统制定藏书发展政策。以高校图书馆为例。建议由国家教委全国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与中国图书馆学会磋商制定“高校图书馆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并将“订有藏书政策”和“藏书发展工作较为合理”做为评估图书馆工作业绩的重要标准；同时在“普通高等院校图书馆工作条例”中明确要求各馆根据学校的规模、教学与科研水平、师生人数、专业设置、硕士点和博士点的专业与数量等不同情况，明确各馆不同等级的藏书发展标准，并要求各馆将藏书发展政策做为本馆发展藏书的依据。
2.5 努力培养藏书发展人员，进一步提高采访人员的素质。
藏书发展工作的多维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这项工作对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主要是：①比较广泛的图书情报知识。藏书发展人员应充分了解各个部门的规定与工作方式，比如了解流通部门的业务以便掌握读者利用藏书的状况；②一定的学科专长。选书与采访是藏书发展人员的重要职责，因此要求他们具有广博的学科专业知识。在人员专业结构上要有合适的比例，即有不同的专业和知识等级，这点对于发挥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③藏书发展人员对藏书发展工作不能有任何偏见，在文献选择过程中应按政策中的既定标准进行，不能仅对自己所学的专业感兴趣，不能掺入个人的偏爱；④具有协调与沟通能力。藏书发展部门需要与图书馆其它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才能更有效地开展工作。需要与读者沟通使他们了解本馆的藏书发展政策，并帮助自己确定各个学科的藏书深度级别和本馆的藏书重点；⑤具备评价馆藏能力。对于学科的书目组织、出版业和图书市场状况也应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来稿时间：199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