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发展论文,妇女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妇女、环境与发展”(WED)是7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个研究与实践课题。由于这一课题包含了对西方以工业增长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批判，因此它或多或少地映射出二战后全球的经济与政治历程。今天，特别是在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伴随着人们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的警醒以及对如何实现持续发展的深思，这一主题更加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
一、“妇女、环境与发展”，作为一个主题的形成与发展
70年代是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此前要求发展中国家实现快速工业增长的政策在这一时期受到严厉批判。新的抗议浪潮以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反核运动的形式向由于现代化和迅速工业化所引起的问题，以及技术进步和军事化所加重的问题提出抗议，人们对于人类自身和自然界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所付出的代价深感忧虑。作为标志，1972年联合国系统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关人类环境的大会，并决定在内罗毕设立联合国环境方案(UNEP)以期使这个问题制度化，与此平行的非政府组织会议也在内罗毕设立了环境联络中心，成为UNEP的协调与监督机构。
在全球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初始之时，妇女作为一支特殊的力量而异军突起，是与一些地方妇女的环境行动紧密相联的，其中突出的一例是在70年代初期，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妇女在保护当地资源的斗争中所显示的主动精神，当时她们抱住当地森林中成熟的松树以防止它们被商业承包人所砍伐。①这一运动广为人知并一直被研究者描述为由妇女发起的地方环境行动的典型事例，同时它也鼓舞了许多人为宣传妇女在反对环境破坏斗争中的作用而奔走呼号。
与此相对应的，1973年由石油生产国引发的石油“危机”以及萨赫勒干旱造成的大范围影响，使工业化国家清楚地认识到它们可获得的能源资源是十分有限的，西方发展计划者开始认真考虑能否制订一个更系统的全球能源计划，尤其是针对木材燃料的供应，因为在当时来讲，木材是未来10年多数南方国家的唯一能源来源。为对付木材资源日益短缺的趋势，发展计划者制订了一个双重战略，一方面引进节柴炉具以减少消耗，同时开展大规模的绿化造林以增加木材供应。在这一战略中，妇女以她们在家庭经济中和地方经济中特有的地位而成为当然的参与者。
此时，为妇女在环境领域中脱颖而出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还有一些学术界的知识女性，她们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经过长期实地考察而获得的感同身受的体验，发表了有关南方妇女在环境领域的地位与作用的独到见解。这中间最具影响的是丹麦经济学家E.博斯鲁普，1970年她在大量实地工作的基础上出版了《经济发展中妇女的作用》一书，她在书中重新解释了南方妇女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并为妇女与发展这一领域奠定了研究的基础。②部分是由于博斯鲁普的影响，到70年代中期左右，发展领域中对妇女在林业、农业、水管理以及农村发展中的作用的兴趣日益浓厚，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妇女不仅仅是在养育子女、家务劳动等部门中，同时也在诸如动物养殖、蔬莱生产以及林业等经济生产部门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于是，最初的有关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讨论就从一些与环境有关的学科，如农业和林业开始了。
此后在西方妇女运动的活动家、社会科学家和发展专家们共同促成的联合国妇女十年中，妇女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资源”而得到广泛的承认与重视，第一次妇女与发展大会还提出了旨在推动各国政府和国际上采取行动解决不发达问题和通过改变社会经济结构来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计划。
80年代是以全球经济问题增多，债务危机日重，环境恶化和南方妇女贫穷化为特征的。这些问题对穷人，特别是对妇女的影响更为严重，越来越多的南方妇女成为家庭生存的供养者，而男人常常前往城市寻求就业。妇女在其政府的结构调整方案中也蒙受损失，比如面对经济和债务问题的国家，政府削减了卫生保健和社会服务方面的费用，这不啻给妇女本已十分沉重的生活负担雪上加霜。同时由于环境的退化，妇女不得不出行更远去寻找水、燃料和饲料，因此妇女和穷人成了可以交替使用的同义词，她们被看作是环境危机的主要受害者。
在80年代初期至中期，“妇女、环境与发展”已经成为发展政策研究中的一个正式课题。1984年联合国环境方案制订了一个大范围的计划以扩大妇女参与环境管理，西方更多的女林学家、农学家和水利管理专家被任命在一些国际援助的发展项目中任职，同时一些南方的受过教育的城市妇女也有机会担任有关的专业工作，并由此开始进入“妇女与环境”的新领域。1984年，第一次“新时期妇女发展”会议在印度召开，这一会议的主要参加者是南方国家的女性学者，她们从第三世界贫穷妇女的生活经历出发批判了西方的发展模式，并就在选择的发展模式中如何实现妇女的发展阐述了自己的观点。③
为标志联合国妇女十年的结束，第二届联合国妇女与发展大会于1985年在内罗毕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大量的南方国家的妇女参加并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她们敦促北方的妇女发展专家和妇女活动家从女权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考虑发展问题。与大会平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还召开了第一次“妇女与环境危机”国际研讨会，会上发表了许多证明妇女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的个案研究成果，作为这次会议的结果，妇女在环境领域中作为机智活跃的能动者的形象得到承认，她们被描述为环境管理者，她们的参与对于实现持续发展是十分关键的。
内罗毕会议之后，“妇女、环境与发展”获得更进一步的制度化，1986年，联合国妇女发展秘书处指定“联合国环境方案”(UNEP)为有关妇女与环境问题的主导机构，许多发展机构和非政府发展组织开始对南方的妇女问题更为敏感，并开始启动一些环境领域的妇女项目。
随着这一课题中南方妇女领袖的影响不断扩大，发展中国家贫穷妇女的受害者形象开始转变，而在有关持续发展的新的辩论中，妇女开始被推举为应付环境危机的当然人选。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这一报告提出了旨在获得持续发展的长期发展战略，持续发展意在平衡经济、社会和环境的需求，以便保护非再生资源并减少工业化所导致的浪费与污染等社会经济代价，也就是在满足当今人类需求的同时，避免危及后代子孙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一种发展方式。在报告发表后的数年中，“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辩论集中于妇女参与持续发展的战略和项目的必要性，同时“妇女、环境与发展”的主题也逐渐转变为“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
进入90年代以后，妇女为她们能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而积极活动。1991年11月在美国迈阿密成功地举行了两次全球性的妇女会议。一次是由有关持续发展的高级妇女顾问小组和以美国为中心的环境管理与保护国际妇女网络等三个组织主办的集会，主题是“妇女与环境：生活中的伙伴”。这次会议从各类发展组织中邀请了500位客人，这些男性的发展专家们在会上聆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所讲述的218例成功的地方妇女环境行动的事例。
另一次会议是由妇女的国际政策行动委员会(IPAC)组织的“为了一个健康的星球世界妇女大会”，来自83个国家的1500名妇女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的目的是，制订一个从妇女的观点出发，为在下个世界建设一个健康的星球而进行宣传和行动的计划，“妇女21世纪行动议程”就是这一会议的产物。
迈阿密会议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因为它是一个突破，是妇女在历史上第一次跨越了政治、南北、阶级、种族、专业以及制度的界限，以集体的力量就有关环境危机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对不适当的发展给予批判。
此后在1992年6月3日至13日，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巴西妇女联盟会同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在里约热内卢全球非政府组织论坛上召集了有关环境问题的妇女会议，会上妇女们为她们在论坛中取得的这一席之地感到欢欣鼓舞，并草拟了一份人口协议和一个独立的妇女协议，而后者正是对“妇女21世纪行动议程”的总结。此外在一个妇女宣言中，她们以更为强硬的语气批判了联合国环发大会的议程遗漏了诸如经济体系和军事体系这些导致环境恶化的关键因素，并呼吁与会的各国领导人确保“妇女21世纪行动议程”的落实。
在官方的联合国环发大会上，妇女游说小组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她们成功地将以“为妇女趋向持续与平等的发展全球行动”为标题的第24章写入了环发大会21世纪议程，这一章强调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1世纪议程的成功落实将依赖于妇女在经济与政治决策和落实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妇女的期望所不同的是，这一章强调的是将妇女与主流发展结合起来，而不是对发展本身进行改造。
二、“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所涉及的几个热点问题
1.妇女、环境与人口问题
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前后，一场控制人口的宣传运动席卷全球，降低人口出生率被视为环境保护和妇女发展的同期战略。而在为94年开罗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的筹备过程中，更有人以保护环境和保证持续发展为前提，提出了在人口出生率高的国家采取控制生育率的要求，妇女则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一战略的关键因素。
在有关发展的辩论中，对人口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世界人口的指数增长造成自然资源的持续短缺与过度消耗，因此减少人口压力成为必要的发展战略。然而这一纯数字的研究方法似乎没有考虑这样一类问题，即哪些地区存在着什么样的短缺？过度消耗是由什么人造成的？同时这种方法也没有分析在穷人中造成这种高生育率的动力是什么。在这种方法中，对人口与环境问题本应十分复杂的表述只被下述四个因素的相互关系所取代，这四个因素是：任一人类群体对环境的影响(I)；人口规模(P)；富裕程度(A)和生产消费品过程中引起的环境破坏(T)，它们之间的关系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等式表示，即I＝PAT。不难发现，这一等式将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因素排除在外，如果将其作为政策制订的基础，必然会加强世界经济秩序和发展范型中的不平等与不公正。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在联合国环发大会期间被炒得炙手可热，尤其得到发达国家政府和机构的推崇。与此相反，得到南方发展中国家支持的，是一种被称作“分配观点”的理论。在分配观点中，人口增长与环境恶化同被看作权力与资源的不良分配的结果，贫穷则加剧了人口与环境方面的问题。有众多的孩子仅仅是穷人的一种生存战略，而北方国家的过度消费和能源消耗对环境的威胁要比南部的贫穷严重得多。根据这一观点，通过对资源获取和控制权力的重新分配来减少贫穷才是关键的发展战略，才能带来人口与资源的均衡。
上述两种观点并非没有一定道理，然而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执一词，互相指责，就难免流于简单化和走极端。目前一种新的探讨问题的方法正在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第三种观点中，人口数量的增长、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利用资源的方式都在考察的范围内，这种观点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目前北方国家过度奢靡的富足不正是借助于盘剥他人和剥夺珍贵的自然资源而存在的吗？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中有否可能公正地分配“发展”这块蛋糕？发展这一处方本身是否就是错误的？根据这一新的方法，在解决人口与环境的问题时，应给予人的发展以优先权，包括对人的尊严的承认和基本需求的满足。因此在人口对资源压力大的地方，应该解决资源的公正分配问题，同时每一“生产和消费单元”对环境的压力要降低，生活条件需要改善以便使生孩子不再是穷人的唯一生存战略。
根据新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高的人口出生率产生于穷人中间，因此第三世界的贫穷妇女便是生育控制的目标群体。然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这一人口控制方法，他们认为发展才是控制人口的最佳良药。在94年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大会之后，单纯的对人口政策的强调转向了一种综合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方法，而妇女自身的发展被视为减少生育率的必然途径。
在1991年迈阿密的世界妇女大会上，妇女作为一种团结的力量曾发表了她们对环境与人口问题的看法，她们认为造成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工业与军事的污染，有毒废料和现存经济体系对人力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她们对单纯指责妇女造成高生育率的提法表示愤慨，鉴于人口数量与资源消耗以及浪费之和决定其环境影响，工业化国家的人们要比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民对环境有着更消极的影响。她们要求制订以妇女为中心的、妇女管理的全面的卫生保健和生育计划，要求政策制订者认识到提高妇女的卫生、教育水准和社会、经济地位是阻止环境恶化的关键。
2.女权主义与绿色经济学
在对环境与持续发展的讨论的推动下，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在发展领域工作的经济学家开始涉足绿色经济学。绿色经济学要发展一些新的指标以更准确地衡量开发使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代价，绿色经济学还寻求保护生物差异以维护自然资源。
在对女权主义与绿色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观察时，首先会发现二者之间似乎有一些相同之处，女权主义者对发展与经济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也正是绿色经济学所提出的问题。他们认为，长期以来的发展实践是建立在剥夺自然与人民的基础上，为纠正这种不平等和不公正，人们所需要的正是重新组织生产体系，设计新的目标、战略和指标以便平衡地使用和补充资源。然而，面对非持续的、种族中心的和忽视妇女的经济发展，仅仅计算入环境付出的代价、妇女“无形”的贡献和“非正规”经济活动，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更好的计划和新的目标是否就可以满足了？绿色经济学能否改造目前的经济理论，承担起为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和处于发展边缘的人们获得公正与持续的生存发展提供基础的重任？女权主义经济学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绿色经济学。
现代经济学的主导原则是市场，市场并不是中性的，它的运作受到各式各样的文化、社会与意识形态权力关系的影响。环境退化正是与现代市场活动紧密联系的，这些活动是在加剧消费的基础上，将赢利作为物质活动的目的与尺度。绿色经济学的弱点正在于它未能有效地对造成环境恶化的偏重市场的方法挑战，同时也没有考虑非市场取向的经济活动，而恰恰是这些活动形成了市场关系和非西方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因此，不有效地调整市场机制，协调经济增长与保护自然的持续发展这一目标本身就有了深刻的内在矛盾
在现代经济学和市场理论中，妇女始终是处于一种边际状态。博斯鲁普在她1970年的著作中就指出，母亲和家庭主妇的工作以及与社会再生产有关的活动没有被视为经济活动，经济发展中的男性偏见反映出宏观经济学中对性别的忽视，该理论没有考虑到不付酬的人力资源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相互依存。女权主义的观点揭示了经济学忽视性别的弊病，她们认为以性别决定因素的一些过程直接影响着市场的运转。对妇女财产权和教育权的歧视妨碍了她们进入市场、获取收入和享有财富，而在占有和使用资源方面，性别差别更是妇女地位低下和交易权力受压制的产物。在家庭与市场中，权力关系为决定着工作的分配和利益的获得，妇女由于工作分工和花费于人力资源生产方面的时间，往往被排除队于这些利益之外。
60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生态经济学是人类关注自身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希望通过学科间的努力，协调人类经济活动、人口与环境资源的相互关系。不管是女权主义经济学还是生态经济学，都试图创造新的方法论以便全面地分析人类的经济企图。女权主义经济学家正试图在国家统计机构收集的数据中进行筛选，设计选择的方法并形成新的数据类型，以便使经济分析不仅包括有酬劳动，还包括妇女所从事的各类无酬工作。她们认为，将性别作为经济的一个基本组织原则而开展的研究需要考察下列情况：妇女的无酬劳动；收入与资源的家庭内分配；劳动力配置；决策与权力关系；有酬劳动市场中的性别作用。此外，还需要有关粮食生产、非正式有酬工作，家庭内生产和志愿工作等方面的信息，从而使市场不再被视为唯一的价值标准。
生态经济学家指出，在为环境服务制订价格的尝试中，绿色经济学未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是受生态群落和社会体系所束缚的。生态经济学家H.戴利曾提出将伦理的和生态学的考虑结合起来的方式。戴利指出，我们需要将经济作为生态体系的恒稳的亚体系来看待，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达到不仅仅是社会公正，而且也是生态的公正。④
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和绿色经济学的批判为女权主义参与有关持续发展的辩论开辟了一些可产生丰硕成果的研究领域。女权主义对绿色经济学探讨的一个独特的理由，是要通过清楚地了解权力是怎样不公平地在男女之间、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分配，来反对性别歧视。为反对经济学的数学化，女权主义者阐明经济学方法论在本质上并非是中性的，她们还要求经济分析要包含所有日常生活水平上所发生的事情。女权主义批判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一种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尊重非西方文化对经济、环境和妇女在人力资源生产中的作用的理解，并使人类为谋求生存的经济活动和为获取利益的经济活动与保护今天与未来的自然资源和谐地发展。
3.妇女与生物差异保护
生物差异保护的社会范畴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是在90年代以前却始终受到冷落。从90年代开始，一些与发展问题有关的研究机构开始尝试结合各个学科的力量来探讨生物差异保护和人类发展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妇女在保护生物差异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得到重视。
生物差异在这里主要指基因、物种和生态体系的数量，有时文化差异也被考虑为生物差异的一部分。尽管有各种统计，到目前为止人类仍不能确知有多少物种生存在地球上，但是很明显，生物差异在世界范围内正由于人类的活动而受到威胁，科学家估计5-10%的热带森林物种在未来30年面临灭绝，农业基因差异也正在惊人地减少，其结果正被人类社会各个部门所感受并被称之为全球危机。
一般的研究认为妇女、环境（包括生物差异）和发展之所以联系紧密，是取决于以下3个相关因素，即劳动的性别分工、性别思想体系和贫穷的女性化。如果一个地区，劳动的性别分工不是十分严格，通常对资源控制的性别差别的影响就十分明显，而且社会中通行的思想体系意味着在享有资源方面妇女总是处于劣势。贫穷的女性化暗示着环境与发展的世界范围的危机，加之发展政策与发展合作中的男性偏见，更造成了妇女贫困状况的恶化。从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引伸出妇女与生物差异保护发生联系的途径，这包括：妇女常常最先感受到生物差异消失的影响，她们总是充任自然资源管理者的角色，她们可能会受到一些资源保护项目的消极影响，也可能会从中受益。
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自然经济中，妇女通常是食品、燃料、饲料和饮水的主要提供者，为此她们开发了一些技术以便有效使用所有可利用的资源，比如养殖家畜以获得肉类、奶制品和肥料，采集野果，在庭院中种植蔬菜，并赚取收入以购买医药和日用品。作为食物生产者她们通常负责选种、除草、收获和加工。她们为生存的斗争随着资源的消耗与恶化变得更为艰巨，为供养家人，贫穷妇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庄内外的“生物量”。而从自给自足的农业转向以商品作物为主的农业常常导致她们在维持家庭生活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劳动的性别分工意味着生物差异的丧失对男人与妇女的影响是不同的。
妇女在享有和控制资源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也限制了她们发挥自己的能力，特别是最贫穷的妇女、没有土地的家庭和妇女为主要供养人的单亲家庭。这些妇女与家庭往往特别依赖象森林和牧场这样的公共土地。由于她们没有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权，因此对上述土地的退化与被破坏既忧心如焚，又无能为力。
在妇女作为自然资源管理者的潜力方面，一些研究者曾收集过有关妇女的环境知识，他们发现农村妇女有着独特的生物常识。⑤一些仍生活在自给自足状况中的妇女，她们通常比男人更了解不同的物种的特点，她们靠尝味道，或其他特征可以分辨出不同的物种，甚至是同一物种内的差别，并且对不同物种的药用、食用、燃料等不同使用价值了如指掌，这些妇女还清楚在何时何地可以找到这类植物，凭借这些知识，妇女在认识和管理她们周围的自然生物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
一般来讲，目前采用的保护生物差异的方法是试图将人类活动排除在该自然区域之外，这些严格措施或许对保护某些最珍贵的生态体系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人们在失去对某些资源的依赖后转而被迫消耗另外一些资源，那么这样的项目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引发了新的问题。经验表明没有考虑当地妇女需要和意见的项目在保护生态差异方面便会毫无建树。因此专家认为，在有关的项目中首先应考虑赋予妇女相关的权力，同时要摈弃在造林与自然保护项目中的急功近利的短浅目光。
从上资料的提供是希望读者对“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的总的论题中的某些具体方面有所了解，目前许多个案研究都证明了妇女在自然资源保护中的作用，然而不少研究者认为在这方面对妇女的授权比仅仅了解她们的作用更为重要。
“妇女、环境与发展”的讨论与实践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它已经从一个单纯与第三世界贫穷妇女有关的课题，发展成为全世界妇女所关心的共同论题，妇女根据自身的经历以独特的视角观察全世界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与发展偏差，对与此有关的经济理论问题、人口问题等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全面地理解人类的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全球经济问题的日益增多，以南、北、东、西为标志的贫富对比十分明显，抢救地球生态环境的任务异常艰巨，“妇女、环境与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运动，仍然面临许多任务。它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动员广大的基层妇女、组成各种联盟，游说政府和各个发展组织，影响其政策的制订和发展项目的实施。特别是敦促政府与人民对发展给予历史的理解，在各种社会制度中建立起有利于地球及人类本身健康发展的责任机制。
（注：VENA Journal为荷兰莱顿大学妇女与自治中心主办的刊物。VENA为Women And Autonomy Centre的缩写）
注释：
①Shiva,Vandana:Staying alive:women,ecology and development,London:Zed books,1989.
②Boserup,Ester:Won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70.
③Sen,Gita and Caren Grown:Development,crises and alternativevisions:Third World women's perspectives.Lon-don,Earthscan,1988
④Herman Daly:Further essays in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ility.London,Earthscan,1992.
⑤I.Dankelman and J.Davidson:Women and environment in the ThirdWorld :alliance for the future.London,Earthscan/IUCN,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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