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连接：“大断裂”时代的伦理学主题*
□ 李建华
内容提要 当代中国正处由传统向现代与由现代向后现代的双重转型中，这种转型一方面会使传统社会的“关系纽带”断裂，同时也会使原本不太成熟的现代社会日趋“板块断层”，从而带来社会伦理断裂日趋严重；这种伦理断裂表现为个体伦理与社会伦理、人类伦理出现了断裂，甚至伦理与道德也出现了断裂，从而使社会伦理生活区隔化、碎片化；由此当代中国伦理学已不能仅仅提供规范化的指导,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起伦理连接的有效机制，其中主要为承认伦理、宽容伦理、理解伦理、担当伦理等连接因素。
关键词 大断裂 伦理 道德 人类命运共同体 伦理连接
此处所使用的“大断裂”，是借用了弗朗西斯·福山在《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一书的一个概念。弗朗西斯·福山认为，在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的“大断裂”，表明社会的各因素、各部分之间失去了有机联系，互不支撑，甚至互相损害，从而使社会处于“支离破碎”的境地，任何一个国家或迟或早都要受到大断裂的影响①。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各种矛盾突出，各种问题叠加，亦表现出一种断裂特征，其中伦理的断裂就是统一价值观失效与社会道德失序的表现，对此我们必须理性审度并提出应对战略。
一、大断裂：中国社会双重转型中的隐忧
福山认为，在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中，社会资本大量流失，主要表现为犯罪率的上升、社区的损毁、家庭的解体、意义的丧失、信任的流失等由此表现出的一种社会制度危机，原因主要是由贫困和不平等、错误的政府决策、文化的转型、不确定导致的不安全等。福山认为，这种危机是可以克服的，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人类有自发合作达到善治的能力；一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路径，即政府有能力为社会提供社会资本激励机制。所以，福山作为一个“唱衰西方”的思想家，并非悲观于西方资本主义没落的制度性危机，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清醒者”向世界拉响了由于个人主义的崛起而可能导致人类整体性衰退的警报，所持的还是乐观的悲观主义者立场②。
首先是词汇。词汇的学习包含词汇学方面的知识。但是，学习单词不能与句法，语义区别开来。有些教师要求学生用每一个词造句，这是很不科学的，这种练习应减少到最低范围。对于像international（国际的）这样的单词，从词汇学的角度分析，它是由inter+nation+al构成的，就足够了。
其实，由社会转型会导致社会价值观突变、社会伦理关系断裂的思想家远不止福山等人的可能性预想或论断，美国著名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通过对世界40 多个国家的实证调查分析几乎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英格尔哈特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出版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和《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用大量的经验数据证明，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大众的价值观正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由此带动了参政态度与方式的变化和基于生活质量问题的新型政治分化的出现，并且置非物质要求权以优先地位③。《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一书则超越了前一本书仅仅以发达工业国家为研究样本的局限，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中，从经济发展、文化转型和政治转变三个维度，进一步论证了由“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变化的趋势。他凭借传统权威（traditonal authority）与世俗理性权威(secular-rational authority)、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与幸福价值观（well-being values）两个维度，绘制了世界价值观“地图”，拓展了现代化与后现代理论，认为所谓的现代化从价值观上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多数工业发达的国家从传统价值观转向了世俗理性的价值观，但是现代化不是直线型的，不是物质化需求性价值观持续“上升”，相反，当一个社会的工业化完成之后，它转向一个新的方向：从生存价值观观转向更加注重自我的“后物质主义”幸福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更加注重环保、注重社会平等、注重个人自由、注重政治参与、注重包容、注重自我表现等④。这样一种价值观的变迁不是线性，甚至不是“马斯洛式”的梯级提升，而是“条块”式、“板块”式的，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不一定是建立在物质主义基础之上。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在《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中文版序言中认定，中国价值观正向“后物质主义”时代转变，并且是通过代际变化的形式来实现，以20年左右为一个周期⑤。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其实并非是单一性，而是处在由传统向现代与现代向后现代的双重转型中，即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发达工业社会）还没有实现（期望是2050年初步实现），但后现代文化（或后现代问题）随之而来，由不得你而被“绑架”其中无法脱身。社会的双重转型主要是带来文化转型的混乱或失序，隐含着价值观断裂的可能。一方面，文化的转型必须以现代性为基本参照。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在于理性主义、自由价值、进步主义、对于个体的肯定以及世俗化倾向。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如果说传统社会理论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那么现代性则带有浓厚的世俗化色彩。社会契约论更是消解了传统权威的神秘主义基础，将自然的社会秩序理解为人类自为的结果——大家为了富宁生活而相互签订契约所形成。在这一转向中，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尊重与肯定，文化生活更多取决于人类的理性——包括科技理性与道德理性。社会不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人类探索的对象，所以历史的规律可以被把握，历史的进步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在中国社会这一文化转型中，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现代启蒙的式微，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可能出现文化观念和价值秩序的断裂。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转型正遇经济全球化进程。全球化趋势的不可避免性，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带来文化的竞争与融合，经济的相互依赖必然带来文化的取长补短。而当西方现代化基本完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时候，我们则在拚命追赶“发达工业社会”的指标，受到前现代社会经济模式与后现代经济模式的双重挤压，在文化上则处于功利文化与生态文化的剧烈冲突之中。功利文化侧重的是物质主义的近期自我利益，我们之所以面对诸多共同但有差别的责任依然无法达成一致，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人们以割裂的方式看待自我与他人、看待目前与长远，宁可扩大现实利益，也不愿为长远的威胁买单，甚至以非道德的方式追逐额外的利益，并且通过排斥道德的方式为自己辩护。与功利文化相比，生态文化尊崇对于社会生活的全面性、整体性和长远性考量，把社会成员视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把社会视为自然的有机部分，以普遍联系的观念看待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的相互关系。就自然环境而言，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全球性的难题，都是人们为了獲取短期利益而采取高排放、高污染生产方式导致的后果。就人文环境而言，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地方主义、单位主义、单边主义、分裂主义等都是割裂性思维的产物。
由传统到现代、由现代到后现代，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完整链条，而这三大形态的演进并非是直线型的、连贯性的，可能出现断裂。这种断裂既可以是社会要素之间的断裂，也可能是社会主体之间的断裂，更有可能是伦理价值观之间的断裂。这就急需基于社会断裂现象的连接性思维，这种连接性思维源于社会治理各领域之间存在非常大的依赖性，姑且叫做社会治理的依赖性原理。如果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递进性来看，这是一个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再到意识形态的过程。这种由低到高的过程的背后其实是人的需要的层次性升华，就是人性的攀越性实现，就会呈现各要素、各层次之间的“依赖链”。人要生存，首先要解决基本生存条件问题，这就决定了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经济基础的先决性，但是解决经济问题，往往又要依赖于科技创新，经济内部的“打转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科学技术问题往往又与政治关联，只有在政治昌明的时代，科学技术才能突飞猛进。政治文明又往往需要法治文明，或者说，政治无法完全解决政治的问题，必需要法治，通过法治建设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治理的通规。但法治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需要道德来滋养和补充，法治的难题就交给了道德。但是道德是一种规则与信仰的中介存在，说伦理学“顶天立地”，就是它立足法律，头顶宗教，所以，道德解决不了的问题就交给宗教。这就是所谓“归宗”，就是圆满，就是终极，而这个过程的解释系统主要是哲学、文学和艺术。如果从伦理上讲，对于自主和负责任的个人而言，“伦理是连结的律令的表达”⑥。让我们不断地去重复：一切伦理行为事实上都是一种连结行为，与他人的连结，与自己亲朋的连结，与共同体的连结，与人类的连结，最后是置身宇宙之中的连结。我们越是自主就越是要担当不确定性和不安宁，也就越需要连结。我们越是意识到在宇宙中的自我迷失和被置于一次未知的探险，我们就越需要与我们的人类兄弟姐妹相连结。宇宙连结通过生物连结达至于我们，通过人类连结达至于我们，自我呈现为互助、博爱、友谊和爱。因此，我们所要探讨的伦理连接，就是在伦理理念、伦理主体、伦理动力等要素构成的伦理结构中，通过增加过渡性机制，使之始终保持有机、开放、具有再生力的必然联系，确保社会伦理秩序的正常运行。
四是确保灾区群众有洁净水喝。组织制定应急供水保障方案，着重解决好伤病人员、集中安置点群众、救援队伍、农村和边远地区群众的应急供水问题。组织力量抢修城乡供水设施，尽快修复城市供水管网，以集中连片解决饮水问题。近期内难以修复的供水工程要采取新设临时供水设施、应急水质处理、拉水送水等措施保障供水。组织内地水务力量较强的供水抢修队伍帮助灾区修复管网和供水设施，确保灾区群众饮水安全。
二、拆解与互损：伦理断裂的文化特性
社会断裂在伦理上的表现就是伦理结构上的拆解与伦理主体间的互损（害），它构成伦理断裂的两大特性。拆解是对伦理关系及规则的结构性支离，让原本具有的连接性变得毫不相干，如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一个具有有机联系的伦理序列，但如果淡化了家风家教，就有可能在修身与治国之间断裂，“内圣”与“外王”之间出现阻隔，要么可能就是“独善其身”，要么可能就是“无德之王”。互损是不同伦理主体之间由于某一主体过分突出自身利益而损害其他主体利益，而导致的利益连中断，造成彼此伤害。如埃德加·莫兰认为，西方社会由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主导性，使人日益分子化、孤独化、自私化，最后导致互助与爱的消解，使自我伦理、社会伦理、人类伦理之间发生断裂⑦。
强化基于担当的人类伦理。我们可以将人类伦理定义为担当人类命运的伦理模式。担当是一种责任伦理的主动态，是对人类现在和未来的深沉忧虑，是对人类在宇宙中的有限性的觉悟。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种人类伦理建设的智慧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于其它抽象的、虚构的主义论证，它既是一种抽象理论系统，同样是一份具有实践性的现实指南；它维护的不是作为“特殊群体”的国家的“私利”，而是全人类范围的“公利”，即促进人类文明的和平延续与可继续发展。和平与发展的人类进化方向决定了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必须超越狭隘民族国家视角，构建整体人类观。整体的人类观包含平等的自由原则与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同时也是对于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不公平贸易、新殖民主义、丛林法则等等思潮的超越，因为它是以全人类的视角看待人类文明的问题，换言之，整体的人类观是一种复杂性视角，能够避免复杂问题被抽象与简化的问题。当然，何为人、人何以成“类”、“类”何以成共同体、究竟怎样理解人类的“命运”，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元问题”。无论如何思考，无论得出何种结论，连接性思维是必不可少的。
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在《伦理》一书中断言：“我们人类不仅处于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而且处于一个危险的时期”
，这种社会的不确定性，常常使我们的伦理设计陷入困境，良好的意愿足以证明我们行动的道德性，但行动一开始就会生成新的关系，甚至走向意愿的反面，所以，在现代社会，“伦理是一种涌现，它甚至不知道自己从什么当中涌现”
，一切都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伦理处在“大拆解”的现代性断裂时期，个体伦理、社会伦理与种属（类）伦理相互无法支撑甚至互损，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伦理。复杂性伦理的核心就是通过伦理的联接来解决好伦理的断裂问题，一切用可能性思维来代替必然性思维，从而以“大蜕变”的方式为人类伦理找到新路。
我们所面临的伦理境遇是，由于社会结构的松弛化、社会分层的等级化、人口流动的快速化，导致了人的存在空间的多重性甚至空间叠加，加上科学技术的精细，专业化、区隔化和碎片化成为现代生活的基本样态，由此带来了伦理断裂的危险，这种断裂将会在伦理与道德的断裂、伦与理的断裂、德与得的断裂、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断裂、国家伦理与人类伦理的断裂中展开。
②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唐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31页。
回顾分析120例高龄转子间骨折患者病历资料,均接受PFNA术治疗,依据其术前是否接受氨甲环酸药物治疗分2组,每组各60例。对照组:男性22例,女性18例,年龄60-76岁,平均为(70.5±1.1)岁,病程时间(3.51±1.11)d,致伤原因:12例交通伤,484例跌倒摔伤,Evans分型:Ⅰ型8例,Ⅱ型15例,Ⅲ型19例,Ⅳ型18例;研究组:男性23例,女性17例,年龄60-77岁,平均为(70.8±1.2)岁,病程时间(3.52±1.10)d,致伤原因:7例交通伤,33跌倒摔伤,Evans分型:Ⅰ型7例,Ⅱ型16例,Ⅲ型18例,Ⅳ19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P>0.05。
如果从同源性讲，伦理断裂也就是“德”与“得”的分离。如果我们承认“德者，得也”是一条中国道德哲学的基本法则，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得者不德”与“德者无得”的情况。在中国文化中，“道德的根本不是游离于‘得’，而是在处理现实的利益关系中体现‘得’；道德的真谛不是不要‘得’，而是如何符合‘道’的方式‘得’。故如何处理‘德’与‘得’的关系，成为道德必须解决的基本课题”。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是围绕“德得相通”的基本原理展开的，具体可以演化为“‘得’必须‘德’”的道德合宜主义、“‘德’为了‘得’”的德治主义、“‘德’必然‘得’”的道德理想主义、“‘德’就是‘得’”的道德终极主义、“‘得’就是‘德’”的道德美化主义。“德”“得”分离的实质就是权利与责任（义务）的不对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主要原因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个人的权利得到了重视，相反，责任和义务就淡漠。与此同时，也可能是由于社会的赏罚机制不健全，好人得不到好报，相反是恶人当道，小人得势，这也会导致“德”“得”相悖抑或分离。
伦理断裂从主体性来讲表现为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断裂。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与断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早有提及。莱茵霍尔德·尼布尔认为，伦理有理性与宗教两个层面，理性伦理的本质是实现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而宗教伦理的本质是超越现实利益的冲突，所以往往在理性伦理中容易出现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冲突，因为社会最高的道德理想是公正，而个人最高的道德理想则是无私，但现实人的人性是自私的，如果用个人道德去要求社会，就无法实现公正。同样，社会所谓的公正，也是以压制个人利益来实现的，是一种更大的“利己”，如爱国主义
，所以，道德的个人不一定会逻辑地导致道德的社会的形成。埃德加·莫兰在《伦理》中，明确提出：“近代社会造成了全体-社会-种属三位一体关系的拆解和断裂，”
其原因主要在于世俗化、过度自主化、个人主义、去道德化等影响。
从全球化进程而言出现了国家伦理与人类伦理的断裂。随着政治国家的出现，特别是国家主义的强化，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成为国际事物中最常见的伦理主张和行为准则，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急待建立一种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伦理或人类伦理。为此，伦理学家如罗尔斯有过《万民法》的努力，政治学家有过《世界人权宣言》的宣示，宗教学界有过世界宗教大会倡导的《全球伦理宣言》，但人类伦理始终超越不了国家间的利益，人类伦理构建成为最大的“乌托邦”。全球性的环境资源和气候问题的出现，直接威胁着世界各国的生存与发展，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国家主义仍然严重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规导与连接：伦理学功用的理性回归
伦理学不但要提出对行为主体的道德规范，也要注重主体间、规范间的有机连接与过渡，这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都有充分体现，特别是在古典时期。如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就设计了完整的“城邦伦理”，不但提出了“四元德”说，认为城邦主要应该有“智慧”、“节制”、“勇敢”、“正义”四种美德理念，而且有特定的伦理主体“配置”：统治者要“智慧”，市民要“节制”，军人要“勇敢”，如果三者都得到充分实现，就是“正义”的城邦。这实际上是美德的“配位”，体现了社会伦理之间的不可分割性，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为什么把“自由”作为最基本的伦理价值，因为它是以独立的个人作为社会的基座并具有价值优先性的，在此基础上构成两人以上的关系才能谈“平等”的问题。所以，从“自由”到“平等”再到“民主”，不但体现了伦理理念的递进性，而且体现了社会伦理秩序的有机性和连接性，并且用“博爱”这样的宗教伦理价值观来统摄因过度个体化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当然，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由于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加之功利主义的影响，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用麦金太尔的话说，就是道德变成纯主观的东西，没有了客观性和权威性，传统意义上的美德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因此，他主张回到传统的德性伦理，重新回到共同体伦理，恢复伦理的整体性和连接性。而罗尔斯则坚守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在强调个人至上性的同时，主张通过建立“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社会制度，以此克服当代的道德危机，因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这种正义的核心就是“权利优先于善”，如果使正义原则可普遍化，就可实现从社会正义到国家正义再到国际正义的有效且有序的推进，实现伦理的连接。罗尔斯甚至在《万民法》中提出“万民社会”来实现正义，体现其正义理论的完整性和连接性，尽管其前提性假设难以证实，但其致思路径是可取的，体现了对伦理连接性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伦理思想中更是体现了伦理的连接性特征。儒家总是从“人伦”而设“理”的，或者说是因“伦”而“理”的，在人伦关系的有机构成中寻找伦理的连接性。第一，在伦理承载上，注重由己及家、国、天下的整体连接。“推己及人”是儒家的伦理思维方式，由“己”出发，确保了伦理的真实性。由无数个“己”构成了家庭，家庭是宗法社会最基础的伦理实体，由此产生一系列的伦理关系。家的扩大或延伸就是国，国是家的“缩影”，没有家就没有国，同样没有国就没有家，家国同构，家国一体，就可实现伦理秩序的有效扩展。“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文化理念，就是所谓‘天下’”，“‘国家’是政治的组织，‘家族’是血缘的实体，而‘天下’则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
，只是指文化力量所达到的范围，由此实现血缘-政治-伦理三位一体，直接同一，形成伦理政治化与政治伦理化的独特文化类型。第二、在伦理规范设计上，注重与具体人伦关系的对应性连接。如孟子的“五伦”被称为中国伦理最经典的设计。《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里，孟子不但在复杂多样的人际关系中归纳为五种人伦关系，建立起了社会最基本的人伦关系坐标，而且还提出了与之对应的伦理规范“亲、义、别、序、信”，实现了规范与连接的统一。又如，起于董仲舒完成于朱熹的中国儒家最经典的伦理主张“三纲五常”。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上下服从关系：“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或叫“君臣义、父子亲、夫妻顺”。但为了维护好这种上下尊卑的关系，还需辅之以“仁、义、礼、智、信”这一“五常”之道，这就从纵向与横向上建立了一个调节人伦关系的规范体系。与此同时，强调了“君为臣纲”对于“三纲”的基础性意义，以及“仁”对于“五常”的前提性意义，以此层层推动，循序渐进。
伦理断裂有时也会表现为伦与理的内在断裂：或者有伦无理，或者有理无伦。“有伦无理”是当代社会生活的新主体与新样态造成的以及伦理学理论的滞后造成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类对自身生活认识的加深，许多原来不在伦理生活范围内的事物进入伦理视域，如自然、动物、植物、宇宙、太空、机器人，外在物“人化”之后就有了“人伦”，但如何相处、如何协调，还处“无理”或“理不清”的状态。特别是智能人的出现，人伦关系中的主客地位开始模糊甚至颠倒，加之由人机关系扩展到机机（如果机器人真有意识）关系，是否会出现人人关系、人机关系、机机关系的多层“人伦世界”，原来的“伦理”是否有效，其“理”如何统一，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既便是在人伦世界里，许多人伦场域已经没有理了，如高铁霸座中的“我为什么要让座”之理的穷词就是例证。“有理无伦”是当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道德哲学忽视人类生活本身带来的必然结果。当代道德哲学，无论是康德的道德哲学还是分析哲学的道德哲学，都把理性清晰的理解解释为说理理性（discursive rationality）,而“这样的解释损害了伦理思想本身，也扭曲了我们对伦理思想的认知。”
任何道德哲学如果离开了“人应该怎样生活”这样一个最根本的“苏格拉底问题”，理最对、最清，也不过是“天理”、“上帝之理”，而非人伦之理。康德以来西方伦理学的最大病根在于热衷于在“理性王国”中想象道德生活，脱离人的真实性存在特别是人的情感性存在，把人当抽象、纯粹理性的人，把人与人的关系当纯粹的逻辑关系而推演，所以，这样的“理”在现实的人伦生活中根本找不到印证，这样的伦理学在实现的道德生活中显得“语无伦次”，甚至“无话可说”。
上述伦理设计给我们的启示是，一切伦理行为事实上都是一种连接行为，与他人连接，与自己亲朋连接，与共同体连接，与人类连接，最后是置身宇宙之中的连接。我国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双重转型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结构化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加之，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伦理学如果仅仅停留在规范约束的层次而不具有预测的抗风险意义，没有连接各个层面伦理的功能，那将失去其存在价值。由于人类生活的本质是连接性，所以，伦理是连接的律令表达，伦理的本质就是连接，从而形成共同体精神，用莫兰的话说：“伦理是连接，连接是伦理”
。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危机不是麦金太尔所说的规范性危机，也还是德性重要还是规范重要的问题；更不是个人与共同体何者优先的问题，而是连接的危机，是伦理规范与规范之间、伦理主体与主体之间，甚至德性之间出现了断裂，需要有一场伦理连接的整体化行动。
强化基于承认的利他伦理。现代性伦理道德危机出现的祸根就是个人主义的过度张扬。个人主义造成的自我中心，使社会整体越来越外化和无名化，使利他主义道德彻底丧失，使个体-种属和社会之间严重断离，使去道德化成为时髦。由此也带来了“伦理的各种源泉不事灌溉，个人源泉被自我中心主义阻滞，共同体源泉因互助精神的消泯而干涸；社会源泉在社会现实的条块分割、官僚主义化和原子化中浑浊，被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玷污的；生物-人类源泉被个人对种属的优先性弱化。”
强化利他伦理，不是鼓励自我牺牲，而是不要将他人排除在社会和人类之外，这是基于每个人类主体都有被承认的需要的客观实事，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承认，即被另外一个人类主体承认为人类主体。一个人之所以伤害他人，就是不承认他人具有与自己同样的不能被伤害的权利，我们要通过“重回生命整体的爱的感觉”建立一种相互承认的利他伦理，以克服个人与他者、群体之间的隔离。
经由相差3℃、5℃、10℃、15℃不同温度变化情况对比，由本小组发明设计的温度计与x牌温度计相差无几，x牌温度计整体效果在我们之上。灵敏度打7分。
强化基于理解的宽容伦理。理解与宽容是连接主体的重要途径，是克服伦理障碍和伦理断裂的良方，宽容要以理解为前提。伦理上的理解不同于心理认知层面上的理解，它排除人的意图和行为的因果联系解释，强调意义、意图自始至终是渗透于人的行为和生活之中，强调主体对生活意义的自我认可与赋予。所以伦理上的理解对人生有双重的意义：它使人与生活及文化传统建立起意义联系的同时，也彰现出人的自我理解。伦理生活没有理解是无法想象的，理解自身即是人的生活。理解是人生经验的表达方式，它卷入情感、体验以及了解人的愿望，也意味着对所理解的人与事采取一种同情的态度或情感的介入。“理解也是一种再体验，体验他人的人生同时体验自己的人生，因为理解他人总是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进行。”
理解的最高境界是理解不理解，这就是宽容。宽容是化解伦理矛盾与冲突的润滑剂，也是伦理共同体的粘合剂，因为它是对多元权利的承认，也是对自身权利的自我克制，更是对自由价值的尊重，因为“自由的边界就是宽容的边界。”
①[美]弗朗西斯·福山：《大断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唐磊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页。
英国伦理学家B·威廉斯在《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现代世界对伦理思想的需要是没有前例的，而一大半当代道德哲学所体现的那些理念无法满足这些需求”⑧，当他一开始就以“人应该怎样生活”这个“苏格拉底问题”辨析道德与伦理、德性的区分时，明确提出伦理的特殊性，伦理“那就是它与他人有关，它把他人的要求、需求、主张、欲望以及一般说来把他人的生活与我们及我们的行为联系在一起”⑨。也就说，人们完全可以不按道德哲学上的普遍性行事（如效忠）也会是好的，因为“伦理的位置会在一组对照的两端之间移动，相对于我的个人利益，市镇的利益或民族的利益可能表现为一种伦理要求，但若伦理要求来自更大尺度的共同体，我们就可能把市镇的利益视作自利”⑩。这是对近代以来道德哲学所倡导的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质疑，进而提出了现代伦理学的区间性、选项性、相对性等限度性要求。
该型号励磁机风扇由1个风扇大环、1个风扇小环和20个风叶三部分组成。风叶按照一定角度均匀装配在大环与小环之间，通过焊接的方式进行连接，其中风扇外圆直径776 mm，高100 mm，风扇大、小环之间均匀分布着20个风扇叶。风扇叶之间最窄间距为65 mm，最大间距为120 mm，风扇叶高度为50 mm，焊缝最长为100 mm，产品结构见图1。
总之，中国伦理学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与自身内存要素的复杂化，构成了复合型伦理建设的紧迫性，这种复合型伦理大思路的特点就在于超越个体、超越单一性，强化联接，进而在复杂中求明晰，在不确定中求选择，在选择中求再生，在再生中求蜕变，建立基于“人类”思维的共同体伦理，从而避免伦理道德的区隔化和碎片化。
应当下改革趋势，教育之弓应始终对准“培育全面发展的人”之靶，奋力拉弓，射出飞矢。教师应首先确定，识字教学的目标不局限于认识汉字，而是通过汉字打开已知世界与未知世界直接的窗户，通向未来发展的道路。如此就应更加考虑某一教学目标是否具备提升学生社会适应力的因素，而非片面注重只会认字读音的“假象识字”。
注释：
强化基于平等的爱的伦理。“爱是人与人最基本的联接体验，爱在连接中使我们蓬勃生长”
，爱是防止主体分裂的粘合剂，爱既有可能将利他伦理推向极致，也有可能因自私而排他，即将爱禁闭在充满妒忌的占有中，所以真正的爱要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要求每一个人在平等的层面上担当起自己的责任，认清我们的生存处境，用利他主义精神去感化每一个人。中国儒家所倡导的“仁爱”是有差等的爱，爱的施予是同关系远近、亲疏有关联的，我们要把这种“仁爱”精神转化为一种超越狭隘人己关系的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者叫世界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将人类意识提升到了伦理的层面，可以“在全部人类属性中承认统一性，在整体统一性中承认多样性，由此产生了到处保护人类统一性与多样性的使命。”
伦理与道德无论是在学理上抑或在行动中原本是一体的，有时甚至是可以互换的，二者具有相通性的渊源，均是指社会风俗习惯与个人品性。在中国语境中，“伦理”就是伦之序、礼（理）之分、道之德，而“道德”始于老子《道德经》，其意较伦理远为广泛，后与之趋近，深蕴自然人伦之达道、天地本性之大德。伦理就是“人伦之理”，就是处理关系之理，而道德就是守道而“得”，“德者，得也”。李泽厚先生曾对伦理与道德作过区分，“我将伦理界定为外界社会对人的行为规范和要求，从而通常是指社会的秩序、制度、法制等等”，“与伦理的外在性不同，我将道德界定为人的内在规范，即个体的行为、态度及其心理状态”。
在西学语境中，亚里士多德的《尼可马科伦理学》实际上研究的是“德性”。康德虽然想用道德哲学而统摄伦理学，但终未完成伦理与道德的统一。黑格尔视道德与伦理为绝对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以扬弃对伦理与道德的偏颇，但终因“绝对精神无处安放”而最终无法化解伦理与道德的紧张。其实，无论是二者归一的学术主张还是二者分殊的致思路径，其前提都是承认二者有差别。不区分伦理与道德及其各自的使用情境，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一个缺陷，这已经成为共识。那么伦理与道德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无非是侧重点的不同：伦理侧重客观的伦理关系及其外在规约，重具体情境分析；而道德侧重主观的内在追求及其自律，重原则坚守如一。现代伦理与道德断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其“本义稀释”，而在于社会流动铸成的伦理“新空间”里道德难以起作用。在当代中国道德之应当在伦理之现实中根本行不通，难以找到应证；同样，伦理之关系难以体现道德之精神。如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说明，我们无力在一个临时的陌生人空间形成由道德整合而成的伦理精神及其规约。
根据病人辨证分型再加以配穴,如肝阳上亢,加太冲、太溪;风痰阻络,加丰隆、合谷;痰热腑实,加丰隆、内庭、曲池;阴虚风动者,加风池、太溪、太冲;气虚血瘀者,加足三里、关元、气海。每个穴位均用平补平泻手法,得气后留针20分钟。
③参见[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张秀琴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④⑤参见[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 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严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18、1～3页。
⑥⑦[法] 埃德加·莫兰：《伦理》，于硕译，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6～12、5、7、39、61、45、161、232页。
⑧⑨⑩[英]B.威廉斯：《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16、21、2页。
李泽厚：《伦理学纲要》，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现代构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8、58页。
[美]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能量是进行生命活动的基础。细微(持久的)的能量摄入和支出平衡失调，均可导致严重的病态[8]。Gorissen等[9]报道，禁食一周后，斑马鱼(Danio rerio)肝瘦素A的mRNA水平升高，而瘦素B的mRNA水平显著降低。2016年，Yuan等[10]指出，瘦素A参与桂鱼(Siniperca chuatsi)能量代谢的主要调节，在调节摄食和能量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而瘦素B调控特殊中枢神经系统的能量交换。瘦素A在石斑鱼(Epinephelus coioides)调节摄食和能量代谢中发挥重要作用[11]。
[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马连长走到队伍最前面，扫视了一下连队，高声说：“这次战斗，虽然取得了胜利！可是，我们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马国平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我们一连牺牲了十八个人，倪二泉，我的七班副，也牺牲了……”马国平的声音越来越低沉，“倪二泉，他，离开了我们！作为一连之长，我没有满足他生前的愿望。我后悔啊！”
郑文先：《社会理解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页。
张庆金告诉记者：“在公司内部结构调整和团队整合方面，我们的几大基地开始按照事业部的运作模式，产供销研物流一体化，对事业部考核激励方案比较清晰。以前是大锅饭，生产和销售是相对分离的，现在整合在一起，提升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无论是哪一环节出了问题，都能第一时间组织力量解决。”下一步，心连心将继续坚持“低成本+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为农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产品和精准服务。
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2006年版，第275页。
作者李建华，哲学博士，长江学者，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金华 321004)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16ZDA10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余 越